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们在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卯、酉两字时，指出这两个符号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是中部向左右两边突出，但我们没有指出它们的来源。实际上，这两个字都与尖低瓶直接相关。
首先，我们来看酉字。
甲骨文中的酉字（图5-6）整个字形像一个仰韶文化时期流行的尖低瓶（图5-7）。
我国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就认为甲骨文中的酉字是对尖低瓶形状的模拟，他甚至还曾直接将尖底瓶称为“酉瓶”，说：“甲骨文中有两个容器象形，一个是‘酉’字，一个是‘丙’字。酉字如前所说，就是尖底瓶演变到最后形式的象形字，单唇、宽肩、亚腰。‘丙’字是三个瓶结合在一起，形象正是袋足器刚刚出现的形象。‘酉’和‘丙’都不是一般用字，而是‘干支’组成部分，‘干支’是除了社会上生产劳动的社会分化以外更高一级的专业化的产物，所以，这不仅说明，甲骨文这两个字的起源可追溯到五千年前，而且尖底瓶（或称‘酉瓶’）和鬲（斝）也都不只是生活用品，而可能同祭祀的神器有关。”（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第二版，124页）
包启安1994年在《新石器出土文物与我国酒的起源》（《中国酿造》，1994年第二期）一文中也认为甲骨文中的酉字是对尖底瓶形状的模拟，他说：“当时甲骨文‘酉’字就是取酿酒容器小口尖底瓮的形状，引申为‘酒’字，金文中皆以酉为酒。正如《说文解字》解释云：‘酉，就也，八月黍成，可为酹酒。’其中就有酿造之意。卜辞中有不少酉字为‘酒’字同义的，所以古籍中酉、酒二字可以通用。”
尖底瓶的特点是底尖、口小、肩部向两侧突出，所以，酉字正是对尖底瓶整体形象的描摹，是用尖底瓶肩部向两侧突出的特点来表明酉字在黄道上的位置特点。我们再来看卯字。
卯、酉两字在黄道上的位置是相对称的，甲骨文字形的酉字取象于尖低瓶的大体轮廓，而甲骨文字形的卯字则很明显是对有耳尖底瓶两耳的直接描摹，也是用尖底瓶两耳左右对称的特点来表明卯字在黄道上的位置特点的。
如果单有一个酉字，或许还会有人认为它与尖底瓶之间的相像是一种巧合，怀疑酉字的起源是否确实与尖底瓶直接有关，而卯字符号的存在就使这些人的疑问完全被打消了；另一方面，酉字的存在反过来也能印证卯字与尖底瓶的关系。因而，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卯、酉两字分别就是对尖底瓶的整体及其其局部双耳形象的直接描摹。
尖低瓶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数量很大，是仰韶文化的代表器物，应当是当时非常常见的一种器物。那么，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自上个世纪50年代尖底瓶在仰韶文化诸遗址出土以来，迄今为止出土的尖底瓶数以百计，然而关于尖底瓶的功用却一直存在着争议，至今仍未有定论。
主流看法认为尖底瓶是汲水器——中学历史教材中涉及到尖底瓶时也都这样讲。然而，认为尖底瓶是汲水器并不正确。“针对考古界以及科普读物中关于仰韶文化尖底瓶之流行说法，半坡博物馆的研究人员1988年对馆藏的一批半坡类型尖底瓶（其中包括半坡遗址、姜寨遗址等出土的尖底瓶）进行实验考古，结果发现‘半坡类型绝大部分尖底瓶因盛水后重心高于瓶耳而倾覆，因此不能用来自动汲水’（孙霄、赵建刚《半坡类型尖底瓶测试》，《文博》1988年第1期）。1989年，他们又与北京大学力学系的专家合作，用数值模拟方法对半坡博物馆的7个样品尖底瓶进行仿真实验，同时还对一个石膏模型瓶做了数值模拟和实测，验证了这种方法和程序的可靠性……他们说：‘半坡人生活在浐河旁，平坦的河床大概也不需要用绳吊瓶去汲水的’、‘至于为什么做成尖底而又不便安放、双耳偏下而形成满而覆的形状，恐怕要作多方面的综合研究了’（北京大学力学系王大钧、唐琎、张菁，西安半坡博物馆孙霄、赵建刚《半坡尖底瓶的用途及其力学性能的讨论》，《文博》1989年第6期）。”（王先胜：《关于尖底瓶，流行半个世纪的错误认识》，《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5年06期）
