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德基的王大东时代是创业的时代。
王大东1987年将肯德基带入中国，从而在中国掀起一阵“肯德基热”。
1990年他决定离开肯德基，因为他觉得这里已经失去了挑战。
当辉辉煌来的时候，王大东却又躲到了光辉的背后。
而事实上，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把一种全新的餐饮文化带到了中国。
而这种餐饮文化正悄悄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活。
肯德基的王大东时代是创业的时代，有那么多激流暗河围绕着他。王大东付出了超乎常人的劳作，也收获了超常规的成功。
1989年2月的《参考消息》上刊发了一篇外电，称中国有一股“肯德基热潮”在涌动。肯德基带给这个沉淀着历史又跳跃着时尚的城市的，不仅仅是一种饮食，更是一种文化；它拉动区域经济，更为社会公益事业作了不少贡献。而且，它已深深植根北京，融入了普通百姓生活，多少人曾经把情与爱留在了肯德基餐厅。
事实上也是如此。当第一家肯德基在前门开业后，一位住在这家餐厅旁的人说，北京的第一家肯德基就开在他家楼下。下楼往东，慢慢悠悠走，也就5分钟。他说家门口的这家店是肯德基在北京乃至亚洲的旗舰餐厅。但当时的感觉只是觉得这儿开了一家有点儿奇怪的洋餐厅，卖面包和炸鸡，还挺贵，几毛钱的汽水到里面就要卖几块钱。那时，周围的很多人还是习惯到饭馆里要米饭炒菜吃。想吃便宜的，可以往和平门或者前门里去。想吃档次，远点有一片老字号，近的旁边就是老舍茶馆，门口还有两分钱一碗的茶。
第一家肯德基前门店仍然顾客如云，平均每个座位一天要周转十二次以上，营业额逐月增长；第二家东四店与第三家华龙店、第四家新街口店也接连营业。有40多个城市来函来电来人要求联办肯德基餐厅。一个城市超过10家单位抢着表示合作。
王大东决定第二个中国目标是“战上海”。
有这么多城市希望把白胡子老人接到他们那里，你不能不为中国这个“一窝蜂”式的热潮而感到担忧：当年加强战备时，全民皆兵。后来搞经济建设时，则全民经商。毫无疑问，当年天津市长***将王大东请回来这一消息肯定让很多官员们感兴趣。
上海两个店开张后，工作变得非常的有规律，变得有很多的空余时间，培养的一批人才很得力。我每周打两次高尔夫球，才40多岁，有点浪费，突然觉得没有创造性，觉得东南亚快餐业已经从小学毕业升初中了。
王大东
话分两头。
肯德基引进北京后红红火火，市民把它当作新鲜事儿，官员把它当作排场事儿。几乎所有的外事接待，官员们都喜欢带贵宾到肯德基来，在当时算是较高礼遇。
莫斯科也曾向王大东招手。
那是开业后不久的一天，莫斯科市长来肯德基店吃饭。饭后，王大东送客人离店时，莫斯科市长热情地握着王大东的手说：“请到莫斯科来开一家吧！”
王大东内心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才不去呢！我的事业在中国。”
莫斯科的市长可能不懂得王大东的民族情结。
不过，王大东还是把这一信息告诉了母公司领导，结果总部高层听了兴奋得不得了。
在美国老板心中，俄罗斯更举足轻重，开一家这样的店，有很大的民族竞争情绪在里面。王大东也有自己的民族情绪，他一心只想在中国和在华人圈子中发展，对莫斯科的招手，他只是礼貌地表示了感谢，并没有付诸实际的行动。
这时候，由于北京肯德基的成功，全国各地很多人来探讨经验。餐厅接到很多定单，当地很多机关开会的工作餐都选择肯德基。
北京会议多，会议选择肯德基餐蔚然成风气，一人一份肯德鸡。有的订单甚至一次就是5000份。肯德基的生产能力感到不够。
王大东针对外卖，决定在华隆街开一个不大的分店，主要是炸鸡，业务方向是外送，提供北京机关会议需要，负责一些会议的订餐。
接着第三第四家也一一营业。其中东四十字路口分店，就是将一家亏损多年的国营食品店整个盘下来。盘下这家店颇费周折。王大东看中后先让手下去谈，第一次谈后回来说，不行，他们宁亏也不顶出去。反正亏的是国家的，拿的工资是自己的，可不能没了饭碗。第二次谈后回来说，还是不行，因为这家国营店是老字号，历史悠久，门面不能动，再陈旧的装饰也不能改。改了就等于把“国粹”让给了“洋人”，可要让老百姓骂的。第三次去谈，王大东交代：它不是每月亏20万吗？我们把每月亏损的钱补给他，他有多少员工清点出来，我们包下员工的工资，每月照常发，但不用来上班。就这样，王大东终于拿下了心仪的地方。但市政不准更改原来的墙和原来的建筑。肯德基就将朝街的墙不动，里面全部改动，营业后生意也是同样爆棚。
第四家在北京中关村开业的同时，上海的谈判已经成熟。
肯德基在北京开始以后，上海新亚方面积极与肯德基联系，与王大东探讨合作的可能性，新亚集团总裁也亲自赶来与王大东面谈，王大东也去上海考察了市场。
