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鲁盖尔是十七世纪荷兰绘画的开拓者，他选择直言不讳的世俗内容，借着对事物细节的忠实描绘与怪诞幻想的唐突对比，表现人世缩影。画风古朴率直，善以高视点构图、侧面轮廓线描摹，令画中的人物、事物产生看似简单，实际却强烈、有力的效果。由于在他为数不多的五十余件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表现了尼德兰时期的乡村生活，他被同时代的人称为“农民画家”。很难断定这种称谓里有多少善意，有据可考的是十九世纪德国权威艺术史家华更的论点，在当时得到了绝大多数观众的赞同。华更这样形容勃鲁盖尔的绘画：“他观看这些（农夫的）景象的方式虽然是聪巧的，但却也十分粗糙，有时甚至庸俗不堪。”华更崇拜的是如拉斐尔那样的描绘完美和理想形象的大师，因此，他以及相当一部分世故的艺术圈子里的评论家对勃鲁盖尔的蔑视不顾便也可以理解。
这幅《农民舞会》是勃鲁盖尔的晚期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一幅情节性绘画。当地农民可能是为了庆祝一个圣人的诞生日而聚在一起举行舞会，但小教堂却被画家有意设置在远处；一间插着幌子的酒馆则占据了画面的一半，成为舞会最突出的背景。画面上的人——远处舞着的人，右边那正奔跑着要去跳舞的人，左侧那个头戴白帽的苏格兰笛手，还有笛手身后的酒桌上那几个喝得半醉正高谈阔论的人……他们虽状貌各异，但在神情上都有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就是他们都不快乐。那个几乎是背对着观众的黑衣男人，他的侧面告诉我们，他对这个舞会有着诸多欲望，而这欲望显然不在他身后被他拉着的女人身上。左边那个苏格兰笛手有点觑眼皱眉，并且神不守舍，他的注意力不在他吹奏的音乐上，也不在身边那个穿着红背心、帽子上插根羽毛的有点虚荣的年轻人身上。他看上去老谋深算，一肚子邪火。画面最左边，酒桌上那个最左边的男人，他那竭力扬起的下巴和紧紧抿住的薄嘴唇，透露出他的不满、他那酒也压不住的愤怒难平的心绪。而在不远处的酒馆门口，女店主正强拉客人往里走。这就是勃鲁盖尔笔下的农民舞会。他笔下的农民的确称不上是优雅，也不似米勒笔下的农民那样与大地自然地融为一体。但也许这正是勃鲁盖尔独特的价值和他的深刻所在。他对他的乡亲直接的、果断的、稍带尖刻之感的描绘，准确地表达出了他对他们那爱恨交加的情感，他对他的民族的深切理解。欲望、贪婪、无休止的争吵以及暴饮暴食的诸多丑态被细致入微地集中呈现在《农民舞会》的画面上。你会感受到某种不是农民的而是人类的带有罪恶感的悲哀。
所以我想说，勃鲁盖尔不是农民画家，他是深刻地站在一个高度上表现了农民的大家。他以惊人的真实表现了人类粗鄙的一面，并不等于说他就是粗鄙的。我想起在十九世纪的俄国，也有评论家曾说契诃夫是庸俗的作家，依据在于他笔下有一大批庸俗的人物。而契诃夫正是用他的这批小说一生与庸俗作战的。
勃鲁盖尔对画面细节不厌其烦的精确而热烈的铺陈，可能源自那个报纸、照相、电视、电影等媒体一概都不存在的时代，绘画还承担着满足大众普遍求知欲的重负。而他的这些妙不可言的佳作甚至被后人在拍摄电影、电视和戏剧时不断地用来作为考察当时生活、服饰和乡间道具的重要依据。他刻画人物所用的鲜明的轮廓线和清晰、单纯的色彩与那些精彩的细节能够在同一画面自然融会，这本身就充满着无尽的妙趣。
《疯狂玛格》画面中间那个身穿男人战袍、头戴盔甲、一手持剑、一手挽着包袱和篮子、腋下夹着宝盒的红鼻子女人就是玛格了。玛格是用来形容任何泼辣、蛮横女人的贬义名字。在尼德兰流传的谚语中，疯狂玛格能够进入地狱抢劫一番，然后毫发无伤地返回。
有评论说勃鲁盖尔在此画中讽刺霸道、聒噪的女人，谴责人们的贪婪之原罪。你看，玛格和她那群貌似鬼魅的同伴已经满载而归，但贪得无厌的她们仍然准备把地狱一扫而空。其中最按捺不住的当属玛格。画面右下方，当她的一伙女伴正洗劫一间房舍时，玛格已穿越了一片布满怪物的平原赶往地狱之口。那地狱好似一个巨大的猪头怪兽，通向它那丑脸的吊桥已被玛格一个身形奇异的同伙奋力拉下。此时对地狱无所畏惧的是这群女人，而那拟人化或说拟兽化了的地狱反倒对她们怀有疑惧。
勃鲁盖尔真是在讽刺霸道的女人吗？评论者还找出了西方谚语中的一段来证实勃鲁盖尔的出发点：“一个女人喋喋不休，两个女人制造麻烦，三个女人喧嚣如过集市，四个女人反目争吵，五个女人组成军队对抗第六个手无兵器的魔鬼本身。”女人在特定的时刻可能会如这谚语所描述的那样强大而又嚣张，因为女人，特别是处在西方最黑暗、最压抑人性的中世纪的女人，她们真正是处于最底层的受禁锢最深的一群。因此当我看到《疯狂玛格》时，我宁愿相信这是勃鲁盖尔描绘的一场中世纪女性的彻底革命，一场女性的集体狂欢。那气势宏大的场面，那因火光冲天而酿成的整个画面的橘红色主调，强调着这场革命的激动不安的情绪。地狱已在眼前，这里却无死亡之气息。因为处在画面中心的玛格是一副向着地狱进攻的姿态。她和她的同伴们让地狱都感到害怕。右下方那群正在抢劫房舍的头缠白巾的女人，其形态和装束完全是最普通的劳动妇女，她们并不丑陋；玛格倒是难看的，她那向前突出的红鼻子，她那筋肉松弛的树皮样的长脖子，还有她的嘴，竖在上唇的那琐细、深刻的一道道皱纹，流露出她长年累月的数落、怨愤、哀愁。因为她们处于底层，她们的痛苦便双倍地多于常人。她们一旦革命，便也格外具有爆发力。她们在这时的忘我会使她们变得面目凶残，然而这是否都是女人的过错？
勃鲁盖尔以苦干实干的笔法详尽地勾画了这场女人的暴动，不能说他对她们是恭敬的，但他对此有一种巨大的理解，或者说他的画面帮助他实现了这种理解。在处理细节部分时，他遵循了一贯的原则：毫不疏忽对画面配角的刻画，包括对地狱上方那盏灯的一丝不苟的详细描绘。勃鲁盖尔苦苦的写实和看似荒唐的梦幻使整个画面繁复动荡而又有序，神奇飘渺而又结实具体。
勃鲁盖尔带给绘画的价值，我以为我们是估计不够的。他在黑暗的中世纪的突然跳出，他的反叛精神和真正的先锋气质，实在值得我们研究。他必是那种有能力影响后来者的大人物，后来的达利、夏加尔们肯定都从他身上“偷”过东西。而他又是多么让人费心猜测，因为他连一句关于艺术的发言也没有留下来。当然，对于一个以造型艺术为本的大家，这也许并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