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我在高级小学的情况
1960年春天，我家搬迁到西北隅文庙胡同南边的钱家胡同居住，户籍也迁到西北隅村。我家改为从西北隅大食堂打饭吃，不过我还在西南隅白塔寺小学上学。1960年7月经过升学考试，升入高级小学——蓟师附小，这里距离我家更近了。
那时升学考试的成绩分数我们多数学生不清楚，因为升学考试后无人公布分数，只能在家等候录取通知书，也不知自己考了多少分。过去农村学生的家长对子女的学习不太重视，不去特意打听子女的升学考试分数。我一个小孩子，更不懂得去特意询问升学考试的分数，所以不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1960年初小升高小、1962年高小升初中、1965年初中升中专，我的三次升学考试成绩自己均不知道分数）。不过，根据我自己在初小平时的成绩，认为自己能考上五年级。
1960年8月至1962年7月，我在蓟师附小读高小（五六年级），那时期正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听当时的老师和驻村工作组宣传，说全国十八亿亩土地有九亿亩受灾，同时还要偿还抗美援朝中欠苏联的外债，毛**要求大家艰苦奋斗共度难关等等。从社会上看，1961年大食堂解散了，各家自己开火做饭，但分的口粮有限，还处于忍饥挨饿状态，1962年分给各户自留地，生活有了一些改善。
1956年以后，蓟县的初级小学已经基本普及，每个行政村都有了小学校。学龄儿童都可以报名上学，而且每学期学费只交一元钱，都念得起书。除去有的家庭孩子多，不愿让女孩子上学读书，个别同学因脑子笨，一而再再而三的留级，因而退学外，多数孩子都能读到小学毕业。
可那时的高级小学一般每个乡只有一所，初级小学毕业生能够升入高小的大约只占一半左右。拿我所在的城关镇（后改称人民公社）来说，全镇48个村，只有两所“高小”，每年共招收五六个班的学生。那时全城关镇每年共有多少四年级毕业生我不清楚，只知道我们西南隅小学有三十多个毕业生，估计全镇起码有四五百个初小毕业生。那时只在西北隅的孔庙遗址处和城北白马泉天主教堂处各有一所“完小”（一至六年级完全制小学）。西北隅处的完小又称“蓟县师范附属小学”，面向城里和城西、城南的三十多个村庄招生。蓟师附小这几年五年级每年招收四个班，每班四十多人，一共也就一百八十人左右。白马泉完小的五六年级教室还不在白马泉教堂的院内，设在北面山坡的紫各庵的庙堂内。紫各庵高小只办了四五年，后来也撤消了。这里面对县城北面山区的十来个村庄招生，每个年级只招收一个或两个班的学生，大约三四十人或六七十人，两个高小每年招收二百多学生，还要剩下二三百人不能升学。而在1956年以前，招收的五年级学生更少，那时的高小毕业生在农村就很稀少了。宝坻县的邢燕子高小毕业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就成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先进典型。
我读五年级的蓟师附小，是现在的“城关一小”前身，不过那时的校区没有现在这么大，学生也没有现在这么多。它位于鼓楼北大街（渔阳北路）北段的西侧，西北隅文庙胡同（现称“文安街”）的北侧。它的东面隔一条北大街与蓟县一中为伴（1980年后北大街拓宽时，东侧因有鲁班庙中学的西院墙位置无变化，西侧的小学东院墙向西缩进一米多）。西面与西北隅岳家胡同东侧的农家相邻。文庙胡同的西头路北的城隍庙大院，那时期是县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办公地点，最后边是看守所。这条胡同（文安街）路南和路北的蓟师附小和公检法大院之间，都是西北隅的普通民宅。西面的看守所、中部的西北隅民宅和东部的小学校的北面，直到城墙根下，是西北隅村的民宅或菜园、果树园，没有其他单位。
