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陶器的发明
中国陶瓷是中国先民的伟大发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便出现了。伴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这一“土与火”的艺术不断丰富、成熟、推陈出新。到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出现了原始瓷器。又经过千余年的创造积累，东汉时期，首先由浙江地区的制瓷工匠“点土成金”，创烧出成熟的青瓷器。此后历代各具风格多姿多彩的瓷器迭出不穷，美不胜收。中国陶瓷经历了从陶到瓷，陶、瓷齐驱的发展历程，被喻为中国文化的象征。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高岭土）的无机混合物作原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方法制成的器皿统称为陶瓷。自古以来，专门从事制作陶器和瓷器的手工业称为陶瓷手工业。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陶器的发明，也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陶器究竟是怎样发明的，目前还缺乏可靠的材料予以详尽地说明。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的注引中指出：“古奎是九世纪最早提出陶器发明的第一个人，即人们将粘土涂于可以燃烧的容器上以防火，其后，他们发现只是粘土一种可以达到这种目的。因此，制陶术便出现于世界之上了”。思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进一步指出：“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它是人类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都能各自独立创造出来。
陶器的产生是和农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是先有了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在人类进入新石时代，由于农业和牧畜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活。特别是农业的发生和发展，为人类提供了比较可靠而稳定的可供食用的谷物。谷物都是颗粒状的淀汾物质，不像野兽的肉体便于在火上烧烤食用。同时，剩余的食物需要储藏起来。正因为如此，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定居生活的需要，人们对于烹调、盛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创造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陶器。陶器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在生产斗争中辛勤劳动的结果。从民族学和考古学上都可以得到充分的物证。
2．陶瓷的发展
陶器出现的具体年代，目前尚难确知，根据考古发掘材料估计，约在8～9千年以前新石器时代开始出现，几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的主要生活用具。这时的陶器由于烧造工艺的不同，还出现了红陶、灰陶和黑陶等不同品种的陶器。与此同时，人们为防止陶器经火烧或水浸泡断裂，而在泥土中羼入砂子，烧制成泥质夹砂灰陶和夹砂红陶。此类陶器多用于烹调器、汲水器和大型容器。故又有泥质陶和夹砂陶之分。
中国陶器生产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河北省徐水县的南庄头遗址发现了10000多年生的陶器；江苏省溧水县回峰山的神仙洞遗址出土了距今11000年左右的陶片。我国距今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已出现大量红陶、灰陶、黑陶、白陶、彩陶、彩绘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红陶、灰陶、磨光黑陶、彩绘陶以及各类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陶塑艺术品、建筑陶构件大量生产。
3．新石器时期
（一）新时期时代的特征
1．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约公元前6000～公元前2000年）
我国新石器时代陶器分布相当广泛，南北各地均有大量文物资料出土。主要分布区域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东南沿海及北方地区等。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以彩陶闻名，下游地区以工艺精致的白陶和黑陶著称，东南沿海地区以印纹硬陶为代表，北方地区则以富有民族特色的造型称奇。
