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的童年，是在苦水中泡大的，他被日本鬼子掳去修过炮楼、给地主家放过牛，饱一顿、饿一顿是常事。住处也十分简陋，就是个处处漏风的茅草屋，家徒四壁，晚上则睡在草铺上，盖着沙子御寒。
而我父亲的童年，简直像蜜里调油。
当时我的爷爷，已经做到了镇电影院经理兼镇戏剧团团长的职务。我爸爸便借了我爷爷的权力，当上新中国第一批黄牛党。
只因当年一没有手机、二没有网吧、三没有贺岁大片，能看上电影和看戏剧，就已经是普通老百姓甚大的精神享受，因此电影院的门票、戏剧社的门票在社会上一票难求。
我爷爷最初安排我父亲，到电影院门口帮卖门票。
不料我爸爸小小年纪，却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思想，他抓住门票紧俏的时机，坐地起价，空手套白狼，原本一分钱一张的门票，在他手里被卖到了两分钱、三分钱，甚至五分钱！
每天电影院分给我老爸二十张票，我老爸卖完票后，“交足公家的”，剩下的都归自己，时常便能有2、3角钱入袋。
那年头，一条卤鸭脖才2分钱、一大碗潮汕汤粉 四颗肉质紧弹的牛肉丸，也不过1分半钱。我爸爸每天能有2角钱入袋，收入已堪比一个十七级乡科办事员。所以他每晚下班后，都能溜到电影院外的供销社，买一条卤鸭脖沾三甘酱吃，吃完后还要与电影院前台的小姐姐们胡乱调侃一番，再去睡觉。
天长日久，这事给我爷爷发现了。爷爷勃然大怒，骂道：“这兔崽子投机倒把，要害死人！”
于是把我父亲吊在房梁下，足足拷打了三个小时，这才放他下来，并撤去了他卖票员的职务，勒令他每天走乡串村放电影。
放电影可是个苦差事，一分钱门票收入也没有不说，还得天天起早贪黑，蹬着一辆二八大杠凤凰牌单车，驮着两个装有放映机、屏幕、影片、雨布等杂物的大箱子，翻山越岭、遇河过渡地一个村一个村按计划撂地搭台放片。
可怜我父亲小小年纪，站起来都没有二八大杠高，就得干这苦活了，活得比解放前的小孩还惨。
捱了几年放电影的苦日子后，我爷爷便寻思着，把我爸爸调到戏剧团，当一个设备维修工啥的，既能学到本事，又能赚点工资。然而我父亲当时满脑子是“大丈夫生居于天地之间，岂能郁郁久居人下”的思想，他不甘心一辈子都走在我爷爷规划好的道路上，于是趁着月黑风高，偷偷砸碎了储钱罐，拿出四五百元“巨款”，跑到海南找机会去了。
90年代的特区海南，风云际会。
我父亲便投靠了一位亲友，跟其学习打理酒店生意。
我那亲戚在海南五指山市，经营有一家带旅业服务及中餐厅服务的星级酒店。规模不小，员工众多。本来，加入这家酒店对于我父亲来说，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
然而他太飞扬跳脱了，自认为自己的老板的亲戚，应该在酒店管理层获得一席之地，因此经常狐假虎威，欺负基层员工，又经常假借外出采买海鲜、蔬菜、大米等食材的机会，从中揩油。不久，亲戚发现了这些事，就开销了我父亲。
我父亲一气之下，认为“你能开酒店，我也能开”。于是打电报，让我爷爷汇来毕生积蓄的5万元人民币，自己在海口也开了一家酒店。
BUT......
一来我父亲志大才疏、眼高手低、做事不愿意深究，确实没有当老板的潜能；
二来，彼时的海南官场，吃饭打白条盛行，毫无人际关系的父亲，门面刚开张，就天天给各路牛鬼蛇神来吃饭打白条甚至收“保护费”，天长日久，加上酒店的水电费、员工工资、食材采买支出，爷爷汇来的5万元早已被掏空；
三来，父亲创办酒店的时候，刚好赶上海南地产泡沫破灭，整个市场顿时生意萧条，没多少人愿意下馆子消费。
因此，在我6岁的时候，我们家破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