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我的启蒙学校白塔寺小学
我是1955年开始上小学的，我的启蒙学校是蓟县城内的白塔寺小学，学校就在位于老城城里西南角城墙根下的白塔寺，因此又称白塔寺小学。
西南隅的白塔寺小学校属于初级小学，有三个班，分四个年级，它始建于上世纪二十年代，我三爷孟宪奎（1920年出生）和老姑奶奶孟宪春（1925年出生）就在这里读的小学，我父亲和叔叔们小时候都在这里上过学。
白塔寺小学分前后两个院，前院是教学区，后院是操场。前院的正房是个大教室，这是过去的大殿，也称正殿，面阔三间，前出廊用七檩，顶作硬山。改作教室后，把前面门窗向外挪到前檐檩下，取消了檐下的走廊，扩大了室内面积。当然，这样一来，教室内南侧就有了两根明柱了。这个大屋子，一直作为复式班的教室，有两个年级的学生。正房前边有东西厢房，是过去的东西配殿，都是面阔三间，前出廊用六檩，顶作硬山。改作教室后，也是取消了走廊，把前面门窗挪到前檐檩下，室内成为有二根明柱、三间相通的较小的屋子。东西配殿各有一个单年级班的学生，一般是一年级教室在东配殿，三年级或四年级的教室在西配殿，二四年级或者二三年级组成复式班，在正殿里上课。这三个教室都是雕梁画柱的豪华型建筑，可惜的是彩绘的油漆全都脱落了，只有房顶上面的筒瓦和房脊上的人形、兽形的装饰物（鸱吻）还保存完好。
这三个教室里的课桌都是木制的双人课桌，桌斗中间有一个挡板，使其一分为二，两个学生各用一个桌斗。小教室内课桌的布局是，面向黑板每排三个课桌（三行桌子，两条通道），六个学生，厢房一个屋的教室，大约摆放六排课桌，容纳30多个学生。正房大教室内可以并排摆放四个课桌，前后可以摆放八九排桌子，可容纳五六十个学生。学生们坐的凳子都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教室里的黑板就是普通的白灰抹的需要定期刷墨汁的黑板。
在东西配殿的下首（南面）各有两间低矮的厢房，是普通的青砖小瓦挑檐房，本来是寺内僧人的宿舍。改建成学校后，东面的两间厢房中间没有界段墙，就是一个大屋，成了教师办公室。西面的两间厢房是里外屋，里屋是火炕，外屋有锅台，也是男老师的宿舍兼厨房，在这里住的都是单职工男教师，村里派人专门给老师做饭。
南面院墙中间是正门，按照寺庙的标准来说，白塔寺的山门并不大，门口约有一米半宽，两扇带门钉的木门，上面有个飞檐挑脊的小门楼。南院墙与配殿下边东西厢房之间还有五尺宽的距离，在东西厢房的南房山墙与院墙之间，还有小棚子，西面的小棚子是教师厕所，里面只有一个茅坑，不分男女，谁进去解手谁就插门。东面的小棚子是柴禾棚子，因为老师做饭要烧大锅，需要储备柴禾。
整个前院的地面呈北高南低的地形，正殿与东西配殿前的地面呈现高台状，比东西厢房之间的地面高出一尺左右，两块地面中间与大门口相对的位置有一步台阶，体现了神居住的宅院要比僧人居住的宅院高一阶。台阶上下的两块地面高度相差一尺左右，都是青砖墁地，只是经过多年磨损，显得陈旧了。但是总比泥土地面好的多，下雨天走在院里是没有泥土沾在鞋上的。
正殿的后面是个篮球场大小的操场，操场是平坦而坚硬的沙土地面，下雨也没有沾鞋的泥土。操场西南角有一间库房，放着为老师做饭用的柴草。库房旁边是个有顶棚无窗户的教师小厕所，不允许学生进去。操场的北面是两个石碑、石碑中间是个石头供桌，再后边就是高九丈九尺的白塔了。
根据考古史料记载：
天津市蓟县的白塔，“在蓟县城西南隅，旧称渔阳郡塔，辽清宁四年（公元1058年）建。塔平面八角形，通高30.6米。塔基下部砌花岗石条，上部筑仿木砖雕须弥座，其壶门内浮雕舞乐伎，刻工精细，栩栩如生。塔身南面设门，内置佛龛；东、西、北三面设砖雕假门；四个侧面凸雕碑形，上书佛教偈语。八个转角处作重层小塔。塔身上出三层砖檐，檐角系铜铎。檐上置塔座承覆钵形圆肚、十三天和铜刹。此塔下部为密檐塔型，上部砌作覆钵式，是中国辽塔造型奇特之一例。”
