有三个女人趟过王大东生命的河流，母亲、妻子、老师。
在他岁月的拐弯处，
一个好朋友的意外死亡让他领悟了生命的沉重。
中国“在上”的人教育“在下”的人时，有一句口头语是：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而王大东正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人。王大东像一个没有对手的运动员一样，总是不停地在挑战自己，如果将1990年王大东辞别肯德基之后的生活称为“动荡时期”的话，一直到1995年他重新回到北京推出罗杰斯餐厅，这之间共经历了5年的时光。在这一章里，我先跳过这5年充满传奇的王大东经历，让读者先接触一下这个人物的一些故事。
西班牙天才艺术家萨尔瓦多·达利曾经在他的回忆录里这样写到：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的生活都处于高与深这两种因素的对立之中。我从孩提时代开始就热衷于冲向高处，高峰终于被我征服了。
王大东当然不是达利，与达利的狂热相反，每一个见到王大东谈吐的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绅士。
“绅士”这个词有些奇怪，这个词一说出口就会失重，但如果在心里感觉到了，这个词就会沉甸。
相同的是，王大东也使用过一句“我要不停地再找高山挑战”，就像一位探险家说过的那样——我为什么要登山？因为山在那里！
王大东夫妇在日本
也许所有的思想家都必须有与常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当圣人用“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来规化生命秩序时，王大东却脱口而出：我才40多岁，让我过一种有规律缺乏挑战的生活，这不行。
这就是王大东。
在竞争如此激烈的一日千里时代，30多岁就有迟暮感的人大有存在。王大东的思维与语言方式却是：我——才40多岁！
他并不觉得已近天命的年龄，他说这句话时仿佛与我说才18岁的神情一样。
企业界藏龙卧虎，水深得让人不敢轻易评判。
我见过的够得上“杰出”两个字的企业家不在少数。我的一位同事曾说过“时代最智慧的头颅伸向了经济”，现在想找一位有思想光芒的企业家容易。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常常有机会与这些驰骋江湖的企业精英对话，那一种飞扬的感觉并不罕见。
王大东与他们又不完全一样。
我的一个好友曾经用统计学的原理归纳出成功人士的共同条件。
第一条竟是“童年不幸福”，成功人士多是穷孩子、苦孩子出身，这让他们回味以前的生活时有大把辛酸的故事；
第二条是“有一个好的身体”，这条不难理解。没有好的身体吃方便面创业坚持不住；
第三条是“有过大的挫折感”，这条也说得过去。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第四条是“有一贤妻”，马克思说过，伟大的女性总站在成功人士的后面。
不去评论这个结论的科学与否，就像财富“多少强”的评比一样，任何结论都有片面性。
我想说的是，王大东与我感受的其他精英不大一样。
王大东属于那种天生有贵族气的人。
他的出生、时代、家族史、教育背景、从业经历，这一切都只是为这种贵族气提供了证词，但并不是原因。
当代中国人缺乏贵族气似乎是天生注定的。
**让文化有了断层，后来暴发的人士还来不及自己亲自去读贵族学校，刚刚“中产”起来的人还没忘记自己的贫穷生涯，受了良好教育的年青人也只是在时尚的风向里不放弃小资情调。
真正的贵族气，是一种历史的沾溉。新买的上千平方的别墅与一身名牌的高消费成就不了这种历史，即使第n批从电子谷回来的洋博士也不能拥有这种沧桑后的平静。
贵族气中有艺术情怀，但仅仅艺术也换不来贵族气。
中国古话有“富不过三代”，意思是说第一代“马上打江山”，金钱掩不住寒酸气；第二代“子承父业”，不会有比太阳亮的星辰；第三代“扶不起的阿斗”，守业补漏又遇风雨。富过三代已是凤毛麟角，一不小心出个有贵族天分的人，其概率更是低而又低。
王大东的父亲是中国现代史“黄金十年”中的银行家一员。在一个内地省份经营交通生意，担任往来几个大城市之间的客船的招商局船长；王大东的母亲是范仲淹的后人，受过良好教育并终生从事教育事业的新女性之一；王大东的童年分别在家乡四川、上海与台北度过，这里有和平时期任何孩子想象不到的神奇。他自己求学时学的是土木专业，然后才拿到几个工商管理硕士回来。