（1）新石器时代早期陶器
磁山文化的陶器，以敞口、深腹罐、小口、双儿罐，敞口、圜底钵或三足钵为主，并有一些平底盘、椭圆型盂、三足鼎、杯和靴形支架等。器表多饰绳纹与篾纹。并有划纹与波折纹，偶尔也有简单的彩陶。
裴李岗文化的陶器也以直口或敛口深腹罐，小口、双耳壶，敞口、圜底钵、三足钵和碗为主，部分双耳壶的底部有加圈足或三锥状足的，并有一些三足鼎和瓢形器。器表纹饰以簚纹或划纹较多，很少见绳纹。
（2）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仰韶文化陶器
仰韶文化陶器是承袭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河老官台文化陶器发展而来，但器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其特征是：胎质比较纯净、细腻，陶泥经过淘洗，表面磨制光滑，虽以手制为主，但已出现慢轮修正迹象。火候一般较高，陶色以红色者居多，并有一些棕陶、橙黄陶、灰陶和少量白陶。器表以素面与磨光较多，并有一些划纹、弦纹、附加堆纹、拍印的绳纹和蓝纹等装饰。部分细泥质陶器表面实有陶衣，并有用黑、白、红等颜色彩绘的图案花纹的彩陶器。
仰韶文化常见的陶器有：
炊器：有大口或口微敛的深圆腹、平底砂质罐，小口、深圆腹、圜底、三足砂质罐形鼎，大口、浅腹或折腹圜底、三足盆形鼎，小口、扁圆形腹或扁折腹、圜底、三足釜，敞口、深圆腹、平底、镂空甑和带有火门的平底、盆形陶灶。
饮食器：有泥质大口、圜底或平底钵，大口、鼓腹或斜壁平底碗，大口、浅盘高柄豆，大口或直口、深腹陶盂和直口或敞口陶杯。
盛储器：有大口、深腹或浅腹、略鼓或折腹、平底盆，大口或敛口、深腹、平底罐，小口、深圆腹、平底瓮，小口、深腹或加双耳尖底瓶和大口或小口微敛、深腹、平底或尖底缸等。部分陶钵、陶盆和陶罐的上部饰有彩绘，另有带握手的陶器盖、筒形细腰陶器座、白陶器与硬陶器。
（3）马家窑文化陶器
马家窑文化的陶器，以砂质河泥质红陶为主。但泥质陶的胎质细腻，器表多经磨光，并多系手制，彩陶最为发达。彩绘多用黑彩在泥质红陶或橙黄陶的颈部与上腹部，绘制出颜色鲜艳、线条流畅的图案花纹装饰。在砂质红陶器表还有施用划纹、三角纹、绳纹和附加堆纹，表明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已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具有代表性的陶器是彩陶，有小口圆腹瓮（又称彩陶罐）、双耳彩陶罐和彩陶钵，其炊器为大口、深腹、平底砂质罐；食器如敞口微敛、浅腹、平底盆，敞口、喇叭形座豆，大口、平底碗和敞口、浅腹、平底钵；盛储器有小口、短颈、圆腹或双耳、平底瓮，小口、长颈、圆腹、平底壶，小口、长颈、深腹陶瓶等，另有陶杯与陶盂，其中多数陶瓮器表饰有彩绘图案。
根据马家窑文化彩陶的纹样还可以区分为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
马家窑类西彩陶：制作精细，以黑色彩绘较多。彩陶纹样有条带纹、圆点纹、弧纹、波纹、方格纹、垂幛纹、线纹、人面纹、蛙纹和舞蹈纹等。
半山类型彩陶也以黑彩为主，但兼有少量红彩，构图复杂，纹样有螺旋纹、菱形纹、圆圈纹、葫芦形纹、三角纹、编织纹、连弧纹、网纹和锯齿纹等。
马厂类型彩陶纹样较粗糙，有在红色陶衣上面施用红、黑二色绘制的彩陶。纹饰有人形纹、目形纹、云雷纹、三角纹、方框纹与蛙纹等。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发展迅速、成熟，与黄河流域争奇斗艳，平行延贯又交流融合。成为当时我国陶器文化的主体部分。
长江流域的早期文化以河姆渡文化为代表，另有仙人洞遗址、彭头山文化、石头皂市遗址。河姆渡文化年代为西元前5000至前3000年左右，因1973年首次发现於浙江馀姚河姆渡而得名，生产泥质陶、夹炭黑陶和夹砂陶，全部为手制；多饰以刻划花纹或绘黑、白、红、褐彩，少数有镂空装饰；还有一些动物形象雕塑作品，造型朴实，拙稚感人。
中期文化有大溪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马家浜文化为代表。马家滨文化因1959年首次发现於浙江省的嘉兴县的马家滨而得名，用碳——14测定，其年代约在西元前4090年——前3100年左右。马家浜文化陶器以夹砂红陶为主，有少量泥质红陶、灰陶、黑陶和黑衣陶；器表素面磨光或饰弦纹，绳纹，划纹，附加堆纹及镂孔；器型有盘、盆、罐、杯、瓶、尊、豆、釜、鼎等。
晚期文化有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山背文化、石家河文化。其中良渚文化最为出众其分布区域为浙江、江苏部分地区，因1936年最先发现於浙江馀杭良渚而得名，据碳——14测定，约在西元前2750年——前1890年左右。良渚陶器种类较多，有夹砂黑陶、泥质灰胎黑陶，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采用轮制成型，器型有豆、盘、圈足壶、贯耳壶、尊、罐、缸、鼎等。均规整匀称；常用纹饰有凹凸弦纹、刻划纹、锥刺纹、竹节纹、镂孔。
