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家的美好时光结束了，我们一家搬到了村子外，终于住进了属于自己的家里，虽然简陋。
爸爸和妈妈为了美化院子，栽种了几颗洋槐树，又买了一颗柿子树栽种下来，房前屋后栽种了很多泡桐树。春天来临的时候还从大伯家移植了一颗葡萄树，大伯说这棵葡萄树是从新疆带回来的苗。爸爸移回来以后，种在鸡窝旁边，这株葡萄树虽然长的很旺盛，但是从来没结过一颗葡萄。我们全家都很纳闷，都说他是一颗公葡萄树。秋天的时候，我经常站在树边，在茂密的叶子中间搜寻葡萄，但总是无功而返。
春天槐花开放的时候，我和姐姐站在树下看着槐花，但却没有办法上树，因为那几颗槐花书又细又高，没法上去。姐姐不知从哪里找来长把镰刀，把槐树拉弯，我摁住树枝，她松开镰刀，然后就拿到了香嫩可口的槐花，可是槐树经不起我们的折腾，第二年便再也没有开花了。
柿子树开花了，花落后，结出了绿色的小果子，小果子被风一吹，有的便落到院子里，我好奇的捡起来玩，捡满了一裤兜，绿色的小果子被未褪去的花瓣包裹在中间，很是可爱。
东墙根下放了成堆的木料，那是村里大队的木料，也是集体的财产，因为没有地方放，所以我家搬进来以后，暂时放在这里。
奶奶还住在老院子里，五爸住在老院子的南房里，南房给我的印象总是很暗很潮。奶奶住在靠西的一间小房子里，一间房子，里面有一铺火炕连着炉灶，旁边还放着一架织布机，奶奶每天都要在织布机上“嘎吱嘎吱”的织布。布料做成床单，睡在上面惬意得很。我经常没事就回到老院子里看看，没有什么好吃的，瘦高的奶奶总是会说：“俺娃回来看奶奶了！”
大院的情景我们这一辈无法理解，只能从电视上了解一些内容。父辈们的恩怨情仇只能从分开化解，所以有了分家之说，孩子们长大了，要走出去生活，自己成立自己的家，作为老辈人更多的是无奈，或者是顺从，就像分子的裂变一样，或者向蒲公英的种子一样，各自扎根土壤，开启自己的新生活。
东门外，一列参天的白杨树与我家的西墙隔着一道窄窄的水渠，平行着但不对称。水渠是浇地时流水用的，为了水不泡塌院墙，父辈们专门用石头砌了一道刚能通过人走的堤坝，专门起防护的作用。堤坝防护着院墙，防护着我们。我经常在上面摆溜溜。一年走着，一面喊着：摆溜溜，吃豆豆，摆到南头吃豆豆。然后又摆回来，如此往复，往复如此，摆着童年的欢乐。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天气干旱，村里人绝对不会让庄稼受委屈的，只有浇地，水一定从我家门前流过。我家大门朝西，隔着水渠要有一座小桥才能通过，当然这不是我考虑的，爸爸早就做好了。我家也有一番江南风景，就是小桥流水人家，只不过没有柳树的柔和，更多的坚挺的白杨树。
四季轮回，风景各异。春天杨树抽芽吐絮，夏天杨树枝繁叶茂，秋天树白叶黄，冬天坚挺竖立。作为季节的参照，白杨树阐释着更多的定义。我喜欢它是因为除了小板凳之外，它是另一个融入我灵魂里的另一个内容，因为它带给我的是另一个世界，另一个风景。
我用小桶在水渠里打水浇灌我的花和树，我在水渠里揪来薄荷叶子捣碎玩耍，我在冬浇的水里叠纸船看他慢慢游荡，我在夏天的清晨看金蝉爬上杨树如何脱壳。杨树丛中有我喜欢的杏树苗和苹果树苗，我曾经幻想把他们移植回来长大结出果子吃，但结果是树苗被我家的老牛当做食物吃掉了。我为什么喜欢杨树，因为它已融入了我的灵魂。
我家门前对面的城墙，已被拆毁。好像是被炸药炸掉的，我记得我在路边玩耍时，负责放炮的人警告我不要靠近。再后来，那段记忆就渐渐模糊了，然后对面盖起了两排房子，住进了周家兄弟，从此我们成了邻居。东门口又多了两家人，老大门前一左一右放着两个石鼓，供人坐在上面休息。一到晚上东门口的邻居便聚在这里侃天论地，我搬上小板凳跟上大人凑热闹。没有电视，聊天拉近了人的距离。村子里有个人名字叫生活，脑子有点不太对，但他总爱去人多的地方，而且问人要烟抽，然后不管多大，男的叫你哥哥，女的叫姐姐。然后发出一阵长长的笑声。有人叫他唱首歌，他害羞的说我不会唱，等到人们不去理他了，他就会唱起《东方红》，唱两句，自己给自己排起手来。惹得众人啼笑皆非。他总是骗我们小孩子，去打麦场库房里看他丑陋的地方，等他脱掉裤子，我们拿起一把事前准备好的干土朝他扬去，在他的骂声中我们一哄而散。
冬天，地上下了厚厚的积雪，我在院子里堆了雪人。自己做了一张弓，然后用高粱杆做箭。把雪人当靶子。孩子们都说柳树弓，杨树箭，射到半天空里不见面。我的弓虽然是柳枝做的，但没有杨树箭。然而这难不倒我，整个东门外都是杨树，何愁找不到杨树枝。搭好弓，弯好箭，看看我能射多远。只听“咔擦”一声，箭没射多远，弓却折了。我站在雪人旁边，左手拿箭，右手拿弓，看看左边，又看看右边，不知该怎么办？
春节到了，爸爸从集市上买了好多烟花，为了庆祝搬家的喜悦，那年春节，我们的院子放起了漂亮的烟花，邻居也和我们一样放着同样的烟花。烟花点燃，慢慢的不断变大，当我们欣赏着不断升起的景色时，一声巨响烟花炸开。吓得我和姐姐捂着耳朵赶紧跑回屋子里。
那年，我六岁，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