这种经历有它的惟一性。
王大东就这样成为了王大东。
他是单纯的，没有一般人与年龄同长的城府。有时你似乎觉得他是幼稚的，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他是智慧的，他的学养几乎是一处深山，林深草密，山遮水挡。有时你觉得他好像有些狡猾，总是找出了最佳的捷径。
他对金钱有惊人的计算力，听他口算账目一笔笔清晰快捷，有如魔术。
他对金钱又有非常淡泊的心态，要他在金钱与事业中取舍，他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他忘不了影响他生命的几个人。
也许是这些人造就了他的全部。
有三个女人趟过他生命的河流：母亲、妻子、老师。
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小学的同学，后来做了我太太的袁玉芳。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做同学，可以算是真正的青梅竹马。
在我成长的过程里，父亲常常航行在外。那时父亲已担任远洋轮船船长，后来又到别的航运公司担任接收船的任务，常年不在家里，航行在海外各地，所以母亲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最直接的。
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是我在师大附中高中时的导师，也是英文老师杨顺休女士。杨老师对学生全心全意，那时我家的家境比较好，母亲叫我除了平时上课外，下课后到杨老师家补习英文，这对我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杨老师为师很严格，给了我很好的纪律上的训练，另外她对学生的爱护无微不至，虽然严格。如此无微不至，成了我年轻时的楷模。现在我回想，我成年以后的管理模式有很多是从那时吸收的。
前面说过，王大东曾一周打两次高尔夫。在高尔夫球场上，只是健身，在那里只是人生的惬意，而在惬意的时候是不可能领悟出太多的东西的。失意时虽有可能使人颓唐，却也会让你沉静下来思考福祸。生命常常有不能承受之重，在王大东的心路历程中，一次一位最好的朋友的意外死亡，让他真正领悟了生命的沉重。
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在死亡面前人人平等，人总是要死的。但知道这些道理也不能马上悟出生命的宗教意义、生命的大宇宙意义等。王大东谈到这位挚友的死时，脸上充满了悲哀，那是生命的脆弱和无奈。
1980年的夏天，我和好朋友孙元，两家人共10人一起兴冲冲地往孙元安排的SHASITA租了一个HOUSE-BOAT，是可以住在上面的一个平底船，有厨房和其他设备。大家开开心心地出海了。
第一天大家玩的很高兴，开船，钓鱼。
第二天悲剧发生了。
我那时正在船后方绑鱼线，孙元的小儿子Michle靠在船后面开口的地方，也就是上下船栏杆的开口处，中间一根麻绳绑着。他站在麻绳上晃啊晃，结果麻绳在栏杆接口的地方一下飞断了，Michle掉了下去。孙元猛一抬头看到了，马上冲过去跳下水去救Miohle。我回头叫金珠，金珠这时正在开船，她把船停下来，顺手丢了个救生阀到海里。我也跳下去，等我跳到水里，因为船原先急行的原因，我离他们已经很远了。我拼命游过去，等我游到的时候，Michle已经在那里浮浮沉沉了，那时他才4岁。我想我的体力、游泳技能比较好，所以就由我来，我抓到Michle的时候，Michle乱抓乱踢，我想扶着他游回来，他又哭又闹。我只好反过身来，把他扶到我的肚子上，用仰泳的方式游到救生阀，我把他扶上救生阀，他的手一按救生阀，救生阀就翻了过来，把他压在救生阀下，他沉了下去。当时我的力气已经快用完了，心想不知道能不能把他救上来。但想到如果我不继续救他，这小孩就完了，我用尽全身力气试图游近他。当我又一次把他抓住，我再也没有力气把救生阀反过来，就把他放了上去，他吓坏了，手死死地抓住救生阀。我扶住阀的一边，推着救生阀，往前游。这时候有个见义勇为的美国人滑了个滑板过来，Michle冲我的背后一直喊“爸爸！爸爸……”那个美国人滑过来问，还有一个人？因为他看到Michle不是对着我叫，是对着我后面喊。我觉得不对，我想孙元就在我后面，结果回头一看，一切都来不及了，大浪将他席卷着，最后也不知冲到什么地方。就这样我们失去了孙元，他的尸体也没有再浮上来。