蓟师附小是在辛亥革命后由文庙改建的小学校，因解放后蓟县师范学校就在西面的城隍庙大院，这个小学是蓟县师范的附属小学，简称蓟师附小。1958年后，蓟县师范搬迁到城西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小学是否还归蓟县师范管辖，反正名称没变。1970年实行“把小学校下放到大队（村委会）来办”，西南隅、东南隅、东北隅的小学校改为村办小学，隶属城关公社管辖。而这个小学以招收城内非农业居民家的孩子为主，仍隶属教育局管辖，改称“蓟县城关小学”。后来非农业居民住宅逐步扩大，县城里又建立了教育局直属的城关“二小”和“三小”，这样原来的蓟师附小就被大家称为“一小”，直到1990年以后，县里恢复重修文庙，才把文庙的老建筑与学校分开。
1960年我上学时，文庙的大门就是学校门的正门，大门东侧的路口处曾经有一座石头牌坊，后来为了交通顺畅，把牌坊拆了。文庙的大门口修建的比城里的独乐寺和白塔寺大门还讲究。门口东西两侧各有一座刻写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的石碑，石碑旁边是一块半米高的方形石，俗称“上马石”或“下马石”。据说清代以前从这里经过的文官要下轿，武官要下马，以表示对孔圣人的尊敬。其他庙宇门外是没有的这个规矩的（在1966年“破四旧”时，这两座石碑被拆走了）。
文庙大门外是十多级白色花岗石台阶，大门是用整块长方体花岗石条石砌成的类似牌坊样式的“三座门”（正名楹联门），中间一个大门，两侧各一个小一点的门。门里边相对应的是三道单孔的汉白玉石拱桥（正名登瀛桥），中间的桥面要比较宽一些。遗憾的是桥下的池子（正名泮池）里并没有水，等于是三座旱桥，上学时大家就从石拱桥上经过。石拱桥北面正中间三间比较高大的门房（山门），它和北院的大殿（正名大成殿）、东西配殿一样，都是雕梁画柱的豪华型古建筑，只是雕梁画柱的油漆早已陈旧褪色。门房东西两侧各有三间普通的砖瓦房，其中有一间一屋的教师宿舍，也有两间一屋的教师办公室。门房正中是一间敞开（没有门）的通道，北侧屋檐内的横梁（檐檩下面的嵌）上，挂着一个第一代电子钟（用火电带动电机运转的钟，出现在石英电子钟之前），门房后面还有一个用来提示上课下课的电铃。门道两侧的房间也改成了教师办公室。这排房子的前后地面高度不同，房前地势低，有三四级台阶，房后地势高，只一级台阶。
在门房的北院是文庙的主体建筑了，包括北面的大殿、东西配殿和中间的“祭台”。所谓祭台，就是在大殿与东西配殿中间的场地，是古代举行集体祭拜活动的小广场。
北面的文庙大殿，东西方向大约有七间普通房子长，已经改成了二个教室和一间办公室。大殿比门房和东西配殿都要高大和宽敞，前面房檐下是一排明柱和宽敞的走廊。大殿的地基比较高，走廊下的基座是百色花岗石砌成的。在祭台（小广场）上开会时，正好把大殿的走廊当作**台。小广场的东西两侧是配殿（每层配殿是六间厢房，比正殿矮小，比普通住房高大）改成的四个教室，配殿的基座也很高，只是前面檐下没有明柱和走廊。
祭台就是长和宽都有20多米的方形广场，学校也称为“中操场”，是过去文庙里对孔子举行集体祭拜活动的场地，它的地面要比门房后面的那片地面高出半米左右，呈现一个高台状，侧面是花岗石砌成的，上面全部是青砖墁地。中间对着山门门道的位置是三级花岗石台阶。六一节庆祝活动、各班学生演节目、平时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都在这个小广场里举办。
