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十二次最初并不是专为岁星纪年而特意创设的，那么，帝尧时期的人们最开始创造十二次的目是不是确实就是为了标记太阳周年视运动位置用以纪月的？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至于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十二次很适用于观测、标记太阳周年视运动。
前面我们说过，星辰历与一般太阳历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各自对应的“天象”不同而已：星辰历是假定太阳不动，而二十八宿作顺时针旋转，要选定一个恒星或星宿作观察主星并观察、记录每月其在天空的位置；太阳历则是假定二十八宿恒定不动，而太阳作逆时针旋转，要观察、记录太阳每月在恒星背景上的位置。
在大河村遗址中就发现有将一年十二个月与太阳在恒星背景上运行位置联系起来的思想意识，但没有正式创立相应一种用以观测、标记太阳在恒星背景上周年视运动运行位置的体系，直到到了帝尧时期古人才开始创立十二次这样一种与十二地支代表的空间方位顺序既有区别又有相似之处的、用以标记太阳在恒星背景上周年视运动运行位置的体系。
有了十二次，人们就可以根据太阳所在的次来说明月份的变化，十二月星辰历就可以转化成一般的十二月太阳历了。
以往的研究者大多认为古人创造十二次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岁星纪年——由于最开始的时候对岁星运行周期测算不准，误以为是正十二年，于是便将赤道附近的天空也划分为十二等份然后根据岁星每年所在来纪年。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既然古人至迟在公元前2500年前就已经通过长期连续观测搞清了第八年年末月亮在天空的位置、第十九年年末月亮在天空的位置分别与第一年年年初月亮在天空的位置之间的关系，知道相隔整八年月相相似、相隔整十九年月相相同，创造出了八卦、河图、洛书体系，到了后来怎么反而连岁星第十二年年末在天空的位置与岁星第一年年年初位置之间的关系都搞不清，误以为两个位置是重合的、岁星的运行周期是整十二年从而才将黄赤道附近的天空划分为十二等份用以岁星纪年，而且只是在后来的长时间应用中才发现岁星真正的运转周期不足12年、应用岁星纪年会发生超辰的现象？这是非常不符合逻辑的，因而也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充分说明了古人创造十二次的最初目绝对不是为了岁星纪年，十二次用于岁星纪年肯定只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情，而且在这种纪年法实行之初人们就知道十二次用以纪年是不太合适的，知道时间长了肯定会发生超辰现象。
既然古人创造十二次的最初目绝对不是为了岁星纪年，反而很适用于标记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适用于纪月，那我们就可以肯定古人创设十二次的最初目的就在于后者。
第二、说十二次最初的功能确实就是为了观测、标记太阳周年视运动还有另外一个证据，那就是，周汉时期的文献中直接就存在着一种以“月令”为表现形式的十二月太阳历：先见于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客所做的《吕氏春秋》，后又见于西汉戴圣编著的《礼记》（见本书第五章第四节）。
这种太阳历决不会是突然凭空出现的，说明历史上一定有过使用这种太阳历的实际。
而且，《礼记·月令》的十二个月虽然是直接用太阳所在的二十八宿位置来说明月份的变化的，但也有以太阳所在的十二次来说明月份变化的痕迹：《礼记·月令·季冬之月》中有“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且更始”一句话，其中的“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更明确说明了在《月令》产生之前曾经有过以太阳所在的次来说明月份变化的事实。
第三，周字的甲骨文字形与该字的含义能说明人们最开始创造十二次确实就是为了观测、标记太阳周年视运动，而且，最早使用这种以太阳所在的十二次作为月份变化标志的十二月太阳历的应该就是帝舜时代的周民族。
在甲骨文中，周字的字形大致是一个田字格中有四点的样子（如图7-7）。
郭沫若在1933年所著的《卜辞通纂》中说，卜辞中的周字“像田中有种植之形”。
后来的研究者基本都沿袭了这一种看法。比如：
