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城里小学生的夜生活
夜生活一词一般是指城市里的人们在夜晚的集体娱乐活动，也是城市居民业余生活的一部分。我上小学时期，蓟县城里的娱乐场所只有电影院和戏院，有时也有唱皮影戏的、说大鼓书的和跑马戏的。1959年以前，蓟县没有火电，街上也没有路灯，后来安装的路灯也是那种白炽灯，光线暗淡，所以也没有晚上逛街的。那年代蓟县城里没有歌舞厅和健身房，因为那时人们劳累一天，晚上坐下来看看电影，听听评戏，既是休闲也是享受，没有心思和力气去锻炼身体。那时期的职工干部都是比较年轻的，还没有出现退休的人群，自然也没有人吃饱了没事干去跳广场舞了。
那年代小学生的课业负担轻，没有家庭作业，家里也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晚上小学生们就没什么事干，你想看会儿书，家长都嫌你费灯油，不让你看。女同学可以帮助母亲做家务、纳鞋底、绣花、看孩子，男同学多数没什么事干，就成群结伴的去街里看热闹。在西南隅村居住时，我们附近的成志奇、王子荣、李世存、李世义我们几个，到了晚上就经常结伴一起去街上玩。在西北隅村居住时，附近的贾荣兴、朱建民、张海、田志刚、王树仁、孔昭银等几个人，也经常晚上一起活动。但是，也有的孩子不贪玩、不好“热闹”，如我们林家胡同的我堂弟孟繁荣、我们南院的李来良、北院的成兰发，他们晚上基本不出去玩，就在家里老早的睡觉。
我们小学生夜晚经常去的地方是电影院和戏院门外。
去电影院主要是为看半截电影。1955年以后，蓟县已经成立了电影队，用发电机带动电影放映机，在电影院里演电影。每天演什么电影，都在大街上贴海报，那时的电影院是露天的，幕布也是每天晚上挂到场地固定好的两根木杆上的。木杆顶部有滑轮和垂到下面的绳索，把幕布上方的两个角拴好拉上去，再把下面的两个角拴在木杆下部就行了。放映机和发电机也是每天晚上搬进去的。因为露天影院白天不能看电影，晚上也怕下雨，所以才每天晚上放电影前把幕布和机子从库房取出来，放完电影后再把幕布放下来和机子一块入库。电影院里是沙土场地，摆放着一排排的圆木或方木板条，观众就象坐小板凳一样坐在圆木或木板上。
最初的电影院在猪市东北角，也就是现在的邮政局后院。后来电影院又搬到独乐寺西小院，也就是现在可以免费参观的清代民居、书画展览的院子。不过那时的西小院的大门不在大街上，而是在独乐寺的西大门里面，有一个门朝东开的大门，里边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只在西南角落里有个厕所。看电影时要先进入独乐寺西大门，再进入电影院。那时独乐寺大院不是旅游景点，而是文教局的下属单位办公地点。这个大院里有图书馆、文化馆、皮影社、电影队等几个单位。猪市北侧的电影院和独乐寺西小院的电影院一样，都是那种露天的简陋影院。
1955年蓟县城里修建了大礼堂，作为县政府的大会议室，除了召开大会外，就给蓟县评剧团演戏使用，蓟县的县评剧团驻地就在大礼堂院里的平房内。大礼堂以演戏为主，有时评剧团到外地去演出，电影队也到县政府的大礼堂去演电影，把礼堂的窗户挂上遮挡光线的厚布窗帘，白天也能演电影。不过在大礼堂演电影门票贵，每人一角钱，而露天电影院的门票是五分钱，一米三以下的孩子不要票，一个大人可以免费带进一个孩子。
