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郭象对玄学的深化
郭象(公元252_312年)字子玄，河南(今洛阳)人。《晋书．郭象传》说他“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其主要著作是《庄子注》，相传他是在向秀注释的基础上增改而成。另外，他还有《论语体略》(或称《论语隐》)一书，现已佚失，只有部分内容保留在皇侃《论语义疏》中。郭象虽说是注《庄子》，实际上是借《庄子》来发挥自己的学说。
(1)“独化”说的神秘主义世界观”
郭象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独化”说。他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说明世界万物的生成、变化以及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郭象之前的玄学家有尚“无”之风，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思想。这种“贵无”论受到了裴頠的批判。郭象接过裴頠的“崇有”论，把裴頠坚持的“无”不能生“有”，“始”生者，自生也等观点，加以绝对化、神秘化。
他认为老庄所说的“无”并不能生成万物。他说：“夫庄”老之所以屡称无者，何哉?明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在宥注》)亦即任何事物的产生、存在和变化，都是无原因、无目的、无条件的，自然而然地孤立生发出来的：“万物皆造于”自尔(《达生注》)，“物各自生而无所出焉”，“不知所以因”而自因”(《齐物论注》)，不需要任何力量的主宰。郭象概括他对于天地万物生成的主要观点是：“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庄子注》序)对于天地万物“自生”、“自造”“的情况，郭象用“独化”说来进行描述。
郭象将“独化”层含义：一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和变化都是自然而然的。如他说：“自然即物之自尔耳”“(《知北游注》)，又说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齐物论注》)。从这点上看，其“独化”说具有反对宗教神学造物主的意义。二是说，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都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关而发生的。这也就是他常说的，天地万物“突然而自得”(《天地注》)，“突然而自尔”(《知北游注》)，“掘然自得”(《大宗师注》)等等。这一观点为“独化”，说染上了极重的神秘主义色彩。
郭象突出了万物独立生长而无所资借的“独化”特征，注重从内部寻求万物发生、发展的原因，突出主体自身的力量，这在封建社会中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郭象未能将之引向对于人的主观努力的崇尚，促使人们去发现和肯定自我的价值，而是走向了“惟命之从”的命定论。
(2)“惟命之从”的命定论
郭象认为，天地万物的生成、变化或者说“独化”，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完全是由“命”或“理”决定的，即所谓“唯在命耳”(《德充符注》)。
他这样解释命：“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寓言注》)于是，人只能听从“命”这一神秘力量的安排：“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他举例说：“免乎弓矢之害者，自以为巧，欣然多已；及至不免，则自恨其谬，而志伤神辱；斯未能达命之情者也。(《德充符注》)又说：“夫我之生也，非我之所生也，则一生之内、百年之中，其坐起行止、动静趣舍、性情知能，凡所有者，凡所无者，凡所为者，凡所遇者，皆非我也，理自尔耳。(《德充符注》)可见，郭象所谓的“独化”，并不能由万物完全自主自由地生成、变成；相反，凡所“有者”、“无者”、“为者”、”“遇者”都是“非我之所生也”，而是由“命”决定，“理自”尔耳”。因此，他所谓的“玄冥之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惟命之从”。
郭象从“惟睢命之从”的命定论出发，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自己而然”、“自足其性”的。所以他强调人要“随天安之”(《庄子·大宗师》注)“任自然之运动”(《庄子．天地》注)。这就是要人们安于本分，不要“为为”而为。
郭象进而认为，封建等级秩序也是符合天理自然的。由于人也是“独化”自生的，都“自足其性”，“各有定分”，“各”有阶级”，因此应该“各安其分”，懂得“大小俱足”。也就是说，当奴隶的自安于奴隶的身份，就可以自得。如果不安分，“以下冒上”，就叫“失真”、“忘本”，自己倒霉!这种观点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
