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刺绣工艺
刺绣起源很早。黼黻絺绣之文，见于尚书。虞舜之时，已有刺绣。东周已设官专司其职，至汉已有宫廷刺绣。三国吴孙权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军阵图，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卢眉娘以法华经七卷，绣于尺绢之上，因刺绣闻名，见于前者著录。自汉以来，刺绣逐渐成为闺中绝艺，有名刺绣家在美术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观其针法,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汉代绣品，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内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完整的绣品，更有助于了解汉代刺绣风格。从这些绣品看，汉绣图案主题，多为波状之云纹，翱翔之凤鸟、奔驰之神兽，以及汉镜纹饰中常见之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刺绣新采用的底本质材，则为当时流行的织品，如织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光明”等吉祥文字之丝绸锦绢。其技法以锁绣为主，将图案填满，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极为流畅。
东晋到北朝的丝织物，出土于甘肃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鲁番等地，所见残片绣品无论图案或留白，整幅都用细密的锁绣全部绣出，成为满地施绣的特色。传世及出土的唐代刺绣，与唐代宗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唐绣佛像，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东方敦煌千佛洞发现之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释迦说法图等，都与当对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关联。此时刺绣技法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运用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针法，多种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刺绣所用图案，与绘画有密切关系，唐代绘画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刺绣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使用微细平绣之绣法，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之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唐绣独特的风格。至于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更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唐以前之绣品，多为实用及装饰之用，刺绣内容与生活上的需要和风俗有关。宋代刺绣之作，除为实用品外，尤致力于绣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至宋更及于丝绣，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刺绣之作风。历代迄清各时代之绣画与绘画应有不可分离之关系。
宋代刺绣之发达，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之故。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相继辈出，使绘画发展至最高境界，并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带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之观赏性绣作。为使作品达到书画之传神意境，绣前需先有计划，绣时需度其形势，乃趋于精巧。构图必须简单化，纹样的取舍留白非常重要，与唐代无论有无图案之满地施绣截然不同，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之特色。
元代绣品传世极少，台湾雇故宫博物院仅有一幅作品，由作品观之，仍承继宋代遗风。元人用绒稍粗，落针不密，不如宋绣之精工。
明代的染织工艺，至宣德间始变发达。刺绣始于嘉靖年间上海顾氏露香园，以绣传家，名媛辈出。至顾名世次孙顾寿潜及其妻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别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世称露香园顾氏绣,盖所谓画绣也。此即传世闻名之顾绣。
顾绣针法，最主要继承了宋代最完备之已成绣法，更加以变化而运用之，可谓集针法之大成。用线主要仍多数用平线，有时亦用捻线，丝细如发，针脚平整，而所用色线种类之多，则非宋绣所能比拟。同时又使用中间色线，借色与补色，绣绘并用，力求逼真原稿。又视图案所需，可以随意取材，不拘成法，真草、暹罗斗鸡尾毛，薄金、头发均可入绣别创新意，尤其利用发绣完成绘画之制作，于世界染织史上从未一见，即此可知顾绣有极其巧妙精微之刺绣技术。
清代刺绣，多为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江南织造管辖的三个织绣作坊，照样绣制，绣品极工整精美。除了御用的宫廷刺绣，同时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著名的有鲁绣、粤绣、湘绣等、京绣、苏绣、蜀绣等，各具地方特色。苏、蜀、粤、湘四种地方绣，后又称为“四大名绣”，其中苏绣最负盛名。苏绣全盛时期，流派繁衍，名手竞秀，刺绣运用普及于日常生活，造成刺绣针法的多种变化，绣工更为精细，绣线配色更具巧思。所作图案多为喜庆、长寿、吉祥之意，尤其花鸟绣品，深受人们喜爱，享盛名的刺绣大家相继而出，如丁佩、沈寿等。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苏绣出现了创新作品。光绪年间，余觉之妻沈云芝绣技精湛，闻名苏州绣坛。沈氏30岁时，逢慈嬉太后70寿辰，沈氏绣了“八仙庆寿”的八帧作品祝寿，获赐赠“福”“寿”两字，因而改名沈寿。沈绣以新意运旧法，显光弄色，参用写实，将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表现于刺绣之中，新创“仿真绣”，或称“艺术绣”，针法多变，富立体感。
随着苏绣的发达与创新，延至今日，又形成许多新的刺绣，如乱针绣、束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精微绣、彩锦绣等。另外还有许多边疆少数民族的织绣，亦充分表现原始风格的自然美与拙朴之美。刺绣最早多为实用，及至宋元广及书画之制作，渐乃成为艺术珍赏之用。故宫所藏之刺绣，多属此类。时代最早者为五代，而用品最多者为清代。经历代的创新发展，各具特色，皆有高度的成就。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品几乎皆为精品，绣工匀整，针线细密，设色精妙，深得书法精髓，且均裱装成册轴卷，使观赏者往往误以为书画，欣赏珍藏艺术价值极高。
2．苏绣
苏绣即苏州刺绣，其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现已遍衍江苏省的无锡、常州、扬州、宿迁、东台等地。苏绣产地江苏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蚕桑发达，盛产丝绸，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据西汉刘向"说苑"记载，早在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已将苏绣用于服饰。三国时代，吴王孙权曾命赵达丞相之妹手绣《列国图》。
苏绣的种类划分
本地绣：产于江苏省苏州（苏南），比邻上海。并不能说只要是苏州商家所经营的都能称作苏州刺绣，正宗的苏州刺绣应隶属“本地绣”，更确切的说应该是苏州本地人绣制的作品。绣工均属于当地人，产品细腻光泽，色彩过渡搭配协调，绣线劈丝，价格适中。
苏北绣：产于江苏省盐城、怀安一带（苏北），苏州当地人称之苏北绣、江北绣。价格非常低，但做工也极差，绣线不劈丝，均为两绒或一绒半绣，谈不上艺术，涂鸦而已，不登大雅之堂。最经典的成名作品有“黄金大道”、“红枫”，除此之外，无论是做工还是销售价，都难以提升。近些年，苏北绣搅局苏绣市场，冒充苏绣、以次充好之事频频发生。但客观的说，苏北绣对压制本地绣价格，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宝应绣：产于江苏省扬州宝应（苏中），色彩丰富立体感强，但绣线不劈丝，均为两绒绣，即一根线直接绣。因此远观或看照片，感觉立体效果尚可，近看却颇粗，不耐人回味。风景、人物乱针绣是其强项，但人物的脸部绣制（开相）等细腻的工作，还是交付技高一筹的苏州本地人完成，此外宝应绣的价格也偏高，国内市场难以接受。
苏绣历史
苏州地处江南，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一带，滨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因此，素有妇女擅长绣花的传统习惯。优越的地理环境，绚丽丰富的锦缎，五光十色的花线，为苏绣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苏绣在艺术上形成了图案秀丽、色彩和谐、线条明快、针法活泼、绣工精细的地方风格，被誉为“东方明珠”。
1956年苏州虎丘塔发掘的4块宋代刺绣经帙，运用平抢、铺针、接针、施毛针等多种针法刺绣的花草图案，色彩鲜明，古朴大方。可见苏州刺绣品在1000多年前的北宋初期，不但针法丰富多采，而且已经广泛应用。宋代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繁荣，绘画与刺绣互相影响，促使刺绣技艺竞相媲美。
据记载，当时苏州有一条“绣线巷”，集中了不少志门为刺绣制作花线的作坊，能染制八九十种色泽的花线，加上每色区分各种深浅层次，合计达700种之多，真是万紫千红各色俱全了。苏州一带，专门有一种称作“绣娘”的职业，从事富裕人家女儿的刺绣教习。她们不仅要刺绣自己的嫁妆，并且要制作很多带有刺绣的工艺品（如荷包、汗巾之类），以便出嫁时送给男方的亲友。因此，绣花也就成为衡量新娘心灵手巧的一个标准。
明清之际，在上海“顾绣”的推动下，使苏绣的风格与技法日臻完美，具有用色和谐文静，不露生硬跳动痕迹，行针平匀熨贴，毫无参差之处。乾隆时所修《上海县志》载：“苏绣之巧，写生如画，他处所无，小民亦习糊口，略与纺织等。其法劈丝为之，针细如毫发”。
那时苏州、上海等地凡经销刺绣品的商店都叫顾绣庄，苏州有“绣市”之称，并涌现了一批名家，如：蔡群秀、沈英、朱心柏、沈寿等，其中万以沈寿最著名。沈寿，江苏吴县人，她7岁弄针，8岁学绣，座年48岁。曾任清末工商部工艺局绣工科的总教习。沈寿继承传统并吸收日本绣法和西洋画、照片的明暗原理，注重物象的“逼真”和立体感，自称“仿真绣”，人们称它为“美术绣”。她的作品如《意大利皇后丽娜肖像》、《英国女皇肖像》、《基督受难图》等，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她在《雪宦绣谱》中自述：“我针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学焉，长而习焉，旧法而已。既悟绣以象物，物自有真，当放真，既见欧人铅油之画，本于摄形，形生于光，光有阴阳，当辨阴阳，潜神凝虑，以新意运旧法，渐有得。”沈寿的学生著名艺人金静芬，在继承前辈运针绣艺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发展与创造。代表作品有金陵十二钗等。
清初，江苏苏绣一直沿袭顾绣之名，实际上已不全是顾家所制。咸丰、同治（公元1851~1892年）以后，随着宫廷和贵族官僚刺绣服饰的需要，市场大量收购定制顾绣，市面仿作日益增多，到光绪前后，坊间不论何地所产绣品，一律以顾绣相称。此时，江浙各地涌现了一些知名刺绣艺人，如金星月（浙江鄞县人），王嫒（江苏高邮人），卢元素（满人，居江南），赵慧群（江苏昆山人）等。
光绪年间，技艺精湛的刺绣艺术家沈云芝闻名苏州绣坛，她溶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于刺绣之中，新创了“仿真绣”。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慈禧七十寿辰，沈云艺绣了佛像等八幅作品祝寿。慈禧备加赞赏，书写“寿”、“福”两字，分赐给沈云芝和她的丈夫余觉。从此沈云芝改名沈寿，嗣后她的作品《意大利皇后爱丽娜像》，曾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意大利，轰动了意国朝野；《那稣像》1915年在美国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傅览会”上获一等大奖，售价高达一万三千美元。《美国女伏倍克像》赴美展出时，其盛况空前。沈寿的“仿真绣”传誉中外，开拓了苏绣崭新的一页。
在她的倡导下，江苏的苏州、南通、丹阳、无锡、常熟等地分别举办了刺绣传习所、绣工科、绣工会等。她曾先后到苏州、北京、天津、南通等地课徒传艺，培养了一代新人。其时著名艺人还有华基、唐义真、李佩敝、蔡群秀、张应秀、金静芬等，她们的作品先后在“意大利都朗万国博览会”（公元1911）、“巴拿马一一太平洋国际博览会”（公元1915年）、“比利时万国博览会”（公元1930年）上获奖，为中华民族传统工艺在国际上赢得了荣誉。
解放后，苏绣艺人发扬传统不断创新，名艺人顾文霞、李娥英（均系金静芬学生）等继承了苏绣优良传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技艺更是娴熟，绣品具有新意，并为培养新中国刺绣新作出了可喜的贡献。1956年顾文霞的绣作《猫》在英国伦敦的展出，以及她本人在伦敦所作的技术表演，轰动了当时的英伦三岛。
苏绣针法技巧
苏绣注重运针变化，目前常用针法有：齐针、散套、施针、虚实针、乱针、打点、戳纱、接针、滚针、打子、擞扣针、集套、正抢、反抢等。齐针是各种针法的基础，线条排列均匀、齐整，是基本针法之一；乱针看似乱，其实乱中有律，它是利用长短参差的直针、横斜线条组织成交驻形，因而在掺合后仍能保留多种色线的固有色，色彩掺合的次数不拘，直至光、色、形都符合要求为止；滚针要求两线紧捻，连成条纹，线条转折比较灵活，无论绣直线或曲线都比较恰当；打子主要是绣花蕊、花心和花篮等静物。
苏绣讲究花线的粗细，一根花线的1/2粗称“一绒”，1/16粗称“一丝”。“劈丝”即将一根花线分为若干份。注重合理用线和丝理的变化。还根据不同的布质、色彩及题材，不但灵活综合运针，而且花线劈丝粗细合度，从而充分表现物体形象的质感。如绣金鱼鱼尾，用线要细，排针要虚，才能表现轻薄、透明感。绣鱼身线条就要略粗，排针密，才能表现浑厚感。又如绣石头、老树梗等，线粗，排针不必过于均匀。比如绣猫:要根据对象毛丝变化规律掌握丝理，绣出来的猫毛茸茸地形万言书逼真生动，艺人们将一根头发粗细的绣花线分成二分之一、四分之一，以至十二分之一、四十八分之一的细线绣，并将千万个线头、线结藏得无影无踪。无论从正面或反面都可以看到小猫调皮活泼的神态。绣猫最难的是一对猫眼睛，艺人们需用20多种颜色的丝线才能把猫睛绣得炯炯有神，栩栩如生。
苏州刺绣是我国著名的传统手工艺术品，为“四大名绣”之首。据史料记载已有二千六百年历史。苏州刺绣经常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并参加过近百个国家的展览。被誉为“神奇的艺术”是“东方艺术”的明珠。
苏绣的鉴赏
刺绣起源很早。黼黻絺绣之文，见于尚书。虞舜之时，已有刺绣。东周已设官专司其职，至汉已有宫廷刺绣。三国吴孙权使赵夫人绣山川地势军阵图，唐永贞元年（公元805年）卢眉娘以法华经七卷，绣于尺绢之上，因刺绣闻名，见于前者著录。自汉以来，刺绣逐渐成为闺中绝艺，有名刺绣家在美术史上也占了一席之地。
目前传世最早的刺绣，为战国时期湖南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两件绣品.观其针法，完全用辫子股针法（即锁绣）绣成于帛和罗上，针脚整齐，配色清雅，线条流畅，将图案龙游凤舞，猛虎瑞兽，表现得自然生动，活泼有力，充分显示出楚国刺绣艺术之成就。汉代绣品，在敦煌千佛洞、河北五鹿充墓、内蒙古北部地方、新疆的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古墓中皆有出土，尤其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批种类繁多而完整的绣品，更有助于了解汉代刺绣风格。从这些绣品看，汉绣图案主题，多为波状之云纹，翱翔之凤鸟、奔驰之神兽，以及汉镜纹饰中常见之带状花纹、几何图案等。刺绣新采用的底本质材，则为当时流行的织品，如织成“延年益寿大宜子孙”、“长乐光明”等吉祥文字之丝绸锦绢。其技法以锁绣为主，将图案填满，构图紧密，针法整齐，线条极为流畅。
东晋到北朝的丝织物，出土于甘肃敦煌以及新疆和田、巴楚、吐鲁番等地，所见残片绣品无论图案或留白，整幅都用细密的锁绣全部绣出，成为满地施绣的特色。传世及出土的唐代刺绣，与唐代宗教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有不少唐绣佛像，如大英博物馆藏有东方敦煌千佛洞发现之绣帐灵鹫山释迦说经图，日本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释迦说法图等，都与当对佛敦隆盛的信仰，有直接关联。此时刺绣技法仍沿袭汉代锁绣，但针法已开始转变运用平绣为主，并采用多种不同针法，多种色线。所用绣底质料亦不限于锦帛和平绢。刺绣所用图案，与绘画有密切关系，唐代绘画除了佛像人物，山水花鸟也渐兴盛。因此佛像人物，山水楼阁，花卉禽鸟，也成为刺绣图样，构图活泼，设色明亮。使用微细平绣之绣法，以各种色线和针法之运用，替代颜料描写之绘画形成一门特殊的艺术，也是唐绣独特的风格。至于运用金银线盘绕图案的轮廓，加强实物之立体感，更可视为唐代刺绣的一项创新。
唐以前之绣品，多为实用及装饰之用，刺绣内容与生活上的需要和风俗有关。宋代刺绣之作，除为实用品外，尤致力于绣画。自晋唐以来，文人士大夫嗜爱书法并及于绘画，书画乃当时最高的艺术表现，至宋更及于丝绣，书画风格直接影响到刺绣之作风。历代迄清各时代之绣画与绘画应有不可分离之关系。
宋代刺绣之发达，由于当时朝廷奖励提倡之故。据《宋史·职官志》载，宫中文绣院掌纂绣。徽宗年间又设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相继辈出，使绘画发展至最高境界，并由实用进而为艺术欣赏，将书画带入刺绣之中，形成独特之观赏性绣作。为使作品达到书画之传神意境，绣前需先有计划，绣时需度其形势，乃趋于精巧。构图必须简单化，纹样的取舍留白非常重要，与唐代无论有无图案之满地施绣截然不同，明代董其昌《筠清轩秘录》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待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谗唼之态。佳者较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此段描述，大致说明了宋绣之特色。
元代绣品传世极少，台湾雇故宫博物院仅有一幅作品，由作品观之，仍承继宋代遗风。元人用绒稍粗，落针不密，不如宋绣之精工。
明代的染织工艺，至宣德间始变发达。刺绣始于嘉靖年间上海顾氏露香园，以绣传家，名媛辈出。至顾名世次孙顾寿潜及其妻韩希孟，深通六法，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摹绣古今名人书画，劈丝配色，别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所绣山水人物花鸟，无不精妙，世称露香园顾氏绣，盖所谓画绣也。此即传世闻名之顾绣。
顾绣针法，最主要继承了宋代最完备之已成绣法，更加以变化而运用之，可谓集针法之大成。用线主要仍多数用平线，有时亦用捻线，丝细如发，针脚平整，而所用色线种类之多，则非宋绣所能比拟。同时又使用中间色线，借色与补色，绣绘并用，力求逼真原稿。又视图案所需，可以随意取材，不拘成法，真草、暹罗斗鸡尾毛，薄金、头发均可入绣别创新意，尤其利用发绣完成绘画之制作，于世界染织史上从未一见，即此可知顾绣有极其巧妙精微之刺绣技术。
清代刺绣，宫廷御用的刺绣品，大部分均由宫中造办处如意馆的画人绘制花样，经批核后再发送江南织造管辖的三个织绣作坊，照样绣制，绣品极工整精美。除了御用的宫廷刺绣，同时在民间先后出现了许多地方绣，著名的有鲁绣、粤绣、湘绣等、京绣、苏绣、蜀绣等，各具地方特色。苏、蜀、粤、湘四种地方绣，后又称为“四大名绣”，其中苏绣最负盛名。苏绣全盛时期，流派繁衍，名手竞秀，刺绣运用普及于日常生活，造成刺绣针法的多种变化，绣工更为精细，绣线配色更具巧思。所作图案多为喜庆、长寿、吉祥之意，尤其花鸟绣品，深受人们喜爱，享盛名的刺绣大家相继而出，如丁佩、沈寿等。
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苏绣出现了创新作品。光绪年间，余觉之妻沈云芝绣技精湛，闻名苏州绣坛。沈氏30岁时，逢慈嬉太后70寿辰，沈氏绣了“八仙庆寿”的八帧作品祝寿，获赐赠“福”“寿”两字，因而改名沈寿。沈绣以新意运旧法，显光弄色，参用写实，将西画肖神仿真的特点表现于刺绣之中，新创“仿真绣”，或称“艺术绣”，针法多变，富立体感。
随着苏绣的发达与创新，延至今日，又形成许多新的刺绣，如乱针绣、束绣、双面绣、双面异色绣、精微绣、彩锦绣等。另外还有许多边疆少数民族的织绣，亦充分表现原始风格的自然美与拙朴之美。刺绣最早多为实用，及至宋元广及书画之制作，渐乃成为艺术珍赏之用。故宫所藏之刺绣，多属此类。时代最早者为五代，而用品最多者为清代。经历代的创新发展，各具特色，皆有高度的成就。台湾故宫博物院藏品几乎皆为精品，绣工匀整，针线细密，设色精妙，深得书法精髓，且均裱装成册轴卷，使观赏者往往误以为书画，欣赏珍藏艺术价值极高。
当在市场上见到图案相同的苏绣，价格相差却很大，就会产生很多疑惑，其实，苏绣没有真假之分，只有优劣之分。
目前优秀的作品主要是在风格上求新、工艺上求精、或者是用某种已有的针法，创作出以前没有或难以达到的作品。
苏绣精品的设计和制作工艺水平较普通苏绣产品高出许多。设计方面，所有精品都由高级工艺美术师设计。绣制精品的艺人均为获得过专业职称的工艺师。普通绣品则图样单调、固定，一般绣娘就可绣制。在选材设色方面，精品所用的色线需根据各个设计图稿特制染色，一般每种色彩都需分成十几样分色染制。绣制过程中，每根丝线又需劈成几十根细丝线来使用。而普通苏绣产品使用的色线一般均为制成品，一种色彩最多分成三到四样分色。绣制时丝线一般只劈成两根。所以，把精品和普通绣品放在一起对比，很明显地就能看出精品的成品套色均匀，色彩丰富明艳，能够完美地展现苏绣精细雅洁的特色。而普通绣品则呆板许多。另外，精品选用的架子和镜框均由纯正香红木制成；而普通绣品则一般选用仿红木。普通苏绣产品可作一般欣赏之用，而苏绣精品每一件都是精工细作，除作欣赏外，还具极高的收藏价值。
苏绣的发展
苏绣的产生，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是悠久的吴文化的奇葩，是先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苏绣的发源地在苏州吴县镇湖一带，现已遍衍江苏省的无锡、常州、扬州、宿迁、东台等地。江苏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蚕桑发达，盛产丝绸，自古以来就是锦绣之乡。
苏绣在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中最善长吸取旁类艺术的成就，它图案秀丽、色彩雅致、针法多变、技艺精湛，一针一线创造出美仑美焕，据出土实物考证，在汉代，苏绣已经达到相当的水平，从此世代相传袭，到明清时达到了顶峰状态。苏州一代涌现出吴县钱蕙、吴江杨卯君、沈关关，正到沈寿、杨守玉等一代大师，她们拓宽了苏绣的表现题材，技法上活泼灵动，从人物、花鸟到山水、动物，从静如处死到动如脱兔，苏绣呈现着江南细腻绵长的精神内涵。在上千年的历史间，一代代绣娘巧手穿引，心手相传，创造出上百种技法，逐渐使苏绣成为一门丰富深邃的学问，吸引后来者在其中忘我穿行。任慧闲先生在五十年代参与创办的苏绣研究所，今天已经成为集苏绣发展之大成的艺术花园。
