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徐光启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是上海地方史上的杰出先贤，更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划时代人物。
徐光启出身于一个小商人兼小土地所有者的家庭，对于土地的利用问题深有体会，他说：“天下没有不可利用的土地，人们困蔽的原因在于怠惰无思，饱食终日，不肯用心地去从事生产劳动。”由于家乡常受到倭寇的侵扰，他也很注意学习兵书。徐光启认为，世事复杂，人们只要善于发现现实中的问题，鼓起勇气，百般求索，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在20岁到40岁期间，徐光启先后以秀才和举人的资历以教书为业，阅读和研究了大量的古代典籍，尤其是有关生产科学方面的知识，这为他日后进行科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徐光启曾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有来往，跟利玛窦学习了西方的天文、历算以及火器制造等方面的知识和原理，并且加入了天主教会。在他看来，儒教和佛教过于重视内心的修养和主观上对人生的领悟，天主教中蕴藉着一种分析研究事物的现象，探求事物内在联系的学问，即所谓“格物穷理之学”，徐光启认为这种“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特征就是注重外在事功，这使他最为神往。他认识到格物穷理之学是实学，更有助于国富民安。徐光启思索的脚步已经触及到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特质的比较方面了。第二年，他进京考取进士，任翰林院庶吉士，正好利玛窦也在北京，徐光启就同他一起研究学问，共与利玛窦等人共同翻译了许多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泰西水法》等，成为介绍西方科学的先驱。徐光启自己编著的著作，有《测量异同》、《勾股义》等，是关于历算测量等方面的书。
在我国古代，几何这门数学分科并不叫“几何”，而是叫作“形学”。“几何”二字，在中文里原先也不是一个数学专有名词，而是个虚词。比如“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首先把“几何”一词作为数学的专业名词来使用的就是徐光启。徐光启在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工作中，加深了对数学重要性的认识。他在《几何原本》序文中指出，数学所以成为一门基本科学，在于他是“众用所基”，能为许多学科所用。可见，他已明确地认识到了凡有量的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必定要用到数学。
崇祯二年（1629），钦天监推算日食发生了错误，而徐光启掌握了欧洲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每次预报天象都较其他人准确，名望和威信都很高，被任命主持明代唯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历法改革工作。这次历法改革是以西方历法为基础，工作繁重，又有来自朝野上下保守势力的百般刁难，但徐光启不为所动，他对这项工作做了通盘的精心的规划和安排，使整个工作进展比较顺利，于崇祯六年（1633）编成了一部一百三十多卷的《崇祯历书》。这部集体创作的历书，凝聚了徐光启大量的智慧和心血，全书大部分都经过了他的修改审阅。《崇祯历书》已开始接受近代天文学和数学的知识，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历法的范畴。
除了天文、历算之外，徐光启用力最勤、收集最广影响最深远的还要数农业与水利方面的研究了。因此，在他丰富的著述中也以《农政全书》最为重要。
《农政全书》是是一部集中国古代农业科技之大成的著作。其中又贯穿着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农政全书》按内容大致上可分为农政措施和农业技术两部分。前者是全书的纲，后者是实现纲领的技术措施。所以在书中人们可以看到开垦、水利、荒政等等一些不同寻常的内容，并且占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这是其他的大型农书所鲜见的。
《农政全书》转录了很多古代和农时代的农业文献，对前人的著作，徐光启分糟粕与精华，有批判地存录，也附有自己的见解。如对《唐新修本草》注中所说菘（即白菜）北移都变芜菁，芜菁南移都变菘的错误，就以自己在家乡种植芜菁的实践说明芜菁不会变为菘，并解释了芜菁南移根变小的原因和在南方培养大根的方法。这很便于参考使用。徐光启自己撰写的有六万多字，占全书篇幅的八分之一，但都是他经过亲自试验和观察之后取得的材料写成的，科学性较强。
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写的专题部分，值得重视的有：在垦田与水利方面，他主张治水与治田要相结合。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农政全书》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古农书。
徐光启之所以能够在杂采众家的基础上兼出独见，是与他的勤于咨访，不耻下问的好学精神和破除陈见，亲自试验的科学态度分不开的。徐光启一生以俭朴著称， “于物无所好，唯好经济，考古证今，广咨**。遇一人辄问，至一地辄问，闻则随闻随笔。一事一物，必讲究精研，不穷其极不已。”
简评：
处处留心皆学问，徐光启身体力行，笔耕不辍，终获累累硕果。他是明代杰出的科学家，是具有近代思想气息的学者，也是中国历史上进行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