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出了一个拒行帝旨、秉公执法的司法官，他叫张释之，是河南南阳人。
有一次，皇太子刘启和梁王刘揖，乘车进宫，按当时的规定，凡进宫者，无论文臣武将、王公贵族，在司马门前都要下车下马。可是，刘启和刘揖依仗自己是皇室子弟，根本不把国家法令放在眼里，来到司马门前策马扬鞭，长驱直入。碰巧，张释之也进宫，远远看见一辆车子闯门而入，便问守备的军士：“刚才是什么人，如此目无法纪，直闯司马门？”卫士惊慌地回答说：“是皇太子和梁王。”张释之一听，气愤得二话没说就追了上去，冲到太子的车前面，张开双臂拦住了正在行走的车。太子和梁王见有人竟敢拦自己的车，便破口大骂，傲慢地训斥张释之。张释之毫不示弱，义正词严地质问他们：“国家法令规定，出入司马门者，必须下车？难道法令对你们无用吗？”一席话，问得太子和梁王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只好下车步行。事后，张释之奏请汉文帝惩罚太子和梁王的违法行为。为此，薄太后怪罪汉文帝，文帝脱帽谢罪说：“怪我教导儿子不严。”并严肃教训了太子和梁王。从此，文帝很看重张释之，把他提升为廷尉。没想到，张释之任廷尉后，做了一件令文帝也意想不到的事。
有一天，汉文帝去渭阳城游玩，由于人多车多，队伍拉得很长，汉文帝在前呼后拥之中，威风凛凛地高坐在御车上，随意眺望，悠然自得。按照汉朝的法令，皇帝出行，老百姓要回避若是撞上了皇帝的车队，必受重罚。这时，正当文帝的御车上了渭桥，突然有个人从桥下跑出来，冲撞了文帝御车的骖马。马受了惊，顿时狂奔起来。幸亏旁边的护卫人多，死死地拉住了御马，避免了一场事故。那个吓惊到御马的人，知道自己惹了大祸，想从路边的田间小道溜之大吉，可是凶悍的侍卫一拥而上，把他按倒在地，绑了起来。文帝命令廷尉张释之对此人严加惩处。
张释之审讯那个人。那人说：“我是长安县的乡下人，听到了清道禁止人通行的命令，就躲在桥下。过了好久，以为皇帝的队伍已经过去了，就从桥下出来，一下子看见了皇帝的车队，马上就跑起来。”正好跑到了队伍中间，与皇上的马车撞了个当头，没办法的情况下，只好逃向田野。张释之判他交了一些罚金便放了他。
汉文帝事后听说已将人放走，只交了些罚金，心里很不痛快。他责问道：“那人惊了我的马，幸亏我的马驯良温和，假如是别的马，说不定就摔伤了我，你竟然只把那恶棍判了罚金？！”张释之回答说：“那人不是恶棍，不过是一个初次上京的乡下人，他遇到皇上您的车驾已是心惊肉跳了，完全是出于无意，怎么能重罚他呢？法律是天子和天下人应该共同遵守的。现在法律就这样规定，却要再加重处罚，这样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如果我因为您是皇上，就重罚这个无意的乡下人，各级司法官员都会来效法，那么全国老百姓岂不会手足无措？要冤屈多少人啊。”汉文帝听张释之这一番有理有据的陈词，点头称赞说：“廷尉做得对！”
惊马人的案件处理后不久，西汉朝廷又发生了一起重大案件。有人胆大妄为，偷窃了汉高祖庙中神座前的玉环。汉文帝对窃贼敢于盗祖庙大为恼怒。全国上下一致行动，很快盗贼就被抓到了。汉文帝下令把盗庙贼交给廷尉严加惩治。张释之依据西汉法律中规定的偷窃宗庙的珍宝、服饰、器物的条款，判处盗贼斩首示众的“弃市”刑罚。
张释之把这个判决上奏汉文帝后，汉文帝勃然大怒，责问张释之：“这个贼无法无天，为非作歹，竟敢盗窃皇家祖庙中的玉环器物。我所以把此案交给廷尉去处治，就是要你严加惩处，判以灭族重刑。可是你却像办平时其它案子一样，只是按照法律条文的规定，上报判处的意见。你这样处置他，怎么能够维护先帝高祖的尊严呢？再说也违背了我尊奉祖先，恭敬、孝顺的心意。”
张释之看到汉文帝大发脾气，于是也脱帽叩头谢罪，口里却依然据理力争地辩驳说：“根据法律规定 将窃贼判处‘弃市’就是最重的了。到底是判斩首弃市罪还是判灭族罪，应该按照罪行情节的轻重来定。现在要是对盗窃了宗庙中的玉环器物的贼就判以灭族罪的 话，那么有朝一日，再有个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若公然去挖掘祖庙，到那时陛下又将用什么刑罚来加以惩治了呢？”
由于张释之执法严明。依法办事并敢于坚持正确主张，不以个人好恶来论罪，对皇上也不阿谀逢迎，所以在他任廷尉期间避免了许多冤案，得到了当时百姓的称颂。历史上有记载说：“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
简评：
张释之能做到依罪量刑，不以身份不同而随意量刑，不搞株连，不因人废法，不因尊者之言而改变法规，是值得赞叹的。在帝王一手遮天的封建时代要做到秉公执法，勇气，魄力，说话技巧，一样也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