2．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和西藏自治区，四川的陶器文化较为发达，云南、西藏颇有类似，具一定水准，贵州比较零星。
云南的白羊村文化多产夹砂褐陶，陶质疏松，胎壁较厚。均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制陶工具有陶垫，骨抿、陶支架、石印模等。器形独特，有罐、钵、缸、带流器等，肩、腹部常饰以变化丰富的划纹、绳纹、点线纹、剔刺纹、乳钉纹、附加堆纹、印纹（篦齿纹、圆圈纹、斜方格纹）、线纹等。
西藏在建国以後才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文化的遗址，主要是粗、细夹砂陶，陶色有红、黑、灰三种，均为手制，采用泥条盘筑法，手捏法或模制法，制作较粗糙。器形简朴，只有罐、盆、碗、盘等。纹饰种类极少，多为绳纹或几何形划纹。
3．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东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文化范围，包括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和广西诸省，基本上可分为早、晚两个阶段。
早期文化的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东英德青塘，冠山滑岩洞和广西桂林甑皮岩、马兰嘴山，杯较山、石尾山、海角山等处。以绳纹粗红陶为主要代表，质地较粗松，具有明显的原始特徵。纹饰除了绳纹，还有划纹，篦点纹，见齿纹，指甲纹和篮纹等。
晚期文化较早期为丰富，质料种类增加了泥质红陶，灰陶和黑陶；纹饰种类增加了颇具特色的几何印纹，绳纹迅速衰落，但大量素面陶依然为主要品种。工艺上仍为手制，器表留有慢轮修整的痕迹，器形也开始变化多样起来。
4．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
北方地区的陶器文化，统称为“细石器文化”，它的遗址遍布我国的东北、内蒙古自治区、宁夏、甘肃等地，由於陶器的发展受当时经济生活的影响和限制，因此，在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陶器数量和品种都较为丰富多样，在渔猎畜牧经济为主的地区较为稀少寥落。
其早期文化包括兴隆洼文化、新乐文化、小珠山文化、赵宝沟文化、左家山文化，以兴隆洼文化为典型。兴隆洼文化以1982年发现的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命名，此时期的陶器均为手制，只有夹砂陶，陶色主要为灰褐，黄褐，陶质疏松，胎质较厚，火候较低。典型器形为筒形罐，也有钵、罐等。多饰以数种纹饰组成的复合纹，戳印坑点纹等，有交叉纹、网格纹。竖压横排之字形线纹。
中期文化以红山文化为代表，发现於内蒙古赤峰红山，其陶器种类较多，有夹砂陶和泥质陶，制作较粗糙。泥质陶为红色，多作容器，夹砂陶为深褐色，多作炊煮器。装饰极具特色，有压纹、划纹。附加堆纹和彩绘，以“之”字形线纹尤为突出。器形多样，有盆、钵、罐、甕等。
晚期以小河沿文化为代表，还有北沟文化、阿善文化、纹器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夹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陶色种类分褐、红、灰三种，器形有甕、罐、尊、器座、钵、豆、盘、猪、狗等头饰、纺轮等。制作粗糙，很不规整。器表多施拍印的菱形细绳纹和斜方格纹，器底有编织纹，其彩陶花纹与大汶口文化颇有相似。
5．新石器时代原始陶器的造型
原始人在制造陶器时，像其它艺术一样，最初可能是取诸人类的形体或人体的某一部分构造成型，如人的头盖骨就是一个形状完好的现成饮器样品。
远古曾经存在过食人之风，人的头盖骨当作饮水用的碗已有实例发现。可能从旧石器时代起，人的头盖骨就曾经是人们用来饮水的杯子。因此，模仿人的头盖骨的形状制作陶碗、陶钵、陶盒等饮器，就十分有可能。事实上，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碗、钵、盆一类的陶器器皿，如半坡遗址发掘出土的陶钵、庙底沟遗址发掘出土的陶碗，就很有可能是模仿人的头盖骨的造型而制作的。
模拟人物的形体而制作的陶器发现较少，但作为器盖特别是盖钮造型的却多有发现，布局和构思富有想象力，造型别具一格。甘肃东乡出土的两件马家窑文化彩陶盖钮，以人头表现，脸部除清楚地画出五官外，还描绘有条纹；青海乐都柳湾出土的另一件马家窑型人头形器皿彩陶壶，人像较为抽象、夸张和粗拙；陕西洛南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红陶人头壶，人像清晰、比例对称，达到了很高的雕塑水平，与器皿的搭配也显得十分和谐圆润。
几何造型