我们这些小学生都是农家出身，哪里有钱买票看电影啊，即便是职工干部家属的子女，也不可能经常给你钱买票看电影啊，所以我们主要是去看免费的电影。正由于电影院里设备简陋，没有对号入座的条件，所以观众多几个少几个没什么关系。每当电影放映一段时间，大约在半小时至一小时之间，收票员估计不会再有人买票入场后，就不再检票了，大门虚掩，由观众随便进出了。我们这些不辞辛苦在大门外等候的小孩子，就可以到电影院里去看半截电影了。
那时期一场电影要两个多小时，开演前先放几张写着时政标语口号的幻灯片，同时播放音乐，也为了等候观众。之后放一个新闻纪录片（俗称加片），大约半小时。放完纪录片再演故事片（俗称正片），需要九十分钟。有的不爱看纪录片的观众，故意晚一点买票，等加片快演完才入场，不耽误看正片。一般在正片开演十几分钟到半个小时后，就不会再有人买票入场了，所以检票人员也就不管了。我们这些孩子开始在电影院门外玩，等检票人员不管了，就进去看那大半截正片。
因为一个观众可以免费带一个小孩子入场，孩子们就想出一种看便宜电影的方法，就是见到熟人就主动过去说话，求对方把自己“带”进去。也有的孩子脸皮厚，不认识的人也走过去搭讪，求人家把自己带进去，对方一般也会答应的。我的脸皮薄，没有求过不认识的人，认识的人来看电影的又不多，有的来看时也带找自家的孩子，所以我还没有办过求别人带着看电影的事。但是我却做过向检票员“要票”去看电影的事。
大约在1960年以后（不记得是哪一年了），蓟县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就在独乐寺后院（后来的县幼儿园处）排练节目。我记得看过他们排练评剧《柜中缘》，身穿戏装，脸上不涂油彩。我的学龄前同伴张红臣，本来是学生，也到这个文工团来了，还有东南隅的郭景龙，也是我们蓟师附小的学生，他也在这个文工团里。也没见他们正式登台演戏，后来文工团解散了，张红臣和郭景龙又回到学校去上学了。他俩在文工团期间，曾经为电影院门口当过检票员，那时因为不是对号入座，观众进门时把票交给检票员，检票员应该把收到的门票撕碎扔在地上。我们和张红臣、郭景龙认识，有时就站在他们身后，偷偷的把手伸过去，轻轻的捅他几下，向他们讨要尚未撕毁的门票。他们在乘别人不注意的时候，也会悄悄的递给我们几张门票。我们再拿着门票到远离门口的地方，几个人把票分开，一人拿一张门票，大摇大摆的通过检票口，进去看电影。因为他们俩不是电影队的人，替班当检票员的机会也不多，这种“要票”入场的事大概不过三四次。后来，一回想起这件事来就觉得很有意思，当时就和做贼似的，站在他们身边时还要假装不认识，不能互相说话和问候，用手在身后悄悄的捅咕和传递。因为电影院门外等候的孩子很多，不全是一伙的，被他们发现后，他们就当场乱嚷起哄，检票员也怕被领导批评，不敢太公开的“贪污”门票。那时也有些和检票员熟悉的成年人，根本就不买票，打个招呼就进去。这也是检票员的特权，这种现象一直存在，除非对号入座的影剧院客满，没票的人进去没有座位，检票员才不敢让无票者入场。
那年代看的故事片电影都是新电影，也就是解放以后拍的政治性很强的歌功颂德的故事片，有战斗片、反特片、和反应工人农民新生活的故事片，也有《刘三姐》、《天仙配》等神话故事片和《马兰花》、《小木克》等童话片，还有苏联进口的电影片子，不过大部分都是黑白片。