最后的谈判很成功。肯德基国际公司即王大东所代表的公司和泰国正大集团各占50%的股份在香港建立公司，然后两家一起再跟新亚各占50%的股份。正大、国际肯德基和新亚分别占25%、25%、50%的股份。
选择新亚共同开发上海市场，原因与北京畜牧局合作一样。
北京肯德基公司有北京畜牧局的股份，作为投资人，他主要要保证鸡的供应。
那时中国的市场，很多货物是供应不过来的。
新亚是商业集团，和正大集团合作的原因，是鸡的供应，同时也是为了发展泰国的市场。
那时虽然有点经济开放的味道，但产品经济色彩浓厚。
第一家上海肯德基开在外滩东风饭店，结果出师不利，不是很成功。第二家开在人民公园，却十分成功，像中奖一样成为暴发户。股东们这才喜笑颜开。
上海那时开放风气还没有北京强，街巷上建筑隔街很小，开店十分困难。
在上海两个店运作正常后，我就开始准备离开了。
王大东为什么要离开肯德基呢？
现在可以揭开这个答案了。
在当时这只是属于一个纯私人的决定，旁人未必能全部明白其中的恩缘由。
王大东的解释是：当一份工作到了只享受果实而没有挑战时，也就是他该离开的时候。
上海两个店做完之后，我在工作、生活上变得有规律了。
一个月去趟泰国，去趟香港，去趟印尼，又从香港转到中国，还有很多空余时间，压力不大，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球。
但是我想，我是个创业的人，居然一个星期打两次高尔夫球。
为什么要走？
我想不外有三个原因。第一已经说了，稳定性享受的职业和工作对我一个才40岁的人来说没有挑战和刺激。
第二个原因是，我认为我做到这样已经是到顶了。我在肯德基这样的位置已经是凤毛麟角，再往上就是总裁级人物了。在业务扩大上，日本不可能并进来，澳洲也不属亚洲，拉不进来，印度我不想去。同时，我认为肯德基公司不会将我升为国际部的总裁，这个玻璃天花板是存在的。
玻璃天花板，是美国企业界流行的一个说法，看不见，但是确实存在。
80年代的美国，很多职业是对每个人都敞开的，但是有些职业只有20世纪白人才能做。
最后一个原因是，看好了亚洲发展之中的快餐行业。
麦当劳和肯德基这种快餐在东南亚有5～10年的历史，西餐也很成熟了，消费者也从初中到了高中。
我的一位朋友在美国经营一家成熟的牛排连锁店——时时乐牛排店（SICCLER），希望进入亚洲市场。
他们跟我商业谈判成功，我取得亚洲四个地方的经营权，负责马来西亚、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地区的业务。于是，我离开肯德基，接受新的挑战。
王大东在筹建“时时乐”的同时，泰国正大集团也想做一个鸡的连锁店叫CHESTER，但运作后不是很理想，正大集团体会到了创建一个新的连锁的不容易。他们知道王大东离开了肯德基，于是认为这是一个机会。
正大集团游说王大东，希望他的加盟使这个新品牌如虎添翼。
但王大东说不行，因为他已答应了SICCLER。
后来我还是有了跟正大合作的机会，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同时发展台湾的SICCLER和泰国的CHESTER。从1991～1994年，我们在台湾建立了10家牛排店。开业以后，受到台北消费者的极大关注。SICCLER在美国是个老牌子，已经有1000多家分店。
牛排店主要是做牛排和色拉。
在美国成熟的市场里，美国人点了牛排不点色拉就不吃。而在不成熟的市场，只点一个牛排或者色拉。台北是一个人点，放在中间大家一起吃，这是习惯。但是色拉的成本高于牛排，牛排卖一个做一个，色拉吃了要补回去，成本就高了。
我觉得情况不对。为了适应台湾的消费方式，我们建立了不同于美国的模式，以适应当地的消费模式。
后来就给予吃色拉的一个最低消费，杜绝了一个人买四个吃的现象。
这个决定是我很大的创举。在肯德基的时候，我的主要职责还是维持母体公司的一致性，而这次授权以后是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要更改部分的模式适应当地市场，否则会因成本太高而离开。
改变后，我开了第二家。这之前，台北的饮食业跟香港一样，顾客不会在餐厅排队等吃的，都市人没有耐心，而且有大把餐厅可供选择。所以有人发现在时时乐居然有人等吃，认为很奇怪。
牛排店的生意十分红火，到1994年，我们又开了10家。于是，我们把整个公司卖给了台湾一个上市公司。从原始创业到卖出才仅仅四年，不是因为我做够了才卖的，而是因为餐饮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所以要求回报要快、要高。
王大东辞行肯德基后成立了自己的牛排店，从授权主变成授权者。
这是他的又一次重大选择。