周法高、张日升在1974年出版的《金文诂林》中说：“周，盖即《诗经·大雅·緜》‘周原膴膴’之本字，因周为农业社会，以后稷为祖，故造字象田中有植物以表之，纵横者，阡陌之象也。”
又比如：
2012年胡阿祥在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所作的以《国号》
为题的系列讲座中谈到国号周时也说：“甲骨文中周有两种写法，代表田野种禾和田间种禾，金文也就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周有三种写法，另有种禾养口。周就是在田里种植庄稼糊口养命，所以开垦土地种植庄稼收获粮食养育百姓就是周字最早的初义……周可以理解为田里种稷的象形，弃又称为后稷，这个民族的图腾就是稷，以图腾命名族称很常见，大概就是在弃的时候这支民族的名为周。
但是，将甲骨文中的“周”字理解为田野里种植作物，却不能很好地说明周字的主要意思。
有人认为“稠密”是周字的主要意思之一。比如，李恩江在《“周”字溯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3月第32卷第2期）一文中说：“在现行工具书中，‘周’字有两个基本义项，一为稠密，一为环绕，其他义项皆由它们引申而出。”
但是，经查阅《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古代汉语词典》、《辞源》、《辞海》几种工具书，并没有发现“周”字有“稠密”的义项，充其量只是《辞源》关于“周”字的词条中的众多义项中有一个“细密”的义项（《辞源》，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与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出版，1979年修订第一版，0505页）。然而，“细密”的意思是细小而密集的意思，与“稠密”的意思还是有区别的。这说明，所谓“稠密”是周字的主要意思之一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周”字的基本义项只有一个，即“环绕”。
当然，也有人试图在将甲骨文中的“周”字理解为田野里种植作物的前提下来对周字的主要意思作出说明，但其说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比如，王德勇在《〈周易〉之“周”新解》（《文化万象》（理论版），2012年10期）中说：“仔细观察‘周’字的形状我们还不难发现，‘周’字似‘田’界者，各条边围绕、循环，所以‘周’字也有环绕之义。”这种解释实际上是非常勉强的——如果可以这样解释的话，那么“周”字中间还有个十字交叉，“周”字是否也还有交叉之意呢？所以，要理解一个会意字的字义，我们都只能看它的各个部分组合起来整体上要表达什么意思，绝不能将其拆分开来，从它的局部来揣测它的意思。
实际上，甲骨文中的“周”字还可以做另外一种解释——像国号夏、商一样，周字也与天文历法直接有关。
根据《史记》的记载，夏、商、周均兴起于尧舜时期。
《史记》中说：帝尧时期，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龙、倕、益、彭祖等二十二人都已开始辅佐帝尧做事，但都没有分配明确地职务；到帝舜时，舜给这二十二人各自分配了任务、确定了职务，而且对他们三年一考核，最后再根据考核情况对他们各自职务进行调整。
二十二人个人中的禹后来成为了舜的继承人，而契、后稷弃也各自有了自己的封地，成为了诸侯，《史记》中的有关内容原文是这样说：
“此二十二人咸成厥功……唯禹之功为大……帝舜荐禹於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丧毕，禹辞辟舜之子商均於阳城。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
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
……
周后稷，名弃……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穀。’封弃於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文中没有说禹被封为诸侯，但根据契、后稷受封的情况看，禹肯定也是被封了，“禹於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这应该是以禹原来封国的国号、姓氏作为后来整个统一王朝的国号、姓氏。