苏绣研究所集中了当地最有才华的绣娘，目前苏州拥有10万绣娘，其中刺绣技艺出色的3万绣娘，集中在太湖之滨的苏州高新区镇湖街道、东渚镇、通安镇一带。她们是苏绣这份传统遗产的继承者，由于技艺精湛而不偏离传统，她们的作品在海内外拥有大量的订单，是苏州地方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的每一幅绣品都要经过整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来完成，俗话说的细活在这些绣娘手上表现得最淋漓尽致，苏绣是心手相传的技术，苏绣的发展历史让人们对历代的艺人肃然起敬，她们始终坚持着默默耕耘，让苏绣这一门传统艺术星火不断日益渐进。
在一代代绣娘的努力下，苏绣无论是从绣法或是素材上都得到了全面的创新。最初的苏绣以平、齐为主要风格，通过对花鸟鱼虫的描绘，表现着精细雅洁的特点，而如今，苏绣中又新添了乱针绣、虚实乱针绣等技艺，在和摄影、油画、素描等艺术风格结合后，形成了新的风格。
人物肖像是苏绣中的又一个新主题。通过绣娘之手而成的各国领导人肖像，成了全世界的共同喜好，也成了中国同外界互通友谊的重要桥梁。苏绣不仅仅方便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也同样带来了一定的商机。
一丝一绒一抹色，绣出五彩苏绣，是传给子孙后代的无价珍宝。
从苏绣艺术看传统文化
手工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传统手工艺日渐衰落，生产日趋艰难。而作为民间工艺之一的苏绣却在经历考验之后生存了下来，特别是位于苏州西郊、太湖之滨的镇湖民间刺绣，更在这一时期焕发了生机，与手工艺整体衰落趋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传统手工艺如何在当代获得再生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
从原生态走向市场态的挑战
传统的民间艺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原生态的民间艺术，这主要是指仍以原生态的形式存留于偏远、落后的乡村民间生活中的那一类民间艺术，例如市场化之前的镇湖民间刺绣。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滋养民间艺术的原生态逐渐遭到破坏，使这类民间艺术开始走向消亡，而且社会现代化的进程愈快，其消亡的速度就愈快。另一种是市场态的民间艺术，如城乡旅游市场的各类艺术品，这是文化工业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艺术品，只是保留了传统民间艺术的形式，并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蜕变为一种文化工业的生产，使传统民间艺术以一种市场化形式存在。
作为民间工艺的镇湖刺绣在农业社会是以原生态的形式存在于乡村民间生活中，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构成了其生产的经济基础。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原生态的苏绣被卷入了现代社会和市场化的大潮中，“市场化是20世纪社会和文化变革对传统民间艺术最深刻的改造。市场化使当代传统形式的民间艺术生产改变为某种意义上的文化工业生产。”
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也表明，文化活动不仅如从前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精神活动或意识形态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市场行为，一种经济与产业活。于是，苏绣由传统的手工艺品逐渐演变成了市场条件下的文化工业品，虽然保留了原来的形式，却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苏绣由原生态走向市场态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当传统的民间艺术以商品形式出现时，意味着它的功用和适销性要优先于品质和艺术性。现代市场经济尤其利用民间艺术的价值转型来实现其利益目标，它调动各种生产方式甚至是工业化批量复制投放市场，获取利润的动机主导着民间艺术的形式和性质，对功利的要求超过了质量本身，艺术性让位于市场交易所获取的利润多少，于是“不计时间的手工劳作被驱迫得匆忙和浮躁起来，‘熟人社会’中的商品交往形式也一律被某种更为抽象的交换方式取代了。”
在这种情形下，苏绣也逐渐从民间艺术变成了大众消费的物品，导致其质量和品位的下降。传统手工艺品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不计工时、具有创造性的手工劳动，拒绝复制和批量生产。
但是，近年来镇湖刺绣的质量在逐渐下滑，普通绣店为了赚钱，大量生产劣质绣品，对一些经营者来说，苏绣变成了能够赚钱的工具，丝毫无艺术性可言，在镇湖人眼里苏绣已从原先的工艺品变成了现在的“工业品”，艺术的质量和内涵已经荡然无存。
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文化产品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似乎总是一对矛盾。布尔迪厄在《文化生产的场域》中指出：符号（文化）商品是一个双面的现实，它既是商品又是符号的载体，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依然是相对独立的，虽然经济的支持可能会强化其文化的资格获取。一方面文化消费公众和经济的手段会侵入文化的生产，另一方面文化的内在价值会拒斥文化的商品化和市场化。实际上，市场化没有完全抹去符号产品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区别。因此，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如何保持苏绣文化原有的品质，就显得异常迫切。对待传统的手工艺不仅要看到其可观的经济效益，更要挖掘和传承其固有的、深层次的文化价值。
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
传统的手工艺品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工艺品无论在物质功能上，还是审美情趣上都需要找到发挥自身功能和价值的新途径。从历史上看，苏绣最初是江南农妇支撑家庭的手工业，然后发展成为大户人家小姐消遣的闺阁绣，再到为统治阶级生产冕服和官服的宫廷绣，供养和满足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对绣品的需求。
而今天，苏绣开始一方面着眼于国内市场，根据人们服饰的变化而生产不同的产品，如绣花袄、绣花裙；另一方面积极开拓国外的市场，生产刺绣被面、和服腰带、绣衣等产品，其中和服腰带几乎全部出口日本，这类绣品主要是由当时的苏州刺绣厂生产。苏绣以日用品的商品绣形式进入了现代生活，为社会提供了很多生活必需品，满足了社会需求，也推动了自身的发展。苏绣伴随着现代人们的生活而存在和发展，与现代生活息息相关并相互促进。
以和服为例，日本的刺绣和服集中体现了日用品和艺术品的统一，日本人将他们对艺术的感觉淋漓尽致地表现在了和服上。作为民族服装的和服，是在中国隋唐服装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极富日本传统文化特色，千百年来与日本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直到现在，逢年过节或在婚礼、葬礼、毕业典礼及庆祝会等隆重场合上，和服仍是日本人的首选。
另外，日本艺妓，高级宾馆的服务人员也以和服为职业装，花道、茶道等文化活动以及民间舞蹈和传统艺术表演中也离不开和服。和服本身非常讲究织染和刺绣工艺，加之穿着时的繁冗规矩，使它俨然成了一种艺术品。为了使和服完全融入日本的现代社会，设计师不断在花色和质地上推陈出新，将各种大胆的设计运用在花色上，使现代印象巧妙地融入了古典形式之中，真正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正如费孝通教授指出的：“这些传下来的东西之所以传下来就因为它们能满足当前人们的生活需要。既然能满足当前人的生活需要，它们也就是当前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还是活着。这也等于说一个器物一种行为方式之所以成为今日文化中的传统是在它还发生‘功能’，即能满足当前的人们的需要。”
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苏绣提供了如服饰等具有生活实际功用的消费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会引起精神生活的变化，相应地就需要有类似苏绣的工艺产品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
苏绣在古代主要以实用品为主，明代露香园“顾绣”的兴起开创了以绣仿画的工艺，使实用品发展到了艺术欣赏品，对苏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现代工业生活中，人们厌倦了机械化和标准化，反而追求纯朴简练、宁静致远、回归自然、个性化与原创精神，这种审美观念和心理需求正好与苏绣等手工艺品所表征的文化相契合。
因此，苏绣成为了慰藉人们精神的文化产品之一，精神服务的功能得到加强，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由于种种原因，苏绣的日用品市场在减少，但一些欣赏品却逐渐占领了人们的精神世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另外，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的绣品，如古代的冕服和名片袋等，作为符号，已成为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象征，成为人们认识历史的凭借。总之，“任何历史悠久、技艺精湛或风格独特的传统手工艺，都必须形成为新时代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新产品，去适应和满足人们生活的实际需要。”同样，苏绣的发展必须融入现代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文化和生活情境本身。
与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的结合
从苏绣的生产方式来看，从早期的手工刺绣到现在借助缝纫机进行机绣，再到利用计算机进行电子绣花，苏绣的发展在不断地利用现代科技。虽然机绣和电子绣花不能够完全代替手工刺绣，但可以提高刺绣的生产效率，节省劳动时间，适应了现代发展的需要。
在镇湖，值得称道的是采用电脑对刺绣画稿进行辅助设计，它是在镇湖手工刺绣的基础上，对部分环节（上稿）进行的工艺创新，大大提高了画师上稿的效率，从而适应了镇湖刺绣市场的发展。尽管潜在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但这是一个新鲜事物，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它说明正确处理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关系的重要性。从苏绣材料的发展来看，现代科技在开发新材料方面也大有作为。苏州刺绣研究所通过科学实验最近开发出新材料—三叶异形丝，这是对传统材料的一次突破和创新，表明了利用有关技术的新资源以及对现存的、更为地方化的物质材料加以重塑的必要性。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在其历史发展的大部分时期里，一方面在消解传统，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地重建传统。传统手工艺只有经过与现代要素的重新组合，才能融入现代社会。例如，利用电脑在现代服饰上绣出传统的图案，从整体上说，它带给我们的仍然是传统文化的温馨和慰藉。应该看到，传统与现代不是截然割裂、相互对立的关系，任何社会中既不存在纯粹的传统性，也不存在纯粹的现代性。我们不能因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忽视传统技艺的本质特性，相反我们应该运用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不断提高我们的传统技艺水平，处理好继承发扬传统技艺与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苏绣的发展还体现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早在清末，沈寿从西方的油画、摄影等艺术中得到启发，发现了“面光者明，背光者阴，阳者明，阴者暗”的光色表现问题，吸收了西洋画中讲究光线明暗的优点，首创了把油画作为刺绣画稿的“仿真绣”，使作品达到立体感和真实感，提高了苏绣艺术的品位和档次。
仿真绣的成功“打破了苏绣千年来以中国画为粉本的旧框架，使西洋素描、油画、摄影照片等皆可作为‘粉本’上绷绣制，使苏绣作品的面貌焕然一新。”这表明，仿真绣是传统苏绣文化吸收了西方绘画艺术而进行创新的结果。因此，在今天全球化的背景下，需要在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和利用外来文化，不断解构和重构新的民族文化。文化重构的结果有两种：“其一，某种外来文化取代原有文化；其二，外来文化与原有文化共存、融合，或者是丰富了原有的文化现象，或者是形成了新的文化现象。”从苏绣的实际变迁来看，走的是后一条道路。特别是苏州刺绣研究所近年来和美国摄影家罗伯合作开发新产品，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可见，苏绣要发展需要结合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不断创新。
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全球化是由大量的地方性和区域性过程的结合形成的。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每个地区既传入外来文化，也保留原有文化，社会生活就会变得越来越丰富，民众的选择也就更多。“人们认识到不仅需要吸收他种文化以丰富自己，而且需要在与他种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认识自己以求发展，这就需要扩大视野，了解与自己的生活习惯、思维定势全然不同的他种文化。”克兰在研究媒体与都市文化以后认为，鉴于少数第一世界（由工业市场经济组成）的支配地位，以及全球性文化再现与美国和西欧有关的一种特殊文化和社会价值混合物的程度，有必要发展融会了许多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和社会价值的一种真正的全球性文化。
对于一个地区或国家来说，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对比，常常会引起文化自觉⑽和民族认同的意识，促使其政府和民众有意地保留甚至加强原有的、传统的文化。费孝通教授指出，要是能够从别人和自己不同的东西中发现出美的地方，才能够真正美人之美，形成一个发自内心的，感情深入的认知和欣赏。只有这样，才能够相互容纳，产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间、国家间的“和而不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应该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真谛。为了认识到地方性知识⑾，做到文化自觉，首先是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其次要对在过去条件下形成的传统文化进行新的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再次，需要了解世界文化语境，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建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只有在从原生态到市场态的过程中保持其文化内涵，只有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只有使现代科技和外来文化结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的苏绣才能获得再生。
3．蜀绣
四川在古代为蜀国，相传为蚕丝氏所始建。据清代汉学家段玉载所著《荣县志》记载：“蚕以蜀为盛，故蜀曰蚕丝。”由此可见，在古蜀国的四川，栽桑养蚕业就已相当发达了，在西汉司马迁所著《史记》等书中都有关于春秋以前蜀国的帛运销秦及越的记载，说明蜀绣在发达的丝织生产的基础上很早就具有相当的规模和普遍的群众基础。
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是蜀郡成都人，在他所著的《蜀肚赋》中便有“若挥锦布绣，望茫兮无福”。“挥肱织锦”，“展帛刺绣”等描写当时成都织锦刺绣的热闹场面。
据历史记载，在西汉以前，蜀绣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技艺水平，在宋《全蜀艺文志》中也有“织文锦绣，穷工极巧”的描述。随着我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四川出现了刺绣手工作坊，在清道光十年，经官府同意，由店主、领工和工人共同组成行业性质的“三皇神会”。根据市场经营的需要，又分为“穿货”、“行头”和“灯彩”等货业主要生产黼黻、霞帔、挽袖及其他实用品；行头业主要生产剧装、袖袍；而灯彩业则专门生产红白喜事用的围屏、彩帐等，同时还开设租赁业务。
由此可见，蜀绣在清朝已得到空前发展，除日常用品的绣品外，还生产各种规格的欣赏品，如中堂、方斗、横推、条幅等，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包括山水人物，花草虫鱼，翎毛走兽等等，其画稿来源于名人佳作，为蜀绣的发展提供艺术基础，并造就了一批各具专长的绣工。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刺绣的原有针法进行了一番筛选和改造，在此基础上创造了一些新的针法，其中特别突出的要数表现色彩的浓淡晕染效果的晕针，它是一种适应性最强而又最具特色的在近代使用最为普遍的针法，也是区分蜀绣与其他刺绣流派的主要标志之一。专家认为，蜀绣中晕针技法是蜀绣最具有特色的创造。近年来，蜀绣又在晕针上施加辅助针，使其表现能力更强更丰富了。
蜀绣绣品品种繁多，色彩丰富。其图案主要以民间流行的题材为内容，一般是取寓意或谐音来表达某个含义，常取吉祥喜庆等群众心目中美好的愿望为题目。如表示爱情的鸳鸯戏水，表示富贵的凤凰牡丹，表示家庭和睦、人丁两旺的五子登科，表示长寿的松柏仙鹤等等。在人物为题材的蜀绣中，除福禄寿三星、百子图一类的寓意性题材外，在彩帐上多取材于戏曲和民间流行的传奇故事。如郭子仪拜寿，穆桂英大宴，八仙、西游记故事等。双面异形主体绣也是蜀绣中的代表作，如彭世平创作的《文君听琴》，在绣屏的正面绣的是卓文君在帘外倾听帘内的司马相如弹琴的画面，而在绣屏的反面是司马相如在帘内弹琴，卓文君在帘外倾听，巧妙之处是正面的卓文君的背面就是司马相如，正面的司马相如的背面就是卓文君。两面结合得惟妙惟肖，天衣无缝，而绣工的精细，更是耐人寻味。
蜀绣起源于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川西民间，它不仅受到当地的自然环境、风俗和文化的影响，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销售地区的反馈影响。因此，蜀绣的风格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我国西南和北部地区人民的性格和喜爱。其技艺特点是绒片平滑，绣品严谨细腻、浑厚圆润、光亮平整、鲜艳明快、寓虚灵于朴拙、掺色柔和、车拧自如，劲气生动、虚实得体。针法多而细腻，现有针法12大类、132种。
其中常见的针法有晕针、木石木针（嵌入缝隙的意思）、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其中晕针具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由于各种针法的使用与配合有各自的习惯，从而逐渐形成不同的特色和蜀绣的流派。
蜀绣的历史发展
蜀绣源于周，兴于汉，盛于唐。蜀绣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从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一具青铜塑像，留存在服饰上的龙纹，据清华大学中国丝绸服饰图案专家黄能福教授鉴定，所塑铜像为君王，服饰上的龙纹为刺绣。由此将蜀绣的起源追溯到了商周时期。蜀绣为丝织品上绣制产物，不易长时间保存，保存极好的也不过一二百年，因此蜀绣历史只能从相关历史物证和历史文献中查找推断。
西汉赋学家杨雄在其《蜀都赋》中云“若挥锦绣布，望芒兮无幅”。足见汉时蜀绣的兴繁景象。到西汉末刺绣已成为“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当时艺高的绣女被朝廷官府控制，汉代少府属官的东织室、西织室，就是专为皇室加工缯帛纹绣高级成衣而设立的。因绣品显示出非凡之技而被皇宫贵族们视为珍宝。晋常璩《华阳国志》中详细记载了此蜀中之宝，更将蜀绣与金银珠玉同列。汉末三国时，蜀绣被用来换与易物弥补财政之不足。
唐时成都繁华富丽，天下太平而俱于生活享乐。蜀地偏僻独安，群山环抱，地处川西平原，气候温润祥和，土地肥沃丰润，特适合种桑养蚕，所产丝帛质优量大，为蜀绣的发展奠定了优裕的物质基础，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于成都）。
五代十国时，四川先后被王建、孟知祥割据，称为“前蜀”、“后蜀”，后蜀皇帝趋尚享乐，骄奢淫侈，《说郫》：“衍（王衍：王建之子）北巡，至宜昌，泛舟巡阆中，舟子皆锦绣”。韦庄“浣花词”云：“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远轻”。
宋代的帝王贵胄、富人大贯，享乐之风盛行，刺绣的需求量大增，刺绣技艺也随之提高。由此也促进了蜀绣的发展，《全蜀艺文志》卷三十四中述：“织纹锦绣，穷工极巧”。《皇朝通鉴》卷十三载述：“蜀工富饶，丝帛所产，民制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
经世代相传，蜀绣技艺日趋完善，风格逐渐形成。迄今为止，蜀绣针法已发展到十二大类，一百二十二种。清道光以前，散步于民间的蜀绣艺人已相当众多，并形成许多小型刺绣作坊，民间组织“三皇神会”成立，这是由店主组织工人生产、加工、销售蜀绣制品的专门行会。表明蜀绣已从家庭小作坊走入市场形成规模化生产的转变过程。当时蜀绣主要分三类:穿货（礼服、霞披、睡衣、挽袖及其它实用品）、行头（剧装）、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采帐、被面等）。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都成立“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设计科。聘请名家设计绣稿，蜀绣针法在当时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绣品种类除实用品外，又发展了欣赏品和装饰品。如堂屏（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
劝工局设在当时的劝业场，现在的商业场。在劝工局的组织下，民间蜀绣盛行，成都周边郊县如（郫县、新津、邛崃、崇州）刺绣从业人员众多。不少家庭以此为业代代相传，从而产生不少民间刺绣高手。据说清代不少宫廷绣源自蜀绣。《成都通览》记载：“劝工局所出绣品为天下无双之品，以东洋之绣较之，出于东洋十倍矣”。当时一批名画家之作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同时产生了一批蜀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远、罗文胜等。据《蜀风》记载，张洪兴等四人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参加了在南洋举办的“巴拿马赛会”荣获金质奖章。之后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展，得到清朝廷嘉奖，授予“五品军功”。