按照蓟县城里老年人的说法，白塔寺的白塔是一座七层宝塔，也称七级浮屠，是宋朝时期建造的。这种说法也正确，因为辽清宁四年就是宋仁宗嘉佑3年，这大概是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国的包括蓟县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的老百姓，一直尊崇中原朝廷为正统，只承认大宋年号，忘记了蓟县在宋朝时期属于辽国管辖的心理造成的。
小时候听老年人传说，蓟县城里的大佛寺，也就是独乐寺的观音阁，是唐朝建造的，高十丈。它南面的白塔寺是宋朝建造的，本来想超过大佛寺的高度成为蓟县第一高的建筑，于是就建了十二丈高。可是还未完工，刚把铜质的塔尖（塔刹）放好，就突然变天，连风带雨从西北而来。在工人们避雨的时候，风雨中一声霹雳，把塔尖就给打下来了，连塔尖下面的砖砌塔顶部位也坍塌一块。如此反复几次，都是刚把塔尖放好就遭雷击。这时大家意识到白塔寺里供奉的佛爷不如观世音菩萨地位高，老天爷不允许白塔的高度超过大佛寺的高度。于是就把白塔的高度降低为九丈九尺，比大佛寺矮了一尺。说来也怪，白塔变低后，雷雨天再也不遭雷击了。
独乐寺和白塔寺成为旅游景点以后，在大门外墙上的广告牌中介绍白塔高30.3米，而独乐寺大门外的广告牌介绍观音阁高22.5米，阁内观音菩萨泥塑像高16米。由此看来，蓟县城里的老百姓关于大佛寺高十丈，白塔高九丈九尺的传说是不符合实际的。
蓟县的白塔是个八角形的实心砖塔，只在距地面五六米高的部位有一间空屋子（塔室），正南面有一个五尺高二尺半宽的小门，门上面是白灰抹的半圆形上框（一般房屋的此部位是窗户）。东面、西面和北面是砖雕的假门，假门上部也是白灰抹的半圆形上框，三个假门也都象木头门一样刷的红漆在北面的假门的半圆形上框的下部中间部位，有一个正方形的窗户，使塔室内可以南北通风。
按照老百姓的说法，每道鼓凸出来的砖雕为一层。第一层是白色花岗石砌成的八尺左右高的墙体，石墙上方是几道第次向内收缩的形成四十五度斜坡的砖墙，砖墙的顶部距离石墙外边沿大约一米左右，这就是建筑学名的塔基。因为塔基的高度和普通房屋差不多，人们就认为这是第一层，传说中的受气媳妇坐在自家水缸上，镇住海眼的“法身”就在这一层里面。我们许多小同学还从墙体的石头缝隙中往里看，企图看看里面究竟有没有那个受气媳妇（注1）。塔基的最内侧砖墙上边，是砖雕仿木结构的须弥座。整个须弥座也要有三四米高，下部是基层斗拱形式的砖墙，尤其是八个墙角斗拱结构更为突出，也呈现四十五度斜坡向外伸展，好似托架起的楼阁房檐。须弥座的八角形外檐，是一米多宽的垂直墙面，墙面的上中下部位用三道鼓凸出的砖框分成上下两层画面，里面雕刻各种花纹图形。外檐的上部收缩进去半米，向斜上方伸展出二尺多高的莲座托盘似的八角形平台。平台上边就是八角形的塔室了。人们习惯称须弥座为第二层，称塔室为第三层。第三层上边是一道砖雕仿木八角塔檐，塔檐角上挂着风动铃铛，稍有小风就发出清脆的响声。上边是第四层的八角形塔身，上面又是一层八角形塔檐，也挂着八个风铃。这道塔檐上面又是个八角形塔身，这算第五层，第五层上面没有塔檐，而是呈现莲座托盘的形状。再上面的第六层是一个倒扣钵盂似的圆形塔身，上面有一道砖雕仿木八角形塔檐，塔檐角上也挂着八个风铃。这道塔檐上面的第七层是一个圆锥体的塔身，圆锥的顶部就是封包铜制造的塔尖（塔刹）了。
按照白塔的结构，第一层的石砌塔基与第二层的砖雕须弥座之间凹槽，是斜坡形状的，雕花砖面也都是半圆形的，没有平台，凹槽上面无法容人站立或蹲坐。地面上的人要到第三层的塔室里去，必须要搬个五六米长的高梯子，才能登着梯子到第三层的托盘平台上去，平台有二尺多宽，可容一个人围绕塔室走一圈，只是平台上没有栏杆，胆大的人才敢走。
在我们上学时，白塔石墙的东北角处，顶部损坏，缺少了几块长方形的花岗石块，凹槽下部的雕花砖面也有破损，这就形成了几道比较平坦的台阶似的部位，男同学们就用手攀着石缝，爬到这块破损的凹槽处，坐在“台阶”上玩，大约可以容纳五六个小孩子坐在上面。课件休息时，有的就上去坐一会儿，那时我也经常上去玩。有时午饭后上学来早了，我们也到上面去，既可以乘凉，又可以避雨。因为攀爬到距地面一丈多高的凹槽处比较容易，男同学中大部分人都上去过。因为老师禁止同学们攀登白塔，也有些老实听话的男同学没上去过。
