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女人撇下他独自到南方去了，这个打击对哑吧简直是毁灭性的。哑吧缺少与人们语言交流的能力，他的郁闷和痛苦都只能闷在心里。当晚他回到工棚里，倒在床上拿被子蒙住了头，全身颤抖，竟“呜呜呀呀”地哭起来了。工友们一开始还不知道这奇怪的声音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后来看见在昏黄的灯光下，哑吧凌乱的床上有一团隆起的东西在抽搐颤抖，人们才明白原来哑吧也会哭泣。人们在工地上只见过他象一头牛一样默默地干活，从来没有见过他开怀的笑脸，但今天晚上却见识了他象正常人一样极度压抑的哭声。工友们猜想，哑吧肯定在街上受到了谁的欺侮，他们只是在心里同情地叹息：这个世道，竟有人连哑吧都要欺侮。王师傅走了，哑吧再也没有朋友，没有关心他的人，所以也就没有人有兴趣来了解哑吧为什么会蒙住被子哭泣。哑吧哭了一阵，大概累了，最后和衣蒙头睡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催人起床的闹钟又恼人地响过不停。工友们都打着哈欠，机器人一般地穿衣、洗脸、吃饭，没有谁往哑吧的床上看一眼。直到七点半上工以后，杨包头才发现工地上少了一道他最喜欢的风景线，那就是哑吧象牛一样不停地砌墙干活的身影。他找到班头袁师傅问：“哑吧呢？哑吧怎么没有来上班？”
袁师傅扭头往脚手架上找寻，杨包头很不高兴地说：“别找了，他就是没有来上班！”
班头袁师傅这才想起昨晚的情形，他说：“哑吧昨晚从街上回来后蒙着被子在哭，大家以为他在街上受了欺侮，都没在意。可能还没有起床，我去看看。”
杨包头说：“这怎么行呢，大白天还在睡大觉，我的工程什么时候能完？甲方说了，拖延工期一天，罚款一万！”
袁师傅赶忙跑到工棚里，往哑吧的床上一看，哑吧果然还在蒙头大睡。袁师傅气得七窍生烟，大步走到床前，掀开被子，正想发火，可他一看情形不对。只见哑吧满脸通红，呼哧呼哧地直喘粗气。他用手一摸哑吧的额头，热得烫手。袁师傅起了恻隐之心。他想，王师傅和哑吧情同父子，现在王师傅不在了，他也应该关心一下这个可怜的哑吧才是。于是他重新替哑吧小心地盖好被子，连忙去找杨包头说：“杨老板，哑吧发烧得厉害，恐怕要送医院才行。”杨包头一听十分扫兴，他说：“哑吧病了又不是工伤，你们爱送医院就送呗！”袁师傅明白杨包头只把哑吧当一头牛在使用，哑吧干的是砌墙的技术活，可拿的却是小工的钱，这头牛现在病了，他却不肯掏半个子儿。他想哑吧这几个月的工钱应该还在身上，实在不够，再发动工友们支援支援。他回到工棚，把哑吧的衣服裤子的所有口袋都搜罗一遍，果然有两千四百多元。袁师傅不管杨包头高兴还是不高兴，招呼几个工友，七手八脚地把哑吧送到了县人民医院，医院要交三千元押金才肯办理住院手续，否则只能在走廊上打打吊针。袁师傅自己掏了六百元，湊够了三千元，终于替哑吧办妥了住院手续。
医生当天上午就开了一大摞检查单，血液、尿液、透视、B超、心电图一样不少。袁师傅和两个工友扶着哑吧，楼上楼下地忙活了一天，一直到下午四点半钟，所有的检查单总算都摆在了主治医生的办公桌上。使医生头大的是，所有的指标都很正常，从中找不出哑吧的病因。可哑吧的高烧持续不退，还一直“啊呀啊呀”地说着胡话。第二天，主治医生只好报告院长，院长亲自到病房召集各科室的专家会诊。专家们一通听诊、翻眼皮、按脉博，折腾了半天，还是没有一个结论。第三天，主治医生把袁师傅找到办公室说：“我们医院的设备很不完善，看来，这个病人必须转到省城的医院。”
听说要转到省城医院，可把袁师傅急坏了。他从王师傅那里知道哑吧从小就是孤儿，与满满家的关系也不好。这时候医院刚好又来了账单，预交的三千元已经用完了，催着交钱，否则就停药了。袁师傅同另外两个工友商量，其中一个说：“还是到村里去找他满满吧，毕竟哑吧是他的亲侄儿。”袁师傅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决定到清泉寨跑一趟。
上午十点，袁师傅坐短途客运车到了禾坪镇，步行八华里到了清泉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半，正是吃中饭的时间。他在村人的指引下到了哑吧的满满家里， 哑吧的满满和婶娘正在吃午饭，袁师傅说明了情况后，满满丢下筷子就要跟袁师傅走，哑吧的婶娘不高兴了。她黑沉着脸一拍桌子说：“你要到哪里去奔丧，他是死是活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打工的钱交给你了吗？”满满说：“他是我唯一的亲侄儿，我能不管吗？人家袁师傅都贴进去六百多块钱了！”说完，他回卧室换了一件衣服 ，拿上了家里的存折，跟着袁师傅走了。哑吧的婶娘追着在后面大喊：“你这个死老头子，出去了就别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