晚上我们小孩子常去的地方还有大礼堂，也就是蓟县的“戏园子”。蓟县的大礼堂是1955年在鼓楼后面的官地“侯宅子”修建的，周围还建了几排普通的尖顶砖瓦房，蓟县评剧团的驻地就在这个院里。白天我们去那里玩时可以看到剧团的人分别练功夫。有跟着乐队一起练习唱腔的，有在老师指点下练习“做派”（表演动作）的，有翻筋斗打把势练习武功的。这些演员都是“成家子”的唱戏，一个剧团里有若干家庭，他们的孩子不像我们那样到学校上学，而是从小就跟着大人学唱戏，四五岁的孩子就要练习弯腰、踢腿、劈叉、倒立等戏台上武打表演的基本功，动作稍差就挨打。据说学唱戏是“不打不成才”的，为避免父母舍不得打自己的孩子，就不让父母直接教自己的孩子，而是要拜本剧团其他人为老师。我们去那里玩时，剧团的小孩也愿意和我们一起玩，有个和我们同龄小名叫虎子的男孩，就和我们很熟悉。练功休息时间他就和我们一起玩，练功时看到他被老师训斥、踢打，我们很同情他，他也非常羡慕我们能够到学校去读书。
大礼堂不是标准的影剧院，而是按照大会议室的形式建造的，四周都有窗户，窗户上的玻璃都是普通的无色透明玻璃，为的是白天开大会时光线充足。礼堂的窗户位置比较高，距室内地面大约一米半左右，里面观众坐在椅子上不影响窗外的人观看舞台上的场景。晚上演戏时，有的买不起门票又想看戏的成年人，就站在窗户下面距离地面半米高的的房盘台阶（注1）上，手扶窗台往里看。我们小孩子们也可以站在礼堂的房盘台阶上，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扒着窗台，割着玻璃往里看。有时里面的观众发善心，见我们在外边看，就把窗户打开，使我们看的更清楚。我们也可以用力扒着窗户框钻进去，再扒着窗户框跳下去，走到前边去看戏。礼堂里的座位是对号入座的，进门检票时撕下一点后把票退给观众，以便找到座位。我们小孩子跳窗户进去当然没有座位，只能站在傍边看。剧团的人发现后就把我们往外轰，并且把打开的窗户再关好。但是经常有空座位的时候，我们钻窗户进去后，只要坐在空位上，老老实实的看戏，剧团的人一般就不再管了。如果我们在里边乱说笑乱打逗，他们也会到座位上来检查我们的门票，我们拿不出门票来，还是要被轰出去。
那年代蓟县评剧团演的戏大部分都是传统戏，虽然也演出《刘巧儿》、《小女婿》一类的新戏，基本上都是表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老戏。
晚上除了电影院和大礼堂之外，还有表演皮影戏（俗称“唱影”）的地方，这也是孩子们喜欢去的场所。那时蓟县有两个国营皮影社，和电影队、评剧团一样，都是县文教局的下属单位，只是皮影社的流动性更大，每次演出多则一两个月，少则十几天，就要换一个地方。据说是同一地点演的时间长了上座率就低了，所以他们在县城里没有专门的演出场地。那时皮影戏演出的也都是传统的节目，以武侠故事、神话故事、章回演义小说的故事为主要内容。
皮影社有两种收费方法，一是卖票，二是包场。
在较大的城镇“唱影”都用卖票的方法，就是先在大街上贴出海报，写明表演的剧目、时间和地址，由观众自愿买票入场。他们在蓟县县城里演出时，就是使用卖票的方法，在街面上临时租用个比较大的院子，在里面搭台子唱影，院子里不预备座位，有观众自带高低板凳、椅子、马札等，也可站立观看。白天在大街上贴出海报，晚上在院门外摆个桌子，临时卖票，大门口有人守门检票。开演后过一小半时间，也就不检票了，有耐性等待的人可以随便进去看了。那时东大街路南的职工俱乐部大院、路北的沈家店大院、西南隅的盐店后身大院（后改建粮食局家属院）等地，都曾经卖票“唱影”。