悲剧发生后，在回来的路上，就决定第一次向KFC辞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搬北加州，金珠的Stendy才7岁，Michle4岁，就失去了父亲，一家的支柱倒了。我跟妻子商量，妻子也赞成马上搬，可以帮助他们。就这样我正式向KFC辞职，搬到北加州了。到新地方后，工作之余也不时去看看金珠和小孩，所幸金珠还在上班。一年后，总算是在悲痛中渐渐复元了。后来金珠再结婚，新丈夫对两个小孩也很好。
这是我一生当中除了父亲去世，受到的第一个最大的打击，承受最大的痛苦，而且我身临其境。这对我整个人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在水里很清楚的感到生命的渺小，生死之间只有一步之遥。
经过这个经历之后，我把利益、金钱当成身外之物，并不怎么看重。而对亲情、友情格外珍惜，每天的生活、时间变得更重要了……
伸手可触的死亡让王大东惊呆了，这个事件让他发生许多人生观和处世哲学上的变化。
当然，这时候最主要的是思想上要转过弯来，并且要借助宗教才能释然。我们不妨联想一下，金庸的儿子在美国读书时自杀了，为这件事，金庸很长一段时间想不出理由来，后来他看了大量的佛教著作后，心才开始慢慢平静下来。而王大东那时在美国，他不可能找到很多的佛教书来看，书也可看可不看。樵夫出身的六祖慧能一个字也不认识，却能明白《金刚经》的意思，当别人念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他就上下通彻、里外通透了：不能有“住”的思想，因为“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如果把它理解成一切都是身外之物，也是可以的。我们许多人常常是这么说的，可一旦做起来的时候就不这样想了。如果都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身外之物时，世风就不像现在这么“可怕”了！而王大东，他却真正明白了什么是身外之物的道理。
生活给了他不幸，同样也给了他幸运。
这里听一下他太太述说的浪漫史：
我与大东曾经是小学时的同学，中学期间男女分校，我读女校，他读男校。校外时间跟大东等一群男生仍常见面，玩得还不错。后来我去美国读书，很多年后才在美国邂逅王先生。
或许是“同在异乡为异客”吧，那时都很年轻。直到我们都快结婚了，我父母从台湾来美国，父亲问：他是学什么的？在哪里就职？我才急忙问王先生，您是学什么的？干什么？
我们结婚也很简单，自己亲手操办婚事。当时选择了联合国的教堂，是曼哈顿第一大教堂。早期的美国很难找到不是基督或天主教的教堂，这个教堂可以点红蜡烛。我们的婚礼请了一位牧师朋友，我的父母，还有王先生一批在美国意大利餐厅打工的同学，婚礼仪式后的酒会就由这帮同学穿着各自打工的制服做服务员。新郎穿着结婚礼服，驾了一部很破旧的旅行车，自己去取蛋糕。因为只有他的车才能装得下那个结婚蛋糕。我前一天晚上住在哥哥家，婚礼时需要哥哥家的人开车把我送到教堂。整个婚礼不中不西，零食吃的是中国人的烧卖、萝卜糕什么的。
王大东和妻子青梅竹马的故事是他们两个人永远甜蜜的回忆，或者可以这样说，这与王大东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成功不无关系。但王大东并不总是成功，失败也多次伴随过他。
我读高中的时候，非常调皮，所有的课都敢逃，惟独杨老师的补习课不敢逃。因为这个缘故，我的其他功课都不怎么样，只有英语是下了苦功的。临时抱佛脚的结果是高中毕业后考取了中原理工大学土木系，那时候叫中原理工学院，在中企镇，离台北大概一个半小时车程，是一所私立的大学。自己也没有把这间学校当成向往的地方，只是为了逃避兵役当大头兵，以后可以做预备军官。所以四年大学也没怎么好好念，主要的时间是在台北玩，在学校的时间很少，功课也是勉强及格，就这样把大学念完。大学学业以后，虽然读了土木系，但自己心知肚明，决不能从事土木工作，否则设计的房子一定倒塌。
王大东有可能成为而没有成为房屋设计师，但他很庆幸。他还差点成为中国第一个引进妇女卫生巾的先行者。
命运真的很奇特。
让王大东不解的事情也许有很多，而天津的一段“插曲”却足以让他扼腕叹息。
那是他初到天津开办餐厅的时期，时间是1985年。他此行天津其实还肩负着另一项让他兴奋的事业，如同他一贯的市场敏锐一样，他清楚地发现了另一个市场空间：妇女用品市场。
事情要从他的一个朋友说起。
这位以保健鞋在美国发家的朋友，已经在美国用连锁的方式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实力的女性卫生棉品牌。
