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奇瑜下狱后，崇祯终于顺应群众的呼声，启用洪承畴接任五省总督。不过呼声高的不见得就行，后来的事实证明，作为一个普通文人，洪承畴在军事上也是一个大棒槌，局面在他的手上将会进一步恶化。
民军走出车箱峡以后，原形毕露，在陕西、甘肃一带大事攻掠，朝廷下令调动各人马入陕围剿，可是还没等官军入陕，民军说走就走，又开始风风火火闯九州了。
崇祯七年冬，民军陆续撤出陕西，分别开往山西、湖广、河南，不久又三江并流，全都汇入了河南。
民军此次进入河南，声势非常浩大，人数达几十万之多，所过之处都会踩踏出一个五、六里宽的大路。
为了对付日益壮大的民军，崇祯和兵部、户部诸臣制定了一个庞大的增兵增饷方案，打算在六个月内结束这场己经长达七年的变乱。
这个方案计划从四面八方抽调士兵七万五千人，马一万五千匹，饷银七十七万两。其中包括二千关宁铁骑和三千土司兵，这是明朝可以动员的最大兵力和财力，可以说是动用了大明的家底。此时崇祯己经下定决心，要勒紧裤腰带，毕其功于一役。
然而民军不会呆在河南等着官军来围剿，还没等官军开到河南，民军就先发制人，给了崇祯当头一棒。
崇祯八年正月，民军扫地王、八大王、太平王等部从河南进入安徽，逼进凤阳。
此时正赶上过年，到处张灯结彩，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家家户户都准备了好酒好肉，劳累了一年的人们，正享受着有吃有喝，不用干活的好日子。
每逢佳节倍思亲，别人的欢乐能够放大自己的痛苦。民军长年亡命天涯，孤苦零丁，饥一顿饱一顿的，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为新年的到来得到改善，他们不想在饥寒交迫中度过新年，他们也想进城过年，分享一下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但是没人会给民军发邀请函，于是他们只好当一回不速之客，通过武力实现“你有我有全都有”的目标。
正月十一日，民军扫地王等部攻打颖州，在这场战役中，八十五岁的前任兵部尚书张鹤鸣被俘。
张鹤鸣是天启初年的风云人物，当年熊、王之争时，他支持王化贞并怀疑熊廷弼有通敌的嫌疑，与熊廷弼掐得不可开交，后因广宁之败被弹劾下台。魏忠贤当政时期，张鹤鸣复出为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初年处理阉党时，张鹤鸣被视为魏忠贤集团的人，被清理出局。
张鹤鸣虽然被崇祯处分，但是仍然忠于大明，民军攻打颖州时，张鹤鸣和二弟张鹤腾、三弟张鹤龄组织乡绅，招募士兵，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
民军将张鹤鸣倒挂在树上，用乱箭射死，张鹤鸣的儿子张大同不忍见父亲惨死，扒在张鹤鸣的尸体上被杀，张鹤腾、张鹤龄以及一百多名乡绅同时被杀。
攻克颖州之后，民军乘势进攻凤阳。
凤阳虽然号称中都，但是考虑到风水的因素，并没有在凤阳外围修建城墙，因此凤阳城是易攻难守。
正月十五，民军攻陷凤阳，一番烧杀掳掠之后，不知是临时起意还是蓄谋己久，民军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旗帜，并进入紫禁城，焚烧了皇陵享殿，朱元璋少年时代出家当和尚的龙兴寺也被焚毁。
皇陵被焚的消息传入京城，举国震动。
明朝皇帝有一个习惯，每当灾祸发生，他们就会认为是自己失德，上天才会降下灾祸，因此他们都要进行反思，检讨自己的失德之处。
崇祯收到民军送给他的这个“新年大礼”之后，悲愤不己，他先是穿上素服，去太庙向列祖列宗哭告，后来又下罪己诏，自我检讨，承认各种错误“责实在朕”。
在诏书中，他表示要与将士同甘共苦，宣称在生活上减少开支，吃饭穿衣之类都简单从事，以此来激烈将士为国效命。
自我检讨的同时，他也不忘检讨别人。崇祯认为，国家出现问题，与大臣们无能，不尽心尽力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让朝臣们也都穿上素服，进行反省。反省以后还要问责，作为事件的责任人，凤阳巡抚杨一鹏被处死、巡按吴振缨被遣戍，镇守太监杨泽畏罪自杀。