解放后政府非常重视民间工艺的保护和发展，于一九五一年成立了三个公私合营的刺绣厂。一九六一年合并为“成都市蜀绣厂”。一九八零年在政府领导人的关心和支持下，蜀绣厂从和平街迁厂至浣花溪畔草堂东路15号。今天党和政府同样非常重视蜀绣的振兴和发展，在浣花公园旁规划了“锦绣工场”。同时组织了蜀绣厂的改制，使观念陈旧、管理落后、负担沉重的老蜀绣厂重新焕发新春。蜀绣这个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传统工艺，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颗绚丽的艺术明珠，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珍视和爱护的文化遗产。在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蜀绣新成立了代表四大名绣之一的“成都蜀绣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蜀绣将从这里重新起飞，重树辉煌！
蜀绣气韵
蜀绣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每绣一幅绣得有生气，绣出一气呵成，气韵连贯的艺术效果。
一首唱少女给情郎绣荷包表达爱心的四川民歌，有句“为绣荷包儿有人求，……瞒倒爹娘绣得忙”，封建社会青年男女互生恋情，违背父母之命，私送信物，故要瞒着。荷包随身佩带，除装钱物又作装饰，元杂剧明清小说服饰描写每每提及，欧阳修的“紫荷垂橐”即言此物。因以彩色丝线刺绣，故必出自闺阁，送心上人，图案绣鸳鸯或并蒂莲，喻有情人终不分离，针针线线，极尽工巧，最见女子惠心深情。荷包未必都特别，然而刺绣确非等闲手段。先秦典籍记“观古人之象”时，把“作会”(即绘)与“绣”并提，说“画缋(绘)之事，杂五色……五采备谓之绣”(《尚书》《周礼》)。画绣皆用色，且“绣亦须画乃刺之”，可见其不简单。汉以前刺绣主要是衣裳，王充《论衡》：“刺绣之师，能缝惟裳”。所谓“绣”，文绣(《礼记》)。只有皇帝服装才以五色绣之。据说周代以绣文绣区别以葛布与丝帛为材料的绣品。《史记》载“楚庄王有所爱马，衣以文绣，置华屋之下”皇帝宠物穿绣图丝衣显是极尊贵；战国“齐纨鲁缟”很有名，这大概与齐郡尚刺绣、“恒女无不能”有关，丝织绣品大量制作在当时是极奢侈的，所以齐国号为“冠带衣履天下”。
衣因绣而尊，便有等级之分，古代正史上的《舆服志》详列此种差别，谓之“典章兴矣”(《旧唐书》)。不仅如此，丝帛必须“加五采之巧，施针缕之饰”，方显珍贵，这正是“织锦刺绣，名曰卓殊”《论衡》的奇能，也是中国“女功之始也”(《礼记》)。王充论儒生之富于才学，比“犹女工织锦刺绣之奇也”。尤其商业发达生活侈靡之地刺绣更见兴盛，且名家一出，便自成流派。
今见蜀绣较早记载出于汉赋家杨雄，其《蜀都赋》云：“若挥锦布绣，望芒兮无幅”，另作《绣补》诗。随着蜀地丝织业的发达，蜀绣有了雄厚的基础，所以到西汉末蜀地“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后汉书》)，名声在外。刺绣基础在民间，但作为工艺，在当时仍很稀罕，因是奢侈品，并受朝廷官府控制。汉代少府属官的东织室西织室，就是专为皇室加工缯帛文绣高级成品而设立的。因绣品显示非凡之技，所以常视之为宝。晋常璩《华阳国志》详载蜀地宝物，便将锦绣与金银珠玉同列。汉末三国时，蜀锦蜀绣均被用来换马以应作战之需并补财政之不足。
蜀绣的发展基于蜀地富饶，尤其是所产丝帛质好量大(著名的南丝绸之路便始发于成都)，故唐宋时“茧丝织文纤丽者穷于天下”(《宋史·地理志》)，“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成都繁华富丽，生活享乐而艺能有所工，史称“成人多工巧，绫锦雕缕之妙，殆牟于上国”)《隋书·地理志》)。良好的社会物质条件与优裕的精神氛围使得绣艺妙绝天下。
民间凡富裕士子游女也多衣锦绣。《花间集》词多咏五代蜀中男女情事，时有刺绣方面描写，如“新贴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温庭筠)，“锦浦春女，绣衣金缕，雾薄云轻”(韦庄)；除穿戴又借多种绣品及图案抒发情思并点染境界，如“红烛背，绣廉垂，梦长君不知”(温庭筠)，“绣鸳鸯枕暖，画孔雀屏欹”(顾曾)等等，尽管是词人之语，也可探知当时风俗；女红之盛，由闺阁的特定背景描写可见一斑，如“莺啼残月，绣阁香灯灭”(韦庄)，“后园里看百花发，香风拂绣户金扉”(毛文锡)，诸如此类，几乎成了香艳脂粉套语，如“绣户”不少是指大户人家雕梁画栋的屋宇，如王倨“绣户雕轩文杏梁”。上举词中每每用金钱绣鸳鸯鹧鸪，那直是富豪之女的事，如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所谓绣楼绣阁，当是大家闺秀的所在。但也看出刺绣及绣品在妇女生活中的重要。
古蜀绣品极少传世，较早的“北宋蜀绣双冠图片”(现藏西南师范大学)，绫地，绣片高44厘米，宽30.7厘米，上绣二株鸡冠花、孤屿、水草水波纹，一雄鸡屿上昂首振翼催晓，上端钤“明昌御览”玉玺一方。明昌是金章宗皇帝年号，可能是宋朝廷赠给金国的。中国古代的山水花鸟画的成熟期在五代，其突出代表便是西蜀南唐的画家如黄筌、荆浩等。宋人之绣，针线细密，其用线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花草禽鸟之绣非如此细密而不能工不能真，加之题材之自然清新，比较龙凤及汉唐流行纹样更富于生活气息。后代言及绣者之工，就说“工仿宋绣”，赞扬“精刺绣”者，即言其“能灭去针线痕迹”，直称“针神”。此乃仿宋画之工，甚至有直谓“绘绣”的。
明代秦良玉锦袍也是蜀中今所见稀罕绣品。一为蓝缎并金绣蟒袍，胸背襟袖均并金刺绣蟒纹，又间彩绣万福、如意、云纹、宝相花纹等；一为黄缎并金绣花蟒凤衫，除蟒纹，胸背又绣双凤，裙脚彩绣寿山福海，空白间绣彩云。秦良玉乃一代名将，崇祯帝曾召见并赋诗表彰其征战之功，云：“蜀锦征袍手制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不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身着蜀锦缎精绣蟒袍驰骋疆场，其俊美英武非男儿可比。服饰之用黄色在隋唐为皇帝所兴，宋元以后赤黄、丹黄、浅黄更为皇朝所专用。秦良玉因召赐“太子太保诰封一品夫人”，故可服黄缎蟒凤纹袍衫。《古董琐记》载石柱有秦良玉锦袍，极长大。有作《秦良玉锦袍歌》：“……宫锦归来抚战袍，镂金错绣皆天泽……锦袍乐府蛮女唱，弓衣合绣都官篇”(见清王培荀《听雨楼随笔》引)。可见这件原藏石柱县秦良玉家庙的精工细做之战袍非常有名。
蜀绣的创新
蜀绣与苏绣、湘绣、粤绣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名绣”，以其精湛的技艺和精美的产品驰名中外，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在近三千年的历史中，刺绣艺人们以其创造性的劳动，绣制了数以万计的蜀绣精品，使蜀绣针活技艺世代相传，为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工艺，弘扬巴蜀文化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也为人类历史留下了一个耀眼的闪光点。
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蜀绣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对蜀绣产品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蜀绣要发展，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这给蜀绣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政策保护下的成都蜀绣面临严峻的考验。
蜀绣事业如何摆脱困境，继续发展，出路只有一条，改革创新。蜀绣必须进行包括产品、技艺、针法、体制在内的全面创新。
产品创新。蜀绣产品分为实用品和工艺品。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人们生活水平低，蜀绣产品以绣衣、被面、绣鞋为主，花色品种单一，技术含量较低，不能充分体现蜀绣的精湛技艺。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对外交流增多。蜀绣实用品的手工刺绣逐渐被机绣、电脑绣替代，而蜀绣工艺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蜀绣艺人们开发出单面绣、双面绣异色绣等新产品，题材也由过去简单的花鸟、人物发展为系列产品。蜀绣形成了“大小熊猫、芙蓉鲜鱼”两个工艺系列。但蜀绣产品的现状仍然不能适应经济形势特别是旅游事业的发展。由于题材的限制，蜀绣产品不能满足广大旅游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需求。蜀绣必须跳出传统的框框，开拓新的题材，为满足来川大量旅游客人的需求。开发“四川人文景观蜀绣工艺品”，将蜀绣技艺与丰富的四川人文景观相结合，生产便于携带的、具有纪念意义的蜀绣工艺品。为满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群的需求，开发用于成婚纪念、祝寿、室内装饰的高档蜀绣精品。为适应国外客人的要求，开发生产以西画为题材，内容的蜀绣收藏品。为满足年轻一代的审美要求，开发生产卡通人物、童话故事为题材的蜀绣装饰品。从机绣实用品中另辟蹊径。开发生产手绣高档服饰、围巾、绣鞋等，满足一部分特殊人群的需求。
技艺创新。蜀绣产品的精美来源于蜀绣技艺的精湛。蜀绣艺人的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蜀绣“平齐光亮、针脚整齐、泽色柔和”的基本特点。不管是单面绣还是双面绣，蜀绣都是以净色的轻缎或尼龙纱作“笔”。通过特殊的工艺“绘制”出一幅幅精妙绝伦的绣品。特别是双面绣中的异色绣，一在是人物，另一面是花鸟或动物，密不透风，平不见籽，细致精微，令人叹为观止。这好比绘画中的“工笔画”。这种独特的技艺，生产高精蜀绣工艺品是必须的。但这种工艺技术含量高、耗时多，不适宜生产能进入千家万户的低档蜀绣工艺品，不利于蜀绣产品量的扩大。
为适应蜀绣产品的创新，需要蜀绣技艺在继承、保存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用线条绣代替满绣。现在的蜀绣工艺品多是用线铺满画面。在生产部分产品时，可考虑运用简洁的办法，以线代面，该细的细，该粗的粗，简繁结合，既不影响效果，又节约了工时。用绣画结合代替单纯刺绣，蜀绣是在画稿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造。由于是传统技艺，耗时多，技术含量高，因而价值也大。高档蜀绣工艺品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满足了一部分收入较高的人群对艺术品的需求。但满足不了一般低收入人群对蜀绣产品的喜爱。如果采用科技手法，在绣品上料时，先用彩色丝印机将底色印在丝料上，然后再在上面进行刺绣创作，绣画结合，别具一格。这样，既不影响蜀绣工艺品的审美，又大大节约了原材料和工时。
针法创新。蜀绣技艺是通过针法来表现的。蜀绣有针法一百多种，基本的针法也有十余种。一般绣制单面绣时多采用丝毛针、盖运针等十几种针法。而绣制双面绣时除运针外，还要采用难度更大的滚针、戴针等，针法细分有三十多种。
过去蜀绣技艺特讲究针法的规范，刺绣什么产品用什么针法是确定的，一成不变的。技艺要创新，针法也要随时创新。一是将针法细腻发展为粗细结合。蜀绣针法的“平齐光亮，针脚细密”的传统是必须坚持的。但在绣制一些大众化的低档旅游纪念品时，却不一定非要这样要求，该细的坚持细，可粗的没有必要非去追求细。粗细结合，相得益彰。二是将传统针法与乱针针法结合。一般来说，蜀绣在刺绣中国画题材绣品时，采用传统针法即平针的针法，而在刺绣西画的时候则采用乱针绣的针法。为了增强绣品的艺术效果，可以广泛采用平针与乱针相结合的方法。
蜀绣艺人们在绣制双面绣“九寨沟熊猫”时，对这种结合进行了大胆探索，对“大熊猫”艺人们采用平刺绣，用丝毛针、盖针、撒针、切针等十多种高难针法，把大熊猫刻画得活灵活现。而对背景“九寨沟则采用乱针技法，迎着针脚参差不齐，远看山水、树木栩栩如生。这种“平针绣”与“乱针绣”的结合，得到了专家和客人的好评，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蜀绣的发展是时代的需要，同时也是历史对当代刺绣艺人的要求。只有改变旧的观念，打破旧的体制，坚持创新，蜀绣事业才能有新的发展，才能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蜀绣的发展
作为专门技艺，历史上刺绣常为朝廷官府控制，如宋朝廷始设文绣院，招纳绣工专为皇室绣制御服及装饰品，元代在全国各地设有绣局，明代设内廷作坊专管各项工艺制作，清代同类机构叫造办处。这些官方机构除了督造朝廷政府所需，对刺绣行业的正规确立，提高其社会经济地位也起到积极作用。如清政府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成都成立四川省劝工总局，内设刺绣科，聘请有名的画家设计绣稿，同时钻研刺绣技法。当时一批有特色的画家如刘子兼的山水、赵鹤琴的花鸟、杨建安的荷花、张致安的虫鱼等入绣，既提高了蜀绣的艺术欣赏性，同时也产生了一批刺绣名家，如张洪兴、王草廷、罗文胜、陈文胜等。张洪兴等名家绣制的动物四联屏并获巴拿马赛会金质奖章。张洪兴绣制的狮子滚绣球挂屏又得清王朝嘉奖，授与五品军功，为蜀绣赢得很大声誉。
但蜀绣之形成专业比官方劝工局更早。道光年间(1830年)，民间组织的三皇神会成立。这是一个由铺(店主)、料(领工)、师(工人)组成的刺绣业的专门行会。这种正式垂版立行，建立行规，确定专业分工，维持行业内部各方(如生产、销售等)的利益，表明蜀绣已从家庭逐渐进入市场，形成广为社会所需的规模生产。那时成都的刺绣手工作坊在九龙巷、科甲巷一带有八九十家，到官方劝工局成立，蜀绣业更加兴盛。如三皇神会时的刺绣主分三类：穿货(生产礼服、霞披、挽袖及其它实用品)、行头(剧装)、灯彩(红白喜事用的围屏、采帐等)，到劝工局时期，实用品外更丰富了刺绣欣赏品类，如条屏、中堂、斗方、横披等，题材除以古代名家画作如苏东坡的怪石丛条、郑板桥的竹石、陈老莲的人物等为粉本，又请当时名画家设计绣稿，并绣制流行图案，既有山水花鸟、博古、龙凤、瓦文、古钱一类，又有民间传说，如八仙过海、麻姑献寿，吹箫引凤、麒麟送子等，也有隐喻喜庆吉祥荣华富贵的喜鹊闹梅、鸳鸯戏水、金玉满堂、凤穿牡丹等，十分丰富。
蜀绣在民间广为盛行。当时成都周围郊县农村以刺绣为副业者众，有些家庭代代相传，故民间不乏刺绣高手。但劝工局对刺绣大力研究与创制反过来又促进了民间刺绣业的发展，刺绣商号及绣铺增多。市场需求刺激着蜀绣工艺的提高，随着绣技精进，蜀绣名声大噪，据说清代有不少宫廷绣来自四川，《成都通览》云劝工局所出之品为天下无双之品，以东洋之绣工较之，出于东洋十倍矣。这自然有赖于蜀绣固有传统。据统计，蜀绣针法有12大娄，130余种之多，是四大名绣之最丰富者，而70余道衣锦线更是蜀绣所独具。所以当时来成都的外国人，多购买数十年外之旧绣品为玩物，能出重价，如女人之裙幅，购去即作门帘；官场之，购去即作茶几上之盖面；神会之绣帐，购去即为壁上之屏幅(《成都通览》)，当然还是以其精致的绣图为珍；实用转而为玩赏，自是其审美价值的提升。若传至今日，又不啻是一般装饰物了。
从方志所列清末成都之绣工出品及劝工局之绣工出品工程，可见蜀绣在当时已非常注重日用品的出产。这是蜀绣民间性突出的方面，生活需用，民间即不乏绣制。城乡妇女闲时多自绣鞋帽枕套头巾甚至帐帏被面等，操练极精者即成高手。如成都王松轩女史便自制彩线，以名家粉本绣之，尤工小品，市多争购。那时绣品时兴，尤今青年之穿休
所以爱家多慕世间名品。如上海露香园顾氏之绣，由明代传至清，着意宋元名画题材入绣，点染成文，无不精妙，世称顾绣，是典型的闺阁画绣，几成民间刺绣代表。清末成都同苏杭相同，锈铺多打顾绣招牌，虽属意包装，以示其绣品上佳，但也昭示蜀绣能吸纳顾绣技艺。据说清道光年一从苏州调任四川的官员随带戏班中便有三个绣衣师傅，均为男子，皆顾绣技法。后招徒授技，顾绣之法遂融于蜀绣。于今蜀绣老艺人几乎都是男子，其因就是当时招徒囿于世俗之礼而不能招闺中女。
今天成都的刺绣车间似又回复女儿本色，难见男性绣工。梁张率《绣赋》有云：寻造物之巧妙，固饰化于百工……顾影自媚，窥镜自怜，极车马之光饰，尽衣裳之妊妍……言绣之技，绣之情，绣之美，非女儿之作不能形容如此。若没有女工的刺绣印象，又焉能领略绣绷花鸟逐时新，活色生香可夺真的闺中情景及感受金针银脚从人看，愿度鸳鸯满世间(清樊樊山《忆绣》诗)的儿女情怀。
当然今天的刺绣工场远不是过去小姐绣楼的情调，也非慵线懒针，仅随兴致而为的闺中闲雅之事。作为一门古老工艺，蜀绣以其独特的技法(如双面绣、双面异色异形异针法的三异绣)与富于浓郁地方特色的图案(如芙蓉鲤鱼、竹林马鸡、山水熊猫花鸟人物等)受东西方人青睐，因是商品而能购得，因是工艺品而能蕴含并传导民间文化，这又是蜀绣及其爱家的幸事。
蜀中之宝刺绣——蜀绣
蜀绣是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与苏绣，湘绣、粤绣齐名，是工艺美术中一颗璀灿的明珠，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蜀绣的发展是和全国制绣工艺的发展相一致的。“蜀”自古就有“蚕丛国”的称号，盛产丝绸。蜀绣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公元前—世纪，西汉成帝时，著名文学家扬雄(成都人)的“绣补”一诗，诗中赞扬了蜀绣的技艺。从这首诗看来，两千年前，蜀绣已在社会上广泛流行。1600多年前，晋常璩在《华阳国志》《蜀志》中称：“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把‘绣”与金银珠玉并列，称为“蜀中之宝’，可见当时蜀绣已十分发达。汉末及三国时，蜀锦，蜀绣驰名全国，蜀国经常用蜀锦、蜀绣交换北方的战马，并成为蜀汉政权的主要财政来源。唐代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的首领也悉服锦绣。宋代蜀绣成为璀灿的工艺晶，“穷工极巧”，据《皇朝通鉴长篇纪事本末》称：蜀土富饶，丝帛所产，民织作冰纨绮绣等物，号为：‘冠天下’。”西南师范学院现存一幅宋时金平昌帝御览的古蜀锈，绣的是公鸡和鸡冠花，装饰性强，十分精美，有的针法沿袭至今。
蜀绣基本是和蜀锦同时发展起来的，许多蜀绣是锦上添花，十分富丽堂皇。明崇祯皇帝，赐秦良玉一件经过蜀绣加工的战袍，诗土说是“蜀锦征袍手剪成”，实物却是蜀绣。现存川大博物馆里的许多蜀绣都是锦绣合璧。
清代许多宫廷绣来自蜀中。1831年(道光年间)开始形成行业，正式建立了行会。蜀绣早期为城乡妇女自绣，妇女们把自己精心设计的图案绣在嫁妆衣物和馈赠品上，寄托对美的追求和幸福生活的向往，但现存蜀绣老艺人却几乎全是男子，据说原因是由于道光年间(一说为光绪年间)一官员从苏州调到四川，随身带了一个戏班入绣，戏班中三个绣衣师傅都是男的，当时妇女不准走出家门当学徒，因此只得招收男工(解放后招收了大量女工)。自此，蜀绣直接受到顾绣的影响，迅速有了店铺20多家，并逐渐分为穿货、戏衣、灯彩三个行业。光绪初，已有作坊60余户，专业人员一千余名，还有农村加工的，成都不仅大量生产绣品，而且是广大农村绣品的集散地。清末，清政府在成都设立了劝工局，劝工局设立刺绣科；由国画家担任设计，于是蜀绣进一步向高精品发展，许多贡品受到清王朝统治者的嘉奖，有的绣工被授予“五品同知衔”。清末至民国初年，蜀绣在国际上已有很高声誉，1915年在国际巴拿马赛中获金质奖章，产品远销南洋，欧、美、印、澳等地。
清末受振兴实业之风影响，除官办劝工局外，民间刺绣商号很多，产品以帷屏彩帐，朝衣黼黻为主。民国后，蜀绣不再绣制朝衣，绣制日用品的范围越来越广，从幼儿的披衫、鞋、帽到结婚的床上用品，日常生活中的绣衣、头巾、以及室内装饰品围屏、椅垫、祝寿用的中堂、丧葬用的寿衣、寿枕以及馈赠酬酢用的斗方、条屏等都有刺绣制品。装饰性也进一步提高，不但用流行画作图稿，而且许多国画甚至古代名画都成了蜀绣图稿，不但真实地保持了原画的面目和风格，而且是精妙的再创作。抗日战争时期，许多画家，技工来川，使专业从事刺绣的工人增至数千人，成都地区农村把刺绣作为副业的生产人员上万名。蜀绣被面远销西北，西南各省和国外，其中‘龙华记”的绣品获得盛誉，供不应求，一条被面售2至3石米。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了内战，加强了对四川人民的剥削，形成了百业凋蔽的局面，蜀绣也受到沉重的打击，虽有店铺多家，但多雇用工价低廉的农村妇女加工，到解放前夕，成都市专业从事刺绣的仅有80余人。
解放后，蜀绣又重新焕发了青春。1951年，人民政府组织艺人归队，把分散的200来家绣户组织起来集体生产，给与贷款，组织推销，并合并成蜀光刺绣厂和群力刺绣厂，专业人员迅速增至450余人，还有大量农村副业加工，产品销往上海，昆明，乌鲁木齐等地。195J年，群力刺绣厂所属和平街车间，单独分出，成立了成都第一刺绣社，有140多人，1956年合作化高潮时，已有专业人员800余人，产品质量显著提高。蜀光，群力两厂合并为蜀群刺绣社，约400人。次年原群力厂那部分又分出，在白云寺成立合作社。全市共成立了三个合作社。1958年转为三个地方国营厂，产量成倍增长，刺绣针法上有新的创造，在农村也设立了技术指导站。1961年三个合作社合并为成都蜀绣厂，1962年又转为集体所有制，1973年更名为成都市蜀绣厂，直至1983年底，又分为成都市蜀绣一厂，二厂及剧装厂。
解放后，蜀绣有日用品，欣赏晶两大类。日用品包括披风，抱裙、枕套，被面，床单，衣服，围巾，手巾，鞋、帷屏，彩帐，椅垫等，欣赏品包括中堂、斗方，绣屏等。五十年代大量生产被面，以内销为主，六十年代初期，围巾，桌布等开始出口。
但是在“*****”中，蜀绣这朵美丽的工艺之花，却受到了严重催残。蜀绣山水被诬为“穷山恶水”，甚至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事蜀绣的人员被诬为“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服务”，蜀绣花鸟被诬为“宣传封、资、修思想”。宝贵的资料，图纸、绣片几乎全被焚毁。1967年全行业被迫转产，身怀绝技的绣工们改行塑石膏像、翻铝襄、搞缝纫，蜀绣所受的摧残为全国其他名绣罕见，给以后蜀绣的发展造成了令人十分痛心的损失。
1971年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蜀绣厂少数人员开始恢复生产，1975年招收了部分学工。打倒“***”后，1977年，一些改行多年的绣工们又陆续调回厂继续从事刺绣。1978年，蜀绣参加全国工艺美术品展出。同年，***同志视察了蜀绣厂，并批准拨款130万元修建了玲珑剔透的新蜀绣厂房。1979年蜀绣行业进行了全面调整，不再生产铝瓢。1981年，蜀绣有了较大发展，除蜀绣厂专业从事刺绣的人员外，农村加工刺绣的人员迅速增至七、八千人。1982年，蜀绣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品第二届百花奖评选，获得银杯(其他三大名绣获金杯)，产品开始销售美、法、泰、日、加拿大等国。1985年在巴黎展览时获得盛誉，展品被抢购一空。
蜀绣制品的题材有花鸟、山水、人物、走兽、昆虫、水族、龙凤、博古八种，用途有日用品、欣赏品、戏衣三类。蜀绣的风格特点：为短针细致，平齐光亮，籽眼清晰，车拧到家。针法方面，公认全国四大名绣中，以蜀绣最为丰富，现整理出的针法已有12大类，130余种，这是历代绣工们智慧的结晶，受到国内外极高评价，七十余道衣锦线更为蜀绣独有。八十年代后，除传统的单面绣外，双面绣，双面异形异色绣、立体绣，线条绣等也有很大发展。
蜀绣的代表作有鲤鱼，熊猫，山水等。1957年后进一步探索人物针法绣法。1959年为建国十周年献礼绣制了条屏“芙蓉鲤鱼”和巨幅绣屏‘大渡河”。这两幅绣屏均由著名国画家作画，在绣制针法上有许多革新。“芙蓉鲤鱼”在浅米黄色的缎底上绣了三条悠悠游动的鲤鱼，俏丽的芙蓉与悠悠游动的鲤鱼交相辉映，虽然没有绣上一丝水纹，但却让人觉得眼前秋水盈盈。
蜀绣的老技工们在这幅绣屏上以针代笔，以线晕色，鱼眼、鳞甲、鳍尾、头顶、鱼唇，鱼须，鱼鳃……用了截，沙，浸、晕等五十多种不同的针法，使鲤鱼栩栩如生。以后蜀绣还出现了许多以鲤鱼为题材的作品，如荷花鲤鱼，水草鲤鱼，朱竹鲤鱼等。1981年又为人民大会堂四川厅绣制了双面绣大座屏“芙蓉鲤鱼”。巨幅绣屏“大渡河”是集中150个绣工18天完成的，绣制了红军抢渡大渡河的情况，刺绣与国画山水及人物结合，气势磅礴。蜀地的名山胜水孕育着蜀绣的成长。
4．湘绣
湖南长沙一带刺绣产品的总称。是苏绣、湘绣、京绣和蜀绣这"四大名绣"之一。湘绣起源于湖南民间刺绣，吸取了苏绣和广绣的优点而发展起来。湘绣主要以纯丝、硬缎、软缎、透明纱和各种颜色的丝线、绒线绣制而成。其特点是：构图严谨，色彩鲜明，各种针法富于表现力，通过丰富的色线和千变万化的针法，使绣出的人物、动物、山水、花鸟等具有特殊的艺术效果。
在湘绣中，无论平绣、织绣、网绣、结绣、打子绣、剪绒绣、立体绣、双面绣、乱针绣等等，都注重刻画物象的外形和内质，即使一鳞一爪、一瓣一叶之微也一丝不苟。从1958年长沙楚墓中出土的绣品看，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湖南地方刺绣就已有一定的发展。一九七二年又在长沙马王堆西汉古墓中出土了四十件刺绣衣物，说明远在二千一百多年前的西汉时代，湖南地方刺绣已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后，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培养了质朴而优美的艺术风格。