我国各原始文化的陶器皿以几何形陶器皿最普遍，其中常见的有罐、钵、盆、壶、杯、碗、器盖等，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陶工已具有较高的造型艺术水平。他们已能得心应手地根据各类器皿的不同用途和当时人们的审美要求，运用对称、均衡法则，对各种几何形器皿进行精心设计。如鼎要塑成釜形、罐形，或盆形；又如豆要塑成钵形抑或盆形、盘形等。每一类器物的细部亦进行相应设计。如口沿，作平沿，或卷沿，还是折沿；口，或敛或侈，或敞或直；颈，或长或短，或粗或细；肩，或环或折；腹，或鼓或扁，或曲或直，下腹或收或放；底，或平或凹，或环或尖；足，大小、高矮，作三足、四足、圈足等；耳、把或钮的形状、大小及所置部位等。同时，器身的转折或各部位的交接处以弧线或凹凸起伏处理，从而使各种器皿以其独特的形式和魅力引发人们的美感。
以葫芦为主的植物形造型
植物形陶器，系指陶匠师模拟某种植物形体而创作的器皿。从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陶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器皿外形成葫芦形。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先民，除了用人的头盖骨制作饮水器皿外，很可能也曾经利用自然形态的葫芦果壳，作为饮器使用。由于葫芦实用和美观，进而便模拟葫芦的外形做成各种器皿造型。根据民族学的资料推断，凡是远古生长过葫芦的地方，那里的原始先民，在使用陶质器皿之前，都曾使用过天然容器——葫芦，而葫芦容器则无疑成为后起的陶容器的模型。
动物形造型
动物形陶器，系指陶匠师根据某种动物形体或某种动物形体中最富特征的部分，与某一类器皿造型巧妙结合而创作的日用陶器。史前时代，人与动物的关系极为密切，在制陶时，取诸动物的形体而作为陶器的造型是很普遍的，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从已经发现的动物形的陶器造型来看，这种模仿已经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加入了作者的取材、提炼、集中、突出的创造性思想。
原始社会各种陶器的创造正是在求得实用的基础之上，注意到造型的美观。初级阶段不外是模仿自然物的形状，并在不断地创造过程中逐步发展，使其更加美观。尤其是陶塑的动物形象，显示出原始艺术家敏锐的观察能力与雕塑技巧。
当时的器皿除采用模仿动物整体形象的造型外，也有攫取动物的局部，作为器盖和盖钮。如半坡型的鸟头形盖钮和兽形盖钮。而屈家岭文化的两件螺旋型陶器盖和江苏大墩子出土的螺蛳形带流陶壶，则明显是按螺蛳的形象创作的。
器物形造型
半坡时的船形陶壶，造型优美，是原始艺术中的精品，比较典型的是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的属于半坡晚期类型的船形陶壶。一般认为，该陶壶的腹部是一条船体的形状，而且船体上绘有渔网纹作为装饰，因而断定是一条渔舟。在距北首岭较远的新石器时代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六支木桨和两件以独木舟为原型的陶舟。而居住在浙江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等地的良渚文化居民，在他们的遗址里，也发现了长两米的木桨，表明当时确实已有了船。从同地发现的其它木器的加工现象推测，人们大约是用火烧的方法，把独木剜成小舟的。
生活需要造型
考古发掘证明，新石器时代较早期的器皿种类不多，造型较粗，附件很少甚至没有，器形较接近自然的原始形态。此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进步，造型能力的提高，人们根据当时生活的需要，在原有器皿造型的基础上，逐渐摆脱对具体形象的模拟，开始进行独立的创造。
器盖的应用，既卫生又便于密闭加热和储藏；钮的装置便于拿取；没有把手的容器，装了刚煮熟的食品，显然要烫手，装上把手传热慢，给使用带来了方便；加高器足，是为了适应当时席地而坐、食用方便而设计的。为了便于炊煮，在罐、钵之类器物上加三足，衍变为鼎，开始可能是实足，而后改为空足，使之加大受热面，缩短炊煮时间。屈家岭文化的居民，把一种造型形式，分别运用于几种不同用途的器物上，如利用碗、鼎和豆的体部，按照不同需要，附加高矮不同的圈足或三足，创造性地做成用途各异的各种器皿。从大汶口早、中、晚三期出土陶器来看，器皿造型逐渐趋向规整美观，实用性逐渐增强。如高足大镂孔豆的圈足容易破碎，在中晚期便被淘汰了，而细柄豆代之兴起。中晚期罐、鼎等器皿，口沿逐渐加宽，既增强了牢固度，又加强了实用性。
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形制日益多样，造型日益完善，制作趋向精致，这些都表明了当时生产的进步、文化的提高、造型能力的加强和人类生活的改善。
新石器时代前后大约经历了三千年至五千年之久，原始先民的陶器造型，也经历了由粗拙到精致的漫长发展过程。作为原始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原始陶器的造型，是一代代原始先民智慧和劳动的结晶，体现着实用和美观两方面的完美结合。这些陶器的制作经验，对以后历代的器皿造型，发挥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现今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各种器皿，其基本形大部分也是从那时流传下来的，甚至有些式样至今没有改变，可见先民们在器皿造型方面卓越的艺术创造才能。