在文庙正院的东面，也就是东配殿的后边，是学校的东院，这院里也有教室。东配殿北侧与正殿之间没有院墙，两座建筑之间的空地与东院和北面的大操场相通。西配殿的北侧与正殿之间也没有院墙，这两层房之间的空地与北面的大操场相连。
在门房前面石拱桥的东侧院墙的北半部，有一个月亮门与东院相通，东院教室的学生们可以不走石拱桥和山门，从这里直接进入东院教室。东院的建筑都是后来建造的新式普通砖瓦房，这个院子里的最南端是伙房，有教师伙房和学生食堂，1960年正是全国吃集体食堂的年代，那时期非农业的职工家属孩子在学校的学生食堂里吃饭，农村的学生回家与家长一起在本村的集体食堂里吃饭。
东院的中间，也就是在东配殿东面的位置，是二排教室，每排有九间房，三间房一个教室，共六个教室。东院的这些教室都是后来盖的门窗较小的新式闷檐房，而西院的老房子都是老式明装修的挑檐房（注1）。
教室、教师宿舍和办公室里都安装了电灯，因为1960年蓟县刚刚从唐山引来火电，城里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有电灯了，城外农村尚未普及用电。我在白塔寺小学时学校还没有电灯，所以蓟师附小学校的电器特别引人注意。
这里的教室都是三间通长的屋子，前面和后面各有一个门，前门正对的讲台上有一张不带桌子腿的讲课桌。前面和后面的房山墙壁上各有一块黑板，前面的黑板是老师讲课用的，后面的黑板是写《班报》用的。教室里的课桌是比较好的，都是木制单人课桌，但是在教室里摆放时也是两个课桌并在一起的，还是形成两个人“一桌”，每排分三行，共六个人的座次。三间房一个屋的大教室，大约七八排课桌，四十多个学生。学生坐的凳子也是学校的，不用学生自己从家里带了。桌子和凳子的样式都是统一的，只有新旧的差别。
在大殿的后面，有一个大操场，每天早晨全校学生一起做广播体操（冬季是课间操）时，大家就在这里做操，张庆贵老师负责组织。操场的地面是沙土夯实的，上体育课、开运动会都在这里。操场的西南角处是个篮球场，课余时间老师们经常在大操场上打篮球。
操场的北面院墙处是露天的学生厕所，那时的厕所都是简易的蹲坑，小便渗进泥土里，大便掏出来晒干当菜园的肥料。操场的东面是学校的菜园子，学生们上劳动课就在菜园子里干活。那时的教师厕所在什么位置不记得了，教师的小厕所是有顶棚无窗户的老式茅厕，下雨淋不着，不过里面的便坑都是一样的，因为那时没有水冲厕所。
那时操场北面的院墙东北角有一个后门，学校北墙外面是西北隅一个孤寡老太婆李小花的三间西厢房和果树园子。1961年或1962年间李小花去世后，房子被拆了，学校北面一直到北城墙下边就是西北隅村的果树园子了。
1960年8月，暑假开学后，我到蓟师附小读五年级了。那时学校里共有十二个教学班，其中一至四年级各一个班，学生以西北隅村农民家的孩子和非农业职工家属的孩子为主要生源，也有少量西南隅、东南隅、东北隅的农家孩子。一至四年级的教学班不排列序号，就称为一年级班、二年级班等。五六年级的教学班按序号排列，名称是某某班，从入学到毕业名称不变。这时的五六年级各四个班，生源来自城关镇的几十个初级小学。我们五年级的四个班，分别是第31班、32班、33班和34班。六年级的是第27班、28班、29班30班。说明这个学校从建立高小开始（不知从哪年开始的），到1960年只招收了34个班的学生。1961年8月，我们升入六年级了，新招收的五年级是35班、36班、37班和38班。我的儿时伙伴张红臣、成兰发是在这里读的一至四年级，我来这里读五年级时，他们已经读六年级了。我在钱家胡同西院的邻居贾荣兴在这里读四年级。
我们西南隅南关联合小学毕业的同学中，究竟有多少人考上五年级我记不清了，估计有十几个不足二十人。只记得我和宋臣、曹振远、袁俊田、麻荣雨、高秀俊、李淑华等几个西南隅的同学，还有南关的王俊霞、王文友、陈立银、汤义华考上了五年级，一起分到了32班。