在农村唱影都是采用包场的方法，就是在某个村公开演出，由这个村集体出钱，周边村的人可以随便来看。包场是按天计算，演一场（一个晚上）多少钱，而且还要包吃包住。但是吃饭不是白吃，那年代粮食是以人定量的，皮影社的人要按国家规定的干部下乡吃派饭的标准（1970年代是每天每人0.7公斤），把自己的粮票按天数交给村，村里负责给皮影社人员做饭，要求吃饱吃好，菜金钱由村里负责。住宿也简单，影社的人员都是自带被褥的，村里只要负责找空屋子，负责烧热炕、烧开水就行了。连续演的时间越长，每一场的价格越低，因为搭影台子和大戏台子似的，比较费事，不像演电影那么简单，所以一次演一两天是不值当去的，至少要演出五至七天以上。城外的杨园子、三岗子、土楼等村，在农闲季节，都曾经包场唱影，一连唱影十几天，吸引城里人也去看。我们小学生听说后，有时也去城外的村庄看皮影，不过这种机会很少，因为城外附近的村庄的人，可以打票来城里看皮影，村里一般不再包场唱影了。
那时期蓟县城里的文艺活动，除了自己演出的电影、评戏和皮影外，也有些外地来的临时性的文艺表演，如跑马戏的、说大鼓书的、变戏法的，这些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光顾的场所。
跑马戏的需要的场地比较大，一般都在“社场”里开设表演场地。那时城里各村都有晾晒庄稼的大场，除去大秋麦秋打场之外，平时就空着。马戏团就在场里立木桩子挂布围子和拦网子，把表演场地遮挡起来，然后在拦网的门口卖票检票。马戏团来到后，白天和晚上都演出，上午、下午和晚上各演一场。这些马戏团检票十分严格“死板”，直到散场也不许无票的人进去，我们小孩子只好在外边玩。但是，因为布围子只有2米多高，中间就是露天的表演场地，周边的居民站在自家的房上、墙上，从远处观看，他们也无办法。
说大鼓书和变戏法的需要的场地不大，既可以露天表演，也可以在较大的室内表演。他们有时在猪市的大集上开个场子，有时在西大街老爷庙前面空场或鼓楼前面的空场开场子，有时还到鼓楼上边的楼室里去演出，白天和晚上都表演。说大鼓书的都是两个人，变戏法的只有一个人。他们都不卖票，可是每到演出高潮时就暂停一会儿，朝大家收钱，观众自愿往盘子里扔零钱，多少不限。边收钱边说好话，常用话是“给多给少您瞧着赏”，于是他们演出的劳务费就变成了“赏钱”。小孩子站在观众圈里边看，这些卖艺人知道小孩没钱，把铜盘伸到小孩圈头顶上边，向后边的大人圈收钱。表演一会儿就要一次，一个小时得要两三次。我们小孩子对大鼓书不太感兴趣，坚持不到散场就回家了，只有看变戏法才坚持到最后散场。
这些零散艺人到蓟县城里来的次数是不多的，尤其是变戏法的，白天追集（注:2）演出的多一些，在城里开场子演出的白天晚上都很少，可能是收不到多少“赏钱”，所以才来的少。
那时的文艺表演团体也有国营、集体与个体之分，蓟县的电影队、评剧团和皮影社，都是国营性质的，他们收取的演出费全部上缴国家，工资的多少因艺术级别而异，由国家发放，收入与工资无关。所以，门口检票比较宽松，晚上演出后半场随便进去看。外来的马戏团可能是小集体性质，自收自支，全靠门票收入发工资，所以才无票者一概不许入场。这些单独到各地说大鼓书和变戏法的艺人，估计是单干户，哪里的观众慷慨大方给的“赏钱”多，就多演几天，那里的观众小气吝啬，给的“赏钱”不够住店吃饭的开支，演出的场次就少了。