6．新石器时代陶器的种类
陶器的主要成分是硅和铝的无机盐类，它们无毒、无味，是制作生活用具的良好原料。考古工作者根据陶器的颜色，把陶器分为多种陶系，如分为灰陶、红陶、彩陶、彩绘陶、黑陶以及印纹硬陶等。陶器本身有一定的颜色，是由于原料中含有呈色金属元素的关系，也是由于人们掌握了在烧成后期控制各种火焰的技术所取得的结果。如果烧窑后期烧还原焰（指燃烧时令其供氧不足，燃烧不完全，使金属氧化物还原为金属或低价氧化物），原料中铁的氧化物大部分转化为二价铁，成FeO，还原比值很高，陶器就成灰或灰黑色，是为灰陶。如果是烧氧化焰（指燃烧时供氧充足，可完全燃烧，温度高，具有氧化作用），陶土中的铁大部分转化为三价铁，成Fe2O3，还原比值低，陶器就成为红色，是为红陶。如果以金属铁、锰等矿物质与泥土配成彩料，在红陶和灰陶上施以彩绘，经800℃～900℃高温烧成，其彩绘永不褪落，就成为彩陶。如果是在烧成的陶器上画彩，彩绘颜色附着在陶器表面，一旦受潮或经水浸泡，颜色会变成淡色或褪落，这就是彩绘陶。彩陶同彩绘陶的区别就在于颜料是否经过火烧和褪色与否。黑陶就是黑色的陶器，其胎体上有大量的炭微粒。黑陶是在烧窑后期用燃烧不充分的黑烟熏炙，再经打磨光亮制成的。
（二）新时期时期的陶瓷
1．彩陶
陶器的发明和使用，标志着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开始。
一些早期陶器的外表装饰有精美的纹饰，所以考古学家把这些陶器叫作彩陶。中国彩陶制作的年代距今大约4000年至7000年，它们主要生产在中国西部的青海省、甘肃省，中部地区的陕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原始时期人的生活由游牧逐渐转向定居，陶器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彩陶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文化标志。
彩陶很多是红色陶质的盆、瓶、盘、杯一类的器物，原始艺术家用刷笔把黑色、白色和红色画在器物外表上。纹饰图案主要有两大类：一种是抽象的图案；一种是具象的人、动物或昆虫的形象。常见的图案有水波纹、圈纹、锯齿纹、网纹等十几种，线条图案讲究对称、匀衡，有一定的程式性。
原始人经常把具体的物象抽象成装饰图案，在其中加入某种观念。他们把一条鱼的侧面分为鱼头、鱼身几部分，用直线、弧线、三角形和圆圈等来表现，这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创造。半坡出土的彩陶盆上还有一种人面鱼纹图形，把人面和鱼形纹饰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很有规则的图案。这种略带神秘感的图形，很可能与古人祈祷丰收的祭祀活动有关。
彩陶是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最精美的陶器，仰韶文化的彩陶堪称其代表作。彩陶花纹是陶坯未入窑焙烧前，用铁、锰等颜料在坯体上绘画纹饰，入窑后用氧化焰烧成。彩绘牢固地结合在器物表面，不易脱落。彩陶上的纹饰有变化多端的植物纹、形态各异的动物纹和几何形纹饰等。常见的器皿有饮食器、贮藏器和吸水器。如钵、碗、盆、盘、杯、罐、瓶等。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制作精美，纹饰带有浓厚的生活情趣。青海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生动地描绘了五人一组的集体舞场面，堪称彩陶精品。还有一种彩陶是在陶器烧成后进行彩绘的，称“烧后彩绘陶”，彩色易剥落。秦始皇陵兵马俑即为彩绘陶。
仰韶文化彩陶
仰韶文化距今大约7000年左右，是我国新石器时代彩陶最丰盛繁华的时期。它位于黄河中游地区，以黄土高原为中心，遍及河南、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宁夏等地。
仰韶文化的制陶工艺相当成熟，器物规整精美，多为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灰陶与黑陶较为少见。其装饰以彩绘为主，于器物上绘精美彩色花纹，反映当时人们生活的部分内容及艺术创作的聪明才智。另外还有磨光、拍印、等装饰手法。造型的种类有杯、钵、碗、盆、罐、瓮、盂、瓶、甑、釜、灶、鼎、器盖和器座等，最为突出的是双耳尖底瓶，线条流畅、匀称，极具艺术美感。
由于时间跨度与分布地域的不同，仰韶文化必须分类加以区别，主要有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
最早发现于西安半坡，距今有七千年的历史。是我国彩陶文化历史较早、特点突出、影响较大的一个类型。半坡彩陶的遗址，在河流的岸边，因而半坡的彩陶有汲水尖底瓶、葫芦、长颈瓶，另外还有盆类、罐类，与今天的盆罐大体相似。
