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太极八卦究竟又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呢？
李学勤在《谈淮阳平粮台纺轮“易卦”符号》（2007年4月12日《光明日报》）中说：
“2006年5月23日，在河南淮阳大朱村平粮台古城遗址城内东北隅，采集到一件黑衣陶纺轮，上面有刻划符号。这件纺轮是龙山文化遗物没有疑问。纺轮上的刻划符号为明确三爻的卦象，就是离卦。
卦象符号近二十多年有许多论著探讨，也搜集了大量例子，不过凡是早于商代殷墟时期的，都难于落实，多有争论。平粮台的这件纺轮，提供了时代较早又可凭信的例证。平粮台古城的建城年代在距今4500年以前……”
这就是说，淮阳平粮台纺轮“易卦”符号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卦象符号，它产生的年代最不会早于公元前2450年以前。
王先胜在针对李学勤的文章所写的《关于八卦符号及史前研究问题——兼与李学勤先生商榷》（《社会科学评论》，2009年第3期）一文中肯定了李学勤对淮阳平粮台纺轮“易卦”符号的认识，同时，他还举出了一组差不多属于同时代的数字卦来予以佐证，他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陶器刻画中，有两个十分明确的并列在一起的六爻数字卦，二者均是一五六五五六巽卦（由于发掘报告中笔画挨近不好判断，有一个也可能是一六六五五六蛊卦），而且在两数字卦的下端还夹了两个重叠的数字“六六”，应该是在起卦的过程中废弃的卦爻。”
王先胜所说的有两个数卦的陶器出土于柳湾墓地，而柳湾墓地的年代范围为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100年，因而那两个数字卦的年代最早不会早于公元前2500年。
当然，王先胜在他的文章中还列举了一些马家窑文化时期甚至更早的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陶器上的纹饰符号，认为它们也都是卦爻符号，并以此来说明太极八卦产生的年代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但陶器上的纹饰符号是否确实就是卦爻符号是存在疑问的，由于它们都处于陶器表面的特定位置上，因而它们很可能也仅只是一般的装饰符号而已，与卦爻符号相像也可能只是凑巧，并不能据此将八卦产生的时间上溯到仰韶文化时期。
就现有的证据综合来看，八卦产生的时代最早应该不会超过公元前2500年，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或稍晚一些时候已经产生。
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是相互联系的一个体系，八卦产生的年代最早可能在公元前2500年稍后，就表明太极八卦、河图、洛书最早在那个时候可能都已经产生，表明中国古人可能从那时起就已开始掌握19年7闰规则、开始使用阴阳合历了。
帝尧时代距公元前2070年夏朝建立时间较近，晚于公元前2500年，因而《尚书·尧典》中有关阴阳历使用的内容也能个印正上面的观点：《尚书·尧典》中说，“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这就说明最迟在尧时已经有闰月、开始使用以365.25日为年的平均长度的阴阳历了——如果说，古人在公元前5670年前制定十月参历时已经知道回归年的长度是365天多一点的话，那么，此时，古人已绝对知道回归年的长度是365.25日了（正象古人知道恒星月周期是27天多一点但在选择每个恒星月周期月亮每日在白道上的标志时却选择了28个标志点一样，尧时的人们也应该是知道回归年长度大概是365日多一点即365.25日，只不过在交流、表述时取其约数366日罢了）。因为，八卦的产生就表明人们已经知道“隔整八年月相相似（相差约1.5天）、隔整19年则月相相同（相差约2小时）”这样的规律，而“隔整八年、隔整19年”这样的时间长度的确定又是以人们对新年年首也即年末（春分或冬至日）准确测算为基础的，假如由于对正午日影产生误测从而导致春分或冬至日提前或延后一天，加之回归年长度本身的零头0.25天即约6小时，那么实际观测时隔整八年月相之间约1.5天的差距就很容易被掩盖，人们就难以发现月相隔整八年之间的差距与月相隔整19年之间的差距的不同，就不会创造出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体系来。
当然，我国阴阳历的起源地点也能大致确定——太极八卦、河图、洛书与我国阴阳历的产生直接相关，而河图、洛书又是在河洛地区产生的，那么，河洛地区自然也应该就是我国阴阳历的最初发源地。
隔19年月相相同及与此有联系的一些月相变化规律的发现是一项相当了不起的成就，其中的隔19年月相相同规律直接导致了一种严密的、对于几乎没有什么通讯条件的原始社人而言方便而实用的阴阳历的产生，这种阴阳历的出现又会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加之19年7闰规则及与此有关的一些月相变化规律又是通过太极八卦图、河图、洛书等进行记录和表达的，因而中国古人将河图、洛书视作河洛文化的源头是完全不足为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