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地支代表的空间方位顺序又称十二辰。
在中国古代，还有一种与十二辰相似的体系，这就是十二次。
十二辰是将赤道附近的带状天空划分为十二等份，而十二次则是将赤道、黄道附近的带状天空划分为十二等份，两者的区别在于：十二辰所划分的带状天空不包括任何星体，十二辰对应的方位是固定的，而十二次所划分的带状天空中包括着二十八宿，由于二十八宿随天运转，因而十二次对应的方位是不固定的。
十二辰用于观测、记录观测主星的周年视运动进程，而十二次则可以用于观测太阳的周年视运动进程、用于纪月。
十二辰与十二次就其来源说都是根据每年日月在黄道上沿逆时针方向运行过程中大致要交会十二次这个事实，因而两者名字的来源都与这个事实有关。
十二次的“次”是“处所”的意思，十二次就是太阳周年视运动过程中先后所居的十二个处所。
十二辰的“辰”字在此处是日月所会的意思，十二辰意思就是日月交会十二次，来源于一年中日月在黄道上运行过程中的十二次交会这个事实。《左传》昭公七年就说：“晋侯谓伯瑕曰：何谓六物？对曰：岁时日月星辰是谓也。公曰：多语寡人辰而莫同，何谓辰？对曰：日月之会是谓辰，故以配日。”
辰，原本是十二地支中的第六个字，在十二辰中辰字表示东南偏东的方向，比如“晨”字，就是日在辰上，表示的就是每天太阳刚出来位于东南方的一段时间，即早晨。那么，辰何以又变成了日月所会的意思呢？
这是因为，中国农历每月初一前后几天是日月相交会的时间，而每次日月相会也正开始于东南偏东“辰”这个位置——阴阳历二十七日黎明时分还可以看到残月挂在东南方向，二十八日黎明时分残月理应出现在在东南偏东即辰的方向上，但实际上却看不到，说明日月于此处开始交会了（阴阳历初三日才可以看到新月出现在西南天空，日月交会于此处结束）。《史记·历书》所说“月归于东，起明于西”正是此意。
又由于日月交会点位置的确定有赖于二十八宿恒星，于是后来二十八宿中的恒星也被称作辰，其中被选作观测主星的大火星、参宿还被特别称为“大辰”——由于北斗七星也可以起观测主星的作用，可以据以确定时节，后来北斗也被称为“大辰”。如《公羊传·昭工十七年》说：“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极亦为大辰。”（日本天文学家新城新藏认为此处的“北极”应为“北斗”[1]）何休注云：“大火谓心星，伐为参星；大火与伐，所以示民时早晚，天下取正。故谓之大辰。”
由于赤道附近的星空被划分为十二等分，则二十八宿分属其中，有的星次含3宿，有的星次含2宿。《淮南子·天文训》说：“太阴在四仲，则岁星行三宿，太阴在四钩则岁星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岁而行二十八宿……”就是说，仲春、仲夏、仲秋、仲冬四个月份太阳分别所在的四个不同的星次各包含三个星宿，其余的星次则各包含二个星宿——由于十二次每次都是均等的30°，所以各次所含的宿也只能是人们主观上大致的安排，实际上某一星宿兼跨两次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关于十二次的名称，郑文光说：
“星纪，表示岁星纪年以此为首，战国时代，冬至点在斗、牛，正是星纪一次。玄枵，是传说时代黄帝的儿子玄嚣的另一写法。娵訾，是传说时代帝喾的妻子；这一次又叫豕韦，是采用殷代一个方国的名字。降娄就是奎、娄，以宿取名。大梁是战国时代魏国后期的都城。实沈是传说时代高辛氏的儿子。鹑首、鹑火、鹑尾三次是把天上这一片星星联想成一只鸟的形象，这只鸟亦称南宫朱鸟。寿星是传说中的神名。大火是星名，就是心宿二，移用为‘次’名。析木是地名，属燕国，在今辽宁省海城县境内，那里确有一座古城，并流传着关于燕太子丹的传说。从这些名字看，十二次名不是一下子形成的。其中大梁一名恐怕要到魏国迁都大梁后才出现，那是公元前362年。燕国势力扩展到辽河流域，可能还要晚六、七十年。因此，十二次全部名称的确定，当在战国时代。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十二次体系，也是到战国时代才诞生。不是的，种种迹象表明，以右旋方式自西向南向东把周天等分为十二个区域的思想，来源甚古……”（郑文光著《中国天文学源流》，科学出版社，1979，第一版，116页）
十二次产生很早，其名字形成的应该也很早，实际情况也许是在开始制订时十二次都是有名字的，只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名字不断发生变化，直到战国时代才最后稳定下来，并不一定是直到战国时代都才开始有名字。