我们32班共有四十多学生，来自城关镇的许多村庄，毕业后有些见过面的印象深些，那些没见过面的就没有印象了。我记得除了我们西南隅南关联合小学的上述同学外，还有西南隅的王德方（他是在附小读的一至四年级），西关的陈宏、路永安、蒋洪全、周桂琴、许桂琴、和张x芹，三岗子的柳建国，下闸的王玉凤、娄庄子的李凤、陈桂芳、西大屯的魏xx、上埝头村的樊瑞琴、大刀剪营的张x香、小刀剪营的高永才、西北隅的冯宝珠、王振国、杨久茹、东北隅的郑运明、张国明、穆庄子的穆秀文（她是我们林家胡同的邻居成兰贵的妻妹，早就认识她）、城里的职工家属子女刘海、郭淑芬、王淑霞（她父亲王贵是工业局经理部的汽车司机，她家曾经在西南隅林家胡同我二叔孟庆华家租房居住）、戴俊兰等人。
那时高小的学生也是步行上学的，城关公社离城里最远的村是大、小刀剪营，上埝头和西大屯村，约有七里地（3.5公里），需要步行一个来小时。因为那时自行车还未普及，高小学生中骑自行车的很少。那时期机动车很少，交通事故更少见。
那时城墙外边村与村之间都是庄稼地，可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城外村庄的学生都喜欢结伴走，可能这也是家长的要求，因为那时没有家长接送孩子的。大村子学生多的，是男女同学分别结伴走，小村子学生少的，就男女同学一起走了。他们上学来校和放学回家，都要结伴一块走。如五里桥、娄庄子、西大屯、上埝头、大小刀剪营等村的学生，都要结伴走，不是一个班的也要等候凑齐了一起走。可是我们城里的同学就没有这个习惯，上学时都是各走各的，放学后顺路的必然就一起走了。这是因为我们三关四隅村与村连接紧密，房屋密集，给人较强的安全感，没有结伴的必要。
那时期正是新老服装交替时期，学生中引人瞩目的还是那些职工干部家子女，因为他们穿的衣服比较新颖，穿的衣服是缝纫机制作的新样式。天气暖和时，上衣是衬衣和制服袄，男生穿前开口的制服裤子，女生穿侧开口的制服裤子，还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腰里要露出皮带来，脚下穿买的球鞋。夏季女生还穿裙子，男生穿制服裤衩，天凉时他们穿毛线织成的毛衣或绒衣球衣，冬季穿制服棉袄和栽绒领子的小大衣。身穿这样的新式衣贴身合体，显得秀气、洋气，令人羡慕。而我们多数农家孩子穿的还是那种家里手针缝的老式衣服，男女生下身穿的都是裤腰又长又肥大的“勉裆裤”，女生上身穿斜开襟的小花袄，男生穿前开襟的褂子，脚底下穿的是家里做的布鞋。夏季农村女孩子也不穿裙子（女人穿裙子裸露半截腿不符合传统习惯），男生穿家里做的松紧带的肥大裤衩。天凉了先穿夹袄夹裤，再穿薄棉衣，冬季再穿厚棉衣和大棉鞋。总的看自家做的衣服都是粗针大线，布料档次低，显得很土气。1961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班组织同学跳集体舞，要求男同学穿蓝制服裤子白衬衣，并且要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腰里要露出皮带来，女同学穿蓝裙子白衬衣。许多农家同学都没有这种衣服，老师就从师范学校借来女同学的蓝制服裤子和白衬衣给我们男同学穿（因师范女同学的身高和我们女同学差不多），裤带也是借来的线板卡扣裤带。拿我本人来说在上中学以前，没穿过缝纫机做的新式衣服，也没穿过花钱买的球鞋。