卫生棉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9年，它的发明者是美国的哈勒·C.哈斯博士（520yd.com Cleveland Haas）。哈斯博士是一名普通的医生，他将自己绝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发明创造上。当时，哈斯博士的妻子感觉到使用外用的、厚大的卫生巾带来诸多不便，哈斯博士由此萌发了想为妻子做点什么的念头。在外科手术中，医生或护士经常使用棉或纱布来吸收出血，哈斯博士将这种做法应用到女性经期卫生用品的使用上来，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内用卫生棉条。
哈斯博士的发明于1933年获得了专利，并将它取名为“丹碧丝”（TAMPAX）。不久，美国的市场就开始出售“丹碧丝”内用卫生棉条。
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卫生棉已成为西方妇女的普通消费品，并且是西方妇女的必备用品。
他的这个朋友自然也不会忽略中国的市场。多次交谈后，他郑重委托王大东去考察一下中国市场，并全权支持王大东在合适时间启动中国市场。
王大东很快明白了，如果中国启动了卫生巾市场，销售量将是天文数字。他仅以北京和上海两地人口粗略计算，日用品市场中的妇女卫生巾用品的消费者起码有760多万人，再以人均40元/月消费额保守计算，这两个城市的卫生巾市场年消费额可达36亿多元。由此推算，全中国范围的卫生巾产品年消费额至少就是上百亿元。
如果命运真的愿意安排他成为中国“卫生巾大王”的话，那么后来他的人生道路就会全然不同。
他满怀希望去了天津市妇女工会。
他的兴奋很快被冷水从头到脚淹没。接待他的一位中年女士几乎是用一种看外星人的眼光仔细端视了王大东。良久，她才说：我们只在“三八妇女节”时给她们发香皂和黄色草纸。
后来王大东才觉得不能全怪这个女士。他在北京当时最大市场的妇女用品柜台重逢了同样的目光。
几个年轻时髦的女售货员看了王大东带来的卫生棉样品，惊奇地问：这东西是干什么的？
王大东不是没有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滞后性，但他也没有想到卫生棉产品在中国还是这么超前，几乎太超前了，市场本身没有这种需求。
当时中国女性内衣普遍穿着自制的大裤叉，传统文化中也不会诞生将女性内衣当时装这种商业意识。内裤都不配套卫生棉，这两种产品就像两种陌生文化一样不能接轨。
王大东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来终于放弃了这个产品。
他的理由是：市场迟进入不行，太早进入也不行。他的卫生棉项目的夭折是因为“时间太早”。
这让我不得不联想起他后来成功将肯德基带入中国的事例。
这件人人想做人人又觉得时机不成熟的事情，王大东完成了。
如果那次王大东失败了，那么“时间太早”也会是批评家的常用词语；但王大东成功了，克服了同样的不配套如快餐店基本的三格托盘也没有等困难成功了。从结果上推定一件事情自然逃不出以成败论英雄的老套，但在成功尚未来临前，谁也不能保证这个时机是太早还是来得太巧。
长篇历史小说《皖南事变》中曾有一段分析项英的行军路线的议论。作者大意是如果事变没发生，那么他的行军路线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但在项英下决定的时候，事变并没有发生。
这就是历史。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国卫生巾市场领导品牌——恒安集团创立的时间。
正好是1985年，这个品牌称自己是最早进入中国卫生巾市场之一的品牌。
再看一下发明者的首创品牌“丹碧丝”。
1989年，丹碧丝公司将丹碧丝卫生棉条推入中国市场；1997年，宝洁公司全球性收购丹碧丝公司，将“丹碧丝”卫生棉条收购；1999年，全新“丹碧丝”卫生棉条进入中国南京市场。
我不得不做这样一个判断，假如王大东没有放弃这个产品，而是百折不挠地去坚持，或许也能在这个目前金矿一样的市场上分得满满一个口袋。但王大东的命运神奇地在一个地方合上了门，却朝另一个方向洞开。
我从多个角度将王大东原模原样、有血有肉呈现出来。这一切总让我想起已故诗人骆一禾的两句文字：
“总有一些事情妨碍人之博大，这又会让人们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