实际上，尖底瓶就其基本功能来讲应该是仰韶人用的“暖水瓶”，是仰韶人为了在冬天里能随时喝上热水而发明的。因为，只有这样讲才能更好地解释尖底瓶“尖底”的作用及只是部分尖底瓶有双耳的现象：仰韶时期，冬天为了取暖，屋子里无论白天黑夜一直燃烧着火，尖底瓶由于底尖人们可以直接、轻易地将盛满凉水的尖底瓶插进火中以便把其中的水烧热并长时间保持水的温度，当仰韶人想喝热水的时候便可捏住瓶颈轻易地再将尖底瓶从火堆中拔出来方便人们饮用；夏天天热，屋子里不需要总燃着大火，水也不需要加温，于是就可以用绳子拴系双耳将尖底瓶悬挂起来使瓶子得到更好的保护——当然，这个功能只是次要的并非必须有的，所以仰韶文化中期的尖底瓶就没有制作出双耳来。
另外，虽然尖底瓶的基本功能是被用作“暖水瓶”，但由于其自身口小的特点也适用于酿酒、盛酒——“最早的酒限于当时技术水平，其酒精成分很低，酿造时的防腐是当时酿造的首要问题，用狭口瓮减少空气的接触面积，以减少酸败，如果装满就可以作到几乎无空气存在的可能，这是一项很重要的措施……“酒字是酿酒容器的象形，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几乎都是小口尖底瓮的形象，难道这岂不是小口尖底瓮是最早酿酒器的最强而有力的证明？古代巴比仑舒麦尔人酒的象形文字，也是小口尖底瓮形，真是无独有偶。”（包启安：《新石器出土文物与我国酒的起源》，《中国酿造》，1994年，第二期），因而，在尖底瓶数量有剩余或天气渐暖以后不需要把尖底瓶当作暖水瓶使用的情况下，适当大小的尖底瓶也可兼用作酿酒器、盛酒器。李仰松、包启安就曾根据尖底瓶可用作酿酒器的情况推断我国黄酒（又叫水酒、米酒等）的起源不晚于仰韶文化时期[1]。
尖底瓶既然可用作酒器，那么在待客、祭祀等一些特定场合也就又可以很自然地充当礼器了。苏秉琦先生1991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12期）一文中就说过：“半坡遗址另外一些文化现象也说明它正处于社会转变期。如小口尖底瓶未必都是汲水器。甲骨文中的酉字有的就是尖底瓶的象形。由它组成的会意字如‘尊’、‘奠’，其中所装的不应是日常饮用的水，甚至不是日常饮用的酒，而应是礼仪、祭祀用酒。尖底瓶应是一种祭器或礼器，正所谓‘无酒不成礼’。”
所以，关于尖底瓶，正确的认识应该是：它首先是具有“暖水瓶”作用的水器，然后被兼用作酒器，再然后又有了礼器的功能。
至于尖底瓶的消失则应该与生产力的发展有关。
虽然考古发现仰韶人已学会了纺织，但当时人们穿的、铺的、盖的应该都还没有很好得到解决，因而冬天屋子里都要一直生着火以取暖；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穿的、铺的、盖的逐步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冬天屋子里就不会一直生火了，主要起“暖水瓶”作用的尖底瓶由于失去了使用的有利条件从整体上说也就不复存在了。当然，那种小口双耳尖底瓶由于具有“虚则攲，中则正，满则覆（瓶子空的时候双耳系上绳子悬挂起来，瓶身会倾斜；瓶子装满一半水的时候瓶身会呈竖直状态；瓶子装满水时瓶身会翻到过来瓶口朝下，水全部倒出）”的特点因而并没有完全立即消失，其中有极小的一部分被一些部落首领及后来的君主相继用作“侑卮”，也即“宥坐之器”，被“挂在座位的右侧，注入适量的酒或水，功能是保佑帝王或君主长久稳坐于宝座之上”，“启发和劝戒君主看到它产生类比联想：作为政治首长，坐在这个万人之上的宝座上，其行为命运其实是与这件陶器的‘注水过程’相差不多的。