十二次除过可以用于观测太阳的周年视运动、用于纪月外，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用来纪年——由于行星之一的木星其运行周期大约为十二年一周天，人们便以岁星每年所居星次的名称来纪年，这被称作为岁星纪年法。
岁星纪年法究竟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产生的，这是一个很难准确回答的问题。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商周之际这种纪年法应该已有所应用。证据是：
《国语》中说：“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江晓原、钮卫星运用现代科学方法与技术进行反推，证明《国语》中关于武王伐纣时天象的这一段描述都是正确的，的确都是当时具体真实天象的实录[2]，从而也说明了在商未周初已经有以岁星所在的次来说明年份的做法。
当然，岁星纪年法的正式普遍应用应该是到战国时期才出现的事情——陈遵妫认为，根据《汉书·律历志》的有关“星纪”这一次名与冬至点位置关系的记载进行推算，“十二次的制定年代当在公元前430年前后一两百年之间”[3]，实际上这时间应当看作是岁星纪年开始被普遍应用、包括“星纪”在内的一些次名开始形成的时间。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初期，由于小国林立，各国各以帝王纪年，相互交流很不方便，于是才使岁星纪年法得到了普遍的使用。
岁星纪年法虽然尤其自身优点，但是，由于岁星的真正运行周期并非十二年，而是11.86年，长时间连续使用岁星纪年便会发现每大约86年之后岁星的实际位置就会比理论位置超前一次（称为超辰或跳辰），这就会造成混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又设想出了一个假想的运转轨道方向相反运转周期为整十二年的星——称其为太岁、岁阴、太阴，用这个假想的星在十二辰的位置变化来纪年，这称为太岁纪年法。
岁星纪年法与太岁纪年法合称星岁纪年法，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当然，由于岁星超辰现象的存在，经过一定时期后，两者的对应关系就需要做一些调整，而实际上古人也的确这样做过[4]。
司马迁在《史记·天宫书》中关于星岁纪年法的有关内容是这样说的：
“以摄提格岁，岁阴左行在寅，岁星右转居丑，正月，与斗，牵牛晨出东方，名曰蓝德。色苍苍有光。其失次，有应见柳，岁早，水；晚、旱。
单阏岁，岁阴在卯，星居子，以二月与女，虚，危晨出，曰降入。大有光。其失次，有应见张。（名曰降入）其岁大水。
执徐岁，岁阴在辰，星居亥，以三月（居）与营室，东壁晨出，曰青章。青青甚章。其失次，有应见轸。
大荒落岁，岁阴在巳，星居戌……”
从司马迁的这段话及《淮南子·天文训》等书的的有关记载，不但可以看出各星次具体所包含星宿，还可以看出十二次与十二地支之间有一种固定对应关系：
十二地支与十二次之间有一种对应关系，这并不奇怪，因为十二辰与十二次之间有相似性，在适当的时刻两者就可以相互对应起来，形成统一的十二辰次体系。令人奇怪的倒是，十二地支与十二次之间的这种对应关系是怎么来的，表示的是什么时刻的对应关系。因为，十二地支与十二次之间原本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十二地支所代表的空间方位顺序固定不变，另一方面，由于地球的自转、公转我们地球上的人会看到二十八宿在不断地旋转的，这样，同一天的不同时刻、不同季节太阳日的相同时刻，十二地支与十二次有之间的对应关系便都不同；另外，由于岁差的原因，不同时代的相同季节太阳日的相同时刻十二地支与二十八宿的对应关系也不一样。因而，十二地支与十二次间那种固定的对应关系必然只存在于特定的时间，是十二次制定时期特定时间的十二地支与十二次间实际实际存在的对应关系的反映。
根据十二次各次所含星宿具体情况及十二地支与十二次之间的那种具体对应，可以看出十二地支与十二次之间固定对应关系存在的特点就是在特定时间比如春分日或夏至日昏时昴宿、星宿、氐宿（或房宿）、虚宿依次分别位于正西、正南、正东、正北四正方向。
那么这个特定的时间究竟是春分日还是夏至日昏时呢？日昏时昴宿、星宿、氐宿（或房宿）、虚宿依次分别位于正西、正南、正东、正北四正方向，也即由于岁差当二分二至点都西移90°后的时间——也即冬至点由虚宿西移到房宿的时间，而这个时间现在还远未到——目前冬至点在尾宿，所以，可以肯定，昏时昴宿、星宿、氐宿（或房宿）、虚宿依次分别位于正西、正南、正东、正北四正方向这个特定的时间只能是尧时春分日的昏时，而春分日昏时星宿处于正南方向的年代也正是尧典中“四仲中星”（图7-6）存在的年代。