随着湘绣商品生产的发展，经过广大刺绣艺人的辛勤创造和一些优秀画家参与湘绣技艺的改革提高，把中国画的许多优良传统移植到绣品上，巧妙地将我国传统的绘画、刺绣、诗词、书法、金石各种艺术融为一体，从而形成了湘绣以中国画为基础，运用七十多种针法和一百多种颜色的绣线，充分发挥针法的表现力，精细入微地刻划物象外形内质的特点，绣品形象生动逼真，色彩鲜明，质感强烈，形神兼备，风格豪放，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
湘绣的历史发展
湘绣起源于民间刺绣，已有2000多年历史。现已发现最早的实物是1958年从长沙楚墓中出土的一幅龙风图。1972年，马王堆汉墓又出土了40件刺绣衣物和一幅铺绒绣锦。这些绣品图案多达10余种，绣线有18种色相，并运用了多种针法，达到针脚整齐、线条洒脱、绣工纯熟的境界。至清代，长沙刺绣遍及城乡。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省会之区’，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织者少，大家巨族或以锦钿相尚。”长沙县沙坪和开福区霞凝一带，是湘绣生产的传统基地，多数农家妇女均以刺绣为业，曾有“绣乡”之称。城内绣庄众多，到清未有26家，绣工逾万，年产绣品2万多件。绣品以被面、枕套等日用品为主，也有少量高档画屏。
1958年在长沙市发掘的战国楚墓中，发现运用辫子股针法绣有龙凤图案的绣品。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锦囊、香囊、手套、几巾、镜袋等绣品，上面运用辫子股、平针等针法绣制了云纹、卷枝花草、如意、茱萸花等图案，针法严谨，图案优美。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以长沙县为中心，“妇女工刺绣者多，事纺织者少”。自咸丰八年(1858)至1915年期间,长沙约开设湘绣庄40多家,其中有的绣庄还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设有分号。光绪二十四年(1898)，湘绣名家胡莲仙在长沙开设的湘绣庄闻名于世。湖南省宁乡县画家杨世焯也熟谙刺绣、雕刻等手工艺，参与了湘绣的设计,使湘绣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长处,得到了丰富和提高。
自20世纪初以来，湘绣屡次获奖，声誉日增。1909年，在南京举行的南洋劝业会上，湘绣被赞誉为“迹灭针线”。1911年，湘绣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获最优奖。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博览会上又获4块金牌。20年代，湘绣艺术家李凯云设计了孙中山先生的湘绣棺罩。30年代，湘绣艺术家杨佩珍绣制的“罗斯福肖像”，现仍珍藏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小白宫博物馆。
20世纪50年代以来,湘绣有了迅速的发展,成立了湖南省湘绣研究所，作品的艺术水平也日益提高。70年代末，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在传统双面绣的基础上创制了双面异物绣，即正、反两面轮廓相同而形象不同的双面绣。1979年又创制了双面全异绣，即正、反两面形象、色彩、针法等完全不同的两种画面。代表作品有“狮、虎”绣屏和“望月”绣屏。“狮、虎”绣屏的正面是仰天长啸的上山猛虎，反面却是低头夜行的下山雄狮。“望月”绣屏的正面为透过轻帘，只见丽人侧影，仰望明月；另一面是闺阁仕女云髻堆翠，在颦笑之余又流露出哀怨之情。双面全异绣要求设计者构思巧妙，绣制者在运针时具有藏针、隐线的高超技艺，而且丝毫不露针迹。
品种和特色湘绣的日用品主要有官服、镜袋、扇套、手帕、荷包、椅披、桌围、被面、枕套、帐帘、神袍、戏装、袈裟、绣衣、绣鞋等。欣赏品有中堂、条屏、屏风等。
湘绣既吸收了传统绘画的优点，又充分发挥刺绣工艺的特长，逐渐形成了形象写实，设色鲜明，风格质朴的地方风格。在构图上，主题突出，虚实结合，大胆利用绣料上的大片空白，既省工，又美观。在造型手法上，则在线描的基础上,适当地有些明暗对比变化,以加强物象的质感和主体感。湘绣的针法除了常用的掺针（又称搀针）外，还有游针、毛针、鬅毛针、齐针、平针、网针、打子针、交叉针（又称乱针）等几十种。
狮、虎是湘绣的传统题材，特别以虎更为著名。为了表现猛虎皮毛的质感，湖南刺绣艺人在毛针的基础上创制了鬅毛针。后来，又由著名匠师余冬姑、余振辉姐妹俩加以不断完善。鬅毛针的绣法是，丝线排列成聚散状撑开，一端粗疏、松散，一端细密，使之如同真毛一样，一端入肉，一端鬅起。经过艺人层层加绣后，所绣制的虎毛，刚劲竖立，力贯毫端，毛色斑斓，生动逼真。
湘绣以其独特的捣鬼魅力吸引着国内外人士，1910年在南洋劝业会上被誉为“浑笔墨于无痕”，“字格簪花，迹灭针线”。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国际博览会上，湘绣出尽风头。长沙锦花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湘绣像，引起轰动。时湖南省**何键授意以他个人名义赠给罗斯福，传为佳话。该绣像现藏于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
解放后，湘绣工作者一改过去传统产品多为单面绣的工艺，着力发展双面绣艺术，同时又创制出难度更大的“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艺术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它在一块透明底料的正反两面，绣制出两个主题、构思、色彩、针法各异的物象。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的绣的是“当窗理云，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胞”身着女儿装的少女校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
湘绣题材广泛，风格多样，绣品丰富多采。著名传统名牌“虎”“狮”和“百鸟朝凤”等挂屏；有获“省优产品”的百鸟、百鱼、百花、百童、百蝶“五百”被面；还有众多的双面全异绣湘绣精品。
湘绣的特点
湘绣是湖南人民创造的一种卓越的手工艺品，具有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中国刺绣通常是用真丝、硬缎、交织软缎、透明玻璃纱、尼纶加真丝、棉线等为原料绣制的精细工艺品，而湘绣绣品主要用真丝丝线在真丝织物上绣制图案，它既有名贵的欣赏艺术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主要品种有单面绣、双面绣、条屏、屏风、画片、被面、枕套、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各种绣衣以及宫廷扇、绣花鞋、手帕、围巾等各种生活日用品。每个品种可绣以风景、花鸟、动物走兽、人物肖像等图。工作之余欣赏把玩一下湘绣工艺品、湘绣艺术品，令人心旷神怡，其中滋味妙不可言。居家装饰也以湘绣体现品位和个性。穿着古朴典雅而不失现代的手工湘绣服装，也会给人一种富贵、高雅、脱俗的感受。
湘绣作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以湖南长沙为中心，是在湖南民间刺绣工艺的基础上，吸取了苏绣和光绣的精华而发展起来的刺绣工艺品，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强调写实，质朴而优美，形象生动。特点是丝细，后用皂荚仁溶液蒸煮，再裹起来揩拭，防止绒丝起毛，其光细胜眼于发丝，湘绣在配色上善于运用深浅灰及黑白色，加上适当的明暗对比，增强了质感和立体感，结构上虚实结合，善于利用空白，突出主题，形成了湘绣水墨画般的素雅品质。湘绣的传统题材是以狮、虎、松鼠等，特别是以虎最为多见。
湘绣巧妙的将我国传统的绘画、书法、及其他艺术与刺绣融为一体，形成以中国画为基础，运用几近二百种颜色的绣线和上等丝绸、绸缎，手工以针代笔，巧妙的运用一百多种针法进行创作或还原画面的独一无二的中国刺绣流派。最显著的特点是色彩鲜艳，形象逼真，构图章法谨，画面质感强，无愧于“远观气势宏伟，近看出神入化”的艺术效果。湘绣多以国画为题材，形态生动逼真，风格豪放，曾有“绣花花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
传统湘绣的用线极有特点，丝线轻过荚仁液蒸发处理后再裹竹纸拭擦，使丝绒光洁平整不易起毛，便于刺绣操作。还有织花线，每根线染色都有深浅变化，绣后出现自然晕染效果。湘绣的擘丝技术极为精细，细若毫发，从而超越顾绣中的“发绣”。湖南俗称这种极为工细的绣品为“羊毛细绣”。湘绣的针法汲取苏绣的套针加以发展，以掺针为其特色。掺针俗称“乱插针”，掺针体系又细分为多种，如接掺针、拗掺针和直掺针等，另外还有湘绣特有的旋游针和盖针等多种针法。
湘绣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形象生动、逼真，质感强烈，它是以画稿为蓝本，“以针代笔”，“以线晕色”，在刻意追求画稿原貌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再创造。故其独特技艺，尽在“施针用线”之中。湘绣针法多变，以掺针为主，并根据表现不同物象、不同部位自然纹理的不同要求，发展为70多种针法。线色万千，根据各种不同画稿的题材，运用各种不同的针法，选配各种不同色阶的绣线——丝线或绒线，凭借针法的特殊表现力和绣线的光泽作用，使绣制出来的物象，不但保存着画稿原有的笔墨神韵，而且通过刺绣工艺，增添了物象的真实性和立体感，起到了一般绘画所不及的艺术效果。以致湘绣独成一派，到清末“湘绣盛行，超越苏绣，已不沿顾绣之名。法在改蓝本、染色丝，非复故步矣”。
湘绣是以硬缎、交织软缎、透明玻璃纱、尼纶等为原料绣制的精细工艺品，绣品既有名贵的欣赏艺术品，也有美观适用的日用品，主要品种有条屏、画片、被面、枕套、床罩、靠垫、桌布、手帕及各种绣衣等。湘绣以着色富于层次、绣品若画为特点。曾在巴拿马、芝加哥等世界博览会上获奖。民间有"苏猫、湘虎"之说，湘绣狮虎毛纹刚健直竖，眼球有神，几可乱真，今已发展到异形异面的双面绣。
“以针为笔，以纤素为纸，以丝绒为颜色”，绣工们大大发挥掺针参色的作用，巧妙地以各种原色花线在质地上参互调合。用于同一色彩由深到浅或由浅到深的过渡，表达出逐渐变易又混合均匀的色阶，创造了各种绚烂和谐悦目的色彩。用第一号深色线刺绣后，接绣第二号深色时，衔接必须参差不齐，互相交错，且不着痕迹，色彩才能和谐。交接搭线不可过长，也不可一线太长，一线太短。这是湘绣与其他绣品针法的基本区别之处。成为湘绣的特点之一。
绣线的运用，粗细相间，色泽有别，兼以适当夸张。湘绣绣工劈线，是一种特殊技能，湘绣的匀薄细腻与这一技能的日益进步分不开。以手指劈线，可劈至2开、4开、8开、16开等。线劈开后，千丝万缕，分辨不出差别，但绣上质地，求得对比统一，突出主题，达到明暗的自然变化，阴阳浑然一体。
湘绣绣线色彩的丰富，是与其他绣种区别的主要特点之一。据《雪宦绣谱》记载,有青、黄、红、黑、白（以上正色）、绿、赭、紫、交、葱（以上间色）9类，88种原色，因其深浅染制成745种不同的色彩。湘绣绣工认为一切物象感光效果未必即能以700余种色彩包括无遗。所以，湘绣用色基本上可称为“有色皆备”。
湘绣的成就
中华文明古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绸的国家之一，“丝绸之路”闻名于世。同时随之而来的丝绸文化得到了飞速发展，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服饰文化。因此，丝绸服装在世界服饰文化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被世人誉为“衣冠王朝”。古代达官贵族为了显示其富贵和地位，在丝绸上绣有各种精美图案，常常利用刺绣来装饰衣、裙、衾、枕等生活用品，美化生活，创造美的世界奇葩。比如皇帝绣有龙，皇后绣凤，文官绣鹤，武官绣虎等，这就是丝绸刺绣。中国刺绣源远流长，在中国传统工艺美术行业中颇有影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手工湘绣服饰在刺绣行业中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有重要的影响。
湘绣题材广泛，品种繁多，既有收藏价值极高的艺术珍品，又有实用大方的各类日用品，如时装、挂屏、手帕、被面等等；既有壮丽豪放的巨型作品，又有玲珑精巧的小件。有的富丽堂皇，有的典雅端庄，各具特色，雅俗共赏。
为了适应市场需求，湘绣便开始将产品开发从衣物被服转向绣片，最初以中国水墨画片为突破口，绣制了大量梅兰竹菊的屏风和挂画，正好赶上当时家庭装修出现复古风，木质家具走俏，使这些绣画也随之畅销。紧接着，又尝试国画静物小品、人物小品的绣画，同时开发出大量新的针法，以适应新的绣品与绣种。从而将现代湘绣发展到与现代居室装饰、现代艺术密切相连的纯艺术品，以创精品湘绣为目的。现代湘绣的第二个发展方向便是顺应人们在礼仪上的要求，开发出大量礼品，包括手绢、贺卡、丝巾、年历等，使人们在方寸之中体会湘绣艺术的精美，成为人们传达情谊的载体。
湘绣的“绝招”要数20世纪下半叶的双面全异绣，设计的巧妙和针法的变化二者结合得惟妙惟肖，使湘绣技艺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例如，一幅《狮虎》座屏绣品德一面是一只仰天长啸的上山虎，而另一面是一只低手夜行的下山狮，一上一下，正面的虎头转到反面变成了狮尾，两面的形象迥然不同，令人瞠目。如双面全异绣“花木兰”绣屏，取材于《木兰词》中的名句。一面绣的是“万里赴戎机……寒光照铁衣”，一面的绣的是“当窗理云鬃，对镜贴花黄。”这样不仅出色地反映了木兰女扮男装，披坚执锐的英雄形象，又反映了“脱去战时胞”身着女儿装的少女校态，而且使对比的形象更加生动。一面戎装，一面红装，其构思之巧妙和绣艺之精湛，堪称巧夺天工，令人拍案叫绝。因此，双面全异绣使湘绣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也是湘绣在刺绣中形成独树一帜的流派。
奖项：湘绣先后参加过日本、巴拿马、美国等地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多次获得优胜奖，在国际市场上享有盛誉。近年来，湘绣在继承传统的刺绣技艺基础上又有的突破，相继绣出了一批双面全异刺绣作品。尤其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双面全异绣人物题材作品，经专家们鉴定，是一幅“超级绣品”。中国科技协会将这幅绣品选为“中国古代传统技术展览会”的展品。正是湘绣界人士的不断努力，使湘绣从生活实用艺术走向了精品化的装饰和收藏艺术，成为代表一方工艺及文化的礼仪佳品。贺香港回归的大型双面绣座屏《百鸟朝凤·洞庭春色》在香港回归和特区政府成立的典礼上得到了中外来宾的赞赏和好评。
5．粤绣
粤绣是广东刺绣艺术的总称，泛指广东近二、三世纪的刺绣品而言。它包括以广州为中心的“广绣”和以潮州为代表的“潮绣”两大流派。
相传最初创始于少数民族，与黎族所制织锦同出一源。先前绣工大多是广州、潮州男子，为世所罕见。粤绣历史浦远，其技艺精湛，构图装饰性强，色彩浓郁鲜艳，绣绒平整光亮，文理清晰，绒条洒脱，金银垫绒立体感强，绣工娴熟，绣品富丽堂皇等独特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也可从苏鹗所撰的《杜阳杂篇》中是这样描述广绣的精湛技艺的：“永贞元年南海贡奇女眉娘，年十四，工巧无比，能于一尺绢上绣《法华经》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点划分明，细如毫发，其品题章句，无有遗阙。更善作飞仙，盖以丝一钩分为三股，染成五色，结为金盖玉重，其中有十洲三岛，天人玉女，台殿麟凤之象，而执幢捧节童子，亦不啻千数，其盖阔一丈，称无三两煎灵香台之则，坚韧不断。唐顺宗皇帝嘉其工谓之神姑……”。
在唐代至五代十国期间，由于广州属于边疆地区未受到战乱的影响，刺绣与农业、手工业一样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宋代至明代粤绣的技艺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在清朝乾隆年间，广州已设立绣行，在广州和潮州等地也广设绣庄、绣坊，粤绣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解放后，在双百方针的推动下，名家名作不断涌现。
随着粤绣的繁荣，粤绣的品种也越来越多，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其中高级绣品主要有条幅、挂屏、台屏等，一般绣品则涵盖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各个方面，如刺绣画片、金银绒挂裙、被面、枕套、床楣、靠垫、批巾、头巾、各种绣衣、绣鞋、绣袋、戏剧服装、帐衽、台帷等等，也有部分观赏绣品，如《晨曦》、《百鸟朝凤》、《九龙屏风》、《吹萧引凤》等佳作。粤绣的题材也比较广泛，包括人物、动物、花鸟、龙凤、山水河川、器皿和各种图案等，其中百鸟朝凤、龙凤、博古则是最具传统特色的题材。
粤绣包括“广绣”和“潮绣”两大流派，因而其针法也因其流派的不同而不尽相同。“广绣”的针法主要有7大类30余种，包括直扭针、捆咬针、续插针、辅助针、编绣、饶绣、变体绣等以及广州钉金绣中的平绣、织锦绣、饶绣、凸绣、贴花绣等6大类10余种针法。而“潮绣”则有二针龙麟转针、旋针、过桥针、凹针绣、垫筑绣等60多种钉金针法以及40余种绒绣针法，同时，艺人还运用了折绣、插绣、金银勾勒、棕丝勾勒等多种技巧，使“潮绣”在“绣、钉、垫、贴、拼、缀”等技艺上更趋完善，产生“平、浮、突、活”的艺术效果。粤绣除采用丰富而多变的针法外，在创作设计方面还注重主意，善于把寓意吉祥和美好的愿望融入绣品中。在创作方法上采用了源于生活而又重视传统，不满足于现实的描绘而追求着更为美好的理想，与此同时，还善于涉取绘画和民间剪纸等多种艺术形式的长处，使绣品的构图饱满，繁而不乱，针步均匀，光亮平整，纹理清晰分明，物像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惟妙惟肖，充分地体现了粤绣的地方风格和艺术特色。
粤绣的历史发展
粤绣，又称广绣，包括潮州绣。它历史悠久，国内以故宫藏品为最多，具有代表性，它构图繁而不乱，色彩富丽，光彩夺目，针步均匀多变，纹理分明，多使用浓郁的七彩原色及光影变化，具有西方绘画韵味。它大件为尺高屏风，小如荷包套，多作写生花鸟，按照民间风俗习惯而富于装饰味，长以凤凰、松鹤、牡丹、猿、鹿、鸡、鹅、孔雀等为题材，混合组成画面，颇具特色
粤绣相传有一千余年的悠久历史，明清以后更加盛行。粤绣亦称"广绣"，泛指广东近二三世纪的绣品。《存绣堂丝绣录》及《篡组英华》等书介绍明末清初的粤绣说："铺针细于毫芒，下笔不忘规矩"，"其法用马尾于轮廓处施以缀绣，且每一图上必绣有所谓间道风的飞白花纹，所以成品花纹自然工整"。根据现存粤绣作品分析，它的针步短，色彩浓艳，花纹生动写实。雍正、乾隆时期曾大量行销欧洲和中近东各国，当时有专作外销品的作坊。故宫博物院陈列有乾隆嘉庆时期粤绣挂屏、团扇、背心之类多件。其中持屏一幅，左角绣红日灰去右方绣藤萝老树，中间掺杂锦鸡、八哥、鹦鹉等，或立或飞神态各异，树下白羊3只，取材布局颇有西洋油画风味。粤绣用色浓艳过于苏绣，且多注重光影变化。
18世纪中叶，广东还流行"皮金绣"，即纳丝绣的一种，底层多用羊皮金作衬，金光闪烁，格外精美。广州刺绣艺人还创造性地用孔雀毛编成线绣花，绣品金翠非凡；有的还用马尾鬃缠绒作勒线，可谓匠心独运。
粤绣早在1915年的巴拿马赛会和1923年的伦敦赛会上，就曾获得很高的评价。现今粤绣，大件绣品如被面、屏风，小件如荷包、扇套、绣花鞋等，多作写生花鸟，照民间习惯而富于装饰味，并常用凤凰、牡丹、松、鹤、猿、鹿、鸡、鹅等为题材，混合组成画面。妇女衣袖、裙面，则多作满地折技花，铺绒极薄，平贴绸面，有的只有翠蓝一色，风格独特。总之，具有浓厚地方色的粤绣，在国际上以及在港、澳侨胞中，备受欢迎，历久不衰。
粤绣艺术
潮绣与广绣合称为粤绣，是中国名绣之一，传创始于少数民族，与黎族织锦同源。
自清代以来，潮汕妇女多勤纺织，女子到了十一二岁，其母即为预制嫁衣，家家户户都会纺织刺绣。清代粤绣工人大多是广州、潮州人，特别潮州绣工技巧更高，而且男子精于绣功，为其他省市所罕见，刺绣艺术被广泛应用于日常生活装饰品上。
潮绣以金碧、粗纩、雄浑的垫凸浮雕效果的钉金绣为特色而标异于其他绣种。题材有人物、龙凤、博古、动物、花卉等，以饱满、匀称的构图和热烈喜庆的色彩，气氛鲜明、生动地表现题材，使潮绣产生了丰富瑰丽的艺术效果。潮绣有绒绣、钉金绣、金绒混合绣、线绣等品种，各具特色，《百鸟朝凤》是其代表作品。
广绣发源于风景秀丽，鸟语花香的广东珠江三角洲，是中国名绣之一，绣工精密、细微，针法多变，色彩浓艳，为中国民间艺术中的一颗灿烂明珠。广绣有记载的历史可追溯至唐代（805年）广东南海卢媚娘的事迹。人物绣与花鸟绣等是广绣的特色产品，其中人物绣是广绣的主要产品之一，它根据画稿的不同要求，以虚实、施疏、层层叠绣、渗绣，线、面结合等不同的绣制方法达到形神兼备的中、外人士肖像。广绣花鸟则善于体现"平、齐、细、密、均、光、和、顺"的艺术风格。它具有构图精密、色彩秀丽分明、针法多变、主题突出等特点。
广绣特色：
用线多样，除丝线、绒线外，也用孔誉毛捻搂作线，或用马尾缠绒作线。
用色明快，对比强烈，讲求华丽效果。
多用金线作刺绣花纹的轮廓线。
装饰花纹繁缛丰满，热闹欢快，常用百鸟朝凤、海产鱼虾、佛手瓜果一类有地方特色的题材。五、绣工多为男工所任。绣品品种丰富，有被面、枕套、床楣、披巾、头巾、台帷、绣服、鞋帽、戏衣等，也有镜屏，挂幛、条幅等。
绣种：
绒绣：在各种丝、绸、缎上，以平绣针法用丝绒绣出平的画面；题材多为飞禽、博古，用作画片、挂屏等。
钉金绣：又称金银绣；以金银线为主，钉金绣针法复杂，有过桥、踏针、捞花瓣、垫地、凹针、累勾绣等60多种针法,其中"二针企鳞"针法为其他绣种所无。钉金绣运用垫、绣、贴、拼、缀等技术处理，可产生浮雕式的艺术效果。
线绣：纯用丝线平面绣制。潮绣作品《郭子仪拜寿》、《狮子头》、《海龙王头》、《安春鸟》等，在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在南京举行全国工艺赛会上得奖。刺绣作品还于1915年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1923年和1925年参加伦敦赛会，得到国际上较高的评价。
6．顾绣
顾绣是上海地区工艺品中的瑰丽奇葩。顾绣因源于明代松江府顾名世家而得名。顾名世曾筑园于今九亩地露香园路，穿池得一石，有赵文敏手篆“露香池”三字，因以名园（今露香园路，即为纪念此园得名）故世称其家刺绣，为“露香园顾绣”或“顾氏露香园绣”或简称“露香园绣”、“顾绣”。它是以名画为蓝本的"画绣"，以技法精湛、形式典雅、艺术性极高而著称于世。
明代后期，松江府上海县露香园顾绣，为高雅的刺绣艺术，对后世影响很深，清代四大名绣皆得益于顾绣。明代顾绣秘笈主要在于作者的文化艺术涵养、题材高雅、画绣合一、用材精细、针法灵活创新、择日刺绣与锲而不舍的精神等六要素。以韩希孟为代表的顾绣传世实物，文化艺术内涵颇深，皆是文物珍品，被各大博物馆所收藏。
顾名世，字应夫，号龙泉，官尚宝司丞。是明嘉靖三十八年进士，官尚宝司丞，就是在内宫管理宝物的官吏，晚年居上海。"名世性好文艺"，见多识广，艺术修养较高，在他的影响和倡导下，他的女眷们也酷爱艺术，善丹青书法，精于女红，尤其擅长刺绣。她们从事刺绣的目的不仅于实用而是视作上层妇女的修养和更高层次的艺术追求。
在盛行于世的松江画派画风薰陶下，她们研究继承宋代"闺阁绣"的艺术特色和艺术技巧，在此基础上有所创新。她们选择高雅脱俗的名画作为蓝本，对表现对象深刻观察、细心揣摩，技法上创造出散针、套针、滚针等针法用以极力模仿绘画的笔墨技巧。她们将丝线劈为36丝，“其劈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配色则有秘传，故能点染成文，不特翎毛花卉巧夺天工，而山水人物无不逼肖活现。”
顾氏女眷中较早从事画绣的，是顾名世长子顾汇海之妾缪氏。顾绣名手中，造诣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是略迟于缪氏的顾名世次孙顾寿潜之妻韩希孟(又名韩媛)。顾名世次孙媳韩希孟善画，在针法与色彩运用上独具巧思，显著提高了这种绣法的艺术品格，顾绣由此又称“画绣”。顾绣在明清时期曾风靡全国，大有"无绣下姓顾"的势头，“顾绣”之专称代替刺绣之通名，以后发展起来的苏绣、湘绣、蜀绣等，都曾得益于顾绣的技法。
据明代崇祯年间《松江县志》记载：“顾绣，斗方作花鸟，香囊做（作）人物，刻划精巧，为他郡所未有。”顾绣的发展中，顾名世的孙媳韩希孟最为杰出。其所绣山水、人物、花鸟已达到"无不精妙"的程度。故宫博物院陈列有她的仿宋元名迹册十余帧，其中的《洗马图》、《白鹿图》、松鼠葡萄》、《扁豆蜻蜓》皆为精品，这些作品已达到让人分辨不出是绣还是画的意境。明代松江画派代表人物董其昌对顾绣极为赞赏，称它“精工夺巧，同侪不能望其项背……人巧极天工，错奇矣”。韩希孟创立"画绣"阶段是顾绣发展的初期，绣品多为家庭女红，世称“韩媛绣”，基本用于家藏或馈赠。
