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夏、商、周都是尧舜时期被确定的重要部落或民族，也可以称之为封国。
“二子传说”表明，当时在十九年七闰的阴阳历已经产生而且已经成为主流历法的情况下，尧舜让殷人继续使用仍在使用着的尚未中断过的十二月火历，以商星为观测主星而崇拜商星，而让夏人则继承使用应该已属于远古传统应该已很少被使用的十月参历，以参星为观测主星崇拜参星。就是说，夏、商分别继承了起源很早的以参星、大火星为观测主星的星辰历。
但事实是否确实是这样呢？
首先，前面说过，甲骨文中的子字还写作□，而巳字和子字也都还可以写作□，这是“二子传说”在古文字中的反映，说明了“二子传说”的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至少夏、商分别沿用了上古时期以参星、大火星为观测主星的星辰历是确有其事的。
其次，下面有关国号“商”字、“夏”字的来历以及商人与夏人姓的来历的探讨不但能说明天干、地支与观测主星的关系十分密切从而印证前面关于天干、地支分别代表两种星辰历的观点，也能证明夏、商分别沿用了上古时期以参星、大火星为观测主星的星辰历说法的真实性。
我们先来看国号“商”字的来历。
王宁在《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释支干〉研究之二（《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中说：
“甲骨文中早期的‘商’字上面是从‘辛’，下面是从‘丙’（或以为是从内，非），不从口，故‘商’当是从辛从丙……中后期的甲骨文始在‘丙’下加‘口’。更有甚者，甲骨文、金文和一些古文的‘商’或在上面的‘辛’的两旁加‘口’或‘日’，如《佚》518所载甲骨文中的‘商’字上面的辛旁或从二‘日’，金文中如秦公镈的‘商’字在辛两旁从四个日，蔡侯盘上的‘商’是从二口，商代的尊的商从四口，《说文》所载的古文商也是从二口，籀文是从二日。按：实际上所从的二‘口’或二‘日’就是‘晶’之省，秦公镈从四个日，乃是‘晶’的繁构，也就是‘星’的初文。由此推之，‘商’很可能本来就是商星的专门用字，但是为什么从辛从丙则不能确知……故‘商’本商星，殷人……崇拜商星，因以为氏族名，商人所居之地曰商或商丘，后以为国名。因此，在殷人的古传中，必定是先有商星，后有商族，后有商或商丘的地名，而后有商的国名。”
上面王宁对甲骨文中“商”字的分析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需要指出的是：甲骨文、金文中的商字有的从口或日，这里的日字固然可以看作是晶字的省写或繁构，但口字却不是，因为甲骨文、金文中的口字与甲骨文、金文、楷书中的日字差别都较大，都应只表示人口的含义，因而甲骨文、金文中的商字从口时是强调这个字与人口有关，表示这个字是国号名用字；另外，上面所引的王宁的话中的最后部分应该这样说也才完全正确——在殷人的古传中，必定是先同时有商星、商族、商的国名，后有商或商丘的地名。那么，殷人崇拜的商星的“商”字究竟又为什么要从辛从丙（见图6-1）呢？
1900年，大火星的平赤经值为245.82°[1]，根据岁差推算则公元前2245年的帝尧时代大火星的平赤经值为187.9°，距秋分点约8°，大火星于年初冬至时节黄昏时正处于正北方偏西约8°的位置（图6-2）。
根据司马迁的《史记》我们又可以知道，夏商二族都形成于尧舜时代，而尧时殷人的观测主星商星年初冬至时节黄昏时（晚6时）处在正北方偏西约8°的位置，这个位置大致相当于天干“辛”所代表的位置（壬字则被看作是代表正北的位置），而这个位置的星体黄昏时人们是看不到的，人们只能在黎明（早6时）于南方天空与之相距180°的“丙”的位置才能看到大火星，也就是说，辛、丙两者处在通过赤道圈中心的同一条直线上并且恰好分别代表了大火星于年首冬至日前后黄昏和黎明时分在天空的位置，于是人们就用辛、丙组成一个新的字“商”来表示这颗特殊的星，称其为“商”星。这也就是“商”字从辛从丙的缘由——而“商”字的这种来历也充分印证了前面十天干方位图的正确性。
由于“商”星最初用于区分月份，与度量、计算时间有关，因而后来由商字组成的一些词诸如“商量”、“商议”、“商讨”以及“经商”、“商业”、“商品”等也都包含有“度量、计算”之类的含义。
“商”字的来源与大火星直接相关的这个观点还可以从甲骨文中的龙字□、凤字□头上都带个辛字符号的现象中得到印证：商星与人们测度月份直接相关，而四象与四季有对应关系、与人们测度四季直接相关，两者有共同的测度时间功能，另一方面作为商人观测主星的商星与“辛”有特定的关系，因而在龙、凤字头上加“辛”是表示龙、凤也都像商星一样与天文历法有关，都具有相似的测度时间功能与作用。
2012年年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胡阿祥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所作的以《国号》为题的系列讲座中对于商字也专门进行了解说：
“有人认为商国号来源于地名，但这个叫商的地方在哪里说法很多。另有人认为商国号来源于这个国家的人善于经商。其实，地名的商和经商的商都来自于商国或商族……玄鸟是商族的图腾，玄鸟起初是燕子，是实有的凡鸟，经过后来不断地渲染神化，变成了凤凰、虚构的神鸟。凤凰图腾的成立又为商成为族名、国号奠定了基础。找出甲骨文中的凤字和商字进行比较，上部一样，都是凤鸟头上的冠羽。凤的下部是鸟身的象形。商字下部有两种写法，一种带口一种不带口——不带口的好像祭祀用的台子，带口的是祭祀的台子再加上念念有词的嘴巴。根据凤字创造出来的商字表达的是，在祭台的上面摆置着神圣的凤凰，人们念念有词地祭祀着凤凰。于是商成为族名，寄托着商人对父系祖先玄鸟的尊崇和感激，表达商人对平安美好未来的向往，宣扬商人的神奇和强大。”