最难的是攀登上须弥座，进入第三层的塔室内，这是一项玩命的活动，风险很大。就在塔基东北侧凹槽破损形成“台阶”部位的上方，在须弥座的外檐与莲座托盘的交叉部位，不知从何时长出一颗小榆树，在我们上学时，小树干已经有三四厘米粗，向东北方向斜着生长。凹槽下部破损形成的几道“台阶”，头顶上是呈现斜坡形状的仿木斗拱雕花砖面，长度约一米左右。“台阶”的最外边也是最低处，可以容我们站立，最高处也是凹槽的里面只能坐人，无法站立。但是，也有极少数胆大、手指有劲的男同学，先在“台阶”上站起来，用双手握住须弥座外檐墙角的斗拱砖棱，身体向后倾斜着往高处的“台阶”上面登，再握住外檐垂直墙面底框的砖棱，把脑袋伸到外檐上面去。然后，双手抓住外檐墙面中部的砖框，站在凹槽里的脚向斜上方攀登，就使胸部贴在了外檐墙面上，可是他的腹部和双腿还在外檐底下凹槽内的斜坡上，全身形成虾米状。再用手抓住外檐墙面的上部砖框，身体卷曲往上攀爬，就使上身全部贴在外檐墙面上了。之后抓住那颗小榆树，再依次把双腿挪动到外檐墙下面、中间和上面的砖框上，就使全身都趴伏在外檐与莲座托盘之间的部位了。然后再攀着莲座托盘的外边沿站起来，爬到平台上去，这样就可以进入塔室里面，也可以在八角平台上绕塔室走一圈。从塔室平台下来时，同样又是一次玩命。需要从平台上下到须弥座的外檐上，先抓住小榆树趴好。之后依次挪动双腿，向下面探测找砖框，逐渐把身子放下来，脚蹬在外檐底下的斗拱砖花鼓凸处，形成弯腰站立姿势，然后双手离开小榆树，依次握住外檐墙面的上中下三道砖框，才能下到凹槽里面的“台阶”处。在整个登塔过程中，他的脚全凭感觉找“脚窝”，当两手轮流攀抓砖棱，尤其是身体向后倾斜时，上面全凭一只手的手指握力，使身体紧贴砖面的。一旦双脚蹬不住砖花凸面，身子悬空，或者手指从砖凸面滑下来，后果不堪设想。因为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活动，大部分男同学都不敢上去，只有我们上两届的徐富、钱树义、刘仲华等几个人上去过，其中徐富上去的次数很多。他们爬上去以后，就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塔室的门口朝操场上的同学招手呐喊，下面的同学也会给他们鼓掌祝贺。我们问他们塔室里面都有什么？他们说里面只有一张长方形的供桌，没有泥塑佛像，墙面上还有壁画。那时学校老师怕出危险，也是三令五申禁止学生攀爬到塔室上去的，所以大部分同学都不去攀爬。
后来学校让村里用普通的砖把那块破损的塔基部位给补上了，学生们无法上到塔基与须弥座之间的凹槽部位去玩了，也就无法攀登到塔室里去了。虽然这块补丁不美观，却避免了学生们攀爬登塔的危险。
白塔的两侧和后面都是泥土和瓦砾地面，瓦砾缝隙间长着野草，下雨天也没泥。在白塔后面紧靠院墙的地方是两个学生厕所，东面的是男厕所，西面的是女厕所。学生厕所都是露天的，因为学生都是小孩子，厕所的墙也不如正式的院墙高。厕所里都是一个个单独的简易茅坑。也就是在平地挖一个一铁锨宽、二尺长、一尺深的土坑，左右两侧各放一块砖当做脚踏板，掏厕所时用铁锨把坑里的粪便铲出来就行了。
解放后的白塔寺小学的正殿，既是学校的大教室，也是村里的大会议室。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扫除文盲、农业合作化等运动中，村里要经常召开群众大会。因为白塔寺的正殿比较宽大，也就成为村里的大会议室了，周日或者晚上，就在这里召开全村村民大会，扫盲运动时，也在这里办夜校，组织村民学习文化知识。