二十二人个人中被封为诸侯的也许不止禹、契、后稷三人，但他们相应的封国夏、商、周却可能是其中最大、最重要的：首先，禹、契、后稷三人都有被格外重视的原因，禹治水功最大——“禹之功为大”，契佐禹治水功亦不小——“契长佐禹治水有功”，而后稷为掌管农业的官，根据‘民以食为天’的说法，也非常重要；其次，禹、契、后稷三人相应的封国夏、商、周后来都先后统治了其他各诸侯国，先后建立了统一的王朝，说明它们各自原本的封地、力量都应该不小。
司马迁在《史记·历书》中说：“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尧复遂重黎之后……年耆禅舜，申戒文祖，云‘天之历数在尔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观之，王者所重也。”意思主要是说：帝王都是非常重视历法的，尧将帝位禅让给舜时，在文庙里对舜说要他亲自担负起制定历法的重任，而舜后来也对禹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既然帝尧要求舜亲自担负起制定历法的重任，那么舜在对禹、契、后稷等进行分封时自然就会特别考虑他们各自封国所使用的历法：
首先，由于十九年七闰阴阳历在当时来说比较方便、实用，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舜会让夏、商、周及其它所有诸侯国都使用这种阴阳历；其次，舜还会让夏、商、周另外分别使用不同的星辰历或太阳历作为并行便用的历法，如此，不但显示出对这三者的重视，也能显示出这三者各自的不同。
那么，舜是怎样安排夏、商、周各自应该使用的具有辅助作用的历法的呢？
一方面，他将历史上早已被使用过的两个观测主星参宿、大火星及与之相对应的十月星辰历、十二月星辰历分配给夏和商使用；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熟知的两个观测主星都已名花有主，只能让周直接使用十二月太阳历，即不以某一个具体的恒星或星宿为观察主星而是以全部二十八宿为观察主星——当然，需要将二十八宿以相邻关系为基础划分为十二次，然后，以不同的次运行到太阳附近作为月份变化的天象标志，或者反过来说以太阳运行到不同的次作为月份变化的天象标志。《礼记·月令》中的十二月太阳历应该就是这种太阳历的孑遗，只是由于岁差导致冬至点的移动，使它不方便再以太阳在十二次的位置作为月份变化的标志，于是便直接以太阳在二十八宿的位置作为月份变化的标志了。
由于十二次分布在天赤道各个方向上，环绕着地球分布，整体像一个圆圈，于是大家决定像造出商字一样也再造出一个个新的字来来说明这种历法的特点，这个又一次新造出的字便是甲骨文里的“周”字。
这个“周”字由田字格及其中的四点组成：田字格表示将赤道圈所在的平面划分为四个象限（至少在仰韶文化时期中国古人已有四面八方的思想观念，则舜帝时将赤道圈所在的平面划分为四个象限的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很难的事情），每个象限各有一点表示被划分为十二次的周的观察主星遍布所有的象限、每个象限都有；由于十二次沿赤道附近天区围成一个圆圈，分布在地球的周围，一年中都在围绕着地球旋转，所以周字也就有了“圆圈、圈子、四周、周围、围绕、环绕”等基本含义，在此基础上才又有引申出了周全、周到、周密等含义。
可见，将甲骨文里的“周”字字形理解为表示十二次分布在赤道圈附近天区的各个方向比将它理解为表示田中有种植之形能更好地与该字的字义统一起来，有更多的合理之处。
因此，周字与十二次之间具有直接的紧密关系。
实际上，甲骨文里的“周”字字形中的田字格与甲骨文里真正的“田”字也是有区别的：大多数周字中最外边大方格在拐角处都有或横或竖出头的现象，而所有的“田”字的在拐角处都不存在或横或竖出头的现象。
金文中的“周”字有的字形中省去了田字格中的四点，但却同时在其下方多了个“口”字（图7-8），整个字的含义不是像胡阿祥所说的是“在田里种植庄稼糊口养命”，那又应该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在谈到“商”字时，曾提到：中后期的甲骨文、金文和一些古文的“商”字所从的口实际上是强调这个字与人口有关，是国号名用字。同理，金文中的“周”字字形中多了个“口”字也应是强调这个字与人口有关，是国号名用字。
所以，像商字一样，周字确实也与有关星体（即十二次所包含的恒星）相关，故而才被用作国号，后来又进一步有了以此国号为姓氏的周姓——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商、周二字都是舜亲自所造并且是他亲自决定用夏、商、周三个字来分别来作为禹的封国、契的封国、弃的封国的国号的；十二次也是为了让周民族方便使用十二月太阳历的而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