那时蓟县的非农业户籍的学生不多，五六年级中，每个班里也就五六个或七八个，多数是普通职工家的孩子，如我们班的刘海、曹振远、郭淑芬、王淑霞等几个人，他们的父亲都是普通职工干部。所以他们的“名气”也不大，别人也不知道他们的家长是干什么的。而那些当官家的孩子，“名气”就大些，全校都知道。如当时县委第一书记（那时蓟县、三河、大厂三县合并，县委有第一书记、书记和副书记）刘元生的儿子刘新生，女儿刘晓梅，县委书记王文秀的儿子王云生，县供销社主任屈志敏的女儿屈彩芹，商业局长陈竺三的女儿陈丽丽，都是大家所熟悉的。那时刘新生、王云生是我们同届33班的，刘晓梅、屈彩芹和陈丽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
1960年8月至1962年7月，我在蓟师附小上学时，学校的校长是任仲义（后调到县人委办公室、公安局、一中等处工作，最后任一中校长），教导处主任李纯林（后调到县委工作，最后任旅游局长），我们32班的班主任是胡润环（后调上仓中学等处），33班的班主任王雪芹，他们也不超过30岁，都属于年轻的“老教师”（有几年教龄）了。31班和34班的班主任是谁记不清了。
还记得几个年轻教师，都是1960年9月份以后从蓟县师范新毕业分配来的，8月份刚开学时，他们还在这里实习，后来就留在这里上班了。如后来担任蓟县县委书记的翟焕元的妻子王瑞芬老师，后来任城关工委副书记的杨银老师和他妻子闫老师，李纯林的妻子小张老师等。翟焕元是1960年毕业留校工作，不久又从蓟县师范调到蓟师附小当老师，教过我们历史课。这些新老师虽说中师（相当高中）刚毕业，年龄也都不小了，他们大多是1940年前出生的，上学较晚，如王瑞芬老师（1937年——今）现在就八十来岁了。
这个学校的男女老师约有三四十人，大多数都是40岁以下的，高的矮的都有。当时学校有个老师组成的男子篮球队，差不多每天下午课外运动时都要自己打球练球，有时也和其他机关单位的篮球队进行比赛。篮球队中有三个身高180厘米以上的老师在篮板下逞英雄，自己投篮或给对方“盖帽”获得阵阵掌声。还有三个165以下的小个子老师，身体灵活，在别人胳膊底下钻来钻去，在抢球、运球过程中也博得阵阵喝彩。由于蓟师附小篮球队水平较高，在县城里就出名了，那时在县直机关中流传一句顺口溜，说“蓟师附小有三高，大张（张庆贵）、大李（李纯林）、大徐浩；蓟师附小有三矬，陈华、赵瑞、孙守德”。其实老师里的高个子和小个子不只三人，还有大温老师也在180厘米以上，管后勤的老刘老师身材也很矮，只不过他们不是篮球队的，才没有那么大“名气”。
五年级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包括珠算）、俄语、历史和自然，还有体育、音乐和美术。我记得教我们体育的老师是张庆贵（后调到县民政局工作），教俄语的是关老师，教历史的是翟焕元老师，教数学和自然的是年纪较大的刘树田老师。
五六年级的学生有了一定的阅读能力了，各教学班都有一份《中国少年报》和《红领巾》杂志，大家可以互相传阅，那时少年报上连载的童话故事《洋葱头历险记》连环画，《十万个为什么？》等内容，很受同学们欢迎。同时各班教室的后黑板是《班报》，由写字画画好的同学负责用彩色粉笔填写，我们班的曹振远写字画图画都很好，就由他负责写《班报》。班报的内容很广泛，有摘抄的国家大事，也有各类政治教育的豪言壮语，还有本学校和班内的好人好事等。
高小的课程还是有语文、算数、珠算、图画、唱歌、体育和劳动，还比初小多了历史、地里、自然和俄语。那时期国家安排初中学生才有俄语课，一般高级小学是没有外语课的，这一年全县只有我们学校有试验性的俄语课，也没有课本，就是学校用油印机印的篇子，先让学生简单学一点，考试结果也不列入成绩单内。高校学生写作业要求全部用钢笔，那时一支普通的自来水钢笔在五六角钱至一元多钱之间，五成赤金的金尖钢笔二三元左右。多数同学都用的一元钱左右的钢笔，也有个别学生家里穷，买不起自来水钢笔，而是用五分钱一支的蘸水钢笔。