顾名世曾孙女顾玉兰，因家道中落，逐设帐授徒，历30余年，将家传秘绣技艺传于外姓。其时，城中四乡许多妇女习顾绣以营生，形成一定规模，当时有"百里之地无寒女"之说。达官显宦、富商巨贾争相购藏顾绣珍品，使顾绣身价陡增。
在韩希孟之后，顾氏家道中落，逐渐倚赖女眷刺绣维持生计，并广招女工，从此顾绣由家庭女红转向商品绣。顾名世的曾孙女顾兰玉得缪、韩之亲授，并将技艺传承下去。据清代嘉庆年间《松江府志》记载，顾兰玉"工针黹，设幔授徒，女弟子咸来就学，时人亦目之为顾绣。顾绣针法外传，顾绣之名震溢天下"。清代道光年间，松江丁佩既精刺绣又通画理，著《绣谱》，于顾绣"心知其妙而能言其所妙者"。"后以仿效者皆称顾绣，绣品肆竟以顾绣相称榜，凡苏属之绣几无不以顾绣名矣。"
但是，顾绣的卓绝是以高素质的艺人和大量的工时为代价的，制约条件很多，所以难以普及，难以为继。清末，顾绣逐趋湮没，以后几乎被人们所遗忘，被吸收顾绣技法和营养而崛起的苏绣所替代。
上海露香园地属松江府，松江人一直以恢复顾绣为已任。上世纪二十年代，松江慈善机构“全节堂”设立“松筠女子职业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均设立“女子刺绣班”。，现年近九旬的戴明教老人曾为该班学生，她是近半个世纪顾绣在松江的代表性传承人，著有《顾绣针法初探》一书。可惜后来学校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再也没有恢复。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松江工艺品厂响应周恩来同志关于挖掘发展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指示，于1972年底开始筹备恢复顾绣艺术。聘请二、三十年代在松筠女子学校学过顾绣技艺的戴明教老师收徒授艺。不久，又因"*****"等政治运动，使刚复苏的顾绣遭到"复旧复古"罪名而夭折。
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松江工艺厂成立顾绣组，才恢复对顾绣的研究、授艺与生产。以后，松江工艺品厂正式成立顾绣车间组织生产。松江顾绣艺人不断创作出一批精美绝伦、雅韵欲流的顾绣新作。松江顾绣有如旱苗沐雨、枯木逢春，开始显露出勃勃生机。
1987年5月，松江博物馆在松江工艺品厂支持下举办《顾绣艺术展览》，向世人介绍顾绣的历史和新生。展览中展出大量新作并进行现场表演。6月初，经上海市文化局审定推荐，调往“上海首届国际艺术节”文庙展区展出，好评如潮。
顾绣的艺术特色
顾绣独到的刺绣技法主要体现于：
1．半绣半绘，画绣结合。顾绣以宋元名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等杰作为摹本，以绣代画，这也是它最为独特之处。如在《群仙祝寿图轴》中，画中人物所穿锦裳，是先上底色，后于底色上加绣作锦纹状的；人物的面部则是先绣后画的，云雾则只用画笔直接用色，而不加绣。这种大胆创新的技法，表现山水、人物尤为生动。
2．针法多变，时创新意。顾绣的针法复杂且多变，一般有齐针、铺针、打籽针、接针、钉金、单套针、刻鳞针等十余种针法。
3．间色晕色，补色套色。这种精巧的明绣采用的种种彩绣线，是宋绣中所未见过的正色之外的中间色线。顾绣为了更形象地表现山水人物、虫鱼花鸟等层次丰富的色彩效果，采用景物色泽的老嫩、深浅、浓淡等各种中间色调，进行补色和套色。从而充分地表现原物的天然景色。
“顾绣”从一开始就有别于苏、粤、湘、蜀四大名绣，它专绣书画作品，成为独特艺术。它把宋绣中传统的针法，与国画笔法相结合，以针代笔，以线代墨，勾画晕染，浑然一体，为祖国灿烂的文化艺术增添了异彩。顾绣产品形式除传统画绣挂幅外，还有睡衣，浴衣、台布、枕套、被面、围巾等品种。顾绣针法多样，色彩丰富，丝缕分明，质地大都用软缎、绸料及特丽纶、尼龙、的确良等。
目前收藏顾绣最多的是辽宁省博物馆，其中印有“韩媛绣”、“韩氏女红”的绣品有八幅。上海博物馆藏有韩希孟的《藻虾图》等四幅绣品。此外，江苏南京博物院、镇江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也收藏有传世的顾绣，如《杏花村》、《山水三寿》等图轴。"顾绣"在对外开放的新时代，声誉远播海内外，现在“顾绣”不但能绣制小型作品，而且能绣制大幅复杂的作品。
顾绣是民间绣艺与文人画结合的产物，从业人员须具备传统的书画修养。正因如此，它很难普及，且制作费时耗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曾办过不少顾绣厂，现基本都已关闭。受现代工业的影响，大量顾绣仿制品涌入市场，形成对顾绣的冲击，顾绣之名虽盛而真得"画绣"真谛者在上海几乎不复可寻，因此必须要采取措施对这一传统绣艺进行抢救、保护、整理、挖掘。
“顾绣”，源起于明代松江府（今上海市松江区）的顾氏家族。明代嘉靖年间松江府进士顾名世，辞官后在家乡松江建第居住，取名“露香园”，所以，顾绣又称为“露香园绣”。史载“名世性好文艺”，见多识广，艺术修养较高，在他的影响下，其女眷们也酷爱艺术，善丹青书法，精于女红，尤擅刺绣。她们在继承宋代“闺阁绣”的艺术特色和技巧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故其绣法独特，“顾绣”即由此得名。遂成为唯一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
据今史料可查的顾绣名手有缪氏、韩希孟和顾兰玉诸人。缪氏系顾名世的长子顾汇海之妾，她绣技很高，“所绣人物，山水、花卉大有生韵。”；韩希孟是顾名世的孙媳，是顾绣代表性人物。韩希孟之夫系松江画派创始人董其昌的弟子，因此，韩希孟受其影响，亦精通书画，又善绣，其所绣作品大多为宋、元名画。她能充分运用针锋特技来表达画的神韵：所绣人物神采奕奕，呼之欲出；绣制山水，能表达各派的画风。她绣制的宋代名画家米芾的山水画，根据近水远山的透视关系，采用不同的针法，表现了山、云、水、天、虚无缥缈、似有若无的意境；她绣的花鸟鱼虫，生动形象，五彩斑斓。韩希孟的精湛技艺确立了顾绣的卓越地位，也奠定了顾绣的风格。她的写真手法对后世的仿真绣具有启迪作用，苏绣的发展受她影响很大。明末清初，顾氏家道中落，顾名世的曾孙女顾兰玉开设刺绣作坊，广收徒弟，传授顾绣技法。自此，顾绣走出了士大夫府邸，顾绣之名亦传遍江南。
顾绣特点以名画为蓝本，画面均是绣绘结合，以针代笔，以线代墨，这是它最为独特之处，因此又称“画绣”。顾绣采用的种种彩色绣线，多为中间色线，线又极细，“其劈丝细过于发，而针如毫”，这样才能更好的表现山水人物、虫鱼花鸟的色彩效果，从而充分地表现原画的神韵。
顾绣是文人画与民间绣艺相结合的产物，其“真谛”一是画意，二是绣理，缺一不可。所以从业人员须具备传统的书画修养，她的卓绝是以高素质的艺人和大量的工时为代价的，制约条件很多，所以很难普及。但这种远看为画，近看是绣的艺术品，使它具有了很高的观赏性和室内装饰性。故又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
近数十年来，“顾绣”几经兴衰，终于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被列入我国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寻访到了现年近九旬，一直默默地、孜孜不倦地收徒授艺，著有《顾绣针法初探》一书的顾绣传人——戴明教老人，她是近半个世纪顾绣的代表性传承人。现今其弟子也仍在从事顾绣事业，不断创作出精美绝伦的顾绣新作。“顾绣”受到越来越多的扶持和关注，犹如枯木逢春，日益显露出勃勃的生机。
刺绣起源于哪个时期，已无可考证。刺绣作品不易保存，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绣品是殷商和西周时期的刺绣，是粘附在泥土上的痕迹，丝织品的纹路和刺绣的花纹依然可见。战国时期的刺绣品，就出土物看已很复杂，上世纪80年代湖北江陵马山楚墓出土的绣衾和褝衣上用“辫子股”的针法绣出了龙凤虎和花卉。1972年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数件女性墓主使用的绣品，同穴的竹简中还记载了“信期绣”、“乘云绣”、“长寿绣”等三种刺绣的名称，与实物对照，绣法已经很复杂了。去年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晋唐宋元文明大展中也有数套唐代仕女服装，精美的刺绣令人叹为观止。
但中国刺绣真正的发展机遇出现在北宋。北宋的皇帝中出了几个艺术家，宋徽宗可以说是代表人物，在他的治理下，国家继续积贫积弱，但艺术上创造了辉煌业绩。他组建宫廷画院，将书画艺术推向高峰，汝、官、哥、定、均等五大官窑瓷器也在这时横空出世，至今无人超越。同样，宫廷对刺绣也极为重视，收罗民间绣工，请宫廷画师创作刺绣范本，绣品与画的视觉效果相似，故而宋绣也被叫作画绣。
在宫廷的倡导下，贵族阶层的小姐们也将刺绣当作消遣、养性和从事精神创造的唯一活动，从而产生了“闺绣”。它的绣法精细、掺合晕染，特别是文人的参与，使不具功利目的的闺房刺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从一般日常衣物用品脱离出来，进入民间美术的范畴。到了明代，顾绣就是这一层面刺绣的最高代表。
顾绣诞生在松江府而非宫廷所在地北京，不是偶然的。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朱氏王朝并不懂艺术，后来几个皇帝要么玩女人，要么斗鸡养虫，要么做木匠，可以40多年不上朝理政，那么江南一带文人就只能以自己的兴趣和责任感挑起传承传统文化的重任。而在元代已经升格为府的松江，经济地理条件优越，养蚕业和纺织业都十分发达，家家机杼，户户纺织，有“百里之地无寒女”的说法，并号称“苏松税赋半天下”。经济发展也带来了文化繁荣，松江的诗歌出现了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诗派，松江的书画出现了以董其昌、陈继儒为代表的云间画派，在中国绘画史上有着极高的声誉和地位，并影响后世300年之久。云间画派的出现，直接为顾绣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明嘉靖年间，曾官至尚宝司丞的三十八年进士顾名世，退休后在老家扩建私家园林养老，意外地挖掘出一块刻有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篆书“露香池”三字的石碑，遂将自己原有的“万竹山居”改名为“露香园”。园成后，成为文人墨客雅聚之处，董其昌、陈子龙皆为座上客。顾名世家里藏了不少名人书画，长子顾汇海之妻缪氏对作为“闺房功课”的刺绣有着极大的兴趣，常以这些书画以蓝本操作，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经常有精品力作问世。
据中共松江区委统战部长张汝皋说，顾家与朝廷关系密切，从宫中偷得宋代传下来的绣法，传于缪氏。顾名世的孙子拜董其昌为师，对媳妇韩希孟的刺绣时常点评，使孟的技艺大为长进，逐渐形成画绣相合的境界。董其昌、陈继儒等人还拿了顾家的刺绣作品到松江府去亮相，官宦们又拿了绣品进京，并得到朝廷的赏识，顾绣因此名声大噪。所以说韩希孟应该是顾绣的奠基人，她的作品至今还保存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处，松江博物馆也有几件。
由于顾名世居住在松江府境内，又由于顾宅内筑有露香园，顾家刺绣也因此被叫作“顾绣”或“露香园绣”。那么这个露香园究竟在哪里呢？据记者查阅多种资料确定，应该在今天上海的黄浦区境，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在此设火药局(军火库)，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发生爆炸，花园即夷为平地，露香园从此消失。后来官方将园林建为演武厅校，即阅兵场，俗名“九亩地”，至今空留一条路名。有些人曾撰文认为顾绣应该说诞生在上海。但一些接受记者咨询的文物专家认为，文化遗产诞生地的确定，主要考察它的诞生环境，还要考虑到今天活体的活动范围。
从顾绣的形成看，它主要得益于松江的环境和人文资源。再说明代的上海只是松江府治下的一个县城，从大的范围说，诞生于松江不算错。
顾绣是上海地区工艺品中的瑰丽奇葩。明清时期风靡全国，大有“无绣下姓顾”的势头，“‘顾绣’之专称代替‘刺绣’之通名”。
获得新生的“松江顾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绣工均经过绘画和色彩的学习训练；配备专业画师选择、描画本，并掌握修下各工序色彩和形态；绣花线更细，从传统劈为36丝增加至48丝；绣工更细腻，色彩更逼真，过度更自然；在传统的针法上引伸创造出更好表达绘画本意和特色的针法。《顾绣艺术展》展出后，松江博物馆陆续收藏新创作的顾绣精品《仿赵孟吴兴清远图》、《仿倪瓒渔庄秋霁图》、《日本仕女图》、双面绣《群鱼戏藻图》、《董其昌颂韩希孟绣款》等11幅。
以《吴兴清远图》为例，由朱庆华、高秀芳等数名顾绣新秀合作，耗350天方才完成。针法采用了竖戗、乱戗、盘戗、别梗、单接、虚实、齐针、施针等法。既有传统，更有创新。各种针法以画面需要而定，与笔意画境融为一体。创造性地巧妙利用丝线不同排列呈现出不同的光感效果，使画面光色随动随变、变幻莫测，比原作更充分地表达出江南山水的空蒙灵秀，虚缈飘逸。由戴明教先生执针精绣的《日本仕女图》，用针、用线、用色更是严谨考究，极见功力。
名师出高徒，当年戴明教老师带出的一批艺徒均事业有成。时至今日，其中一部分人仍在孜孜不倦地从事绣艺，将顾绣的接力棒传至下一代手中。
7．发绣
东台发绣，一首古老而年青的歌。
“发绣一枝花，天下谁不夸，巧手拈秀发，银针飞彩霞……”词曲家这样吟唱发绣。
发绣，运用头发绣制的绣品。头发具有特殊性能，坚韧光滑，色泽经久不褪。发绣以发代线，利用头发黑、白，灰、黄和棕的自然色泽，以及细、柔、光、滑的特性，用接针、切针、缠针和滚针等不同针法刺绣。发绣白地黑线，适宜绣制摹线（白描）人物，山水和建筑物等，人物一般背景较少。以质朴素净取胜，绣品针迹细密，色彩柔和，风格独特。
在古老而绚丽的中国刺绣史上，发绣有着神奇而独特的地位。早期发现的发绣的有，日本正仓院所藏《弥勒佛》像，出自明代韩希孟之手：《唐宋元明名画大观》影印本中的《滕王阁图》和《黄鹤楼图》系明代夏明远的两件发绣；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嘉靖年间《倚琴亻宁月图》，以及成都文殊院藏有清代道光五年陕西总督杨延春之女的《水月观音》等，均为传世珍品，被后人誉为“细若纹睫，侔于鬼工”的神来之作。
唐代佛教鼎盛时期，虔诚信女开始用自己的纤发，在丝绢上绣成如来佛、观音菩萨像，朝夕顶礼膜拜，这便是发绣的源头。到元末明初，发绣突破了宗教题材，表现内容不再囿于人物肖像，艺术手法推陈出新，画绣结合，催生出一件件传世佳作。而到晚清年间，这一艺术奇葩竟衰落近乎湮灭，人们只能从博物馆的珍藏中依稀窥见她往昔的风姿。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沉睡已久的的发绣绝艺在江苏东台奇迹般地复苏，几世绝响的古老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
东台成为发绣艺术新的发祥地绝非偶然。发绣在东台地区的记载，最早见诸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孔尚任的《西团游记》，文中载：东台附近的西团镇（古属东台场）晾网寺里藏有发绣观音佛像，被推为发绣珍品。追根溯源，元末明初，农民领袖张士诚兵败苏州，不少身怀绝技的苏州手工艺人流落里下河地区，带来了精湛的江南工艺美术。历史有着惊人的重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驱使大批苏南居民下放农村，许多艺人、画师、绣女来到东台……于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东台着力挖掘艺术宝库，抢救文化遗产，新一代发绣应运而生。吴雷是苏州籍工艺师，他通过曾在东台落脚的苏州刺绣研究所创始人高伯瑜先生，请来了他的弟子、现代著名刺绣大师顾文霞女士作技术指导，在众多画师、绣女的共同努力下，用数月之久，东台的第一幅发绣品《秋风纨扇图》终于诞生了。以此为起点，发绣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艺术绽放异彩，东台也伴随着发绣艺术而名扬海内外。
“中国发绣作为一种东方艺术商品，走向了市场，面对的同样是激烈的竞争。”东台发绣艺人道出这番肺腑之言。
而今，发绣这一古老的东方艺术，在东台又开辟了新纪元。他们改墨绣为彩绣，融画绣一体，变双钩为晕色，开发出双面发绣和双面异色绣。
我们没有欣赏到发绣珍品《清明上河图》原件的神韵，因为它早就在香港一家拍卖行拍出，但从保存的资料中仍可一睹它的风采。发绣女工以发为笔，摹写了张择端的画意，著名书画家谢稚柳的题词“发绣清明上河图”和武中奇的书联“丹青染尽清明胜，素手神传风俗情”为之增色。这幅发绣装裱后，全长9.98米，为当时世界之最，名品、绝艺的孤本，成为海内收藏界追逐的目标。不久前，一幅全长13.2米的《姑苏繁华图》长卷发绣又改写了这一记录。这幅被列为中国画十大名品之一的长卷，以浓墨重彩写尽康乾盛世古城苏州的繁华，绣有各色人物4600余人、各式房屋建筑2140栋、各种桥梁40余座、各种客货船号及竹筏300余只、各种商号招牌300余块等，被称为历史巨作。近年来，东台先后绣制出《长江三峡全景图》、《八十七神仙图》等一大批发绣长卷。
生产与经营并举，高档与低档兼具，已成为东台发绣业走出国门的必由之路。在市场营销上，他们追求市场需求策略，中低档价格适当下调，让发绣走入寻常百姓家；高特档仍精选名人肖像和名师画作，注意整体装裱、装帧，让发绣迈向艺术圣殿。目前，东台从事发绣工艺设计、配色、勾绷、刺绣和装裱等的技艺人员逾7000人，其中青年绣女占绝大多数，还有很大比重的为下岗再就业职工。全市拥有发绣专业公司1个，专业厂家20多家，发绣工艺点300多处，市内发绣经销门市40多个，年产值超过一亿元。台湾和东京等地都设有销售窗口，中国发绣已传遍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东台“中国发绣”已获得国内大奖数十个，在国际博览会和民间艺术博览会中也屡获殊荣，引起了高层领导的特别关注。时任中央*****的宋平、全国*****副委员长叶飞、姬鹏飞、陈丕显，国家***长孙家正，前江苏省省委书记韩培信、省长顾秀莲等领导多次视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发绣制作始于我国唐代。生产发绣的工艺复杂，用料取妙龄少女自然色发，运用滚、施、缠、套、接、切、扣、虚实针等数十种针法，达到平、齐、细、密、匀、薄、和、顺、光等最佳艺术境界。发绣原为墨绣，具有中国发绣之都之称的东台发绣艺术家们为了丰富发绣的表现力，采用国画色彩衬色，达到"色中有墨，墨中有公"的效果。同时在单面发绣的基础上，吸收了双面绣的技法，攻克了人发粗、硬、圆、滑，富有弹性的难关，开发了双面发绣，镶嵌于精雕的红木架中，可供两面观赏，具有典雅、古朴之风，艺术价值很高，是欣赏的佳品，收藏的珍品，馈赠的礼品，享誉海内外的奇品。发绣工艺在民国时间几近失传。
解放后，东台创办了人发工艺厂。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研制和生产发绣，把苏绣技法嫁接到发绣上，把墨绣发展为润色绣、双面绣和异色绣，通过多种手法丰富发绣的表现力。先后研制出《松鼠》、《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长江三峡全景图》、《八十七神仙卷》等发绣精品巨作，获得国家级大奖20多项。为庆祝香港回归，东台市发绣艺人精心绣制的***肖像，赠送给香港特别行政区，现悬挂于董建华先生的办公室。中央电视台曾专题介绍了"东台发绣"。现在，东台市建有发绣商会，从事发绣的专业技术人员已超过4000人，是国内唯一集科研、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发绣基地，技术力量雄厚，品种门类齐全，产品畅销30多个国家及地区，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发绣之都”。
20世纪60年代，许多艺人、画师、绣女来到东台……于是，20世纪70年代末，沉睡已久的发绣绝艺在东台奇迹般的复苏，几成绝响的古老艺术重新焕发了青春，绽放出异彩。先后绣制出《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长江三峡全景图》、《八十七神仙图》等一大批发绣长卷和陈毅、刘少奇、***等伟人肖像。1989年以来，东台曾多次跨过海峡，在台湾高雄等地展出发绣，轰动了宝岛。
在刺绣工艺中有一种‘墨绣’，其实就是发（头发）绣，因为古代中国只用黑头发，钩线绣图，便有此称。发绣有千年历史。朱启钤《女红传征略》说：‘宋有孝女周氏……手擘发而绣文。’周氏名贞观，自六岁到十二岁，父母先后亡故，她发愿绣《妙法莲华经》，历二十二年而完成。发绣用料之奇，描绘之精，作品清静色雅，永不褪色，被世界各地的艺术鉴赏家誉为‘天下一绝’。
发绣是苏绣中别具一格的绣品，它以发代线，利用其本身黑、白、灰、黄、棕等自然的色体的色泽和细、柔、光、滑的特性，运用滚针、缠针、接针、切针等不同针法刺绣作品，图象生动，文雅，针迹细密，对比鲜明，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发绣技艺，源于我国唐朝年间佛教盛行时期。发绣作品工艺复杂、耗工惊人，以其用材奇妙、古朴典雅，堪称‘天下一绝’。
在清朝出版的《顾绣考》一书中就有‘远绍唐、宋发绣之真传’的记载，可见发绣这一艺术至少有1300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人珍惜头发如生命，人人蓄长发，打发结，梳发辫，‘肌肤毛发，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相传过去女子与情人相爱时，常以一绺青丝相赠，表示忠贞不渝。相传，为尊藏佛释迦牟尼的遗物，曾建塔十座，其中之一即为发塔。清朝乾隆皇帝不惜重金三千余两，为其母孝圣宪皇后建造金发塔。还有佛教信女，剃下自己头发，绣成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顶礼膜拜。在古老而绚丽的中国刺绣史上，发绣有着神奇而独特的地位。
史料考证，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发绣是现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的《东方塑像》，相传为南宋皇帝赵构之妃刘安所绣；早期发现的发绣还有日本正仓院所藏《弥勒佛》，出自明代韩希孟之手；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明代嘉靖年间《倚琴伫月图》以及成都文殊院藏有清代道光五年陕西总督杨延春之女的《水月观音》等，这些传世珍品被后人誉为‘细若纹睫，侔于鬼工’。发绣生产制作过程十分严谨，从搜集头发到筛发、选发、分档、分色、软化、退脂、加工处理等一套完整的科学处理程序，经特制后的各种头发，不霉、不烂、不蛀、不褪色。
制作每一幅发绣作品都尽可能采用自然色，也称原色，特殊色发，用补色来弥补，但要求达到相当的固色牢度，通常情况下一幅精制的发绣作品，采用自然色越多越珍贵。由于发绣完全用人发绣成，技术要求高，制作困难，因而作品流传极少。
清代以后发绣逐渐衰落，几乎失传。上世纪70年代初，全国着名刺绣艺术大师顾文霞为挽救这门濒临失传的艺术，欣然应邀同苏州刺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和民间刺绣老艺人，到江苏东台发绣研究所进行调查，改进工艺，培训专业刺绣人才，使面临失传的发绣艺术得以重见天日。上世纪90年代以来，被称为‘发绣艺术之乡’的江苏东台的艺人们更是踌躇满志，先后研制出发绣精品《清明上河图》长卷、《八十七神仙卷》、《金刚波罗密经》、《姑苏繁华图》和《万里长城》等精品。目前，发绣这一艺术奇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视和青睐。人们在赞扬青年女性‘秀发如云’、‘金发垂肩’时，谁又能想到用头发为线制成的发绣作品，这一民间工艺品竟有如此的璀璨绚丽、精致典雅。
发绣艺术作为传统的民间艺术，隶属于刺绣一大门类，尤以其用材奇特，画绣结合，区别于四大名绣。
发丝较之丝线，其长度、柔软度、色彩等都远不如，增加了针法上与表现效果上的难度与差异，每一根秀发的打结或藏头涉及到作品的整体艺术效果，也是绣制作品的关键技法。运针操作上的难度往往比其它绣品耗时高上数倍，绝大多数作品能达到顺、光、平等效果。
在绣品上不留针痕，艺人们的付出是难以言表的，而为了尽量少点痕迹，对画稿的要求亦相应提高，我们讲画绣结合，也是着重考虑了这方面的因素。一方面，要表现发绣的刺绣针法，另一方面，以画面来弥补发绣针痕及乏色。严格地讲，画稿的优劣决定了发绣作品的艺术效果及品位。
在一幅作品中，画与绣可以说是平分秋色，画是绣的基础，绣是画的升华。发绣艺术的独特材质及超难技法，决定了画稿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图案需服从于技法，另一方面，画稿又必须具有一定的艺术品位。从发绣的历史来看，作品大多以人物肖像为主，“东方朔像”、“弥勒佛像”、“停琴伫月图”无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物画题材，这是和发绣艺术的材质与技法相关联的。而随着发绣艺术的发展、单纯的人物画已远远不能满足今天的艺术需求了。目前，发绣作品的题材是千姿百态，五彩缤纷，涉及到中国画门类的方方面面。