因为只有三个教室，解放后国家也只派来三个老师，有男老师也有女老师。男老师住在学校里，女老师都是丈夫在县城里工作的干部家属，都在自己家里居住。学校教师的人数是固定的，但是人员不固定，每过几年就会更换新老师。那时几个村的小学组成一个中心小学，西关、南关和西南隅等学校组成一个中心小学。南关小学就一个教室和一个老师，西关小学也只有两个教室和两个老师，都是复式班。在我读小学时，中心小学的校长是由老教师担任的，西南隅小学的这三个老师都比较年轻，南关小学的杨老师是个女的，西关小学有个姓常老头是这一片中心小学的校长，大家都叫他“常校长”。
大概在是在1958年春（注2），我读小学二年级的下学期的时候，据说是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西南隅小学和南关小学合并了，两个学校共四个教室，每个教室一个年级，就把复式班取消了。因为复式班的一个老师教两个以上年级的课，分散了精力。同时，复式班上课时老师给某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其他年级的学生就要预习或者写作业。可是大家都在同一个教室里，耳朵里听着老师给其他年级讲课，眼里却要看着自己年级的课本，心里要考虑自己年级的作业，也很难做到专心致致。我读二年级第一学期时就是和四年级的同在一个教室，老师给四年级的讲课时，我们也同样听着，四年级的学生回答问题出了错，我们二年级的也跟着哄笑。反过来老师批评我们二年级的学生时，四年级的也跟着哄笑。可见，复式班内不同年级间的互相干扰是必然的。南关小学的一间教室，有一二三四的四个年级，学习效果就更差了。所以，两个村的小学合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两校合并后，白塔寺小学里有三个班，各班里还是西南隅的学生多，南关的学生少。南关小学有一个班，也是西南隅的学生多，南关的学生少（因为西南隅的人口是南关的三倍）。这种情况维持了几年时间，后来在1968年的教育改革中，这个联合小学又分开了（注3），到1970年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宅基地的扩大，西南隅的民宅扩展到城墙外边，同时也在西城墙外面，另选新的校址增盖了教室，村里还增设了公分加补贴的民办教师，以弥补国派教师的不足。西南隅小学从城里白塔寺迁到城外新址，结束了原来在庙堂里教学的历史。再后来随着学龄儿童的减少（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计划生育，儿童又少了），西南隅小学和南关小学都撤消了。
白塔寺小学里的辽代白塔，一直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白塔的顶部坍塌了，塔刹掉了下来。1984年改革开放后，为发展旅游，又把白塔、正殿、配殿、耳房等重新装修，变成了蓟县城里的一个旅游景点。不过，这次重修后有的地方与原来不一样了。以前的东西配殿都是两间宽，重修后变成三间宽了，而东西配殿下边的东西厢房，以前都是两间的僧舍，重修后变成一间的耳房了。以前僧舍与院墙之间有五尺空间，有厕所和柴禾棚子，重修后也没有了。可能是为了方便旅游，加宽寺外街道，把院墙向里边缩进来了。还有就是整个院子的地面也一般平了，把以前神佛居住的殿堂院子地面，要高于僧道居住的房舍院子地面的差别取消了。因为重修后增加了配殿的房间，减少了僧舍的房间，院内再分成高低两片就不美观了。
白塔寺小学的东院，过去是一片荒芜的空场，农业合作化以后变成了生产队打轧晾晒庄稼的“大场”。白塔寺恢复为旅游景点后，过几年县里又把西关的娘娘庙拆迁到这里来了，建成了白塔寺的东跨院，供游客参观。娘娘庙的正名是天仙宫，也称仙女宫，过去是道士供奉仙女碧霞元君和送子娘娘、催生娘娘、天花娘娘、眼光娘娘的地方，神像早就没有了，解放后成了药材公司的仓库。所谓拆迁，也就是把西关娘娘庙的大殿的拆除，按照原来的样子在白塔寺东院重新修建，在新建的大殿里又泥塑仙女的神像。其实中国古代道家供奉的仙女，和佛家供奉的菩萨并没有什么联系。现在把天仙宫建在白塔寺东院，完全是为了游客们看着方便。