在重大行政过程中如果大脑中的知识和智慧与所担当的责任相适应‘中’，那么你做出的重大决策就会切合实际‘正’，你在座位上也会坐得正；但假如你腹内空空，对政治原理和行政法规、民情民意等系统知识、信息懵然无知，那么你的行政举措必然会出现‘倾斜’，你的座位也会无形中随之倾斜（欹）；假如你出现了偏差，又听不进属下的批评和劝谏，很自满，认为知识水平、行政决策全是老子天下第一，那么你的这个座位早晚要‘覆’就像‘侑卮’被灌满水一样，迅速翻个头朝地、底朝天”（郑志强：《小口双耳尖底瓶应为“侑卮”》，2012年7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小口双耳尖底瓶作为“座右铭”的最初实物形态，在仰韶文化时期以后又继续流传了很长时间，直至春秋时代孔子在鲁桓公庙中还曾见到过一件这样的东西。
关于尖底瓶具有酒器、礼器的功能，我们可以通过对酒、尊、奠这几个字的甲骨文字形的分析使之得到证明：
酒字的甲骨文字形为□，一半是个酉字一半是三点水，意思就是尖底瓶中流出的液体，既然尖底瓶是酿酒器、盛酒器，那自然从中流出的液体就是酒了。
尊字的甲骨文字形为□，为双手捧一尖底瓶之形。尖底瓶是酿酒器、盛酒器，而比较小的尖底瓶又可以直接作为饮酒器来使用。所以，当有尊贵的客人来到时就可以直接捧一只比较小的、盛满酒的尖底瓶给他喝酒，以表示尊敬。
奠字的甲骨文字形为□，为尖底瓶直立于地面或什么平台上之形。因为尖底瓶是礼器，故古人祭奠亡灵时要使用里面盛满酒的尖底瓶。
另外，说奠字表明尖底瓶具有礼器的功能我们还有更充分的证据——当时有专门用于祭祀的尖底瓶。这就是仰韶文化（包括前期与后期）遗址出土的数目很少然而很特殊的一种尖底瓶，这种“尺寸在七八十到一米多的大号尖底瓶，其胎体厚度一般都在5毫米左右，非常薄。而从其容量可盛百来斤水看，是根本不具有实用性的，因为一抬动，瓶体就会破碎”（李宝宗：《浅说仰韶文化尖底瓶形制、用途及其他》，《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23日）。朱兴国根据出土这种尖底瓶的房间没有灶坑等一些特殊的伴随现象认为这种尖底瓶不是实用器具，而与祭祀有关，是祭祀的对象魂瓶[2]——我们认为，这种尖底瓶与祭祀有关是可以肯定的，但它只能是祭祀的用具，而不会象朱兴国理解的那样是祭祀的对象。我们可以推想：仰韶文化时期最开始用作祭器的应该就是一般的尖底瓶，尺寸大概在三四十厘米高，后来，也许觉得这种尖底瓶太小用以祭祀不够庄重从而才又造出了这种大型的专用于祭祀的尖底瓶并将其盛满祭祀用酒长期放置在特定的祭祀场所，需要的时候另外再配合以其它一些器具、行为、仪式就可以进行祭祀活动了，它并不需要经常被搬动。
当然，酒、尊、奠等字最早都应该也是仰韶文化时期就被创造出来并进而在字形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一直流传到了商朝甲骨文时期（在酒、尊、奠等字产生以后，古人根据“酉字与酒有关”的观念还陆续创造出来了一些更多的以酉字为偏旁的字——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收录的就有60多个）。
因为，尖底瓶只有在仰韶文化时期才非常流行，此后虽然尖底瓶没有完全绝迹，但绝对已是凤毛麟角、相当罕见，不具有实用性不作酒器使用了，而商朝时的盛酒器又都是平底的，假如商人要以盛酒器的形象为基础来造这几个字，那么造出的字中表示酒器的符号就绝不应该有尖底的特征，绝不应该以酉字为构成部件。
尖底瓶具有暖水器、酒器、礼器等众多功能也就进一步印证了酉、卯两字分别是对尖底瓶及其局部的直接描摹而且酉、卯两字也正是在仰韶文化时期被创造出来的观点。
