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后的农村，百废待兴，地方上除了把集体养殖的牲畜和部分农耕机具分到个人，土地进行大包干，还要普及文化教育。
在上级教育部门的督促下，为了让山村的孩子就近读书上学方便，荷塘村根据上级指示，当然也要办一所学校。
过去的生产队委会改成了村委会，村委会决定把原来大集体时的两间牛舍改成学校。
村委会找了一部分人，把这几间房子里里外外重新粉刷，又在靠西头的一间房子的山墙上用蔴匹剁碎，用石灰和些锅灶黑灰泥上一块黑板，在地上用白碱土用四根木棍夹着用榔头敲出了一道道两边留有走道的土墙，把这一道道的土墙表面用细土泥的光匀滑溜，作为学生上课用的课桌。然后，又用铁铲在土墙的下面挖了一个个小洞洞，让孩子们上课时把双腿伸在这个小洞洞下面。这样一所简单的教室就完成了。
村干部和管教育的上级领导意见，根据地方村名的称呼命名，这儿就叫“荷塘村民办小学”。
上级给这个学校分来了一位某师范学校毕业的曾老师任教，其实，后来听人家说，这个曾老师是自愿报名到这个边远山区来教学的。
学校办好了，教师也来了，村委会就专门抽出一名青年干部带领着曾老师，挨门挨户地去动员学生入学。
根据上级要求，儿童的入学率必须达到百分之九十八，达不到，也要达到，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这个村的领导就要挨批评。
经过宣传和动员，村里的孩子热闹起来了，他们个个背着妈妈或者奶奶给缝制的简单的小书包，男男女女相互拉着手，高高兴兴地上学去。
可是，兄弟姊妹多的，家庭生活实在困难的，对于乡村办学还是想不通，他们不让自己的孩子读书。
这件事情又给曾老师带来了一个大难题。为了完成入学率，达到大部分儿童都能到校读书，这个任务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曾老师为了完成任务，也把此项工作看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一边自己抽时间去做家庭困难的学生家长的工作，一边又协同专管教育的那个青年干部一起上门去说服动员。曾老师向这些不愿意入学儿童的家长耐心地宣传学文化的重要性和没有文化的苦楚和难处，要他们想一切办法，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到校读书。可是，再怎么苦口婆心，仍然有不少适龄儿童得不到学习的机会。家长说，必须让他在家带小弟弟或者小妹妹，要不就必须帮着家长做家务，还有的要孩子上山打柴拾草，说离了孩子大人没有办法种地，再说，土地包产到户，哪个能不顾自己当前的实际情况呢？
曾老师的作息时间安排得十分紧密，他要利用课余时间给学生批改作业，自己早上比谁都起得早，晚上比谁都睡得晚，他必须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去找村里的负责教育的干部一起去动员不能入学的儿童家长，好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好说歹说，就会又有几个孩子来到学校读书了；无奈的是，有的人家真是不好说服；有的甚至蛮不讲理，但仔细想想，人家说的也有些道理。有的家长说，俺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个家离不开她的大忙人，除了带小的，还能在大人农忙时帮着做饭，喂猪，拾柴火等等，总之，孩子虽小，也能帮着大人做不少大事小事。还有的家长说，读书没有用，说咱穷人不需用文化，识字也得干活，大文盲也照样种庄稼。
也罢，谁能替老百姓想的这么多啊，当官的又有几个能真正看到弱者的难处呢？曾老师面对的是多少有知识的聪明人呢？有时候，他也只能是面对现实，对农村的事儿回报上级时不得不有点儿瞒着掖着的行为。
曾老师的家属在附近的镇上工作，他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孩子都是在姥姥家让姥姥给照顾着的。
曾老师吃住都在学校附近村里给盖的一间简单的草屋子里，这里又是卧室，又是办公室。他还在老百姓的帮助下，自力更生找些木棍在这间小屋子的旁边盖了一间简易的小厨房，在村里边找一个内行的村民帮着磊上一口小灶，自己做饭吃。看起来，曾老师的生活很朴素。
曾老师每个星期在此地上了五天半的课程，星期六的下午，他就骑着自行车到镇上和家人团聚。
根据上级的通知，曾老师又接受了一个新的任务，白天教适龄儿童七——十周岁以内的孩子读书，晚上必须负责扫除年龄在十周岁以上——二十五周岁以内的青少年文盲。
这个扫盲任务很艰巨，扫盲对象基本上都是些社会青年人，他们的队伍很庞大，思想也很复杂。可是，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大家非常需求文化知识。
曾老师是个非常勤劳而又甘于付出的有文化素养的人，一开始他本不想接受上级的这个意见，因为他害怕自己教不了这么多的年龄大的学生，生怕这些大龄青年不服从他的管理。
到这个偏远的山区来从教，条件差不说，就是有什么疑难的事想找个人商量都没有。不想接受这些复杂的任务又能怎么办呢？本地也确实找不到一个有文化的人帮忙，这个村只有一个上过几天私塾的人又当了生产队的会计，人家是不会帮着扫除文盲的。
曾老师考虑到自己的出身贫寒，想想自己这样的穷孩子有了这等文化程度，那是国家培养了你，他要知恩图报啊，所以，自己必须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和具有的才华回报给国家啊。最后，自己决定，不但要教好白天的孩子，也要把夜校扫盲的任务承担下来。他回避了妻子和岳父母多次好心劝导——让他不要管这么多的闲事，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累死了哪个会知道你的好啊，他告诉她们说，我自然来到这儿，就要把自己的光和热抛洒在这个地方的教育事业上。
现在的曾老师白天和晚上都教学，每天必须工作十几个小时，任务确实很繁重。他不但没感到压力大，还觉得自己的工作更踏实。他想，只有这样，山区的农民才能更快地学好文化知识，山区人才能打一个文化翻身仗；庄户人有了文化，就能适应改革时代的需要；庄户人有了文化知识，也就能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
对于青少年扫除文盲的事并没有像曾老师想象的那样困难。每天晚上，天一黑，青少年们基本上都是自觉地拿着上级发的课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的高兴地走进课堂。只要是曾老师来了，大家都是鼓掌欢迎，有的甚至拉着拽着曾老师的手，非常的亲热。
金花和银花听说村里办起了夜校，真是啥事不顾，满腔热血，积极带头。因为她们姊妹俩深有体会，在外乞讨的日子里，她母亲曾嘱托过她俩，回到家乡就要读书上学。可是，今天，自己已经成了大龄人，不可以在白天的学校里读书了。
自从村里办起了夜校，金花和银花不知有多么的高兴，她俩相互牵着手，见着叔叔婶子就高兴地说：
“俺俩也能上学了，俺俩也能读书了！”于是，她俩如饥似渴地和村里的不识字的男女青年在夜校的扫盲班里真是奋发读书，风里雨里毫不缺席。
扫除青少年文盲的事，村委会支持，农民支持。缺了什么学习用具，村里干部帮着解决，不能解决的学员就自力更生，自己带板凳，自己解决照明，自己拿钱买写字本。就是这样，无代价的扫除文盲，有的个别人也想不通，无论你说什么，他也不来夜校读书。上级教育部门有时晚上会突然袭击来检查，特别是经常检查扫盲入学率，曾老师只有瞒着前来检查的领导说，这部分人请假了。当然，其他的在场的人也不会说什么，因为大家都很尊重曾老师的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