他先在天津创业，然后加盟肯德基，然后再次离开而二次创业。
人生无常，不能全如人所愿。常常是人生在选择你而不是你选择人生。
但这一切过程对王大东有了意义。
王大东慢慢开始清晰自己生命的走向。
王大东把肯德基带到了中国，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肯德基到底是个什么事物。肯德基是世界最大的炸鸡快餐连锁企业，肯德基的标记KFC是英文Kentucky Fried Chichen（肯德基炸鸡）的缩写，它已在全球范围内成为有口皆碑的著名品牌。1930年，肯德基的创始人哈兰，山德士在家乡美国肯德基州开了一家餐厅。在此期间，山德士潜心研究炸鸡的新方法，终于成功地发明了由十一种香料和特有烹调技术合成的秘方，其独特的口味深受顾客的欢迎，餐厅生意日趋兴隆，秘方沿袭至今。肯德基州为了表彰他为家乡做出的贡献，州长Ruby Laffon于1935年授予他“山德士上校”的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对肯德基州餐饮的贡献。山德士上校一身西装，满头白发及山羊胡子的形象，已成为肯德基国际品牌的最佳象征。山德士上校的成功起始于他40岁在肯德基州经营Corbin加油站时，为了增加营收，他自己制作各式小吃，提供给路过的旅客。因为他烹煮美食的名声吸引了过往的旅客，生意自此缓慢稳定的增长。
然而，传统的炸鸡方法使顾客必须等待30分钟才可享用。到了1939年，这个难题在山德士上校参观一个压力锅展示时得到解答。上校购买一个压力锅回家，做了各项有关烹煮时间、压力和加油的实验后，终于发现一种独特的炸鸡方法。这个在压力下炸出来的炸鸡，是他尝过的最美味炸鸡，至今肯德基炸鸡仍维持这项使用压力锅的妙方。
山德士上校的事业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面临一场危机。他的Sanders Cafe餐厅所在地的道路被新建的高速公路通过，这使他不得不售出餐厅。当时上校66岁，但他自觉年轻，不需靠社会福利金过日子。上校用他那1946年出品的福特老车，载着他的十一种香料配方及得力助手——压力锅开始上路。他到印第安州、俄亥俄州及肯德基州各地，将炸鸡的配方及方法出售给有兴趣的餐厅。1952年设立在盐湖城的首家被授权经营的肯德基餐厅建立。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五年内，上校在美国及加拿大已发展有400家连锁店，这便是世界上餐饮加盟特许经营的开始。
但是，当肯德基到中国后，肯德基变味了。这种变味，正是王大东所想要的。肯德基面对的主要顾客是孩子和青少年，为带动经营，总是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这些活动让孩子们把美好的记忆留在了肯德基。肯德基曾举办过“我与肯德基”征文，在许许多多青年来稿中，谈得最多的是在肯德基店遇到了爱情。幸亏在中国开了肯德基店，要不然，人到哪里能遇到带有鸡翅味的爱情呢？
肯德基从首都开到各大城市，又从各大城市开到各小城市。一位考上北京师范大学的青年回到家乡后说：“一踏上家乡的土地，我却傻了，这真的是我的家乡吗？这就是我日夜萦绕的小城么？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般耸立，大街上车水马龙夹杂着不少外地口音。最引人注目的是城市中心的肯德基店，牌匾是惹眼的红底白字。那红，像火一样热情，像枫叶一样韵致，白如铂金般炫目，如宝石般闪耀。店内人山人海，热闹得快要爆炸了。店外是块大草坪，很多老人围在一起聊天，不时发出惬意的笑声。我看呆了，我的外带全家餐是白买了。回到家，听了父亲的解说，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肯德基给小城带来了繁华和热闹！在小城政府的邀请下，肯德基经过详细实地调查分析，断定小城三面环海，风景优美，有着巨大的旅游潜力，于是破例在不足5万人的小城里投资落户。其他公司闻讯后，都相信肯德基的判断，纷纷抢滩小城，搞房地产的，开大型商场的，做旅游的，一拥而上，不亦热乎。我的导师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肯德基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的论文，论文对肯德基的积极作用与多方面的贡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用SPSS等分析软件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分析。当时我有点不以为然，不就一个快餐店嘛，怎么可能有如此巨大的力量？但是，现在我没有丝毫的怀疑了，我的家乡我的小城，如果没有肯德基这个金字招牌的刺激，很多公司不敢相信也不会看准小城的潜力。”
