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据说在清末年间比较兴旺，家庭成员有：祖父母、伯父母、父母及兄弟姐妹等二十余人。家庭的主要支配者：祖父王瑛、大伯兴伦、二伯占伦、父亲元伦、堂伯父中伦和其子得时。家庭经营项目较多，除了以农为主外，还大力栽植柳树，开办面粉加工、豆粉条加工作坊两座，饲养较多的羊、猪、禽类。生产资料比较充裕，水、旱地共有一百五十多亩，骡、马几对，工具齐全。家庭成员分工明确：祖父王瑛为清末秀才，文化造诣很深，他除了管理全面外，开办私塾，招收青年人三十余名，从事教书育人工作；大伯兴伦主管全家经济收支和作坊生产；二伯占伦读书很多，考试落榜后，从事裱画工作；父亲元伦除农业劳动外，主要经营百货；堂伯父中伦因脚残而专门饲养牲畜，其子得时专管农活劳动，在农活大忙的时候也请若干帮工，但对其并不刻薄，总以实惠相酬。由于上述经济状况，加上祖辈们艰苦创业和勤俭持家，所以形成了家兴业旺、生活自给的局面。
在居住条件方面，也较宽畅，大院坐南向北，里面有宅基三院，另外有个小偏院，东面还有一个果园。房屋有正脊五檩的大房三间，双梁双口的平房二十七间，角房三十多间。大门是砖木结构，雕刻精细，其样式叫做“子母怀胎”。门前有个大照壁，中间刻着“对我生财”四个大字。门前两侧各有参天榆树一株，直径都在三、四尺以上，遇到大风时，就可以发出可怕的呼啸声（注：门前榆树于1958年【一平二调】中被伐去）。大门旁还放置一个二尺五寸长、八寸方的马石，供人们骑马用。二门是土木结构，前面也有个砖砌的照壁，上面刻着：“处世莫如为善好”、“传家惟有读书高”的对联和“耕读世家”的横额。每到夏秋之际，老家门前细水长流，杨柳成荫，果园内果菜丰盛，鸟语花香，特别是那三十余株小松树，排列一行，苍翠挺拔，冬夏常青。如此和谐而美丽的乡土风景，使人格外显眼。
祖辈们为人和善，耕读为本，并有较好的修养和写、算能力，他们不但精晓农业而擅长工、付、商业，他们教子有方，友爱邻里，所以在乡间有一定的威望，人们俗称：“王善人家”和“书香人家”。
在民国开始时，祖父去世，户内家大人多，互不和睦而提起分居，当时按照传统规矩：堂伯父中伦分得祖业一半，我的父辈兄弟（兴伦、占伦、元伦）三人共分祖业一半。此外，中伦为儿子得时“务农”苦功，额外提留了一份，兴伦为“管家”之功、占伦为儿子得品是爷的“长孙”之功，也额外提留了一份。惟有父亲元伦，其排行最小，也没有什么功劳，结果之分了极少产业。
分居后的各家人，由于占有财产不等，智力的不同，以及社会的、自然的各种原因，各自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大伯兴伦（无子女）与二伯父占伦（有五子四女）合居为一家，他们人强马壮业又广，并雇少量长短工，生活很宽裕，后来发展为富农。父亲元伦即我一家，业产无几地少劣质，虽兼营小商及作坊，但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海时常缺吃少穿，仅未出卖劳动力，结果称为中农。惟有堂伯父一家，虽分得多部分祖业，但结局十分可怜，本人残而病故，儿子得时也早亡，其媳妇姚氏和孙子统卿等人，智力低下，目不识丁，耕作粗放，收入不多，加上其他原因，逐步到了债台高筑，生活赤贫的地步。后来债主纷纷逼命的形势下，他们将仅剩的几件家具、贴上分给债主的名单后，一家老幼七口人，抛家丢犬，于星夜向终南“拉脊儿山”跋涉逃命。他们在山后化隆县一带，以苦力度生，一怕要债，二怕拔兵，一直不敢回来。偶尔回来时，见他们手拄着长棍，穿着别人的破皮袄和破皮靴，面目憔悴，行动迟钝，见人无精打采，说话结结巴巴。他们在异地他乡游村串户，出卖劳力，饥寒交迫地度过了十五年，沦为下中农，多亏中国共产党，他们得以解放才回到故乡，过上了安乐的日子。不难看出，上述的贫富沦升和地位变迁，是阶级社会两极分化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