古代中国画巨作《清明上河图》、《姑苏繁华图》、《法界源流图》，近代经典画作陈之佛先生的《松龄鹤寿》、徐悲鸿先生的《骏马》、白石老人的《虾》、冯大中先生的《虎》等都已成为发绣艺术的取材作品。而这些经典名画无一不需画师们一丝不苟的精心摹制，不具备相当的艺术品位和水准，是无法表现原作之精华的，而这些绘制的作品，通过艺人施以各种针法，画绣结合，犹如锦上添花，相互辉映，相得益彰。既表现了作品的艺术品位，又于半绣半绘之中形神兼备，给人以一种清新、雅洁、生动、秀丽的艺术享受。
8．汴绣
河南开封的刺绣。汴绣以北宋都城汴京（今开封）而得名。素有“国宝”之称，它继承了宋绣的题材、工艺特点，借鉴了苏绣、湘绣等姊妹绣艺的长处，吸收了河南民间刺绣的乡土风味，并在此基础上创新了大量针法。既长于花鸟虫鱼飞禽走兽，又善于山水图景，刻画人物形象细致传神。绣品既有苏绣雅洁活泼的风格，又有湘绣明快豪放的特点，从而形成了“汴绣”绣工精致细腻、色彩古朴典雅、层次分明、形象逼真的特色。《东京梦华录》称它为“金碧相射，锦绣交辉”。
其代表作品有《清明上河图》、《百骏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簪花仕女图》等。
北宋，商品经济大发展，刺绣成了手工业中一个重要的行业。当时，刺绣行业与其他手工业一样，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类。手工业中著名的丝织，刺绣业由政府中少府监掌管。
那还是在北宋初年，天下大定，百业俱兴。在平定后蜀时，得锦工200人，太祖乾德五年(967年)在京师东京设立了绫锦院来安置他们进行生产。以后，又不断在绫锦院中增加一些浙江、四川、湖州的绫锦工人。这些我国古代著名丝织业发达地区的优秀匠人聚于京师，使东京官营丝织业如虎添翼。绫锦院的规模不断扩大，工匠人数日益增加，到太宗末、真宗初，已发展成手工业作坊。绫锦院高手云集，产品专供皇室贵族官僚显要享用，也供军队消费和岁时赐予。正因如此，北宋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绫锦院的生产，太宗曾亲自到绫锦院“命近臣从观织室机杼”。
京师开封，有着实力雄厚、规模宏大的官营纺织印染业。宋初，官办的裁造院设在利红坊，后迁到延康坊．《宋会要·职官》二九之八《裁造院》中载：“掌裁制衣服，以供邦国之用。初：左藏库有缝造针工给裁缝之役”。载：刺绣，而官工不足，往往求索于民间。应运而生的文绣院，在宋代刺绣史上更是重要的一笔．文绣院成为末官办绣业的代表而载人史册。
文绣院的诞生，记载在《宋会要·职官》二九之八《文绣院》中：
常宁三年（1104年)，“试殿中少监张康白言：今朝廷自乘舆服御至于宾客祭祀用绣，皆有定式，而有司无篡绣之工，每遇造作皆委之间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值焉。令锻炼织、纫缝之事，皆各有院，院各有工，而于绣独无，欲乞置绣院一所，招刺绣300人，仍下诸路选择善绣人，以为工师，侯教习有成，优与酬奖，诏依，仍以文绣院为名”。
祟宁四年(1105年)，开封城中一所以刺绣为专业的“大学”诞生了。文绣院的成立，那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刺绣史上也是功不可没的！如条条江河汇人大海，各路选聘善绣工匠人文绣院授艺，这无疑使全国刺绣工艺得到一次大交流，大融合。文绣院的成立，标志着宋代刺绣又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遥想当年，300绣女云集京师，一起切磋技艺，十指翻动，龙飞凤舞，绣线长长，绣作恢弘，是何等的壮观，何等的五彩缤纷。
徽宗年间，又设了绣画专科，使绣画分类为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因而名绣工辈出。
宋代的刺绣在唐代宫廷绣和日用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绣品生产遍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而开封的刺绣则体现了宫廷绣的最高水平。
让我们赏析一幅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宋代佳绣．
宋代《梅竹鹦鹉图》绣品原件高27.7厘米，宽38.3厘米．是以宋人写生工笔花鸟画为摹本。这是哪位大家的手迹它在桔黄的绢底上，绣绛红色梅枝，劲秀挺拔。枝头梅花呈四种形态，一含苞待开、一露花初开、一满蕊盛开、一落瓣将残。梅花傲立在竹叶丛中，梅竹双清，傲骨漱诗情画意．枝头停立一只转首俯窥的彩色粥鹉，斜视蓍梅竹竞放．更渲染了画面自然活泼的绣品中运用了双色套针绣、纹绣针浓、抡针针法，平针、打籽绣等。光彩夺目的宋绣的针法，更体现出写真效果。绣品上有清代“乾隆鉴赏”、“嘉庆御览之宝”、“寿华官鉴藏宝’，“三希堂鉴玺”、“继掸党珍藏”等朱印1l方，更显示了这幅宋绣的珍贵程度。
《枸竹鹦鹉图》是哪位丹青高手的遗墨？这幅绣品，又是哪位神奇绣女所为？这许是千古之谜，但宋绣独有的魅力已让人叹为观止...明代屠隆《考股余事》对“宋绣画”作了精辟的注解：“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缄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嘉。女红之巧，千指春风，回不可及。”
“金碧相射，锦绣交辉”的宋绣绽放着人民的智慧，渲染着传统文化的重彩，渲染着—座历史名城的英气。
刺绣如烂漫的山花，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茁壮成长。她的根在民间，枝在阡陌市井，花开在无数美丽的绣女心中。宋时京都开封，刺绣之花可以说开遍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人杰地灵的古都又涌现出多少专业刺绣人才——“百姓绣户”。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规定“自今承节指挥及百姓绣户支工钱令绣造....”这说明，宋初的裁遣院已开始招雇百姓绣户。
在专业的刺绣机构没成立前，宋代上至朝廷“乘舆服御”，下至“宾客祭祀用绣”，都要委托市井百姓绣户和尼寺绣姑绣作，来满足衣服及宫廷用物的刺绣需求。也可看出，东京民间刺绣业是发达的，刺绣也是高水平的。而百姓绣户和诸尼寺绣姑已成为北宋民间刺绣的两支主要力量。
《东京梦华录》卷三《寺东门街巷》中载：相国寺东门外有一绣巷，“皆师姑绣作所居住”，可谓一个专业刺绣区。“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幡、灯、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一景”。
遥想当年，开封民间大量应用着刺绣品。虎头帽、虎头鞋、兜肚、帐沿、绣枕、花巾…..城内迎风招展的72家大洒楼和千家小酒店的牌额、望子也是绣制的。如大酒楼白矾楼“三层相高，五楼相向，各有飞桥栏槛，明暗相通，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又有“街市酒店，彩楼相对，绣旗相招，掩翳天日”。甚至“深街小巷，绣额珠帘，巧制新装，竞夸华丽”，城中，“锦绣之衣，结束不常，一时新装，曲尽其妙”。
新中国成立了后，1955年春，开封第一个织绣组织“开封市机绣合作互助组”诞生了，这是今日开封汴绣的起步。1956年“机绣合作互助组”发展成为“开封市机绣生产合作社”。1958年，开封织绣正式定名为“汴绣”。他们对开封汴绣正行了挖掘、收集、整理、研究。从民间收集了古代流传下来的绣花鞋品、衣片、发现总结了历史作品中的技艺，不断完善汴绣的针法技艺，把汴绣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59年，汴绣长卷《清明上河图》进入人民大会堂河南厅，汴绣一举成名。历史名画被惟妙惟肖地重现在绣品。此后，传统的山水、宋人画及开封民间艺人的水墨花鸟画，逐渐步入汴绣的大雅之堂。1962年汴绣走出国门，1963年，汴绣开创了河南省绣品出口的先河。20世纪90年代，汴绣走向了多样化，其中人物肖像绣品再次使汴绣走出中国，名扬世界。
1992年，文莱国王绣研制成功，是我省手绣工艺一项突破。此件精品的针法创新和大型肖像绣品工艺技术成果，填补了河南省一项空白。1994年，***同志大幅绣像绣成，这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一幅人物绣像，而且在刺绣工艺上是一次突破。
西洋画走进中国传统工艺的领地刺绣，是刺绣技艺杰出的创举，汴绣用线调色，用线作画，这是刺绣的新工艺，是绣作中最难掌握的技艺。而表达光影效果的新针法乱针绣应运而生，她打破了常规无序的针法表现油画中的笔触，把光影色彩效果中的微妙关系表现得极为逼真。它是两种文化、两种文明、两种思想体系的融会、两种不同观察方法、表现方法的完美结合。
汴绣，与其说是针法和线的劳作，不如说是汴绣人智慧和毅力的结晶，是艺术集大成的珍品。
开封汴绣是解放后在继承古宋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我国刺绣起源很早，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已有“衣画而裳绣”的记载。唐代刺绣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武则天送僚属银字绣袍，卢眉娘的刺绣作品《法华经》被誉为“神功”之绣。
北宋建都开封，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刺绣成了手工业的一个重要行业，开封出现了专业刺绣人员“百姓绣户”，师姑（尼姑）是一支重要队伍，在相国寺内“西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东京梦华录》）。说明刺绣行业已有相当规模的专业市场。当时，开封民间不但生活中大量使用刺绣品，就是七十二家酒店和几千家的牌额、望子也都是绣的，如白矾楼等。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享受需要，不但搜求民间刺绣佳作，同时皇宫专设了由三百余名绣工组成的“文绣苑”专为皇帝、王妃、达官贵人绣制服饰与绣画。其绣品被誉为“宫廷绣”。
宋代已有相应的绣品生产培训、管理制度。优秀的绣匠的高度集中，把宋绣推向了高潮。据《法密藏》记载“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备精妙，光彩夺目，山水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情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绰约的唼之态，佳者较画更甚。”当时的刺绣欣赏品已和名人书画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一刺绣工艺的特点，达到成熟阶段。
解放初期绣品主要以刺绣日用品和刺绣欣赏品为主。1954年冬成立了由7人组成的汴绣合作组。“汴绣”一名正是由此时采用贾子云（原开封市统战部长）的建议而定名的。1956年合作组转化为合作社，1958年第一家汴绣国有企业——开封汴绣厂正式成立。通过对河南民间刺绣及宋绣工艺的挖掘、搜集、整理、研究，同时向苏、湘绣的学习借鉴使汴绣在纪承宋绣的基础有所发展，技巧和艺术效果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以宋都开封为体裁的《清明上河图》的成功绣制使开封刺绣行业进入第二高潮。1959年并将此作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汴绣创新针法的独到之处得到了专家的一致好评。
**期间的绣品发展出以毛**诗词，毛**像为代表的大量作品。
80年代汴绣在原有的基础上又大量开发了仿古长卷、装饰画、皮影画等题裁。工艺上和其它绣种一样把历史上的双面绣发展为双面异色绣和双面三异绣，其代表作品如：异色绣中的《洛阳牡丹》；三异绣中的《中日友好》、《嫦娥奔月与天女散花》。同时汴绣也引起了法国、日本、瑞士、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关注。1982年在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评比中，汴绣被评为湘、苏、粤、蜀之后的第五绣，其地位得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
八十年代后期开封工艺美术研究所、开封工艺美术公司的成立宣告了汴绣独家垄断的历史，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竞争。
九十年代，尤其在1997年—1998年，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使国有企业下岗职工、退离职工，专业技术人员，更广泛地参与到汴绣市场的竞争中去，使汴绣的发展再次掀起高潮。绣品生产经营者如雨后春笋急剧膨胀，由三家发展到二三十家，其产品销售也遍及到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作为国家礼品广为赠送，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也为促进对各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做了巨大贡献。
汴绣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绣种，多以人物风景擅长，其色彩搭配较其他绣种明快，奔放。而且在透明上常采用夸张的手法，且层次错落有致，跨度较大，其针法细腻，构图新颖在明暗接序上仍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锦绣堂汴绣大致上分为两种：单面绣和双面绣
单面绣多以人物画为主，集中体现在人物的神态，突出人物个性。出自古代典故一类的人物画，不但生趣盎然，而且能表现出人物的时代背景。
如：《观沧海》体现出曹操戎马生涯及一生的雄怀大列；《竹林七贤》体现了嵇康等贤人雅士，不满时政，宁可隐居山林，操琴持耳的淡漠生人；《五牛图》则体现韩晃为国担忧，以牛喻人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最值得一提的是，宋朝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此画是汴绣最优秀的代表作之一。他画芯全长5.25米,集中体现了宋朝国都汴梁的繁荣景象和汴河两岸人民的人情风貌,其当时繁华昌盛一览无余。而于此相近的大型作品还有韩熙载的《夜宴图》、朗士宁的《百骏图》等。
另外，锦绣堂又新近开发了一类产品，即中国传统的刺绣于西洋画相结合的新产品，仿油画刺绣挂屏。其特点是用一种叫做乱绣的针法，以针代笔，以线代画将油画透视效果和色彩上级尽渲染的方式表现的淋漓尽致。作品有《蒙娜丽莎》、《向日葵》和一些以风景为题。
清末民初，中国的刺绣有“四大名绣”之说。苏绣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春秋时期便有很大名气；湘绣在2000多年前西汉墓葬文物中也有发现，其精美程度令人叹为观止；蜀绣浓淡适度，色彩明快，有水墨写意画的艺术效果；粤绣则色彩艳丽，对比强烈，富有立体感，在“四大名绣”中别具一格。
开封的汴绣亦有名气，它不能与苏湘蜀粤绣品并列的原因，是清末民初中原地区连年战乱经济凋敝所导致汴绣质量的下滑。而在此之前，汴绣的兴隆时期，它的影响要超过“四大名绣”中任何一种。在开封雄踞天下时，上自天子的“乘舆服御”，下至东京市民“宾客祭祀用绣”，皆为汴绣。当时的开封城，不但市井间有一支庞大的刺绣队伍，在华严尼寺，两浙尼寺等寺院中，还有一批为数甚多绣技甚高的尼姑绣女。这两支队伍是东京城民间刺绣的主要力量。从北宋政府对外经济交往的项目中可以看出，除去中南半岛上的交趾和阿拉伯国家大使向赵宋王朝赠送过绣品外，汴绣成为宋政府向高丽、日本诸国乃至现在新疆地区赠送或交换的主要珍品。可以不含糊地说，一百多年中，汴绣是中华国土上技艺最精，价值最高，产量最大，流通最广，影响最强的绣品，是中国的国绣。
汴绣在中国存在的意义，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中国最早成为商品的绣品，它是中国历史上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汴绣商品化为绣品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天地。其二，汴绣是中国高起点的刺绣。北宋崇宁四年(1105)，宋廷特置文绣院，除招收绣工300人之外，又在各地筛选拔尖技师前来任教。这是国家设置的高档次专业机构，也是政府出面主持的一次刺绣技术大汇合，大交流，汴绣犹如站立于巨人肩上，傲视天下，它广采各地技艺之长，将其融为一体，使汴绣水平高于其他刺绣，一时间汴绣领导着、提高着、推动着全国的刺绣行业，促使刺绣行业的大发展。
近几十年来，汴绣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国名声日响，已经跻身于先进的行列。
如今流传甚广的一段话描述着中国绣品的现状：“苏绣猫咪，湘绣狮虎，蜀绣游鱼，粤绣鸟禽，汴绣人物最传神。”这也算是各有侧重吧。
汴绣历史悠久，素有“国宝”之称。它以绣工精致，针法细腻，图案严谨，格调高雅，色彩绚丽而著称，以平、齐、光、亮和顺为特点，同时又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早在宋代就驰名中原。据记载，北宋时期，朝廷在宫中设有文绣苑，集中当时最优秀的绣女300多人专为皇帝、王妃及朝中大臣刺绣朝服和工艺欣赏品等。可见汴绣之昌盛。当时皇帝的龙袍，官员的朝服，包纱帽等皆为汴绣的精品，所以汴绣亦被誉为宫廷绣或官绣。
当时，开封民间大量使用刺绣品，72家酒店的牌匾也都是绣的。这说明刺绣在当时已成为重要的手工行业，并且出现了刺绣的专业人员。北宋后期已有相应的绣品生产培训，管理制度，优秀的绣匠的高度集中，把宋代汴绣的发展推向了高潮。之后，北宋灭亡，开封长年战乱，大批优秀工匠被带到了南方，开封刺绣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变化相应衰弱，加之屡次的水灾战乱，使宋绣流落到了民间，导致汴绣一蹶不振，濒于失传。
为了发扬这一传统工艺，1954年开封市绣花合作小组（开封市汴绣厂前身）成立。从最简单的枕套等产品起逐渐发展壮大，后改名为开封汴绣厂。值建国近十年之际，开封汴绣厂全体职工奋斗一年半将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长画搬入绣卷作为建国十年的贺礼，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开封汴绣厂也是第一个将《清明上河图》开发为工艺品的厂家，《清明上河图》是汴绣中的代表，这是汴绣带给现代的第一个惊叹。
《清明上河图》绣品的成功带给汴绣人巨大的鼓舞，她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汴绣工艺针法的创新上，汴绣致力于中国名古画的绣制，精品如《五牛图》、《簪花仕女图》、《韩熙载夜宴图》等，亦大胆探索将西洋画搬入绣卷，如《蒙娜丽莎》、《向日葵》、《拾穗者》、《牧羊女》等。绣女们继承了汴绣的传统针法又以卓越的智慧创造出许多针法，如蒙针绣、悠针绣、云针绣、双合针绣等创新发展了中国这项传统工艺，成为开封的骄傲，且成为开封纪念品最好的代表。
制作过程及发展现状
走进汴绣，就不得不走进开封汴绣厂。明亮宽敞的工作大厅，一位美工师傅用纤细的手笔描绘《清明上河图》虹桥片段，下笔如飞，准确快捷。美工师傅告诉我们描绘这一片段需要10多天时间，但要把这片段绣出来，还要3名绣女3个月的辛苦劳作，再加上装裱，林林总总要4个月的时间，可以想象一幅美的绣品包含着多少绣工们的心血和汗水，令人感动、赞叹。
据汴绣厂魏吉安厂长介绍，现人民大会堂河南厅布置的壁挂就是开封汴绣厂绣制的《清明上河图》长卷，它成了河南厅内一颗最耀眼的明珠。汴绣以其精美的绣艺在东南亚、日本等地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功地走入国际市场。此厂后又投入巨大努力绣制成一幅细腻逼真的人物绣像——《文莱国王像》。还成功地完成了马来西亚总理夫妇绣像的任务，并引起了广泛的好评。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堤高于岸，流必湍之”，开封市汴绣的发展取得了极大的辉煌，也遇到前所未有的阻力。近五六年来，大量从苏州农村“进口”来的劣质苏绣，堂而皇之地打着汴绣的招牌，充当汴绣。在开封宋都御街买的汴绣，说不定你花了好几百元却是假的。粗制滥造的苏绣，质次价廉，而真正的汴绣做工精良，用针细密，成本较高，价格也相应地高一些。据问卷调查表明，有53%的游客喜欢汴绣，但因价格偏高，带回家的旅游纪念品大多却是印刷品《清明上河图》，也因消费者是外行，不能准确辨别汴绣、苏绣，导致劣质苏绣在开封泛滥起来，竟占领开封刺绣市场的80%以上，使得如今的汴绣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据魏吉安厂长介绍，假冒的苏绣因价格低廉，又因消费者是外行，倍受眷宠，真正的汴绣却遭遇被打入冷宫的命运，举步维艰。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败坏了汴绣的名声，使得汴绣身价倍跌，当问起为什么不注册商标用法律惩办那些假冒的不法分子时，魏厂长无奈却又充满希望地讲，开封汴绣厂已经走了九年“申标”的艰苦历程，并幽默地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申标至今尚未成功，但汴绣厂会继续走下去。
相对于汴绣厂魏厂长的沉稳，开封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则更显痛心疾首，所长侯玲玲说，苏绣粗糙，针脚长，颜色过渡简单，比之汴绣远远不及，但却冒充汴绣，盗用汴绣人数十年来努力取得的成果。侯所长表示，将来和菊展一起，举办一个开封市汴绣针法展，让人们了解汴绣，认识汴绣，明白汴绣艰辛、认真的制作过程，为汴绣正名，扬名，并打算将宋代的钱币图案入绣，绣上宋代书法家写的如吉祥如意之类的字，开封宾馆大厅的壁挂、屏风之类的绣品，并计划把开封特有的官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搬入绣卷，侯所长这种研究的精神和对汴绣发展的良苦用心，不得不让人敬佩。
细究汴绣失宠的原因，除了苏绣的冲击，汴绣经营的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现在市场上的绣品大多雷同，有特色的汴绣精品还需要进一步开发。行业内部合作不够。据了解，真正生产汴绣的厂商都是独家经营，缺乏沟通，吝于合作，没有有效地处理好竞争与协作的关系；促销力度不够。调查表明，在开封汴绣具有一定的品牌形象，但在全国却知其者不甚多，没有正式的商标；汴绣专业人才的培训做得不到位，具有高超技艺的绣工很少，人才流失严重，招工又难，不能及时为企业输送新鲜血液。另外，一些生产汴绣的工厂或家庭作坊唯利是图，减少色次，增大线径，一副本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的绣品，三两天就能赶制出来，这样的绣品丧失了汴绣的特色，失去了风格和品位。
另一方面，汴绣属阳春白雪，对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是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苏绣钻了这样的空子，用质次价廉的绣品冒充汴绣，利用消费者不懂行情，牟取暴利。相对而言，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其所采取的行为软弱无力，既没有切实地行使其职能，打击苏绣的假冒伪劣行为，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又没有给予汴绣这项开封独特的传统工艺以足够的重视与支持，也没有对汴绣研究给予援助，以至于汴绣研究人才越来越少，汴绣研究事业举步维艰。
让汴绣文化走向世界
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境，打造辉煌的未来？这是摆在每个汴绣人面前艰巨的任务。