以上是白塔寺小学的教学环境概况，再介绍一下我两次报名上小学的情况：
1955年夏季和1956年夏季，我先后两次报名上小学一年级，因为这两次的学习内容不是简单地重复，有必要和大家介绍一遍。
1955年8月，我第一次在西南隅的白塔寺小学报名上学了。上学第一天要由家长领着去，一是要交学费和书费，二是要给孩子搬着凳子，老师要查看一下凳子的大小，要的是家庭里大人坐的普通方凳，矮腿的小板凳不行，有靠背的椅子不行，长板凳也不行。
那时也没有开展计划生育，各家的孩子都比较多，家长们对子女的上学读书也不像现在这么重视。一般的小学校要求八虚岁以上的孩子才能报名上学，可在报名时就凭自己一说，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有少数七虚岁就谎报成八岁上学的，也有十多岁才报名上学的。尤其是女孩子，有的需要在家里看护小弟弟小妹妹，就不让她们上学，也有的女孩子十二三岁才报名上小学一年级。
那时小学校招生的户籍范围可能管理并不严格，多数孩子都在附近的小学报名上学，在我们林家胡同居住的成兰发、在南大街北段居住的李德存，西大街西段居住的王德芳，虽然都是西南隅村的，却是在西北隅的蓟师附小（现在的城关一小）报名上学的。因为附小的教室大，西北隅的学龄儿童少，所以也招收外村的学生。
1955年8月，我是和堂弟孟繁荣一起在西南隅白塔寺初级小学报名上学的，这一年报名的标准是八虚岁以上的都可以。当时我俩刚达到上学的年龄，都是属鼠的，八虚岁，我是农历二月生日，报名上学时已满七周岁。孟凡荣是农历九月生日，上学时还未满七周岁。那时也不讲出生年月和“周岁”，报名和登记都只说“属相”和“虚岁”。和我们一起报名上学的还有我们林家胡同附近的李连祥、李世存，他们也都是属鼠的。还有四眼井附近居住的任建国，对庙胡同的陈志春，白塔寺西边的徐世民，他们的岁数都比我们大，男同学里岁数最大的是回民宛永起，他是留级（又称降班）生，也有十二岁了。女同学里我只记得南城根老李家的堂姐妹俩，一个叫李淑华，一个叫李秀华，其他人有谁不记得了。这些学生都是西南隅村的，一年级的大约有三十多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刘，是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她丈夫是城外某个小学的校长，人称王校长。这个刘老师在白塔寺小学好几年了，村民们都和她很熟悉。可是教我们时间不长，刘老师就被调到别的学校去了，一个姓王的女老师取代了刘老师。
1955年我第一次报名上学时，只交学费一元钱（半年的），书费是三角多钱。一年级发给两本书，一本是《國語》，一本是《算数》，一年级还有图画课、体育课和音乐课，但是都没有课本。（二三年级以上的才有图画课本，要用七彩蜡笔画画，音乐和体育课都没书）。上学时家里要自备书包和石板石笔，那时的小学生书包就是普通的有两条袢（提手）的布兜子，可以用手提着，也可以把布袢挂在肩膀上书包夹在腋下。
一年级的学生没有作业本，每个学生都要自备一块“石板”和几根“石笔”。语文作业、算数作业和图画作业都在石板上来完成。石板是用一种墨绿色的大理石板制作的，大石板约八寸宽、一尺长，小石板约六寸宽、八寸长，厚度大约2毫米，四周用木框镶嵌。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和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的原理是一样的。石笔的质地比石板松软，在石板上一划，石笔就磨损掉一层，同时在石板表面留下一道痕迹，用破布或者毛毡卷成的“板擦”可以把这些痕迹擦掉。石笔分两种，一种称为“石笔”，是用灰白色的四棱小石条制作的，长度约七八厘米，粗约三毫米。另一种称为“油笔”，是和普通石笔同样大小的乳白色质地柔软光滑有油腻感的石条。一年级的小学生们就用石笔在石板上写字，写字时的手感是油笔柔软光滑，普通石笔则比较坚硬。用油笔写出的字与普通石笔相比，笔画较粗，特别白，清晰度好。当然油笔的使用寿命也比较短，价格也比较贵，富裕些的家庭才给孩子买“油笔”。使用石板和石笔的好处是节约，一块石板的两面都可以写字，写完后交给老师去“判”，判完了就擦掉。学生写作业老师判作业，消耗的只是写字的原料——石笔，而文字的载体石板则无损失。用铅笔和作业本写作业、判作业，既要消耗写字的原料——铅笔，又要消耗文字的载体——纸。所以用石板写作业，相比作业本要节省。