高小的语文课本比初小课本增加了古诗的内容，作文是写记叙文。算数课本增加了正负有理数和分数，珠算是学习多位数的乘法和除法。音乐课除了跟着老师一句一句的学唱歌外，还学唱“都—来—咪—发—搜—啦—西—都—（12345671）”的歌谱。学校有一台不大的脚踏风琴，上音乐课之前要派学生把风琴抬到教室来，上课时音乐老师有时边唱边弹风琴伴奏，有时老师用风琴弹曲子让学生跟着唱。音乐课下课后，还要再派学生把风琴抬回去。历史课也讲从猿变成人，讲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元明清各朝代，只是内容比较简单。自然课讲我们的地球概况，讲七大洲四大洋，讲银河系、太阳系和九大行星，也是内容简明扼要。那时天文学界还没有产生大爆炸理论，刘老师讲宇宙的起源时说宇宙从范围上是无边无际，时间上是无始无终，是永恒的。自然课本之外，老师还在自然课上讲农业技术课，那时的农业技术可也是讲传统的农业知识。我记得讲自然课的刘老师曾说，种植冬小麦需要“八十三场雨”，就是八月份一场出苗雨，十月份一场封地雨，次年三月份一场起身灌浆雨。根本就没有提到要人工灌溉，以及使用优良品种和化肥的问题，因为那时北方的农业生产还没有发展到科学种田的地步。
我在五年级时，学习成绩是比较好的，在班上应该属于前几名。那时学校不讲究排名次，既不在班上排名次，也不在全年级排名次。那时只是每次考试之后，老师都把大家的分数在班上念一遍，学期结束后，寒假暑假的家长通知书里把本人的成绩填在表格里，也不知别人的成绩如何。
应该说我的升学考试成绩是优秀的，因为到五年级时，学校让我当了少先队大队干部，袖标是三道杠，而曹振远是我们32班的中队干部，袖标两道杠。我在大队委员里分工是旗手，另一个旗手是六年的刘福，他是东南隅的。当时的大队长也是六年级的，33班的刘新生也是大队干部。我记得1961年六一儿童节时，全校庆祝活动，大队长在**台上主持会，大队辅导员（身为共青团员的青年老师）讲话，我和刘福负责轮流拿着大队旗在**台下的最前面。
在白塔寺小学，老师一直让我当学生干部，一是因为我学习好，二是我的性格温顺老实，不是那种叛逆性格调皮捣蛋的孩子。可是到高小后，我并不是合格的学生干部。因为高小不同于初小，初小的老师包班，既教课又是班主任，对班上情况都掌握。五六年级课程多了，班主任只教其中一门课，对其他课堂上的情况不清楚。学生干部是对班主任负责的，应该对同学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如有无上课时说悄悄话、偷着看课外书、课桌底下搞小动作等违反课堂纪律的情况，向班主任做汇报，同学们俗称的“打小报告”。我在这方面是不擅长的，我只是享受了学生干部的“荣誉”，却没有尽到掌握并向班主任老师汇报学生情况的“职责”。
1961年暑假前，学校贯彻上级指示，要求16虚岁以上的同学退学回家务农，据说初中招收的学生必须是少年儿童，满16周岁的不准报考初中。我们班南关的王文友和西关的王素琴都是属鸡的，已经17虚岁了，胡老师就让他们退学了。西关的路永安是因为年龄大退学了，还是因为考试不及格降班而退学的，我不清楚，只记得他也退学了。
暑假后，我们升入六年级，我们32班的班主任是王振兴老师兼语文课，33班的班主任是王雪琴老师，34班的班主任是王瑞芬老师，同时她也教我们班数学课。
在六年级，我的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大概由于我不会当学生干部，到六年级老师就不再让我担任少先队的大队干部了，改为一个女同学穆秀文担任大队委员了。连班里的中队干部也没有我，只让我当了班长，那时班长有两个，一个男生一个女生，我是男生班长，郭淑芬是女生班长，曹振远他们还是中队长。虽说班长和中队长一样的“级别”，都管全班的学生，可中队长有“两道杠”的标志，班长什么都没有。而且我失去了“三道杠”，等于降了一级，心中也有一种失落感。当班长我也不会向老师汇报情况，只是按照老师的要求，做些收发作业本，打扫卫生等事务性工作。
