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八卦、河图、洛书都意在说明、体现连续若干年年末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都与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直接相关。但要说明连续若干年年末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就首先得要研究、了解、发现这些规律，而这又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必定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观察、记录、比较。
那么，古人花费很大精力来研究回归年、朔望月间的关系，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吗？肯定应该是有的，否则古人就不会下那么大力气去做这件事了。
那么这个实际意义究竟又是什么呢？
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体现了连续若干年年末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关于月相与月相的关系、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与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关系，但实际上都是关于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间的关系的。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所体现的连续若干年年末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中，有一个规律是“隔19年月相基本相同”，这能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古代历法中曾长期使用过的19年7闰的法则，从而我们可以明白古人研究连续若干年年末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的实际意义就在于要弄清回归年与朔望月周期间究竟有哪些具体的关系、要弄清究竟要隔多少年月相才能基本相同——从而便可以知道最少多少个回归年中能包含整数个朔望月周期，以便确定正确、实用的置闰法则。其它的一些相关的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都是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所附带发现的。只是由于这些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变化规律的发现来自不易，这些规律本身又很有意思、很有趣，为了让人们记住这些规律并使之流传下去于是才创造了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等来说明、记录它们。
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是对连续若干年年末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后的产物的事实也能能使已经争论了2000多年的关于“璇玑玉衡”是否确实是舜帝时的天文观测仪器的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尚书·虞书·舜典》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这里所说的“璇玑玉衡”究竟是指的什么？有人认为是指北斗七星，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就说“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从汉朝至今更多的人则认为，“璇玑玉衡”是舜帝时使用的一种天文观测仪器即浑仪，用以确定日月五星在天空的位置。虽然两种意见中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居多数，但也都并没有十分充分的理由和过硬的证据。现在，通过我们对太极八卦、河图、洛书真相的研究，应该说为这种意见提供了非常过硬的证据：
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体现了连续若干年年末月相、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的变化规律，而这些规律的发现都离不开对月亮在天空位置的测定：对于连续年份年末月亮在天空位置规律的研究自然需要知道太阳落山时月亮在天空位置的精确数据，而对不同年份年末的月相进行记录、比较研究也需要知道月亮在天空位置的精确数据——月相与月亮在天空位置是一个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两者紧密相连，每年年末傍晚时分太阳落山时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相同月相就相同，反之亦然，因而，对不同年份年末月相的研究就也就可以归结为对不同年份年末月亮在天空位置的对比研究。而要知道月亮在天空位置的精确数据，就必须要有必要的观测工具、仪器，而这种仪器应该就是原始的浑仪。
既然公元前2500年以前八卦产生之时古人就已经有了简陋的、原始的浑仪，那么再晚一些的舜帝时存在专门的天文观测仪器“璇玑玉衡”就更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可以推断，我国古人在公元前5670年前后曾经有过一次制定历法的活动高潮，其成果之一便是创造了十月参历（参看本书第五章），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星辰历的历法。
“历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叫阳历，其中年的日数平均约等于
回归年，月的日数和年的月数则人为规定，如公历等；一类叫阴历，其中月的日数平均约等于朔望月，年的月数则人为规定，如伊斯兰教历、希腊历等；另一类叫阴阳历，其中月的日数平均约等于朔望月，而年的日数又平均约等于回归年，如中国现在还使用的夏历、藏历等。”（何星亮：《从端午礼俗看中国人的和谐理念》，2008年6月11日《中国网》）根据这种划分，星辰历应该是一种特殊的阳历。这样的历法当然有其自身的优点，那就是比较准确，但也有缺点，就是必须得有专门的人来计算日子，然后再告诉人们某天是一年中的第几个月的第几天，而这在通讯极不发达的远古时期是很不方便的。人们于是也会想到以回归年、月相变化周期为基础来编制历法，这就是阴阳合历。阴阳合历使一年中包含若干个月，年的平均长度等于回归年的长度，月的平均长度等于朔望月长度。这样，人们只要知道一年中的某月属于一年中的第几个月，随时随地抬头看看月相便又能知道大概是第几个月中的第几天，从而知道当天是一年中的第几天。月相成了人们共用的、天然的日历，非常方便。即使连续下几天雨那也不要紧，天一放晴，人们还是能看到月相，也就自然能知道大概属于一月中的第几天。
阴阳合历虽然比较好，但也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回归年中并不包含整数个朔望月，这样，一般的年份包含12个月，但有的年份则就要含13个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每年结束的时候气候大致相同。但究竟如何安排各年份月的个数，如何来协调回归年与朔望月两者之间关系？这就要研究隔多少年月相才能基本相同这个问题，要寻找恰当的置闰规则。
这个恰当的置闰规则就是19年7闰的法则。由于隔19年月相基本相同，也就是说19年中恰好包含整数个朔望月，这就可以以19年为一个单位来综合考虑各年的月数的安排。又由于存在这样的算式：365.242199日×19=6939.6018日≈235朔望月=12朔望月×19 7朔望月，因而19年中安排7个闰月就可以了。
江晓原在《巴比伦——中国天文学史上的几个问题》（《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12卷第4期）中说：
“著名的19年7闰法则，即西方所谓“默冬（Meton）章”，由古希腊的Meton于431 B．C．宣布。从现存巴比伦星历表看来，这一法则到了380B．C．之后才完全有效。但巴比伦在500—400B．C．之间实际上已开始使用这一周期。因此19年7闰法则在西方的起源至今尚不清楚。
就现有的史料看来，中国掌握19年7闰法则比西方更早。而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天文学再次表现出与在交食周期问题上完全相同的风格。中国自589B．C．开始即已掌握19年7闰法则，此后又提出了600年221闰、391年144闰等周期。这种关系式在中国古代称为‘润周’……发现19年7闰法则并不太困难，不同民族完全可能各自独立作出此项发现。巴比伦与中国发现该法则的途径很可能是不同的。巴比伦人一向重视各种周期，以便用来预推各种特征天（characteristicphenomena），19年7闰周期很自然会在这样的传统背景下被发现……”
很显然，江晓原的意思是说19年7闰规则，巴比伦可能是通过计算发现，而中国则有可能是通过肉眼观察而发现的（这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对八卦的研究正是证明了江晓原关于中国的19年7闰法则产生方式的推测是正确的。
江晓原还说，“中国自589B．C．开始即已掌握19年7闰法则”，中国人似乎也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知晓19年7闰法则的，事实是不是这样呢？
当然不是这样。
太极八卦是中国人在探求19年7闰法则的时候创造的，所以太极八卦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中国人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掌握19年7闰法则的，就从什么时候开始制定和使用阴阳合历（阴阳历）了——虽然，从理论上说，在没有掌握19年7闰法则之前中国人也可以像古希腊那样以3年1润、8年3润等比较粗糙的置润为方法基础建立起阴阳历使用系统，但由于中国在公元前5670年前后的那过次历法制定活动高潮中已经创造了十月参历，早已经习惯了使用准确的历法，因此中国人在没有掌握19年7闰法则之前接受和使用粗糙的阴阳历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可以说，太极八卦的产生实际上标志着中国阴阳历（新中国成立后被称为农历）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