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应泰败亡，辽沈失陷之后，朝廷以辽东巡抚薛国用接任袁应泰任经略，提升参议王化贞接替薛国用任辽东巡抚。
但是薛国用并不能为国所用，因为他身体不行，处于病休状态，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巡抚王化贞。
王化贞是山东诸城人，原以右参议分守广宁，辽沈失陷后，远近震惊，此时广宁只有“孱卒”千人。
危难时刻，王化贞表现出一定的勇气（化贞提弱卒，守孤城，气不慑，时望赫然），做了许多收拾残局、稳定人心的工作（招集散亡，复得万余人，激厉士民，联络西部，人心稍定），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被委以重任（中朝亦谓其才足倚，悉以河西事付之）。
朝廷反思辽沈大败的原因，一部分人认为这是撤换熊廷弼的结果，如果当初没有撤换熊廷弼，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局面。天启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他处分了曾经弹劾熊廷弼的姚宗文等人，重新启用熊廷弼代替病重的薛国用出任辽东经略。
由于前任经略不能任事，本来应该呆在后方的巡抚王化贞走到了台前，驻在广宁，实际上行使着经略的职权。
熊廷弼上任后，两人在战略上有着严重的分歧。
王化贞锐意进取，急于恢复，在战略上更偏重于谋划进攻。
熊廷弼不温不火，战略上以防守为主，对于进攻主张从长计议。
由于战略不同，双方在排军布阵上也大相径庭。
王化贞打算以辽河为前线，沿着辽河在设六个营，每个营设一名参将，二名守备，分守要害之处，侍机对后金进行打击。
熊廷弼认为辽河很窄，难以为恃，把军队分驻河上，形不成合力，一旦敌兵派轻骑偷渡，进攻一营，一营的兵力难以敌挡，一营溃败就会造成连锁反应，引起其他各营甚至河西地区各军事设施的溃败。
因此，他主张厚积兵力驻守广宁城，在河上设置少量的游徼兵，进行刺探预警，从辽河至广宁一带多设置烽火台，以传递预警消息。
两种战略孰优孰劣？单从防守的角度看，熊廷弼的部署无疑更加牢靠长久。
但是熊廷弼忽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明朝不仅仅要防守，还要恢复失地，按照熊廷弼的部署，完全处于守势，放弃了主动权，那就不用进攻了。
其实熊廷弼也不是不进攻，作为经略，不可能没有一套恢复失地的打算，否则怎么向皇上交待。
熊廷弼提出了一个进攻方案，叫做三方布置策，简而言之就是要从三个方面谋划进攻。陆路一个方面，从广宁；水路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天津，一个从登莱。在登莱增设巡抚，在山海特设经略，由熊廷弼自己驻守，并节制三方，统一事权。
个人认为，熊廷弼这个进攻方略，基本上是纸上谈兵，空洞无物，根本行不通。
用水师进攻后金的铁骑，水师能不能上岸都成问题，上了岸顶多也就是步兵，根本无法对骑兵构成威胁。
对于王化贞和熊廷弼两人的分歧，我个人更支持王化贞的主张。
后金攻占河东之后，对河东人民实行高压政策，那些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用他们的血肉筑起新的长城，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后金的残暴统治（时金、复诸卫军民及东山矿徒，多结砦自固，以待官军，其逃入朝鲜者，亦不下二万）。那些无力反抗的人，则日夜盼望官军前来解救，颇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之意。
因此，不能将进攻束之高阁，让人民的期待变得遥遥无期，而坐视后金残酷镇压自己的同胞，应该乘后金立足未稳，积极谋划反攻，救民于水火之中。
王化贞和熊廷弼的区别就在于王化贞想人民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并主张充分利用人民的反抗斗争（化贞请鼓舞诸人，优以爵禄，俾自奋于功名）。
而熊廷弼似乎不以为意，只是以一个漫无边际、遥遥无期的“三方布置之策”，来掩饰其长久防守的真实意图。
如前所述，经营进攻要比经营防守困难得多，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经营进攻失败了，也比躲在城里当缩头乌龟强。
《明史》记载：“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
从这段记载看，熊廷弼虽然号称“有胆知兵，善骑射”，但是作为文人，他也只会防守，当万历三十六年，当他作为言官巡按辽东的时候，就主张防守（持守边议），杨镐败亡后，熊廷弼取而代之，在此期间，他落实他的防守政策（主守御益坚），在长达十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打过一个像样仗。
因为缺乏恢复的能力，熊廷弼被朝廷罢免，此番复出，熊廷弼又打算故伎重演，主张厚集兵力，进行防守。
作为一个言官，熊廷弼在文斗方面上明显要高人一等（性刚负气，好漫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在其两次督辽期间，虽然在战场上没有和敌人打过一仗，但是和朝臣的口水仗却打得不可开交，颇有舌战群儒的风采。
熊廷弼能言善辩，但是他的战略不符合朝廷恢复失地的愿望以及辽东人民的期待，因此，在和王化贞的论战中，他成了少数派。
正在这时，在辽沈战役后败逃朝鲜的毛文龙在皮岛开辟出一块根据地，他成功策反了投降后金，并为后金镇守镇江的陈良策，带兵袭取了镇江。
王化贞将此事作为大捷报告朝廷，一直笼罩在失败阴影里的天启和朝臣们闻讯十分高兴，应王化贞之请，朝廷授予毛文龙总兵之职，并设军镇于皮岛。
熊廷弼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指责毛文龙过早地暴露目标，影响了战略意图，是因小失大，他说：“三方兵力未集，文龙发之太早，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计。”
然而朝廷对于熊廷弼的批评不以为然，大多数人都倾向于支持王化贞，天启赐予王化贞尚方宝剑，准许他“便宜行事”。兵部尚书张鹤鸣更是撇开熊廷弼，直接于王化贞合作。熊廷弼对此极为不满，他抱怨道：“我是辽东经略，四方援兵应该归我指挥，张鹤鸣竟自己调遣，不让我知道，我向兵部咨询调兵之数，兵部也不告诉我，我有经略之名，没有经略之实，辽东的事，你们看着办吧。”
张鹤鸣则认为熊廷弼不应该躲在山海关后方。到了冬季辽河结冰，正是后金骑兵渡河攻击的好时候，河西人心浮动，很多人打算后撤，在这个危险的关口，他建议皇上命令熊廷弼出关到广宁前线策应王化贞，以稳定人心。
熊廷弼上书皇帝抱怨道：“张鹤鸣只知道经略一出，可以稳定人心，可是他不知道，一个手里没兵的经略一出，不仅不能稳定人心，而且更加动摇人心。要是我驻在广宁，巡抚驻在什么地方呢？张鹤鸣要求我和王化贞同心合力，难道他就不应该与我同心合力吗？我想好了，只有张鹤鸣俯同于我，我才能为皇上您去做辽东的事情。”
此外，熊廷弼还将自己受到排挤的原因归咎于朝廷的门户之争，认为朝中的言官、兵部官员和内阁大臣出于门户支持王化贞，是造成经抚不和的主要原因。
大敌当前，经抚不和的问题日益突出，对于国家来说，这实在不是什么好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