一年级的国语——语文课，开始学汉语拼音，也称“注音”，然后学简单的汉字。那时的汉语拼音字母的写法是旧式的，声母中“玻”“坡”“摸”“佛”里的“摸”写成近似“n”的形状，“哥”“科”“喝”里的“哥”写成“《”的形状，“喝”写成近似“厂”的形状，“鸡”“期”“希”里的“希”写成近似“T’的形状。韵母中的“啊”“哦”“呃”中的“啊”写作近似“Y“的形状，“安”“恩”“熬”“欧”里的“熬”写成近似“幺”的形状，“欧”写成近似“又”的形状。
一年级國語（语文）课本里的汉字也是笔画少的大小人手口之类的常用字，那时还没推行汉字的简化字，国文的“国”字是“國”，妈妈的“妈”写作“媽”，“说话”二字写作“説話”，不过一年级课本里许多都是笔画少的汉字，后来被简化的繁体字并不多。
那时汉字排列方式是老式的，横写每行的文字顺序是从右向左的写的，每段中的行是从上向下排列，每自然段的最上一行是右边缩进两个字，朗读课文时也要从右向左念。竖写的每行文字的顺序是从上到下，每段中行与行的顺序也是从右向左的，最右面的一行上边缩进两个字。
1955年我第一次上学时，每次上课前还有学生给老师行礼的规矩。那时白塔寺小学上课下课的信号是铃声，老师用手摇动一个碗口大小带木柄的铜铃，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上课铃和下课铃的声音都一样。那时没有电铃，大学校班级多靠敲钟（挂在高空的铁钟），小学校班级少靠摇铃。老师摇响上课铃之后，学生们先在教室前面排成两行横队，号长（相当班长）站在教室前面的台阶（正殿、配殿前面都有半米高、半米宽的白色大理石台阶）上，面向大家喊：“稍息、立正、向右转、齐步走。”大家就进入教室内坐好。老师走进教室后，号长就喊“起立，”大家全都从座位上站起来，保持立正的姿势。这时老师走到了讲台上，面对大家站好，号长又喊“敬礼”，大家面向老师弯腰鞠躬。老师向大家摆一下手或者点一下头，号长喊“礼毕，”大家抬起头站好，号长喊“坐下。”大家都坐下了。这套仪式的四部曲是连续进行的，前后不过几秒钟。大家坐下后，然后老师开始讲课。我们一年级时的号长是宛永起，他是降班（那时学生考试实行百分制，100分为满分，期末考试成绩达不到60分的要补考一次。一个学年两个学期的期末考试平均成绩达不到60分的不能升入上一年级，称为“留级”，俗称“降班”）生，岁数大，也有经验，老师才让他当号长。那时每天下午放学时，除了做值日的学生外，大家要按家庭住址分别排队走出校门，不分年级统一站队，由四年级的学生负责领队。队伍路过谁家的门口，他就走出队伍回家。每到一个分岔道口，队伍就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三，每个方向的学生排成一队走，还是到谁家门口谁出队列，其他人继续排着队往前走。大家都是很自觉地排着队走，个别调皮的学生有时故意跑出队列出洋相，别的学生警告说“明天给你报告老师”，他就吓的赶紧回到队列里。
大家放学后，老师要监督值日生打扫教室。教室里有值日表，全班学生轮流值日。放学后值日的学生们，要先把凳子搬起来放在课桌上，再用喷壶往地面上喷水，之后扫地，之后把凳子放回去，把桌子和凳子摆整齐。最后让老师看合格不合格，老师说行了，值日生门才能回家。一年级一切活动都由老师负责，所以学生中只有一个号长，没有其他学生干部。