既然春分日昏时星宿处于正南方向的年代也正是尧典中“四仲中星”存在的年代，那么十二地支与十二次之间固定对应关系存在的年代也就肯定只能是尧典中“四仲中星”天象存在的年代，而十二次必然也就是尧典中“四仲中星”天象存在的年代制定的。
《尚书·尧典》中关于“四仲中星”的描述是这样的：“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指的是昼夜长短。“日中星鸟”指仲春黄昏时朱雀之鸟处于南方天空，而朱雀之鸟所包含的七宿中的星宿又恰位于南中天；“日永星火”指仲夏黄昏时大火星次位于南中天；“宵中星虚”指仲秋黄昏时虚宿位于南中天；“日短星昴”指仲冬黄昏时昴宿位于南中天。
那么，尧典中的“四仲中星”究竟又存在于什么年代呢？
《尚书》是中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古代事迹追述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相传由孔子编撰而成。《尚书》成书的时代虽然较晚，但由于当时的人尚不知道岁差（在中国最先发现岁差的是公元四世纪的天文学家虞喜），无法伪造上古时期的天象，因而人们相信《尚图7-6尧典中的“四仲中星”星图（根据清邢云路《古今律历考》）书·‘尧典》中“四仲中星”应该确是当时实际天象的记录。为此，从古到今很多人都试图根据岁差原理推算出《尚书·尧典》中“四仲中星”存在的确切年代，但由于对“四仲中星”的具体所指、是否是实测等有关问题理解不同[5]因而结论也不尽一致，至今尚未有定论。
竺可桢曾从实测的角度对《尚书·尧典》中“四仲中星”的观测年代进行过研究。由于二分二至日昼夜长短不同，傍晚开始能看到星体的时间也不同——也即昏时的具体时刻也不同，所以4000多年前当“四仲中星”天象发生时，除过其中的“日短星昴”能观测到外，其它几种天象都并不能被实际观测到，所以，竺可桢的结论是：“四仲中星”不可能是同一时代实际能观测到的天象，“日短星昴”为4000多年尧时的天象，而“日中星鸟”、“日永星火”、“宵中星虚”则大约是3000年前的天象，综合起来看，它们都约是3000年前殷末周初时的观察结果。至于出现四种天象不在相同观测年代的这种情况，竺可桢认为，是由于“日短星昴”的天象可能不是实际观测的结果，不可信，因为冬至日“当此际黄河流域，在日落西山之时，温度概在冰点以下，羲和是否能不畏严寒，鹄待曦日之下，朦影之终，明星之现而测中星位置，实为疑问”。王胜利也从实测的角度且在考虑更多实测有关条件——比如有关星体亮度等的基础上得出了与竺可桢基本一致的结论，同时他也赞同竺可桢对四种天象不在相同观测年代现象的解释[6]。
但是，竺可桢、王胜利的最后研究结论应该说是不正确的。
因为，与竺可桢的看法恰恰相反，《尚书·尧典》四种天象实际上只有其中的“日短星昴”天象是当时冬至日晚上约6时[7]实际存在且也的确是唯一被实际观测到的天象，其它三种天象则都是当时间接推算出的相应的春分日、夏至日、秋分日统一的固定时刻晚上约6时应该具有的天象。因为，四仲中星就是当时的二分点和二至点，当时的冬至日晚上约6时昴星恰好出现在南中天位置，则春分日、夏至日、秋分日晚上约6时相应的中星也才都有可能恰好运行到南中天的位置。
为什么说，《尚书·尧典》中的四种天象除过“日短星昴”外都是当时间接推算出的春分日、夏至日、秋分日统一固定时刻晚上约6时应该具有的天象呢？因为，中国从上古时期起就有这样的传统：历法中所涉及到的昏、旦都是有统一固定时刻的，并未考虑实际昼夜长短变化的影响，除个别天象是实际能观测到的外其余都是理论上推测出来的。下面我们对此予以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来看上古十月参历中所涉及到的旦。
十月参历是以春分日旦时、参宿恰位于东方地平线上为年首的。公元前5670年前十月参历产生之时参宿恰在春分点西边，参宿东西赤径跨度最宽10度多，春分日旦时为早晨5点20分，此时太阳中心点尚在东方地平线下约9度，为航海蒙影时刻（航海蒙影出现时刻为太阳中心点在东方地平线下12度，此时星象陆续消失，只可看到中等亮度的恒星），而参宿最东边的参宿五与参宿七的视星等分别为1.64与0.18，都属于高等亮度的恒星，应该都能被看见正处在东方地平线上方。“参宿（部分）恰位于东方地平线上”这种年首天象出现的时间是早上5点多，作为十月参历一月以后各月月首的旦时也都应该代表统一的早上5点多，与此相联系的以后一些月月首的天象也自然都是推算出来的。