综上所述，玄学思想虽然继承了先秦的老庄哲学，但与老庄哲学又不尽相同，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以研究“三玄”“为其主要内容。玄学家一般以研究《老子》与《庄子》为主，同时也研究《周易》，并以《老子》、《庄子》注解《周易》。如王弼的《周易注》与《周易略解》两书，就是以老庄解《周易》的代表作。第二，以讨论“有无”问题为核心。魏晋玄学把老庄哲学的“有无”问题进一步展开。何晏、王弼提出“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哲学。而裴颁则反对此说，并提出与之相反的“崇有”思想。郭象在“崇有”的基础上，把万物看作是自生独化的，一切都独化于玄冥之境，表现出神秘主义思想倾向。第三，都涉及到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先秦的老庄学派以崇尚自然，反对名教(即儒家礼教)为基本特征。而魏晋玄学，除了阮籍、嵇康之外，总的来说是以调和儒道、诃和自然与名教为根本目的。王弼从本末有无的哲学理论出发，认为自然(即“无”或“道”)是本，名教是末，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郭象更提出名教即自然的理论。所以玄学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大体上是统一的。
魏晋玄学继承了两汉的道家思想，又避开了两汉经学的弱点，创造了一个调和儒道学说的新的思想体系。它不仅盛行于魏晋时期，而且还影响到佛学，乃至对宋明时期的理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隋唐及其之后的道家
玄学衰落之后，道家思想仍是余绪未绝。从隋唐及其之后注释《老子》、《庄子》者的数量之众，可窥见一斑。
隋唐五代的陆德明、魏征、傅奕、颜师古、成玄英、唐玄宗、李荣、马总、杜光庭等人以注释《老子》而出名。两宋至元的王安石、司马光、王雱、陈景元、吕惠卿、苏轼、苏辙、叶梦得、吕祖谦、林希逸、范应元、李道纯、赵孟颊、吴澄、林至坚、何道全等人；明代的明太祖、薛蕙、释德清、李贽、沈一贯、焦兹、林兆恩、归有光、钟惺等人；清代的清世祖、王夫之、傅山、纪昀、毕沅、姚鼐、汪中、严可均、王念孙、俞樾、高延第、陶鸿庆、易顺鼎、严复、孙诒让、刘师培等人；现代以来的张之纯、马其昶、杨树达、罗振玉、吴承仕、马叙伦、支伟成、奚侗、曹聚仁、陈柱、王重民、丁福保、钱基博、王力、高亨、钱穆、蒋锡昌、劳健、严灵峰、张纯一、朱谦之、任继愈、陈鼓应等人也都以注释《老子》而闻名于世。
以注释《庄子》而知名的有唐代的陆德明、成玄英等人；宋代的吕惠卿、陈景元、林希逸等人；明代的焦竑、释德清、方以智等人；清代的王夫之、姚鼐、王念孙、王闽运、俞樾、孙诒让、陶鸿庆等人；近现代的章炳麟、郭庆藩、王先谦、马叙伦、蒋锡田、王叔岷、胡怀琛、高亨、闻一多、钱穆、严灵峰、陈鼓应等人。
以上注家中，许多都是学术造诣颇深的学者。他们抱着研究、考察的态度，诠注《老子》、《庄子》，形成了道家的章句之学。
不过，隋唐之后，道家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变化。它主要是在道教的阵营中蓬勃发展。道教学者通过对于老庄思想的阐释和发挥来建立其宗教理论。于是，有了隋唐时期的道教重玄学和宋元明清时期的道教内丹心性学理论出现的局面。
道家的后期存在，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种方式：
第一，道家思想渗透在别家学术思想体系之中，如道家学说对宋明理学本体论的形成影响尤大。宋明时期的佛教力倡佛儒道三家合流，其中的道就是指的道家和道教。
第二，从历代异端学者的思想言行之中，可看到道家批判精神的影子，如晋代鲍敬言之无君论；明代李贽之童心说，何心隐之育欲说，汤显祖之至情论；清代唐甄之破崇论，袁枚之性灵论等，都与所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有关。
第三，历代文论和文学艺术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道家的美学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的美学思想史、绘画史、文学史、以及书法、雕塑、音乐等，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道家精神。
第四，历代隐士或失意文人也援取道家思想，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如陶渊明的《桃花园记》，李白的《感兴》、《庐山遥寄卢侍御虚舟》、苏轼的《水调歌头》等都受了道家思想影响。
可见，道家在中国文化上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绝不能因为道教的创立而忽视道家思想这股潜在的精神暗流的存在，或者将道家思想淹没在道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