一年级学生没有交作业的任务，语文作业在语文课堂上完成，算数作业在算数课堂上完成，图画作业在图画课上完成。老师坐在讲桌上，哪个同学写完作业了，就拿着石板到前边讲台上去让老师给判作业，人多时要在讲桌旁排队。也有笨学生因不会作而的写的慢，下课铃响了还写不完，就不许出去玩，老师就站到那个学生的课桌旁边去等候，催他快点写，见他实在不会作了，就告诉他答案，给他打个对勾。多数学生都能在上课堂的时间内，在石板上写完作业当时交给老师判，也有个别学生因为写不完作业而在放学后被留下写作业，写完了才能放学回家。那时学生没有家庭作业，总的看学生负担并不重。
1956年春天，大约在清明节前后，我因出疹子合并肺炎，在家休学一个多月。病愈后我妈领我去学校上学，老师怕我“跟不上班”，与其考试不及格当个“降班生”，还不如暑假后重新报名上一年级。我妈觉得有道理，我也愿意在家里玩，就不再上学了。
1956年夏季招生时，我妈又领着我重新报名上学，第二次上一年级，这时我堂弟孟繁荣、李连祥、李世存以及宛永起、李淑华（注4）他们都是二年级了。这年小学生报名上学的标准却变成了九虚岁以上了，不到九虚岁的不要。
为什么入学年龄要提高一岁呢？原因是白塔寺小学每年只能招收三十多个学生，经提前测算，八虚岁以上的未上学孩子太多，教室容纳不下，于是就招收九虚岁以上的孩子了。可是当时也不看户口册，全凭报名时家长一说。因为那时各家也没有户口本，乡政府和村里只有户口登记册（注5）。
那时学校招生对户籍地和居住地的要求也不严格，原则上是就近报名。如住在西大街路南的曹振远和李平生，都是在白塔寺小学报名上学，与他们一起居住的曹振英就是在蓟师附小报名上学，后来曹振远的弟弟和李平生的妹妹，还是在蓟师附小报名上学。西大街路南，独乐寺对面居住的王德方是在蓟师附小报名上学，他家的邻居何家店的何树国、卖小五金的袁家铺子的袁俊田就是在白塔寺小学报名上学。
西大街路南的各家户籍地和居住地都属于西南隅，而蓟师附小是属于西北隅的地界，西北隅的孩子少，所以也招收一部分其他村的学生。
那时也有些职工家属在城里临时租民房居住，他们的孩子也是就近上学，曾经转学到我们班（忘记是哪年了）的郝松生（蓟县老干部局工作）、***（蓟县人大小车司机）、马义文（从蓟县建材局运输公司退休）、钱怀成等同学，就是在西南隅村租房的职工家属的孩子，都是中途转来的。上了一段时间，因为搬家了，又转到别的学校去了。
这次重新上一年级，我们班里最小的是住在西大街的曹振远，他是属虎的，才七虚岁，报名时谎报说九岁了。我们班除了李平生、何树国、袁俊田，还有陈德光、宋国仁、吴守勤、吴友明、袁永平、宋臣、麻荣田、麻荣雨、赵振华、王大奇、何树华、刘玉华、王云、徐有、付和友等，女同学有闫贺珍、刘淑珍、宋玉兰、高秀俊、赵淑萍等也是属鼠的，和我同岁，他们都是九岁才报名上学。郭仁海、刘宝存、赵怀亮可能比我们大，我们班里岁数最大的是住在南大街上的回民宛永富的女儿，她已经十三岁了，可惜还没到小学毕业就患病离开了人世，所以她的名字已经被淡忘了。
这次一年级教室还是在东配殿，学生也有三十人左右，除了以上记住名字的，还有谁记不清了，主要是女同学还应该有几个。
这次上一年级，老师让我当了“号长”，因为我虽不是降班生，可也算是有经验的“老学生”了。
这次一年级还是只发了两本书，但是《國語》课本改为《语文》课本了，而且课本里也有了简化字。《算数》课本没多大变化，虽然这年已经开始有了简化字，可一年级数学课本里是没有多少文字的，都是图形和数字。
这次语文课本里汉字横写的顺序也反过来了，过去是从右向左写，这次改为从左向右写，每个自然段开头第一行是左面缩进两个字了，老师和学生朗读课文也是从左向右念了。这样一变，大家觉得很好，因为多数人都是右手写字，从左向右的写法等于比较“顺手”。
这次上一年级，汉语拼音的写法也变了，按照当时的说法是用拉丁文的字母来拼音，在拉丁文中这些字母怎么发声我不清楚，后来知道这些拼音字母和英文字母一样，只是发音不同。英文中字母“B”读作“毕”，但是汉语拼音里的“B”读作“玻”。汉语拼音声母中的“玻”“坡”“摸”“佛”，写成了英文字母里的“B”“P”“M”“F”，韵母中的“啊”“哦”“呃”写成“A”“O”“E”等等。