我读五年级时的教室在大殿里，六年级就到东院的教室去了。我们32班五六年级都是在正房的教室里，34班就曾经在厢房的教室里。
我们学校每天上几节课记不清了，反正是至少每天六节课，最多每天八节课。只是这个学校冬季也是“两开腔”，没有“一开腔”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学校”不同了，还是“时代”不同了。因为白塔寺小学冬季“一开腔”是在1959年“吃食堂”之前，也可能“吃食堂”是“一日三餐”，连白塔寺小学也取消冬季“一开腔”了。反正我只记得在白塔寺小学有过“一开腔”，到蓟师附小就没有“一开腔”了。
那时期每周有半天的劳动课，由学校总务处的一个五十来岁的刘老师负责，他组织学生种菜、掏厕所、晾晒大粪等农活。那时学校食堂也实行“瓜菜代”，还从造纸厂买来纸浆，掺和在面里蒸馒头和蒸窝头吃。据说纸浆里有淀粉，可以顶粮食吃。有一次上劳动课时，刘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男同学去造纸厂拉纸浆。我们是推着小双轮车去的，到造纸厂的大车间里，用大水舀子（注2）从纸浆池子里舀出纸浆装进麻袋里。纸浆比较粘稠，在麻袋里也流不出来，但纸浆里的水分还是要往外渗的，装在车上一边走一边滴答水。我们推车时，渗出的水落在裤子和鞋上，晒干后就是一层薄纸，用手指甲可以揭下来。
我曾经嚐过一次掺纸浆做的馒头，那是我儿时伙伴三年级学生曹向东（1958年前他家曾在我家租房住）给我的半块白面馒头。那是他吃剩下的，他说掺纸浆了不好吃，让我嚐嚐。我吃着没什么异味，只是不如正常的馒头发酵的好，有些发黏，不过还是比我在农村食堂吃的玉米面和白薯干面的窝头要好吃。
在高小这二年里，我犯过三次错误而被老师批评过。因为我在初小读书时，一直没有被老师单独批评过，所以对单独挨批评的事是记忆忧心的。第一次是在五年级刚开学不久，我用刻影人的小刻刀，在我的课桌面上刻了一个戴头盔的影人武将头像。课间休息时，胡润环老师发现后把我批评了一次，说我不爱护公共财物。我承认了错误，表示以后不再犯这类错误了。这也是课间休息时当场说的，其他同学不一定都知道。这张课桌在五年级一直被我使用，桌面上雕刻的影人头像一直在上面。如果消除痕迹，需要木匠在桌面上打泥子抹平，再重刷油漆。我们使用的都是油漆脱落的旧课桌，不知道多少年才刷一遍油漆。
第二次是五年级上课时，我在桌斗里偷偷的看武侠小说《剑门侠女》，被胡老师发现给我没收了。不过在课堂上，胡老师很给我面子，并没有当众批评我，只小声说：“下课后去办公室找我。”下课后我去了教师办公室，向胡老师承认错误，并说明书是借来的，请求老师还给我，以后再也不往学校带了。胡老师说“放学后再来拿。”下午放学后，老师就把小说给我了，后来我也不敢再往学校拿了。
第三次犯错误是在六年级，那时和我一桌的是刘海，他是原三河县的干部家的孩子，1962年6月大县解体，三河、大厂恢复县的建制，他家又回三河了，后来听说他在大河里游泳淹死了。刘海生性好动，上课爱搞小动作，学习成绩不太好。一次上语文课，是班主任王振兴老师的课，老师在上面讲课，刘海就在课桌上用书本挡住脸，侧脸和我说话，我不搭理他。乘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时机，他又用手咯吱我，我忍不住瘙痒就要笑，并且用手推打他的手，恰巧这时老师回转身，发现我俩在“打逗”，就罚我俩到前面去，站在讲台右侧听课，我俩面向大家站着，自然觉得尴尬。老师又在黑板上写字时，下面有的男同学又朝我俩做鬼脸，又把我俩逗笑了。老师写完字要转身时，做鬼脸的同学马上收敛，假装正经，老师没发现。