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呼声很高”的洪承畴用实践证明了这个道理。
崇祯八年上半年，洪承畴损兵折将，不但没有完成“六个月平贼”的任务，民军反而越剿越多，形势更加恶化，实在是“大负委任”。
这位三边总督兼五省总督连陕西一省都应付不了，这让他名誉扫地。
被寄予厚望的洪承畴也吃不了几碗干饭，崇祯对此很失望，深感“倚任非人”。不过这只能怪他自己，他之前大刀阔斧的整顿把有经验的大臣都清理得差不多了。
朝堂上早己不见森林，也不见树木，只剩下一堆枯枝败叶。
好在这堆枯枝败叶的下面还有个别新芽崭露头角，郧阳抚治卢象升就是其中之一。
卢象升是江苏宜兴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后任大名知府。己巳事变时，他募兵万人入卫，从此走上从军的道路。第二年，被提拔为右参政，受命整治大名、广平、顺德三府兵备,所部号称“天雄军”。
崇祯六年，民军从山西流窜到畿南，与卢象升发生接触，在与民军的战斗中，卢象升及其天雄军表现勇猛，被民军称为卢阎王。不久之后，卢象升又被委任为郧阳抚治，协助奇瑜剿杀民军，卢像升能吃苦耐劳，表现可圈可点，进入了崇祯的视线。
崇祯八年，洪承畴被民军折腾的手忙脚落、狼狈不堪，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决定启用卢象升。
崇祯用人心切，不惜拔苗助长。于是卢象升坐着火箭就上来了。
六月，卢象升被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兼湖广巡抚。
八月，又提升为五省总理，提督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等省军务，与洪承畴协同征剿。
卢象升上任以后，民军主力开始从陕西向河南转移。
崇祯八年底至九年上半年，卢象升与闯王高迎祥为首的民军转战于河南、安徽、湖广，洪承畴与李自成、蝎子块、过天星等战于陕西和三边地区，形成了“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的战略格局。
民军中实力较强的有闯王高迎祥部、老回回马守应部以及八大王张献忠部等，其中又以闯王高迎祥最强。高迎祥的队伍总人数有七万，其中骑兵三、四万，有许多人是叛变的职业军人，他们装备精良，懂得排兵布阵，有正规部队的样子，不是一般的乌合之众可以比拟的。
卢象升手里除了地方部队以外，还有一张王牌——关宁铁骑。关宁军是大明花巨资打造的精锐部队，本来是用来对付后金的，为了早日结束民变，崇祯不惜动用牛刀，指示兵部调来祖大乐、祖宽、李重镇三营关宁铁骑随同卢象升征剿民军。
民军的战略是避实就虚，官军的战略是避虚击实。卢象升干活很实在，从不拈轻怕重耍花架子，而是先捡硬骨头啃。
经过分析，他认为高迎祥是安禄山、史思明似的人物，危害特别巨大，因此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想，重点打击高迎祥部。
关宁铁骑虽然打不过后金，但是对付土贼还是绰绰有余的。
崇祯八年十一月，闯王高迎祥等围攻洛阳，在洛阳龙门被前来救援的祖宽击败。
九年正月，闯王等东下安徽，围攻滁州，卢象升领兵来救，经过一番激战，官军大获全胜，斩杀民军首领摇动天，民军阵营崩溃，闯王损失两千精骑。
此后，官军又在朱仙镇、汝州杨家楼、裕州七顶山等地多次受打击闯王，闯王手下精骑损失贻尽，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好向大山寻求庇护。
三月，闯王从光化县羊皮滩渡过汉水，进入郧阳山区。闯王败逃后，其余各部民军也招架不住官军的疯狂进攻，纷纷躲入河南、湖广交界的山区。
卢象升治军有方，不是简单的依靠命令驱使将士卖命，而是以人格魅力来感染手下，他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共苦，时时激以忠义，有时还亲自投入战斗。在卢象升的带领下，关宁铁骑纵横驰骋，地方部队密切配合，三下五去二就把民军打得稀里哗拉，抱头鼠窜。中原一时风平浪静。
朝廷不可能让官军白吃粮不干活，命令卢象升率主力入山围剿，这可难为了卢象升，因为祖宽、祖大乐和李重镇所率北方骑兵惯于平原驰骋，不善于爬山，而且入山围剿后勤保障也很成问题，因此，关宁军磨蹭不前，甚至制造变乱，反对进山。
一向不畏艰难的卢象升也没有办法，不得不向崇祯大吐苦水。
关宁铁骑发挥不了作用，只能白白消耗粮饷，从香饽饽变成了烫手的山芋，各地方都不欢迎，拒绝接纳。朝廷想把关宁铁骑调回，却又怕军心动摇，几经商讨，最后决定以换班的名义，将关宁兵逐步调回。
在陕西与民军作战的洪承畴正苦于缺兵少将，得知朝廷要将关宁军调回的消息，立即向朝廷提出调关宁兵入陕。
五月，他亲自出关找到卢象升，利用先斩后奏的特权，在朝廷答复之前，将祖宽、李重镇二军调往陕西。
然而就在这时，后金于六月底突破长城，朝廷急调各地援军，祖宽、李重镇和祖大乐所率部队也赴京勤王，没有在陕西剿灭民军的战斗中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