因为，古人创造地支是为了供大家使用，而尖底瓶只有在仰韶文化时期才非常流行、那时的人们对它才非常熟悉、它在那时人们的生活中才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而也才最有可能在那时创造非常重要的纪月符号地支时想到要用描摹的办法造出其中的卯、酉两个字符。
而且，由于十二地支的创造又应该是一次性完成的，这样，我们就又可以得出结论说，整个十二地支最初也是由仰韶文化时期仰韶文化分布区域内的某个人创造的。
这样，确认尖底瓶的多种功能及甲骨文中酒、尊、奠、卯、酉等字与尖底瓶的关系，不但能解决我国黄酒的起源时间下限问题，也解决了十二地支的产生时间问题，证明了它们都产生于仰韶文化时期。
对卯、酉字形的分析说明了十二地支、以十二地支纪月的十二月星辰历产生于仰韶文化时期，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它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吗？当然有的。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的一种有十二个太阳纹的彩陶钵就能够进一步印证这个观点。
郑州大河村遗址仰韶文化第三期出土一些绘有太阳纹、日晕纹、月亮纹、星座纹等天文图案的陶片，这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绝无仅有的。绘有太阳纹的彩陶残片共12片，可以复原出2个彩陶钵，在每个彩陶钵上腹部均绘有十二个光芒四射的太阳纹[3]（图5-8）。十二个太阳纹的彩陶钵说明了仰韶文化时期大河村人有一种十二月太阳历（阳历）的思想意识。
我们知道，包括太阳在内的所有恒星位置是不会变化的，但由于地球的公转与自转，一年中不同季节黎明日出之前瞬间东方地平线附近的恒星背景（以及傍晚日落之后瞬间西方地平线附近的恒星背景）却都会不同：假定恒星是静止的则似乎是太阳在作逆时针运动——这就是古人把称之为“日缠”的太阳的周年视运动，而若假定太阳是静止的则似乎是恒星在作顺时针运动——这就是恒星的周年视运动。星辰历制定根据的是恒星的周年视运动，一般太阳历的制定根据是太阳的周年视运动，而恒星的周年视运动与太阳的视运动周期相同方向相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月份个数、所包含日数相同的星辰历和太阳历两者在本质上、实际使用效果上是完全一样的，星辰历就是一种特殊的太阳历。因此，郑州大河村的那种十二月太阳历的思想意识实际上也就是十二地支代表的那种星辰历的的另一种反映形式：当时的人们虽然习惯于认为一年不同月份代表恒星在天空中的不同位置，但肯定同时也知道，如果假定恒星位置是恒定不动的，那么也就可以认为一年不同月份代表的是太阳在黄道上的不同位置，一年有十二个月份就代表一年中太阳要在黄道上十二个不同区段依次运行。
郑州大河村遗址彩陶钵上的十二个太阳纹实际上反映的就是十二地支代表的那种星辰历，而根据测定，郑州大河村遗址第三期距今大约5100年至4700年[4]，属仰韶文化晚期，这个例子从实物上说明了至少仰韶文化晚期十二地支、以十二地支纪月的十二月星辰历绝对已经出现。
[1]李仰松：《对我国酿酒起源的探讨》，《考古》，1962年1期；包启安：《新石器出土文物与我国酒的起源》，《中国酿造》，1994年，第二期。
[2]朱兴国：《也说尖底瓶》，《社会科学评论》，2007年第4期。
[3]郑州市博物馆发掘组：《谈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彩陶上的天文图象》，《中原文物》1978年01期。
[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郑州大河村》（上），科学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