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人，晚年自称梨州老人，当时社会上称之为梨州先生。他是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和著名的史学家。
在父亲的影响下，黄宗羲自幼就喜爱读书，但不盲目苟从。他的父亲黄尊素教他八股时文，他不感兴趣，总是读自己喜欢的书，很多是天文、地理、历算、人物传记方面的书。他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很关注，还私下对朝廷的决策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父亲和其他的东林党人同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此，黄宗羲深表钦佩。天启六年（1626）三月，他的父亲黄尊素等东林党人被魏忠贤陷害逮捕入狱。临行前黄尊素要黄宗羲拜前来送别的刘宗周为师，学习理学，还教导黄宗羲说：“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从此以后黄宗羲努力攻读史书，不敢有丝毫的怠惰，他通读了明代的《实录》和二十一史。这是他勤奋治史学的开始。
他以历史经验来洞察现实社会，并立志要身体力行，投入到激烈动荡的社会中。
黄宗羲在了解社会的实践中，清醒地认识到，士人应关注天下大事，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朝纲混乱，奸佞横生，百姓困厄，那是士人的耻辱。崇祯十一年（1638），阉党阮大铖在南京四处招摇，复社名士陈定生、吴应箕草写《留都防乱揭》揭露阮大铖意图东山再起的阴谋，要求把阉党逐出南京城。当时，阮大铖的余党尚存，爪牙林立，但黄宗羲不惧险恶，在《留都防乱揭》上领衔署名。在崇祯一朝，黄宗羲积极地参加东林复社人士领导的政治活动。在他外出游历的日子里，仍坚持学习，和一些名士自相师友，互相切磋，学问有很大长进。这时候，他的视野也开拓了不少。
清兵占领南京、苏州、杭州之后，浙东各地纷纷组织义军抗清。黄宗羲也在余姚黄竹浦组织青壮年数百人为义军，沿钱塘江布防，后来黄宗羲来到鲁王的流动政府。失去了兵权后，对政事没有多少发言权，但黄宗羲不甘空耗光阴，一有时间，他就对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进行校注。他的某些天文历法著述就是在这种动荡的环境中完成的。此外，在海上抗清时，他还写了许多诗篇，记述抗清事实。
南明灭亡后，黄宗羲看到恢复明朝已失去希望。就回乡著书立说，，决心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后人留下自己探索的经验。这时他已是53岁的老人了，经过多年的努力，他写出了大量著作。其主要著作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
长期不懈的思考使他的思想日趋稳定，社会的巨变以及个人沧桑的经历，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成熟。他为了研究明朝灭亡的原因和改革君主专制的弊端而发愤治学。
从王朝兴衰的历史中，黄宗羲看到，每一个王朝的倾斜，都是由于君主贪婪、残暴；每一个王朝的兴起，都始于血腥风雨的争斗。他认为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是造成社会危机的总根源。因为“君主把天下的利益尽归已有，把天下的祸害全部推给别人”，君主为了得到或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即使使天下百姓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也在所不惜。他反对以君为主，以天下为客，赞美以天下为主，以君主为客的尧舜之世。他从民众的利益出发，去评价治乱，他说：“天下或治或乱，不在于一姓的兴亡，而在于万民的忧乐。”他主张改一家一姓之法为天下之法。他说，天子认为对的未必对，天子认为错的未必错，并主张提高宰相权力，由士人来公论是非，限制君主的权力，使君主不敢自以为是。这是一种限制与监督君权的思想。这种民主思想为中国近代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提供了历史借鉴。
黄宗羲一反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提出“工商皆本”。他认为把工商当成末业，妄加评论，并竭力压抑，是十分荒唐可笑的。工商两业皆有益于社会民生，都是本业。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要求。
黄宗羲注重实践，不尚空谈。治学态度严谨刻苦，严核考证，实事求是。他认为明朝的灭亡和明人的学风有一定的关系，明人专事口耳记诵之学，学无根底，喜欢空谈。他指出，学问是用来经世的，不是炫耀的，他和弟子们形成了一个以经世思想为指导以研究史学为特点的浙东学派。他的《明儒学案》总结了明代近三百年的思想发展，包括了明代各派哲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主张，是中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学术思想史专著。
简评：
少年坎坷勤学，中年游历四方，老年只争朝夕专心著述。黄宗羲一生求索，终成大思想家。他的那种目光永远向前、不倦追求真知的精神激励着后来人奋斗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