看了这篇文章，一是你会觉得肯德基的确改变了中国城市的面貌，二是你也会觉得这位作者实在有些“矫情”。但是，肯德基不仅仅是食品，它还能给人治病——当然是治思想病了。另一位云南青年写了一篇记录他的祖母吃肯德基后，思想意识变化过程的文章。他是这样写的：
我祖母是个旧式妇女，20年代出生，今年已经80岁高龄了，她几乎将旧中国所有妇女的不幸都集于一身。祖母的脚裹缠了5个月，便在曾外祖父的干预下放开了。所以祖母的脚比一般人的脚特别，说大脚板，她却只穿28码鞋，说三寸金莲，她的脚又太大了。她的中等个子与那双脚比例失调。祖母还是最后一批童养媳。七八岁刚刚懂事时，正赶上混乱时局，外曾祖父和一村子的人都成了逃荒者，而我祖父家正好是家道比较殷实的城镇小手工业者。经人介绍，祖母成了祖父的童养媳。祖父那时大概也就十来岁，祖母来家时，祖父已经有个订了娃娃亲的大祖母。其实算下来，祖母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小老婆之类的角色，可以想象祖母的悲惨人生。后来，大祖母不知什么原因，二十岁左右就命归黄泉，再后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祖母才摆脱了一直罩在身上的枷锁。因为经历过洋鬼子的入侵，祖母有一种本能的排外思想，认为凡是洋人的东西，都是与侵略有关的。正因为如此，很难让她能够接受外来洋人的新事物。不要说其它的，就是到她六十大寿的时候，我们做晚辈的决定给她订做一个生日蛋糕，她知道后非常坚决地要我们退掉蛋糕，改吃长寿挂面，否则就不过这个六十大寿了。她不要洋鬼子的东西，他们的东西，她认为都有一股子血腥味，见了都想吐。到她70来岁的时候，因为上了年纪，爱失眠，医生建议她睡前喝杯牛奶。她知道洋人最爱喝牛奶，说：“少活几年也算了，洋人喜欢的东西，说什么都不要。”大家一定会认为我的祖母是一个非常固执、无法接近的人，其实她是一个心地善良、随和的老妇人。她平时总是把关心别人放在第一位，对晚辈的饮食起居关爱有加。我们觉得肚内燥热，二便不畅，祖母会为我们烧煮下火良汤，喝下之后通体畅快；我们觉得工作苦累，祖母会熬上一煲鸡汤，令人精神振奋。我们对祖母的饮食自然也格外关心，可就是改变不了祖母不愿意吃洋东西的癖好。我们只好小心翼翼地避开她不喜欢的洋货，顺从老人的心意。就是搞来进口货，也尽量不让老人家知道。就连曾孙们学英语，也尽量不在老人面前朗读。可是，人类发展到今天，中西结合的东西太多了，很多东西无法分辨那是洋货那是国货。老太太也在不知不觉中用了很多洋人的东西，什么电子表、微波炉、手机……用是用了，但是不能明说，否则老太太必定严辞以拒，生上很久的气。有一天，我心血来潮买了点肯德基食品带回家，儿子见了就大声嚷：“这是正宗的肯德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还偏要解释一通，那是进口的一种鸡制食品。我想这下又要惹老祖母不高兴了，心里正在责怪儿子，那知祖母竟张开没牙的嘴说：“让我先来尝尝，开开洋荤。”我吃惊了不小。肯德基让我的祖母改变了她内心中固有的、不可改变的意识。在80岁的时候，重新认识了世界，改变了看法。老友肯德基，我真诚地感谢你，是你将老人家的创伤治愈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桩功劳啊！
我之所以原封不动摘录下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太有意思了。不管怎么说，一种外来文化正默默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或者说已经改变了中国人的很多思想和观念。这是王大东所愿意看到的，这比吃肯德基更重要。套用肯德基一位中层管理人员的话：“肯德基能将卖只鸡的营生做成世界品牌，根本在于肯德基有一种平等待客的眼光。肯德基的标准化产品和服务，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每盒鸡肉是一样的，味道是一样的，分量是一样的，价格是一样的。用一句话概括：肯德基事关人人平等。平等的鸡肉，平等的服务，平等的氛围。在肯德基里，没有势利眼，地位再高的人也吃一样的鸡肉。在平等的氛围里进餐，每个人吃起肯德基来就觉得特别香。”肯德基培育了社会文明。
到了这个时候，王大东觉得自己该从肯德基光荣“隐退”，另谋天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