十月参历其月份变化与天象变化的关系是：甲月的第一天旦时参宿处于东方地平线上也就是甲的起始位置，乙月一日旦时参宿处于正东方以西36°乙的起始位置，丙月一日旦时参宿处于正东方以西72°丙的起始位置……庚月一日旦时参宿处于正西方偏北36度庚的起始位置——可于当日傍晚时分看到参宿处于乙的起始位置，辛月一日旦时参宿处于正西方偏北72度辛的起始位置——可于当日傍晚时分看到参宿处于丙的起始位置……如果每个月第一天的旦时不是固定的统一时刻，那么，随着一年中时间的变化，旦时发生的实际具体时间就不断变化，就不能保证每个月第一天的旦时参宿能恰好到达每个天干所代表的位置了——恒星在天空的位置是由恒星的周年视运动和周日视运动共同决定的，前一种运动中恒星每日西移1°，后一种运动中恒星每小时西移15°，如果旦时不统一，那么前后差一小时参宿的位置便要差15°，而每个天干代表的范围也仅只有36°，其实际差距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再来看十二月火历中所涉及到的“昏”。
十二月火历是以冬至日昏时大火星恰位于正北方秋分点附近为年首的。然而，冬至日昏时大火星恰位于正北方附近这种天象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而只能由秋分日昏时大火星恰在正西方这种天象推算出来，这样，前一种天象发生的昏时与后一种天象发生的昏时所代表的具体时刻就肯定应该是一样的。与十月参历中的情况相似，十二月火历一月以后各月月首的昏时也都代表统一的固定时刻，以后各月月首的天象自然也都是推算出来的。
总的来说，无论是十天干代表的十月参历还是十二地支所代表的十二月火历都非常重视时间变化与天象变化的关系，但是与各自特定天象相联系的旦时、昏时都代表着统一固定的时刻，旦时、昏时天象只有个别（年首的那一种）是可以实际观察到的其余绝大多数全部都是理论上推算出来的——如果所涉及的旦时、昏时天象都是实际能观测到的，则所涉及的旦时、昏时刻就不统一，十天干、十二地支各自对周天的划分就都不应该是均等的。
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后来《礼记·月令》中说到昏旦中星时其所涉及到的昏旦概念的确已经与前述的昏旦概念不同，都是指实际的昏旦时刻，已经真实地与一年四季昼夜长短变化直接联系起来了。
既然已经可以肯定，《尚书·尧典》中的四种天象都是指冬至日、春分日、夏至日、秋分日晚上约6时的天象，那么这个“当时”究竟是什么时候呢？这只要准确推算出《尧典》中“四仲中星”分别充当春分点、夏至点、秋分点、冬至点的时间就可以了。
根据赵永恒、李勇的研究推算，《尧典》中“四仲中星”分别充当春分点、夏至点、秋分点、冬至点的的时间为公元前2314年至前2176年[8]（赵永恒、李勇推算“四仲中星”的年代有两个：若秋分点在房宿，则时间为公元前2400年左右；若秋分点在氐宿，则时间为公元前2314年至前2176年——他们倾向于后者，即约公元前2245年前后。因为尧、舜、禹在部落首领的职位上有相互继承关系，启作为禹的儿子其建立的夏朝又形成于公元前21世纪，因而尧典中“四仲中星”的年代应该距公元前21世纪不远，所以恒、李勇的看法应该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尧典中所记内容的发生时间在公元前2245年前后。
这样，我们就可以断定十二次应该就是公元前2245年前后的帝尧时代产生的——正是因为十二次产生时十二地支与十二次间具有那样的对应关系，当时的人们就把那样的对应关系固定了下来，以后世代相传并未再作任何更改。比如，到了战国时期，虽然冬至点已不在虚宿而是移到了斗宿、牛宿之间，但人们只是将斗、牛所在星次名称改为“星纪”却并没有立即将其与代表冬至点位置的地支“子”对应并使其余所有星次与其余所有地支的对应关系也都相应发生变化，而是仍然沿用以前的将虚宿所在的星次与子对应的作法。这也说明了，十二次用于岁星纪年是后来的事情，十二次最初并不是专为岁星纪年而特意创设的。
[1]新城新藏：《东洋天文学史研究》，沈璿译，商务印书馆，1933，4页。
[2]江晓原、钮卫星：《〈国语〉伶州鸠所述武王伐纣天象及其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18卷4期（1999）。
[3]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版，415页。
[4]同上。
[5]陈遵妫著《中国天文学史·第二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第一版，682页。
[6]王胜利：《〈尚书·尧典〉“四仲中星”观测年代》，《晋阳学刊》，2006年01期。
[7]同上。
[8]赵永恒、李勇：《二十八宿的形成与演变》，《中国科技史杂志》，2009年第30卷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