我们认为，首先行业内要加强合作，强强联合，突出优质，努力创新，成立行业统一的商标势在必行。另外，使用统一的防伪标志，更是非常必要的是联合起来打击假冒苏绣非常有效的途径；在宣传方面，各个厂商都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缺少的是让汴绣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的机会，例如重要的晚会或重大的国际交流会，还有像２００８年奥运会时，争取得到项目，或者在奥运会期间进行展出等；其次，建立“汴绣生产集团”，采用现代化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协调和增进各企业之间的合作，扩大规模效应，这样对苏绣也有一定的威慑作用；培养专业人才也是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可以办一个小型专业刺绣人才培训学校，提高绣工的专业水平，同时提高绣工的素质，为了防止绣工的流失，可以相应地有一些福利措施。保证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及时向企业输送新鲜血液。另外，厂商可以聘请一些外语方面的人才，立足国内的同时，把汴绣推向更广阔的国外市场。最后，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汴绣的支持力度，不只是口头上的支持，要切实给予政策上、税收上的支持，严厉打击苏绣劣质品充当汴绣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同时对曾经为汴绣事业作出过贡献的老艺人给予人文关怀及一定的福利政策。
在整个汴绣发展的历程中，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汴绣人的努力下，我们相信，只要共同奋斗，汴绣一定会走出开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9．京绣
京绣又称宫绣，以北京为中心的刺绣产品的总称。明清时期开始大为兴盛，多用于宫廷装饰、服饰，用料讲究、技术精湛、格调风雅，民间高档的宫绣大都与皇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京绣属手工刺绣，所以在今天机绣发达的时候，为区别于机绣又名“手绣”。京绣在解放后，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艺术特点与风格，针工巧妙得体，色彩绚丽豪华，格调高雅。其中最好为针工中的“平金打籽”绣。这种绣，是以真金捻线盘成图案，或结籽于其上，十分精致，华贵。京绣作为“燕京八绝”之一，曾和现在“四大名绣”中的“苏、湘、顾”并称为“四大绣”，可见其当时的辉煌。现在人们只知“苏、粤、湘、顾”而不知有“京”。
始建于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的古易州，迄今已有1400余年历史，境内山川俊秀、人杰地灵、星罗其布着燕下都遗址、招贤黄金台、紫荆关长城，清皇家陵园更有历代皇家专宠的“京绣”，为易州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京绣纯手工绣制，历代相传发展至今籍千年历史低蕴，推出京绣之精品系列。该系列“集天地之灵气，汇日月之精华，在原手工制作的基础上，工艺更臻精湛，流程更趋复杂，融历史与现代与一体，具有很高的欣赏和收藏价值。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绣线配色鲜艳，其色彩与瓷器中的粉彩、珐琅色相近。
自元朝定都北京后，随着封建王朝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出现了主要用于贡奉皇家宫廷服饰、装饰用的绣品。宫廷为了更好的为其服务，集中全国各地优秀工匠进京。到了清代，清宫中特设“绣花局”。此期间，京绣融合了全国各种优秀绣工技法，将自身特点发扬光大，成为独树一帜的代表绣种。京绣在明清时期大为兴盛，因其代表性的作品多用于宫廷，又被称为宫绣。当时，人们将“京、苏、湘、顾”并称为“四大绣”。
清朝灭亡后，绣花局不存，绣工散落。
在民国时期，京绣以个体作坊的形式生存。20世纪初，北京前门外珠市口附近西湖营曾有许多经营刺绣品的店铺和京绣庄。
解放后，北京曾有过一些京绣成立了集体制工厂，后在“**”时期解散。
据各方面材料介绍，京绣技术最成熟的时期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1949年——“**”前）。绣品以仿照宫廷用品为主，主要用于外贸出口，曾为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在全国的众多绣种之中，京绣受宫廷影响最深。
京绣以雅洁、精细、图案秀丽、针法灵活、绣工精巧、形象逼真为主要特征。京绣的用料非常考究。其选料精当贵重，豪华富丽，不惜工本。京绣以在绒布上织绣为其独到之处。代表性的京绣作品中，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倾天权势。
京绣的最大特点是绣线配色鲜艳，其色彩与瓷器中的粉彩、珐琅色相近。京绣和苏绣比，讲到平、细、匀、光，京绣甚至超过苏绣。
京绣在品种规格上多式多样，尤其是有些纹样在其它绣种中是不准许使用的，如龙袍、诏书等。京绣在图案纹样的运用上更讲求丰富的吉祥寓意，绣面丰富充实，绣品上的纹样“图必有意，纹必吉祥”，都赋予约定俗成的特定含义，处处有着饶有趣味的“口彩”。图案以龙、八吉祥、吉祥八宝、海水、江崖等为主。八吉祥为：轮、螺、伞、盖、花、冠、鱼、肠。八吉祥因为带有佛门色彩，也被称佛家八宝。吉祥八宝为：宝珠，方胜，玉磐，犀角，古钱，珊瑚，银锭，如意。海水江崖：有弯立水、立水、立卧三江水、立卧五江水、全卧水。但龙和水的规范性很强，要根据身份而定。立水、卧水都能体现将水环绕，奔腾泄流，具有倒海翻江之势，象征人物独霸一方的非凡气概。
京绣所用的主要色彩有黑、黄、红、蓝四色。黑为玄，黄为权，红为喜，蓝为贵。京绣的代表绣品有皇家用品、清代官服补子、群仙祝寿、百子图等。
人们在电视剧中，都对明清官员官服上的“补子”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补子”就是京绣的代表作品。“补子”其纹样按品级而定，明清略有不同。清代，文用飞禽象征文采，武为走兽表示威猛。文官图案分为：一品绣仙鹤，二、三品绣孔雀，四品绣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鸶，七品绣鸂鶒，八品绣鹌鹑，九品绣练雀。武官图案分别为：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八品绣
以一品文官补子纹样为例：这个纹样以仙鹤为主，仙鹤是鸟类中最高贵的一种鸟，代表长寿、富贵。鹤下面绣以海水。日出海水，舞鹤踏云，鹤头望日。边上有6个蝙蝠。我国传统民族工艺中，通常用蝙蝠寓“福”。六福在中国是捧喜。配的图案中：仙桃——仙桃捧寿；太平花——表示太平盛世，国家很太平；牡丹——富贵吉祥；灵芝——长生不老；祥云——祥云瑞蔼，风调雨顺；松鹤——松鹤延年。还有海水江崖、吉祥八宝，表现永世吉祥，万世升平。万字联做边——万字联佛法的一种代表，表示神佛保佑。
京绣的华美与考究，从中可窥一斑。
在定陵出土的明孝靖皇后洒线绣百子衣，也是一件京绣的代表作品。
清代宫廷中，几乎随处都可以看到京绣作品的存在。
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北京艺术博物馆等都收藏有大量珍贵的京绣作品。
京绣可说是辉煌一时。它的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当时时代所能成就的最新的高度。
京绣作为中国刺绣独具一格的品种，其宣传和传承都处于薄弱和濒危状态。
今天，在作为现在传播手段的互联网上，搜索“京绣”，根本得不到有价值的信息。
在京绣工艺上，由于京绣工艺难于学习掌握，社会需求有限，从业者收入低微，近年来，从事这项行业的人越来越少。加上一些老艺人的过世，使京绣处在濒于失传的状态。
在京城百工坊里经销京绣的姚富瑛，也已经60多岁。据他讲，其祖父姚寿臣曾为清代绣花局四品官员。这个时候，京绣大师鲍淑兰的祖父在绣花局做绣工。两家人始有交往。1960年，姚富瑛开始从师于鲍淑兰学习京绣，业余时间做一些京绣作品。1995年从单位退休后，开始专事京绣的制作和销售。1983年，鲍淑兰去世。鲍淑兰没有后人，姚富瑛继承了鲍淑兰全部的京绣纹样。现在店内经营的绣品有他自己绣的，有鲍淑兰大师绣的，也有流传下来几百年的旧品。
姚富瑛曾收徒三人，但目前均已改行。三个人年龄最小的已经近50岁。姚富瑛只在产品销路多的时候，请三个人来做一些绣品。北京现从事京绣者甚少。和鲍淑兰同时代的京绣大师都已作古，和姚富瑛同水平的京绣工作者也已经不在。据姚富瑛自己讲，他是现存京绣理论和技法掌握最完善的人。
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和人们对民族民间文化的重视，使人们更加珍视具有民族特色和京城地域特色的艺术品发掘、传承和光大。京绣作为独具特色的民族手工艺术品，理应有重现风采的时日。
京绣，是北方独有的绣种。作为燕京八绝中的一种工艺，由于过去专用于宫廷服饰，所以也被称作“宫绣”。
绒绣：京绣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绒绣。“绒”就是指蚕丝，南方叫丝，北方叫绒。绝大部分京绣绣品都是绒绣，或者以绒绣为基础。
京绣作品的绣制，是从画样儿开始的，老师傅们称之为“出样子”。京绣的图案十分讲究，虽然画样只是黑白线条，但师傅们这些图案的色系搭配和针法运用已经有了全盘考虑。
把画样一针一针完整地扎到绣面上的工作叫做扎版和印刷。接下来绣工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绣样“配线”。绒绣绣品有十几套色系，每套色系又包括四、五种渐变色。京绣配线讲求自然和谐，但没有严格的色彩搭配标准，配线时完全凭绣工们的自我感觉。
绣工们拿到的绣线是绒团，将绒团理成一根根丝线的过程行话叫做劈绒，这是每个绣工入行的基本功。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做好以后，真正意义上的京绣这才开始。
京绣的绣法遵循一定的顺序，先绣主要图案，后绣次要图案。在绣制具体图案时，又往往先绣出轮廓，然后再向中心推进。绒绣的基本针法有十余种，常用的有长短针、平针、柳针、回针、坝针、绗针等。高明的绣工能熟练掌握各种针法，一针到位，毫不拖泥带水。绒绣针法强调的是“齐”、“巧”二字，也就是针脚要均匀细致、排列整齐。
针法的具体运用一般来说也没有硬性规定。绣工们往往根据多年积累的经验融入自己的理解，对作品进行二次创作。绒绣的绣线和面料均为真丝，在绣制时尤其讲究“顺丝顺线”，这样才能完美表现出丝线本身对光的折射，使作品富于光泽和质感。
与南方绣种细腻写实，色彩淡雅的风格不同，从宫廷走出来的绒绣主要用于服装，所以更强调装饰效果，色彩也更加浓烈，多以变形甚至略显夸张的形象渗透着上层建筑的主观意识，这也正好符合北方地区的民族特点。
打籽绣：打籽绣是京绣颇具特色的针法之一。“打籽儿”，就是指用丝线结成一个个极其细小的线疙瘩，铺展在绣面上。在平面的京绣艺术中结籽于其上，可以顿现异峰突起的效果，使绣品更富于精妙的变化。打籽绣使用的绒线也就是丝线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但绣制前需要特意将它捻实，才能更好地体现打籽的质感。根据画面要求的不同，籽可以打成不同的大小，稍大一些得籽还需要将几股绒线拧在一起使用。
打籽的功夫全在绣工的手上。巧妙的一挑、一绕，一个个“籽”便跃然其上。他的精妙在于每个“籽”的大小和高低必须保持一致，排列整齐紧凑，而这也正是作品是否具有神韵的关键所在。要做到这点，绣工必须做到每一次打籽的力量相同，对下针的位置心中有数。使用这种绣法，每平方厘米至少要打上150个“籽”，即使再熟练的绣工一天也只能绣出豆腐干大小的图案来。除了籽要打得精致，色彩的过渡也要和谐自然，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打籽绣本身独特的魅力。
打籽绣的最大特点就是能使绣品凸显立体感，从而呈现出一种类似浮雕的效果。一般说来，打籽绣最适合表现的是花朵的花蕊和鸟兽虫鱼的眼睛。除了装饰性，打籽绣的实用性也很突出，那就是非常耐磨。过去人们常用的荷包就是典型的打籽绣。今天，完全的打籽绣绣品已不多见，更多的是用来表现绣品的局部效果。
这些古朴的绣品堪称打籽绣的经典之作。它们都是从民间收集上来的清末民初作品，由专人将其挖下重新承作而成，一针一线都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此时的京绣开始走向民间，但典雅精致的宫廷气韵依然一丝不苟地融入其中，一直延续至今。
审视着这些来自久远年代的绣品，我们似乎穿越了历史的时空，感受到京绣这一传统技艺的悠远与沧桑。
盘金绣：龙袍的绣制赐予京绣最大的荣耀，而承载着一荣耀的是京绣中的盘金绣。盘金绣最早专为皇家服务的，后来才逐渐进入民间。盘金绣材质贵重，工艺复杂，最适合表现皇室的至尊，是京绣独有的绣法
盘金绣与其它绣法的最大区别在于绣线的不同。绒线在这里只起辅助的固定作用，真正的主角是金线。绣制时，绣工首先要将两根金线沿着画样儿小心地放好压平，然后开始下针，用黄色绒线将两根金线牢牢钉在图案上。就这样，两根金线按照图案的不断变化盘旋而走，绣工将其依次固定，“盘金绣”由此得名。金线既可以用来勾勒图案边缘，也可以将图案中间全部填满，富丽气派可想而知。
皇家盘金绣使用的金线是以黄金锤箔、捻线而成的纯金线。绣制时，绣工对每个图案所需的金线长度要心中有数。因为在一个图案的绣制中，两根金线是要从头盘到底的，中途不能断掉或换线，否则前功尽弃，再高明的绣工也无法补救。盘金绣源于宫廷，也留下了皇家绣房的不少规矩。春天风高，每根丝线都要打上蜡；冬天西北风一刮就要歇工，以免手上的倒刺刮线；刚吃饱饭不能绣，怕口中的浊气扑了绣片。
是皇家的龙袍催生出盘金绣法，这样的说法也许并不为过。金龙飞腾于海水江牙之上，粗大的龙爪强劲有力，既充分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也向人们展示了盘金绣的独特魅力。龙鳞的绣法最能体现出绣工的功夫。鳞片要一层压一层地绣，不能乱也不能瞎，行话叫“叠瓣”。龙颈和龙尾的鳞片要细小，胸部鳞片要粗大，这样才能体现出金龙的动感。
京绣不仅用于皇家，同样也用于百官的朝服。官补就是地地道道的京绣。文官专用飞禽，象征文采；武官专用走兽，象征威猛。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京绣能够直接为皇家和官员服务。而宫廷中对于服饰的严格约束，也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京绣技艺的不断创新与发展。这份独享的殊荣成就了京绣与其他七种工艺并列为“燕京八绝”的尊崇地位。
作为一种濒临失传的中国传统宫廷手工艺，"京绣"面临着保护和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且已被列为“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范围之内。
“京绣”，又名“宫廷绣”或“宫绣”，其历史可追溯到唐代。《契丹国志》中记载，当时的燕京“锦绣组绮、精绝天下”，而“宫廷绣”就是因辽在燕京设立绣院而诞生的，主要是为供奉宫廷、帝王、侯爵服饰之用。
明代以后，“宫廷绣”的针法、技艺、用工、用料、纹样图式等特点更加鲜明，刺绣人员日趋扩大。到了清代“宫廷绣”更为兴旺，特别是光绪年间更是名扬海内外，被誉为“宫绣”。在清代，由于“宫绣”艺术的影响不断扩大，京城民间亦纷纷效仿。清末期北京涌现了许多家“绣坊”，传承了“宫廷绣”的一些特点和针法，使得图案内容更加民俗化、与生活更加贴近，后人皆称为“京绣”，并列为清代四小名绣之首(京绣、鲁绣、汴绣、瓯绣)。
风格
雍容大气材质华贵
由于宫廷艺术审美的标准和规范，在宫廷绣品中无论服饰纹样，还是佩物小品，都充分体现了构图满而不滞、造型端庄稳重、设色典雅、雍容高贵的皇家气派和尊严。所有意象物体在造型上绝无取巧、媚俗和率意的倾向，这一点和民间绣品所体现的文人意趣、商贾艳俗、乡土稚美的风格有本质的不同。
“京绣”以材质华贵而著称，一般选用最好的绸缎为面料，而绣线除了以蚕丝所制成的绒线外，还以黄金、白银锤箔，捻成金、银线大量使用于服饰绣品中。其手法先用金银线盘成花纹，然后用色线秀固在纺织平面上，这种用金银线绣出的龙、凤等图案又叫“盘金”，在中国绣品中独一无二，尽显皇族气派，充分体现了富贵精美的宫廷审美艺术。
相传，留传于世的绣中珍品大部分出自男工巧匠之手，这正是"宫廷绣"与"闺阁绣"的明显区别。作为"宫廷绣"，它的制作目的是为宫廷贵爵服务、生产御用制品，而"闺阁绣"则是个人生活日用品，它们工艺制作的要求和标准截然不同。
严格的宫廷标准
除了在图案内容、色彩上有严格的规范外，"宫廷绣"对于绣品的标准在针法的分布上也有一些固定的程式和工艺要求，绝不允许存在民间绣品的随意性和自如表现个性的主观创作意识。
其针法极为考究，对不同的图案都有较严格的规范，如在犬袍纹饰图案中，龙眼、鳞片、毛发或以彩线强化装饰所安排的部位、五彩祥云、海的针法等，都有严格的规范和标准，绣工的智慧、技能必须在这一范围内予以体现。当我们鉴赏那些珍贵的清代宫廷绣品时，可以明显看出，虽然年代不同、图形设计略有变化，但典制章法总体是不变的，而且从每一件绣品中都可体验到宫绣艺人高超的技艺和艺术修养。
然而，在如此严谨的规范中，后代也能明显看到个人绣艺风格的不同。绣师的针法遒劲有力、排列整洁、针针到位、厘毫不苟，与画师配合默契，从而达到绣艺最高境界。绣艺的最高境界，绝不是仅靠技法与经验去完成，也不仅仅是常人所说的用线越细、套色越多，就是好绣品。而正如庄子《养生主》所述庖丁，"以心神的运用"来操刀，艺术是相通的，中国书法和绘画中大写意的用笔所强调的笔墨神韵、乐曲演奏中的感觉均同此理，这种意念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
图必有意纹必吉祥
“宫绣”严格遵循图必有意、纹必吉祥的宗旨。据记载，这一宗旨最早见于公元前21世纪的舜禹时代，也就是《尚书·虞书》所说的关于舜命禹制作典章服的故事，确立了天子服饰十二章，历代沿承直至清末。
这十二章是由十二种图案组成，每种图案以象征的手法表现着对理想的肯定，如日、月、星辰(胸临)、山(镇定)、龙(变化)、华虫(文彩)、虎尊与兽尊(忠孝)、水藻(洁净)、火(光明)、粉米(养民)等，都是对生活中各种事物的概括、寄托着设计者希冀抽象概念得以准确表现的愿望。
京绣飘带
这种象征的手法与选题均代表了古代刺绣纹样的创作思想，而"宫廷绣"则始终在贯彻这项原则，历代传承并不断完善。从刺绣工艺的角度反映帝王、统治者的意愿，全部用象征性的表达方法，将祈福纳祥、驱恶避邪的观念通过谐音、会意、借代、比喻等方法，含蓄地以图案形式和技艺高超的针法体现的槽美的刺绣纹样，充分反映了吉祥图案在传统艺术品中的重要性。
“宫廷绣”图案的寓意不仅是祈福纳祥，同时也是穿用者身份、社会地位的标识。特别是在清代，《大清会典》对帝、后、皇子、贝勒、大臣穿着使用的服装图案纹样、用色都有明确具体的规范。
“五爪金龙”是皇室专用，其他大臣在服装、饰品上则不可使用，只可穿着四爪龙形的吉服、蟒袍，其他辅助纹样与龙袍相比也简化逊色多了。而文武官员们的品级要以补服上胸前、后背两片刺绣图案来区分。王爷、贝勒为圆补，文武官员为方补。文官的图案是各种飞禽，代表文采，武官以图案为不同的走兽，象征威猛、强悍。
官员们的等级区分不仅体现在服装的图案上，就连佩饰、挂件也截然不同，尤其是清代刺绣的佩饰最为讲究，男子身上平时佩服挂件最多可有十几种，如荷包、扇套、眼镜盒、烟袋、火镰、刀叉等，即便是帝王的便服，也要佩有荷包、扇袋、烟袋诸饰。当然，这些宫廷御制的饰品做工均十分考究，帝王也常将这些物件分赏群臣，以示恩宠。这些佩件的实用价值已降到次要地位，更重要的是显耀的荣誉。
谐音、会意、借代和比喻的方法不仅体现于象征天子的龙纹和群臣等级区别的飞禽、走兽，在每一件绣品中的一花一草、一鸟一兽、一人一物都赋予了约定俗成的特定含意。比如我们常见的蝴蝶，在京绣服装上100只的组合则寓意百耋。古人称80岁以上为耄耋之年，百耋的谐音就是对长寿的真诚愿望了。
花中之魁牡丹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皇后、贵妇的服装、衣饰中是最常见的图案。"宫廷绣"牡丹造型十分夸张，工整饱满、装饰性极强与民间的同类造型截然不同，如果再与夸张、变形而理想化的彩蝶组合，则寓意富贵长寿、幸福美满。
京秀也可以挂在墙上欣赏
而常服中的“八吉祥”(也称佛家八宝)：轮、螺、伞、盖、花、罐、鱼、肠和“八宝”：宝珠、方胜、玉磬、犀角、古钱、珊瑚、银锭、如意，吉祥纹样均象征着尊贵，以衬托帝王的威严仪态。
在宫廷礼服中下摆处的寿山福海，则采用了弯立水、卧水等形式，表达了奔腾泻流之势，以象征帝王一统江山的非凡气概，海中宝物若隐若现，海上祥云浮动、缭绕集结，瑞气满天，一派祥和。概括凝炼的山峰，沉稳而坚实，代表了江山的永固和强盛。这些独特的艺术符号相互排列、穿插，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威严，真可谓尽显皇家气势。
“京绣”于民间
“京绣”的应用范围仍是服装服饰及生活用品，图案内容极为丰富。我们现在常见的有用于喜庆、祝寿一类：如八仙祝寿题材(人物造型以各曲剖山手中使用的法器暗喻)中的五福捧寿(寿字周围环绕5只蝙蝠)，福寿双全(佛手与桃子的组合)，福寿如意(桃子、蝙蝠与灵芝的组合)，福、禄、寿三星(三位仙人)，长寿、长喜(长形寿字式喜字)，报喜图(豹子与喜鹊)，同喜(梧桐树上落喜鹊)，荣华富贵(芙蓉花与牡丹)，玉堂富贵(玉兰、海棠花、牡丹的组合)，金玉满堂(水塘金鱼)、松鹤长春(松树与仙鹤)。寓意爱情美满的内容，如因何得偶(荷花、藕、莲蓬)，合和二圣(寒山、拾得二仙或一朵荷花与一个宝盒)，夫荣妻贵(芙蓉与桂花)，并蒂同心(一藕生两朵荷)、麒麟送子(麒麟上坐一童子)，子孙万代(葫芦满枝)。
仕途方面有：一路连科(鹭鸶鸟与荷苇)，杏林春宴(燕子与桃花)，官上加官(公鸡与鸡冠花)，鱼跳龙门等，寓意吉祥的图案有吉庆有余(宝瓶中插戟挂磬和鱼饰品)，室上大吉(石上雄鸡)、吉祥如意(象上坐一执如意的童子)、刘海洒钱、喜相逢(两只喜鹊)等件件注重口彩，通过谐音、会意、比喻的手法，将祈福迎祥、驱恶避邪的美好愿望化为图形，形成了“京绣”造型艺术的鲜明特征，观者、解说者同享吉祥口彩。在这点上，“京绣”与其他绣派有明显不同，这与京城人文、特殊地域有着密切的关联。
面对五彩缤纷、令人眩目的众多绣品，如何选择我们所需要的京绣品呢除了了解“京绣”艺术的基本特征(详细内容参见《博物杂谈·京绣被遗忘的传奇》)，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对于收藏者来讲，年代久远、品相完好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绣品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还是它的品位。这些艺术品的制作来源有“绣院”、“绣坊”、“闺阁”，但由于艺术修养、技术能力(职业绣工和非职工绣工)、创作愿望、绣品材料等多种因素的不同，必然导致同类绣品的艺术价值也就相差甚远了，更何况同属一个范围也有高下之分。因此，我们在收藏鉴赏中，要识别它的来源、出处，属于哪一范畴，通过图案的内容领会原创的内涵，再看它的针法与所绣图形的创意。绣品的意味主要体现于图案设计的艺术修养和刺绣者高超技术默契的表达和完善。有工而无艺，只是材料的堆放，谈不上艺术品，只有技艺均为上乘的绣品才是理想的收藏品。当然，能够了解到它的用途，源于何人、何处，就更有收藏的意义。
品相也是收藏中至关重要的一方面。织绣物品大多是生活中使用过的，尽管精心爱护，难免有磨损褪色的现象。局部破损在所难免，但如果整体破坏或经过修复，有明显改动，其价值也就大减了。但有些工艺好的服装、服饰类残片(特别是清代中期这类情况较多)，经过分割、取舍装裱后，配上适宜的木框，作为室内装饰画，也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因为其中大部分是“京绣”中的珍品，其技艺也早已失传了，而且，许多传统服饰图案本身就是相对独立的。收藏要根据自己的爱好，不可能一律审美大同，但是对于刺绣的工艺、年代及艺术价值，还是要综合考虑、慎重选择，绝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追风。
清末至近代许多绣品也是很有时代特点的，一些书法、楹联无论绒绣还是盘金，其中不乏绣中精品，高超的技术使书法原作的笔意、笔触十分精确地再现于丝织面料上，别具一格，耐人寻味。全部用金线作为刺绣材料是“京绣”的独特风格，这种形式的绣晶有平金、盘金、绒绣圈金等。题材包括人物、花鸟、风景、书法，其中也有变换细线颜色，从而形成不同色泽的艺术效果。高贵、典雅，在于精细严谨之中，又超越艳丽、娟秀之上。因此，在当时就有南绒(绒绣)北金(用金线)的说法。收藏这类绣品一定要注意金线的色泽，因清末以后金线含金量渐少，特别是在民间绣品中，色泽暗淡呈铜色，且不少绣工极其粗劣。
刺绣品虽以针线为造型，极尽精微细腻的同时，题材、内容也涉及面甚广。比如宫廷贵女刁服装的领、袖、衣边，不仅仅是装饰纹，其实也是服装的灵魂所在。做工精湛的图案，内容十分丰富，人物典故、花鸟、山水、吉祥纹样不乏贯穿释、道、儒，东方哲学思想传统文化精神内涵的题材与说教内容。看似平淡而女性化，细细品玩，趣味无穷。既赏心悦目，亦可丰富历史知识，陶冶性情。
绣品收藏需要综合知识，因此，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及专业知识，通过参观、欣赏优秀展品，提高识别鉴赏能力，才能领晤到“京绣”艺术的神韵和无穷魅力。
10．苗绣
苗族的刺绣艺术，是苗族历史文化中特有的表现形式之一，是苗族妇女勤劳智慧的结晶。苗家妇女擅长纺织和刺绣，清《开化府志》、《广南府志》、民国《马关县志》、《邱北县志》都记载有苗族妇女“能织苗锦”之句。苗家姑娘个个会绣花。由于环境的熏陶，苗族女孩四五岁就跟着母亲、姐姐和嫂嫂学绣花了。到了七八岁，她们的绣品就可以镶在自己或别人的衣裙上了。