这次报名上学的另一个变化是，每次上课前不再给老师“敬礼”了。一年级的新学生还有号长“喊号”，改为只喊“起立”和“坐下”，不再喊“敬礼”和“礼毕”了。上课铃响后，大家还是在外面站队，号长喊“稍息、立正、向右转、齐步走”，大家才进入教室坐好。老师一进教室，号长喊“起立”，大家站起来，老师走到讲台上向大家一点头或一摆手，号长喊“坐下”，大家就坐下了。
这种上课前排队进入教室的做法，后来又改了，具体是哪年级时改的记不清了。只记得又过一段时间，上课铃声响后，大家直接在教室里坐好。既不用在教室外站队了，也不用号长“起立”了，只要老师一走进教室，大家就站起来，目视老师。老师走到讲台上面，目视大家，向大家一摆手或者一点头，大家就坐下了。
对我来说，这次重新报名上学读一年级，并不是对去年上学读一年级的简单重复，知道这次和过去有了哪些不同。对那些第一次报名上学的学生来说，他们并不清楚过去的繁体字、课文的朗读顺序和拼音字母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过去上课前不仅要起立，还要敬礼、礼毕、才坐下。而对那些高年级的学生来说，中途改变文字的写法、朗读课文的顺序和拼音字母的写法，肯定会有一个由“别扭”到习惯的适应过程。
注1：关于受气媳妇的故事，请看本回忆录第二章第二节：关于白塔寺的传说。
注2：合并学校的准确时间记不清了，只记得我读一年级的教室在东配殿，读二年级时在正殿，是和四年级的学生一个教室的复式班，三年级时已经和南关的同学在一起了，我们班陈立银是南关的，两校合并时，他姐姐陈立英也在白塔寺学校的四年级上学，当时他姐姐的四年级教室在白塔寺的正殿。现在得知陈立银他姐姐比他高两届，所以应该是1958年春我读二年级下学期时合并的。当时的一、二、四年级在白塔寺小学，三年级学生全部在南关学校上课。
注3：1960年我家搬迁到西北隅村，不知道西南隅小学与南关小学何时分开的，估计是在1968年的教育改革，“把农村小学下放到大队（村）来办”实行挣工分的民办教师制度的时候分开的。
注4：李淑华本来比我高一年级，白塔寺小学与南关小学合并后，她曾到南关的教室去上课。后来她因病休学，到四年级时又和我一个班了，我们同时升入高小和初中。
注5：1953年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和1964年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后，以村为单位建立了户口登记册，乡政府和村公所都有同样的登记册。过去户口登记属于政府民政部门管辖，那时要求新生婴儿要及时到村里登记报户口，可是由于在农业合作化之前，对每家每户来说，增加或减少人口没有经济利益，人们报户口不一定及时。农业合作化以后，人口与分配口粮有关，实行粮证、粮票和布票后，人口与粮证、布票有关系。农村社员家里出生的婴儿，不仅要到村里会计处申报户口，还要持村里的证明信到乡政府申报户口，进行登记后领取当年的一份布票。城市居民家里出生的婴儿，不仅要在居委会申报户口，还要去街道办事处申报登记，领取布票，还要去粮食供应部门登记，增加每月粮食供应数量。布票是按照年份发给的，不论哪个月出生的，都发给一年的份额。农村的粮食供应是按照分配口粮的季节给的，从婴儿出生的下一个季节开始分配口粮。蓟县农村七、八、九月份出生并申报户口的婴儿，从十月份开始给口粮。十月至第二年六月分出生的，第二年七月份才分配口粮。非农业的城镇居民的新生婴儿，是从申报户口的下一个月份开始分配口粮。
过去政府有户口登记册，农民家里没有户口本，城市居民何时有的户口本我不清楚。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时，蓟县农村各家各户开始有了户口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