俗话说，习惯成自然，我们这些喜欢热闹的的小学生，在县城里没有文艺演出时，也要结伴到鼓楼附近的大街上去转一圈，因为街上的早晚门市部、饭店、茶馆晚上也开门营业。1960年几条大街上都有了路灯，在路灯底下玩耍，如顶牛、抽猴、抽鞭子等也是孩子们的乐趣。
不过小学生在夜晚活动时，也有两伙学生之间闹矛盾，打架斗殴的现象发生。我1957年在西南隅上小学时，一天晚上王子荣我们去鼓楼那边玩，也不知因为什么，和附小的一伙学生里的王世全闹了矛盾，我们这边的孩子头王子荣上前要打王世全，他哥哥王世奇（注3）过来了，和王子荣争吵几句，两个人就摔跤，我们两边的学生各自给他俩呐喊助威。结果王子荣被王世奇摔倒了，他就急眼了，就跟我要九节鞭（我家有个练武术用的九节鞭，老人传说刀枪剑戟等武器辟邪，有时晚上出去玩，我就在口袋里装着九节鞭用来仗胆）。由于他不会耍九节鞭，在用九节鞭打王世奇时，被王世奇攥住了，两个人就互相争夺。我怕被王世奇抢走，就说：“你们别打了，快把九节鞭给我吧。”王世奇毕竟是高年级学生，懂事多。他对王子荣说：“你敢用凶器打人，跟我去派出所。”王子荣说：“到哪也不怕你，去就去”。于是他俩互相扯着九节鞭，我们两伙学生跟着，一起去了东大街的派出所。那里有一个戴黄色军帽（帽子上是警徽）、穿黄军装颜色上衣蓝裤子（裤缝带红道）的值班民警。他先把九节鞭收过去，之后就询问情况。王世奇先说，王子荣后说，他俩各自强调自己的理由，都说对方不对。民警把他们批评教育一顿，最后把九节鞭交给我，警告说以后不许再带出来了，再带出来就要没收。等于这个民警没偏没向，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然后就让我们回来了。以后，我就不再带九节鞭出门，改为带皮鞭子，一个人走夜路就用抽鞭子来仗胆了。
注1：房盘台阶，蓟县人称房屋的地基为房盘。建房子的第一道工序是开槽码盘，就是为房子的墙体做基础。盖房前先在地平面上把墙体的部位开挖成槽沟，铲除暄土（地表疏松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层）露出实土（坚硬结实的原始土层），在里边砌墙基。蓟县是半山区，房基都用块石砌成的，俗称“地脚盘”或“盘子石”（石头墙基的好处是不怕土地中含有的盐碱侵蚀）。为了防止下雨时院子内的雨水流进屋内，房盘石墙露出地面的高度起码在10厘米以上，越是高大的房屋，房盘就越高。房盘石墙要比砖砌的房屋墙体宽，在房山墙下面要露出一寸左右宽的边沿，俗称“襟边”，在前后檐墙（包含窗户和门）下面要露出半尺左右边沿，俗称“台阶”，它也是门口台阶的最上面。蓟县大礼堂房盘高出地面半米左右，外表是用水泥抹的，因四面都有窗户和门，按习惯都露出半尺宽的房盘边沿“台阶”。
注2：追集，蓟县农村进行集市贸易这天俗称“大集”，习惯是每隔五天一次。为方便交易，县内的几处集贸市场分别在农历一和六、二和七、三和八、四和九日进行交易，等于是一个县内每天都有大集，专业商贩或者卖艺的艺人们们可以每天都去不同的村镇集市去出摊卖货、卖艺，俗称“追集”。
注3：王世全和王世奇是亲哥俩，是在城里东北隅租房居住的非农业家属的孩子。当时和他俩不认识，通过这次打架才见面的，后来我们成了蓟县一中的校友，但是彼此没有说过话，也不知他们是否认识我，可我认识他们俩。王世奇1964年在蓟县一中高中毕业，高考落榜，分派到蓟县盘山水泥厂化验室工作，王世全在一中读书时比我低一年级，后来分配到蓟县影剧院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