苗族喜爱刺绣就像喜爱唱歌一样，几乎视若生命的一部分。苗族姑娘好刺绣是与传说里的苗民南迁联在一起的，说是有位叫兰娟的女首领为了记住迁徙跋涉的路途经历，想出了用彩线记事的办法，过黄河绣条黄线，过长江绣条蓝线，翻山越岭也绣个符号标记，待最后抵达可以落脚的聚居地时，从衣领到裤脚已全部绣满，从此，苗家姑娘出嫁都要穿上一身亲手绣制的盛装，为的是缅怀离去的故土，纪念英勇聪慧的前辈，同时也为了承继前辈流传下的这份美丽，不忘祖业，激励后人。
苗绣以五色彩线织成，图形主要是规则的若干基本几何图形组成，花草图案极少。几何图案的基本图形多为方形、棱形、螺形、十字形、之字形等。苗族妇女刺绣不打底稿，也不必先描画草图，全凭自己天生的悟性，娴熟的技艺和非凡的记;忆力，数着底布上的经纬线挑绣。她们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布局谋篇，将一个个单独的局部的图形巧妙组合，形成一个丰满的绣品，达到和谐完美的境地，美观大方。
苗绣最讲究对称美、充实美和艳丽美。所谓对称美，就是上下左右不论图形、色彩、空间，都完全要求对称；所谓充实美，就是整个绣品不留空白；所谓艳丽美，就是用色大胆，大红大绿，鲜亮夺目。
苗绣主要用来镶嵌服装的衣领、衣襟、衣袖、帕边、裙脚、护船边等部位，亦可用它来缝制挎包、钱包等。一件布料价格平平的上衣，一条普通麻布制成的褶裙一旦镶上了苗绣，便会光彩夺目，身价百倍。
苗绣显示了苗族妇女高精的工艺水平。近些年来，苗绣这朵艺术奇葩已享誉海内外，成为观赏、收藏的艺术精品。
苗绣是独具特色的一种中华刺绣艺术。苗族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唐代时，东谢苗族是“卉服鸟章”，即在服装绣上许多花、鸟图样。明代时，贵阳苗族喜用彩线挑成“土锦”，“织花布条”，“绣花衣裙”。清代文献记载苗族刺绣织锦的很多，如黔东清水江苗族刺的“锦衣”和绣的“苗锦”。古州苗族刺绣亦多，今榕江县平永地方一户苗族农民至今还保存着两套乾隆时代的男女服装，都满绣彩色花纹。关于贵州、云南、川南、湖南、广西各地苗族绣花、织锦，各种史书及地方志多有记载。可见刺绣织锦是苗族人民美化生活的不可缺少的工艺，是人们一种爱美的体现。
苗族刺绣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技巧。针法很多，有平绣、辫绣、结绣、缠绣、绉绣、贴花、抽花、打子、堆花等十来种。图案有视为吉祥的麒麟、龙、凤和常见的虫、鱼、花卉、挑子、石榴等；颜色有大红、水红、紫红、深蓝、浅蓝、深绿、浅绿、橙黄、深黄等。一般以绸缎作底，绘上或贴上图案，因此剪纸又成了妇女们必须掌握的一种艺术。
刺绣有平绣和凸绣之分。平绣流行面很广，湖南、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苗族都用此法，其中以黔东的舞阳河、清水江流域及关岭、文山等地最为突出。凸绣是在底布上多铺几层纸花，使所绣花卉凸出，有立体感。黔东有的喜绣大花，绣成后，再用金线围着花瓣边缘缀上，花朵就格外醒目了。城步苗族的刺绣，多以青、蓝布作底，绣出五彩花纹。
有的刺绣针法，与其他民族不同，如辩绣、结绣、贴花、堆花等。辫绣是先将八或十二根染色丝线先编成“辫子”，然后将它回旋满缀于底布成花。结绣是插针后，以线在针头挽数结，然后抽针，如此反复插满花结。贴花是用彩色丝片剪作许多等腰三角形，如葵花米大的小瓣贴在底布上，再在其周围密绣一圈，纹样多为几何图形。主要流行于炉山、丹寨、麻江、雷山等县的部分地区。堆花是用缎子剪作花瓣，贴上较小的布壳，边沿往里折，再层层堆叠，缀成后，花瓣逐层凸出，就象木雕一样，主要用作袖花，流行于凯里市翁项一带。
雷山苗绣
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地处黔东南，是苗族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全县苗族人口占总人口的83.6%。雷山县因所辖的雷公山和苗寨闻名。因常年在桃源般的雷公山怀中生息，雷山苗的苗绣自然也就有了一番不一样的风情。雷山苗族的服饰至今仍保留着原汁原味的传统风格，精美绝伦的刺绣技艺和璀璨夺目的银饰让人赞叹不已。
雷山苗装由苗衣，百折裙、和极副富特色的彩带裙组成。衣服上的刺绣装饰位置同台江苗衣一样，但色泽运用上就比台江的丰富许多。技法上也是百花争鸣，辫绣、平绣、皱绣、堆绣、拼贴、都经常能在雷山苗绣中看到。纹饰上多数是各种动植物和吉祥之物，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极为少见的文字衣，这些文字或是充满了欢庆祝福、或是沾沾自喜、或是报复远大、还有的不知所云；更有甚者，青天白日旗和"上中下正"之字号也赫然在目。雷山苗族服饰按结构和风格划分，主要有长裙、中裙、短裙、超短裙四种，也称西江型、也蒙型、公统型、大塘型。
雷山苗族服饰制作工艺独特，形制很有代表性，有些是雷山独有，有些他处亦有却主要分布在雷山县境内。与形制相关的刺绣工艺亦有其独特性，如双针锁绣、绉绣、辫绣、丝絮贴绣等，尽管别处也有，但就技巧而言，雷山苗绣更具特色，并技法多样。雷山苗族刺绣的图案在形制和造型方面，大量运用各种变形和夸张手法，并大胆使用多维立体造型和型中型的复合手段及比喻、暗喻、借喻、象征等的表达技巧，体现出别具民族风格的审美情趣。
花溪苗绣
贵阳市花溪苗族挑花技艺在贵州苗族刺绣技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史书记载：苗族先祖九黎部落原居黄河流域，由于在与外族争战中多次败北，逐渐西迁，部分支系进入今贵州境内，其中一个自称为"谋"（他族称之为"花苗"）的支系定居在格洛格桑（今贵阳）。这个苗族支系原先主要用蜡染来装扮自身，后发现挑花色彩更丰富，表现力也更强，便开始在蜡染图案底纹上进行挑花，挑花渐从蜡染脱胎，形成独特的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常见的挑花图案有猪蹄杈、牛蹄杈、牛头、羊头、狗头、冰雪花、刺藜花、浮萍、荷花、稻穗、荞子花、铜鼓、灯笼、银杈、铜钱、太阳、青蛙、水爬虫、螃蟹、燕子、楼阁、田园、桥梁、河流、苗王印等。
花溪苗族挑花技艺具有追念先祖、记录历史、表达爱情和美化自身等功用，同时又有很强的装饰性。用十字绣为基本针法，数纱而绣，不用底稿，反面挑正面看的特殊技法，使整件挑花作品显得更加美观精巧。花溪苗族挑花的艺术风格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为早期，这一时期挑花底布为自织青色麻布，色彩单纯雅致，以银色调为主，白色中点缀有小面积的彩色，构图严谨，图案有几何化、程式化的特征；1900年至1966年以前为中期，这一时期挑花底布仍多为青色麻布，也有少量青色土棉布，色彩热烈华丽，多以红色调为主，配以黄、绿、白等色丝线，构图较前期活泼，图案更加丰富；1967年以后为晚期，这一时期挑花底布色彩和质地都呈多样化趋势，增加了红、蓝、黄、白、黑等色机织布，甚至使用塑料窗纱和粗麻袋布做底布，挑绣用的彩线除了蚕丝线又增加了十字线和毛线，构图更加自由，图案更加多样化，有的艺人还开始摹仿现代织物上的写实图案制作挑花。
由于苗族没有文字，花溪苗族挑花成了本民族历史和传说的载体，独特的挑花贯首服也成为这支苗族的识别标记和象征。挑花在花溪苗族的日常生活、节日庆典及择偶、婚丧、宗教等仪式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有着很强的实用价值。花溪苗族妇女在制作挑花时，不但注重继承本民族的艺术传统，而且还善于发挥想象力，大胆地进行再创作，几乎找不到两幅完全雷同的作品，使得挑花有着较强的艺术性和独创性，广大美术家和收藏家对之极为珍爱，国内外博物馆也多有收藏。
剑河苗绣
剑河县苗族锡绣主要分布于贵州省剑河县境内的南寨、敏洞、观么等乡镇，已流传了五六百年。苗族锡绣以藏青色棉织布为载体，先用棉纺线在布上按传统图案穿线挑花，然后将金属锡丝条绣缀于图案中，再用黑、红、蓝、绿四色蚕丝线在图案空隙处绣成彩色的花朵。银白色的锡丝绣在藏青色布料上，对比鲜明，明亮耀眼，光泽度好，质感强烈，使布料看上去酷似银质，与银帽、银耳环、银项圈、银锁链、银手镯相配，极其华丽高贵。
锡绣工艺独特，手工精细，图案清晰，做工复杂，用料特殊，具有极高的鉴赏和收藏价值。苗族锡绣与其他民族刺绣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用蚕丝线而是用金属锡丝条在藏青棉布挑花图案上刺绣而成，其核心图案犹如一座迷宫，变化莫测，耐人寻味，寓意深刻，充满强烈的神秘意味。
龙这一古老悠久的中华民族的图腾形象，在苗绣中得到充分而且非常多样的记录和描述：不仅有汉族中最为流传的龙的样式的丰富记录，还有鱼龙、鸟龙、蚕龙、猪龙、象龙、蛙龙甚至双身龙、双首龙，长脚的娱蚣龙，无脚的蛇身龙，彩线刺出的“花身龙”与花卉枝蔓辉映，簇拥着小人形的双龙腾身而舞，还有与山稀水怪、神人兽物杂陈共处的龙，那长着一对大牛角的龙似出现的最为普遍，而且还有牛角人面的龙婆、龙公，苗人称为央公、央婆，从苗民祭祖大典吟唱的《苗族古歌》中，我们获知了央公就是姜央，他与龙、蛇、虎、水牛、蜈蚣、雷公等十一个同胞兄长都是由枫木树心化生的蝴蝶妈妈所生，又由枫木树梢化生的鸡宇鸟孵养，于是姜央便成了苗民的人祖，蝴蝶妈妈成了母祖，而龙兄长带领的众兽虫都成为与苗人粘带血缘的先祖。可以想见，龙这个唯一非现实化的形象与苗族的关系是十分久远了。
曾有人说：“中国龙的躯体真正得到随意舒展的地域是在僻远而自由的苗疆”。在地处祖国西南山区的苗乡，龙，不仅是苗族人民崇尚的形象，而且被塑造得十分玮奇诡谲、栩栩如生。
苗乡的“龙舟节”是闻名于世的。披红挂绿的龙舟头与汉民族的龙头造型十分相像，一样的威武昂扬，但却有一点不同，就是龙舟龙头上生出的那对大牛角，这点与汉龙的异处，我们在同样驰名的苗家刺绣中看得更为充分。
我们可以先从那化生母祖的神木和孵化母祖十二只蛋的鸡宇鸟说起。苗族起源的多种说法之一是“东来说”，这与神木、鸟有关，也与中华民族的上古神话传说相关，说木神句芒辅佐了东方天帝太嗥。太嗥其实是一个以神鸟为图腾的上古氏族，又说太嗥便是伏轰，伏轰与女锅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尽人皆知的，他们传说中的样子便是龙的最初形式，《列子·黄帝》记：“疱牺氏（即伏羲）、女娲氏……蛇身人面”，《春秋纬合诚图》记：“伏轰龙身牛首”，可以说，这些上古的图腾意向在苗族的绣品上反映得非常明显，比如那看似双龙戏珠的绣品，中间却是个人，这人其实就是苗民人祖姜央，而双龙便成了庇护苗民的伏羲与女娲。
现今聚居西南山区的苗人与上古东方氏族的关系还可以从炎黄饯争的故事找到根由，说是上古时各行仁道而道不合的炎帝和黄帝发生战争，最终炎帝战败，偏守蛮荒的南方一隅，跟随他的苗民也跋山涉水最后落户在西南山区，又有一说是炎帝这位中华民族的“农神”、“谷神”最后成了管辖南方的天帝，被本是当地土著的苗民认做了自己的始祖。有一点确证了炎帝与苗民的古老关联，就是苗人的牛龙图腾就是传说中的炎帝形象：人身牛首。难怪在苗绣的形象中有那么多的牛角龙形象。
苗族的文化与中华民族的上古历史如此密切的缠绕一起，苗族的刺绣不仅热烈奔放，而且蕴意着神秘悠远的篇章，苗绣中的龙更以其丰富的意象与中华民族的开创历程紧密地联在一起。从这些残存着“人神混同”、“人兽混同”、“自然物类混同”的原始思维特征的绣品中我们看到，苗族人民营造出的龙是那样的率真稚气、热烈奔放、神奇壮丽、自由不羁，令观者如醉如痴！
苗绣艺术，最初与古代少数民族雕题纹身不无关系。雕题纹身是古代少数民族仿造危害人的一些动物花纹，想象中的鬼神形象，在身上刺破皮肤，涂以朱砂或其它色彩，以避兽妖之害。从而产生了一种残酷的护身艺术。后来由“织绩木皮”到发明了养蚕抽丝纺织做衣，苗族人民便在布上、衣服上描绘、刺绣花样，形成了一种风格独特的民族艺术。
1．纹样构成的独特形式
湘西苗绣的图案纹样构成形式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整体上呈抽象形式，而局部则参照自然物象的视觉表象加工制作，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形式化了。典型的例子是洋溢着浓郁历史意义的江河故土图案。如苗语中称为“弥埋”和“浪务”的花边纹样。“弥埋”花边是由无数个马的抽象花纹相互间连成一串，横贯在河水中间，两边是无数花塔纹样，层层相叠，相间排列，再外层两边各用一条折线式纹样镶嵌着，整个图案结构严谨、精巧，造型简练，表示苗族祖先迁徙时骑马飞渡大江大河，跨越高山峻岭，才来到这里安家落户。“浪务”图案是两条折线形白色横带，一边是小山，另一边是一朵朵立形花簇，表示苗族先民曾住在大江大河边，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等多种原因，才离开长江中下游往西迁徙。
第二类是整体造型具象明确，形态逼真，而又由各种物象综合而成，充满神秘色彩。这主要表现在各种动物、植物的“杂交”图案上。一个动物的身子、脚、头、翅膀可以添加花草、果实，运用夸张、变形等手法，造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像中有像的效果，表现出对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浓缩凝结而成的一个新的造型样式。
第三类就是根据装饰、表现、象征等艺术形式的需要，并结合本民族的民族性格、审美习惯、宗教信仰等，将物象形体进行肢解或予以变形，造成新的艺术境界。这类纹样充满着一种神性，表现出苗族同胞对祖先的图腾崇拜。
2．热烈奔放的浪漫风格
湘西苗绣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既受到楚汉文化和周边少数民族刺绣的影响，又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表现出一种热烈奔放的浪漫风格。苗绣艺术与楚艺术的风格颇有一致性，二者的纹样组合复杂、饱满，手法细腻，线条优美，有怪异之形而无狰狞之态，使人感到亲切、纯真、朴实。苗绣艺术与楚艺术之所以有这些共性，与它们共同的文化来源和传统有关。按照史学界和苗学家们的普遍认识，楚国是在古三苗地域和以三苗遗裔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楚巫官文化主要承袭了三苗之巫教文化，被称为“苗的文化”，而近代苗族巫教文化亦承袭有楚巫官文化。湘西苗族、土家族、汉族处于错居杂处状态，这里又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集居的入口，这里周边的少数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刺绣工艺也就很自然地出现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取长补短的格局。
然而，湘西苗绣之所以未被外界同化，仍保持了自己鲜明特色，与苗族历史上大迁徙所形成的大分散、小聚居有一定关系。由于历代统治者对苗族歧视、驱赶、封锁，使他们被迫分散聚居在大山里，几乎与外界隔绝。凤凰、花垣、保靖、古丈等县在明万历年间至清嘉庆二年被划为湘西“苗疆”，修建了一条绵延三百六十余里的“苗防”、“边墙”，将以腊尔山台地为中心的所谓“生苗”或“红苗”区圈围起来，禁止苗民与外界交往。长久被封锁，受歧视，遭欺凌，铸就了苗族人民一种不屈不挠的倔强气质，一种热情、豪放的品格和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理意识，培养出一种独特的审美观念以及艺术表现形式。
苗绣中形象各异的蟠龙、飞鸟、蝶、花、鱼、虾，既不是对大自然的单纯模仿，也非单纯的自我艺术表现，而是一种由生命形象的非实在性的虚幻性创造。苗绣构图紧凑、饱满、圆浑，线条有粗细、虚实变化，流畅飘逸。设色不刻意于固有色的表现，多依本民族的审美心理，大胆进行夸张、想象，灵活地加以运用。崇尚红、绿、蓝、黑等色，在协调中讲究纯度、明度、冷、暖及色彩的强烈对比，其纹样、色彩的夸张变化，既着意于生气勃勃的客观对象的表现，又揉进梦幻的幻想色彩，形成了苗绣独特的艺术风格。
3．古朴、原始的情趣
湘西苗绣以古朴、稚拙的形式，纯洁、朴实的情感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我们从每一件刺绣作品中，都能感受到古朴的造型、艳丽的色彩所表现出的纯真，毫无矫揉造作、华而不实之感。纹样繁缛、夸张、饱满，体现出一种原始的情趣。别林斯基曾经说过：“纯朴是真理的美——艺术作品因为它而有力量。”湘西苗绣之所以具有这种风格，不仅在于造型的夸张和变化，也不仅在于色彩的绚烂艳丽，而更在于它洋溢着一种粗犷、豪放、朴素的情调，体现了一种现代人不可企及而又十分渴望的原始、真挚、纯洁、朴实、人情味十足的情感和理念。尽管刺绣中很少有描绘人物活动的场面，但却让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苗族姑娘美好的情感和生命的存在。
4．“移情”、“养性”的审美特征
鲁迅先生指出，文艺的功能在于“移人性情”，“涵养人的神思”。湘西苗绣纹样大都是动物花草，很少描绘人物，更没有直接的说教，而是借助丰富的物象来反映喜庆、吉祥、人寿年丰、友谊、爱情等等美好的愿望，表达苗族同胞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向往，都是对大自然的美好赞歌。
湘西苗绣，是祖国灿烂文化艺苑中的一枝奇葩，它起源于湘西苗民的特殊生存需要，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一种务美的民间艺术。在同楚、汉刺绣文化的交汇、碰撞中，既吸收了楚、汉刺绣文化中积极的浪漫主义成分，又大胆表现个性，弘扬湘西苗族的民族精神，保持着自身独特的审美标准和审美理念，固守率真自我。尤其是湘西苗族刺绣中体现的原始古朴、纯情善良、乐观向上的传统美德，令现代人向往。因此，挖掘、整理、研究湘西苗族刺绣艺术，无论是对于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对于重构经典艺术批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1．汉绣
汉绣主要流行于荆沙、武汉、洪湖一带。汉绣作品曾多次在京展出，还参加了巴黎、华沙等国际展览，受到好评。1910年和1915年，汉绣制品在南洋赛会和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
汉绣，以楚绣为基础，融汇南北诸家绣法之长，揉合出了富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新绣法。它的用针有别于四大名绣……苏绣、蜀绣、湘绣和广绣，采用一套铺、平、织、间、压、缆、掺、盘、套、垫、扣的针法，以“平金夹绣”为主要表现形式，分层破色、层次分明，对比强烈。追求充实丰满、富丽堂皇的热闹气氛，绣品可以枝上生花，花上生叶，叶上还可出枝，充分体现了“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学思想，呈现出浑厚、富丽的色彩。
从春秋中期到战国时，楚国的刺绣品已远销到西伯利亚地区，可见其刺绣业之发达。南方的楚国丝织业足以代表当时我国丝织品工艺技术的最高水平。屈原的《楚辞·招魂》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楚宫丝织品图画，“翡翠珠被，烂齐光些。蒻阿拂壁，罗帐张些；纂组绮缟，结琦璜些。……翡帏翠帐，饰高堂些”，“被文服纤，丽而不奇些。”这种需求对刺绣品的生产、发展的刺激是不难想见的。同时，楚文化氛围下民间戏曲的发达、巫风巫月术的盛行又为刺绣走向民间提供了生长的沃土。
汉绣的鼎盛期是清末民初。咸丰年间，汉口设有织绣局，集中各地绣工绣制官服和各种饰品。清末，在武昌的营坊口、塘角、白沙州、积玉桥和汉口的黄陂街、大夹街一带，开有许多绣铺，汉口还有一条绣花街。当时的汉绣产品主要分三类：作为生活用品的有绣衣、绣枕、门帘、帐沿、绣鞋、头巾、围裙、荷包等，多用于闺阁陪嫁。其中，汉口的绣花戏衣颇具名气。二是装饰品。有壁挂、中堂、屏风、彩帐、堂彩、龙衣、狮皮、戏装、道具等。三是敬神赛会的礼仪用品，包括神袍、袈裟、彩幡等。
抗战时期，日军侵占武汉，汉口绣花街被烧毁，汉绣日趋凋零，技艺几近失传。新中国建立以后，汉绣才重放光华。80年代，汉绣产品已由原来的民用小绣品和少量古典戏剧绣服发展到帐帘、披风、被面、枕套、服装、大幅、中堂、条屏、折页、摇件和屏风等十多个品种。2003年，汉绣传人任本荣先生在汉成立了汉绣工作室，大力发扬汉绣技艺。
江陵马山一号墓发掘出的战国中期绣品，进一步证实了汉绣的历史承载量。绣线颜色以红、黄、绿、兰等亮色为主，绣品以密集的满绣填充块面，或虚出绣纹轮廓内的局部块面，绣出的珍禽异兽、奇花佳卉富于立体感和虚实感，色彩鲜艳、花纹瑰丽，典雅而富丽，对汉绣艺人“花无正果，热闹为先”的美学观念的形成无疑产生了深刻影响。
12．瓯绣
瓯绣，产于浙江温州，它与湘绣、苏绣、蜀绣齐名，被称为我国四大名绣。瓯绣是从装饰生活用品逐渐发展起来的刺绣工艺，早期的绣品有神袍、戏装、寿屏等，后来又扩展到刺绣山水、人物、走兽、书法等，具有较高的观赏艺术和装饰效果。瓯绣最大的特点是针法繁多、做工精细。主要针法有平针、拖针、滚针、打子等数十种，具有构图简练、主题突出、色彩明艳、针法匀整灵活、绣与画巧妙结合等特点瓯绣品种繁多，除各式画片，戏装、挂屏等装饰品外，还有台布、枕套、被面等日常用品。画面有人物、山水、花卉、走兽四个大类，花色品种达上千种。瓯绣是我国刺绣工艺中独具特色的精品，不仅为广大群众所喜爱，还在国际上享有盛誉。
瓯绣，浙江温州的地方传统艺术，中国六大名绣之一，由中国传统刺绣发展而来。温州地处瓯江之滨，故名，亦名“温绣”。
特点：构图精练，纹理分明，针脚齐整，针法多变，绣面光亮适目，色泽鲜泡调和，动物羽毛轻松活泼，人物、兰竹都能绣得精巧传神。
工艺：毛竹抽丝编织制成，用彩线在上面绘出花鸟、山水或人物，所以也称作“画帘”。
历史：瓯绣始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锦衣。兴盛于明清时期，当时多用于庙宇中的刺绣花纹。
清咸丰三年(1853年)，温州开始设有专业绣铺。多以绣官袍、龙袍、寿屏及庙宇应用的绣品为主，内容有人物、花鸟、山水等。以后品种增多，有枕套、被面、衣料等。
1917年并有大量绣品出口，最盛时有艺人五百余人。
1922年，温州刺绣艺人林森友改进瓯绣生产，此后瓯绣成为供欣赏的艺术品。
1957年，名画家苏昧朔先生开始为瓯绣设计人物绣像。
1960年，温州承接国家级礼品任务，专制精品，瓯绣成为高层次的艺术品。
中国*****期间，瓯绣开始日趋衰落。
“瓯绣”是我国名绣之一，至今已有800多年悠久历史。瓯绣在清末民初就有大量艺术品远销欧美等国，不少作品赴美国、日本参展，并曾经参加了在加拿大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建国以后，瓯绣作品被北京人民大会堂收藏，还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后一度衰落。瓯绣技艺精湛，集绣、塑、雕、刻、嵌等工艺于一体，并吸收中国画和油画色彩的表现形式，具有较强的观赏性。小可精致细腻，大可气势磅礴，是我省优秀的民间传统手工艺种类之一。2001年被列为浙江省工艺美术重点保护品种。近年来在温州市政府的重视下，瓯绣艺人进行了瓯绣传统工艺精品创作，搜集、挖掘和整理即将失传的传统针法技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向以人物见长的传统艺术瓯绣，又发展创新一种极有艺术价值的新品，即瓯绣人像绣、人像发绣艺术，丰富了这项古老的传统工艺。
13．鲁绣
鲁绣——山东生产的刺绣品，山东地区的代表性刺绣，山东省简称为“鲁”，故名。是历史文献中记载最早的一个绣种，属中国“八大名绣”之一。它所用的绣线大多是较粗的加捻双股丝线，俗称“衣线”，故又称“衣线绣”。曾流行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其绣品不仅有服饰用品，也有观赏性的书画艺术品。鲁绣风格较他绣不同，多以暗花织物作底衬，以彩色强捻双股衣线为绣线，采用齐针、缠针、打籽、滚针、擞和针、镇绣(辫子股针)、接针等针法，选取民间喜闻乐见的人物、鸳鸯、蝴蝶和芙蓉花等内容，莲花罕为题材。
鲁绣博采“苏、粤、蜀、湘”四大名绣之长，而又独具一格，是中华民族悠久刺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鲁绣集抽、勒、锁、雕等精华工艺于一身，色彩淡雅、构图优美、虚实适宜、形象逼真。绵远悠长的齐鲁文化赋予了鲁绣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丰富的人文内涵。那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绣品，宛如历史的画卷，生动详实地记录了时代的变迁。
鲁绣春秋时期的齐鲁已兴，史称“齐纨”或是“鲁缟”，至秦而盛，至汉已相当普及。《史记·货殖列传》上对此有“冠带衣履天下”之称。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专门为绣业而设置的“服官”，据《汉书》记载，“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当时绣业的昌盛和重要可见一斑。
鲁绣从古代帝王公卿的章服走入寻常百姓家，无论是邹县1350年李裕庵墓葬中沉睡的绣裙、袖边、鞋面采用的山东传统“衣线绣”，所表现出图案苍劲粗犷、质的（地）坚实牢固；还是存于故宫博物院中的明代作品《文昌出行图》、《芙蓉双鸭图》所表现出的用色鲜明、针法豪放、朴实健美，都向世人展示出鲁绣绣饰鲜明而不脱离实用的民间艺术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