我俩朝大家站着，看不见老师要转身，还在笑。恰巧又被老师看见了，老师更火了，用握拳的食指照我俩的脸，每人杵了一下说：“你俩还有脸笑呢，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笑什么？”当时杵的我腮帮子很疼，这是自小上学一来第一次受到的最严厉的批评和羞辱，使我感到莫大的委屈。尽管老师的这个动作也引起了下面一些同学的哄笑，可是我由于自尊心受到伤害，再也笑不出来了。课后王老师问清了我俩在课堂上“打逗”的缘由，批评我说：“你是班干部，他先逗你咯吱你，为什么不报告老师？你如果及时报告，我就不会让你到前边站着来了。”看来我挨批评还不冤，王老师也没有因此而撤销我的班干部。经过这次罚站，以后刘海也不敢在课堂上咯吱我了。
我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努力学习做好功课，既不会为讨好老师而给别人打小报告，也不会为保全自己而出卖别人。
1962年夏季，我们就要高小毕业了。这一年还处于我国经济困难时期，全国大办农业，国家号召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务农。报纸上报道了宝坻县邢燕子高小毕业之后不报考中学而回村务农的事迹，成了全国中小学生的学习榜样，蓟师附小也响应上级号召，鼓励毕业生回村务农。我们班岁数最大的男同学西关的蒋洪全，和一个岁数最大的女同学东路庄的张x芹，在班会上表态发言，表明决心回家务农，不再报名考初中了。
应该承认，那时很多同学都受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论的影响，把升中学、考大学当做脱离农村和农业生产的必要途经的，尤其是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升学的愿望是很强的，除非考不上，被迫回村务农。蒋洪泉他俩都是属狗的，17虚岁，几月份生日不知道，也不知是因为超过16周岁不能报考了，还是觉得没把握考上，才不想上中学了。因为他俩学习成绩一般，那时高小毕业生只有小部分学习成绩好的能考入中学，大部分都考不上中学，所以同学们也没有替他俩感到惋惜。
那时期蓟县一共有九所国办初级中学，没有重点与普通的区别，也没有严格的重点与非重点的录取分数界限。多数都是就近报名、划片录取的。同时还有几所乡（公社）办的农中，考不上国办中学的可以考农中。城关片的学生，北半部的报考一中，南半部的报考敦庄子中学。但是大家都认为一中是河北省立的重点中学，也有远处乡镇的高小毕业学生报考一中的。那时我们蓟师附小的高小毕业生，都是报考的一中（当时的名称是“蓟县城关中学”）。
注1：闷檐房与挑檐房，是两种建筑结构不同的尖顶砖瓦房。闷檐房的四周都是砖墙，房柁架设在前檐墙和后檐墙上，没有前后檐檩，用砖做的房檐把房顶上的木架裸露部位（柁头、檐檩、椽子）密封起来。闷檐房的门窗都设置在前后檐墙非承重部位（柁下的部位是承重部位）的墙体上，门和窗户都是各自独立的空洞（墙体上的窟窿）。挑檐房两侧的房山和闷檐房一样，只在前后檐墙的部位有区别。挑檐房的房柁架设在柱子上，前檐檩和后檐檩上面的椽子比较长，可以遮盖住房基的盘子石。前檐下面柱子两侧的部位都是窗户和门，只有窗台下面才是低矮的砖墙，后檐下多数是砖墙，墙体上有比较小的窗户和门。也有的后檐和前檐一样，柱子两侧也是窗户和门。
注2：水舀子，用白铁制作的圆桶状盛水工具，一侧有手柄，桶底部直径比上口的直径略小一些。大水舀子的桶深约15厘米，上口直径约20厘米。小水舀子桶深约10厘米，上口直径约15厘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