胡阿祥对于商字的这种解释显然也是不正确的——论者没有认识到甲骨文中的凤字和商字的上部实际都是甲骨文中的辛字的一部分（认为龙、凤二字的上部不是辛字而是代表龙、凤头上之冠这种看法早在郭沫若的《释支干》中就已经出现过[2]，也没有认识到商字的下部实际就是甲骨文中的一个丙字与一个口字。
商人的姓也与大火星直接相关。
《史记·殷本纪》说，商人的祖先契被帝舜“封于商，赐子姓”，说明商人以子为姓。为什么要以子为姓呢？
这是因为，“商”星于年初冬至前后黄昏时正处于天干“辛”所代表的正北偏西约8°的位置，而这个位置应该正属于十二地支中的“子”所代表的范围，于是商人也就以子为姓了。庞朴、王宁都有这样相似的认识。庞朴在《“火历”续探》一文（《稂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第一版）注解中说：“大火为商星。商人姓子，或由此成。前人多以玄鸟遗卵为说，稍嫌迂回。”王宁在《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释支干〉研究之二》（《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中则说：“商人的姓‘子’……为帝喾的长子（大子）阏伯，也就是商人的初祖契，或写作偰、禼，乃大火商星之神，也就是天蝎座之神。天蝎座在古巴比伦的天文学里当于大子之位，故用‘子’作为其星符……盖商人视自己为商星之神阏伯之后，亦即天蝎星之神，故以蝎为图腾，以禼（虿）为祖先，以子为姓，都是来源于对天蝎座的崇拜。古籍中所载传说契的子姓是因为其母有娀氏简狄吞了燕卵（卵即子）而生之故，殆是古事失传而新创的解释性神话。”十二地支并非源于西方十二星座（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一节），子字当然也非源于天蝎座，但子字与天蝎座位置的确是相当的，王宁根据属于天蝎座的大火星与子字的关系来说明商人子姓的来历的思路与本书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是一致的。
这里需要明确说明的一个问题是：从十天干的起源来看，天空正东方是十天干中甲所代表的相应区段（东西36°）的起点——其余天干代表的范围以此类推；但根据上文中位于正北位置以西8度的大火星归属十二地支中的子而非亥对应区域的现象及后来汉人关于十二地支与二十四节气关系的一些论述来看，十二地支在起点的规定上则应该与十天干是有些不同的，即天空正北方为十二地支第一个符号子所代表的相应区段（东西30°）的中点而非起点，它的起点为天空正北方以西15°处——其余地支代表的范围以此类推。
为了进一步印证我们以上所说内容的正确性，我们现在有必要来看一下国号“夏”的来历。
国号“夏”的来历与参星直接相关。
由于夏人的观测主星为参宿，参商二星相距接近180°，参宿于年初冬至前后黄昏时处在与商星大致相对的南方天空，而南方在古代又代表着四季中的夏，而且“夏”这个词作为四季名称，正如本书前面所说过的那样早在仰韶文化时期十二地支产生时应该就已经同时产生了，因而后来与夏观测主星关系密切的“夏”字便被借用过来作为了夏民族的族称、国号。这就是国号“夏”的来历。
夏人的姓氏也与参星直接相关。
《史记·夏本纪》说：“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这说明，夏人乃姒姓。
王宁在《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释支干〉研究之二》（《郭沫若学刊》1993年第2期）中经过论证，认为“姒”字与“巳”字本为一字，姒姓之“姒”本应为“巳”，“姒”姓就是“巳”姓。
这样就能理解夏人的姓氏的来源了：
由于参宿于年初冬至前后黄昏时处在与商星相对的南方偏东天空，准确地说也就是在地支巳的位置，所以夏人就以“巳”为姓，也就是以“姒”为姓了。
甲骨文中的子字、巳字的异体字的存在，商人的国号、姓与大火星直接相关，夏人的国号、姓则与参星直接相关，这些都说明了夏、商的确分别沿用了上古时期以参星、大火星为观测主星的星辰历，说明“二子传说”基本上还是可信的。二子中的大子阏伯应该就是商的先祖契，小子实沈应该就是夏的先祖禹。当然，根据《史记》的说法，禹并不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与契不是亲兄弟，但契却与尧、弃是亲兄弟，都是帝喾高辛氏的儿子。看来在禹与契的关系这一点上，“二子传说”与《史记》的说法不一致，未必可信，但在商主大火、夏主参星这一点上两者一致，应该还是可信的。
但是，夏、商所使用的两种星辰历是否与早期的两种星辰历完全一样呢？
由于夏、商后来都相继建立过统一的王朝，它们各自原来使用的星辰历都应该在后来各自的统一的王朝中被普遍使用过，因此，要想知道夏、商各自原来使用的星辰历只要弄清夏朝、商朝使用的星辰历就行了。
[1]胡铁珠：《〈夏小正〉星象年代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2000年 第3期。
[2]郭沫若著《甲骨文字研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考古学专刊·甲种第十号》，科学出版社，1962，第一版，17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