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曾经当过村长、乡长、副镇长、文化站站长、电影院经理，他算是我们村上同龄人中比较优秀的人。
爷爷为官谈不上清廉，也不至于过分。
他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8岁时就给鬼子掳到山上帮修炮台。据爷爷的回忆，鬼子对和他一起在山上修建炮台的成年中国人可凶了，虽然没杀过，可是打、骂、饿各种虐是常态。不过鬼子对小孩子还行，总是笑眯眯的，高兴了还给两块糖吃。同村里的十一叔、番薯伯就吃过鬼子的糖，还偷了点回家。
炮台还没修好，天皇就宣布投降了。
爷爷没事可干，遂去给大户放牛。放了三年，赶上解放，组织上打土豪、分田地，领导看爷爷是个贫苦娃儿出身，于是分给他大屋一间、牛一头、猪及鸡鸭若干，庄稼地十亩，还有床、桌子、凳子、土灶、锅碗瓢盆各一套。
我爷爷自打记事起，做梦也没想过自己能碰到这好事，一夜贫农翻身变“地主”，从此他坚定相信跟着组织走肯定没错，果断要求入党进步。当时爷爷也是年轻、勤劳、朴实、在群众中有一定威望，虽然文化水平极低，连私塾都没上过，但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因此组织上考察了他一段时间，便把他纳为基层干部。
我爷爷毕竟没读过书，从小也是在泥巴里玩大，所以呢，组织性、纪律性就没那么强。
国家要他修水利工程、发放农资补贴，这些事他是一定会积极去干，并且不敢去伸手去贪的（说实在的，那年头也没几个人敢伸手去贪公家的东西）。
但他手头上毕竟有些权力呀，比如说批准村里人申请城市户口、批准年轻人上大学、安排征兵服役事项、保释因打架斗殴而被派出所抓去的同乡、帮人推荐就业等等。
因此，时常有人提着点三五烟、苦丁茶、水果特产、鸡鸭猪肉等的上门“孝敬”，我爷爷要是觉着事情没办法给人家办成，那铁定是不收的，要是觉得事情能办成呢，半推半就也就收了。不过他从来不收群众送来的“红包”，爷爷说：“乡里乡亲的，收钱就该抓了。”
我爷爷的脑海里，始终有一种当“官”了，待遇就是该跟普通人不一样的虚荣思想。没办法，他的童年、青年生活，还是受了些封建糟粕的毒害。
有一回我爷爷被外派到深圳的南澳岛交流学习，学习完毕后，国家派船护送他返乡。船走到半路，我爷爷跟船长提出来说：“你给我撒张网下去，捞点海货让我回乡能带给邻居们。”
船长的头摇得像拨浪鼓，说现在是休渔期间，国家严禁捕捞，这个忙我帮不了。
爷爷好话说尽，船长就是不给面子。最后爷爷生气了，道：“我要是空手回乡，不给乡亲们带点好处，这副镇长以后怎么当？你别忽悠我，我知道你天天偷着开船出海，给领导打大螃蟹吃。大家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怎么领导吃得，我就捞不得？你要是不给我捞点海货上来，回村后我就让群众不卖番薯、大米给你。我倒要看看，是我们没鱼吃熬不住，还是你们没主食吃熬不住。”
船长听说爷爷要叫人不卖大米、番薯给他，害怕了。因为南澳岛的水稻蔬果产量是极低的，要是周边的村落不卖农产品给他们，南澳岛的大米、番薯储备，一个星期就能被造光。
于是船长服软了说：“行行行，等船进入内港时就给你捞一网吧，咱们可说好了，我偷偷撒这一网，捞上来多的都归你，但要是捞上来少了，那也是天意，你不能嫌少让我再撒，这是严重违纪的。”
我爷爷笑道：“违纪、违纪，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你违纪？捞吧，捞上来看看再说。”
结果这一网下去，老天爷赏饭吃，足足捞上来了几千斤鱼虾蟹，另外还有海带、贝壳啥的无数。爷爷叫人把这网鱼获车回村里，叫村民排着队来均分，一时间村公社门前，人山人海，笑语喧天，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还是老头子有办法！”
分完了鱼，爷爷又叫人多挑了十担大米、十担番薯、十担芋头、十屉鸡蛋，送给船长“还人情”，喜得船长大叫：“好朋友，下次你要打鱼就来找我！”
总是有办法的爷爷，在村里受人爱戴，在社会上也官运亨通。
我的父亲，就是出生在这么一杆红旗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