过分刺激对手就是给自己找麻烦。民军反态毕露，公开挑战皇权，也给自己带来了疯狂的报复。
正月十六日，洪承畴率陕西官军开往河南，“节制诸镇抚”对民军进行围剿。三月一日，洪承畴抵达河南汝宁，其余各路官军也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开来。
面对来势汹汹的官军，民军再次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洪承畴刚出陕西，各路民军又纷纷进入了陕西，四月，各路官军齐聚中原，然而民军早己跑得不见踪影，官军扑了个空，将民军围剿于中原的计划落空。
计划赶不上变化，只好重新计划。
四月十二日，洪承畴在汝州召开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针对民军流动性强的特点，洪承畴制定了一个将民军包围在陕西进行剿灭的计划。
洪承畴这个计划的要领就是“分片包干”，这是分片，更是分责。
此时的洪承畴是三边总督兼五省总督，大明的半壁江山都要靠他来保护，权力很大，责任也很大。
权力不能分享，但是责任必须有人分担。
按照洪承畴的部署，左良玉、汤九州、尤世威、徐来朝、邓玘、陈永福、张应昌等人各领几千人马分头驻守陕西、河南、湖广之间的隘口要塞，防止民军流窜山西、湖广、河南，洪承畴负责指挥消灭陕西境内的民军。
会后，洪承畴由河南又回到了陕西，其余各路官军也开向指定地点，进入战斗位置。然而洪承畴的铁桶战略却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官军总兵力本来就不多，面对庞大的民军己经力不从心，现在又让各支部队又分兵把守，用于追剿的部队就更少了，而此时民军人数比以往有了很大的增长，常常是官军的几倍到几十倍之多，面对绝对多数的民军，官军没有取胜的把握，无法实现在陕西围剿民军的任务。
另外一方面，驻守各地的将领手下也没有多少兵力，起不到拦截民军的作用。
这个战略虽然解决不了崇祯的心病，但是却能解决洪承畴的心病。
对于洪承畴来讲，在陕西消灭不了民军没关系，只是能把他们驱逐出去就行，剩下的事就由负责堵御的将领来完成了。如果能拦截住更好，如果拦截不住也没关系，洪承畴可以很轻易地找到一个替罪羊。
从洪承畴的这个战略布局上看，他的水平和人品都很一般，所有文官带兵的毛病，他都具备，这些毛病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政治上内行，善于权谋爱争斗； 军事上外行，狗屁不懂瞎指挥。
这种以少打多的局面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些骁勇善战的著名将领战死。
六月，明副总兵艾万年、刘成功、柳国镇、游击王锡命以三千人在宁州襄乐镇追击民军李自成部，遇伏被围，艾万年、柳国镇被杀，刘成功、王锡命受重伤，官军死了一千多人。
援剿总兵曹文诏听说艾万年阵亡，勃然大怒，向洪承畴请求出兵为艾万年报仇。洪承畴大喜，马上答应，但是他表示没有士兵可以分给曹文诏，只是承诺为其殿后。于是曹文诏带领三千人马出征。
六月二十八日，在真宁湫头镇与民军遭遇，曹文诏侄曹变蛟为前锋，奋力冲杀，追杀民军三十余里。曹文诏率军在后跟进，突然民军伏兵四起，将曹文诏军团团围住，激战中他帐下小卒被擒，大叫：“将军救我！”于是民军中有人认出了他，说道：“这是曹总兵。”于是民军一涌而上，将他团团包围。
曹文诏左右冲突，手刃数十人，转斗数里，最后力尽，拔刀自刎。
曹文诏和艾万年是官军中的名将，以勇猛著称，尤其是曹文诏，战功卓著，从未有过败绩，双手沾满了民军的鲜血，民军闻之色变，常常望风而逃，时称“军中有一曹，流贼闻之心胆摇。”曹文诏死后，洪承畴放声大哭，崇祯也很悲伤，下令建祠祭祀。
曹文诏和艾万年都是洪承畴分兵战略的受害人，他们的死，是官军的重大损失，官军的士气因此受到很大影响。
到了秋天，民军在陕西的人数大幅增长，为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除了李自成、蝎子块等少数几支民军仍留在陕西，其余闯王高迎祥、老回回马守应、八大王张献忠等部几十万人又出潼关进入河南，洪承畴将民军消灭在陕西的计划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