半坡彩陶早期纹饰，多为散点式构图。也就是说，在一件器型上，装饰往往只占据器面的一小部分，纹样一般是自然形态的再现。半坡纹饰的形象可爱，表现了人类童年的天真稚气和与自然的亲切关系。仔细体味，有人与自然溶为一体的感觉，可以说是半坡人原始生活的记录。
纹饰形象主要描绘了当时人们接触的动物，有奔跑的鹿、鱼纹、人面纹、蛙纹、鸟纹、猪纹以及由以上纹样两种或三种组合的纹样。也有一些单纯的任何纹样如折线纹、三角纹、网纹等。
庙底沟彩陶
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主要有盆、碗、罐等。早期和中期也有类似半坡的葫芦形瓶。
庙底沟彩陶比半坡成熟得多。点、线、面搭配得当，空间疏朗明快。曲面之间，穿插活泼的点和线，使纹样节奏鲜明，韵律感很强。二方连续的组织结构，是节拍的具象化，更使之有较强的音乐效果。这反映了原始的恬淡、闲静的心态。
马家窑文化：彩陶艺术的巅峰
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之一，甘肃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迄今为至出现了距今约8000年以来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彩陶，它经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文化，一直延续了5000多年，形成了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特别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马家窑遗址而得名，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马家窑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1923年～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其助手们在1924年发现马家窑遗址并进行了发掘。1957年开始，甘肃省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多次调查，发现了马家窑类型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马家窑文化和马家窑类型均由该遗址而得名。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其彩陶继承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的风格，但表现更半坡彩陶为精细，形成了绚丽而又典雅的艺术风格，比仰韶文化有进一步的发展，艺术成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陶器大多以泥条盘筑法成型，陶质呈橙黄色，器表打磨得非常细腻。许多马家窑文化遗存中，还发现有窑场和陶窑、颜料以及研磨颜料的石板、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彩陶，早期以纯黑彩绘花纹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绘制花纹；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绘制花纹。马家窑文化的制陶工艺已开始使用慢轮修坯，并利用转轮绘制同心圆纹、弦纹和平行线等纹饰，表现出了娴熟的绘画技巧。彩陶的大量生产，说明这一时期制陶的社会分工早已专业化，出现了专门的制陶工匠师。彩陶的发达是马家窑文化显著的特点，在我国所发现的所有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是最高的，而且它的内彩也特别发达，图案的时代特点十分鲜明。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中南部地区，以陇西黄土高原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临夏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乡县的林家遗址、康乐县的边家林遗址、广河县的地巴坪遗址是其中最重要的遗存。
出土的陶器分泥质和夹砂两类，主要采用泥条盘筑和捏塑法制作。根据地层堆积，分早、中、晚三期。早期的陶器数量较少，主要有瓶、罐、盆、钵等，瓶多为喇叭口，罐为敞口，盆的口沿外卷，钵为圆唇。彩绘为黑色，漆黑发亮，纹饰以旋纹和弧线纹为主，线条粗健古朴；中期的瓶口沿向外翻转，颈部变长，罐的颈部变短，纹饰以弧形并列条纹为主，线条均匀细密，活泼流畅；晚期陶器数量最多，陶质较粗，主要器形有盆、钵、碗、壶、瓶、罐等，色彩也发生变化，出现了白彩，纹饰简化、潦草，以旋纹、平行条纹为主，色彩清淡，白彩多为辅助装饰，黑白分明，对比强烈，是晚期的突出特点。
半山彩陶
半山类型的彩陶器，多为罐、壶。造型饱满近似球，足内收，腹近直线，由于器型的下半部内收，装饰都集中于上半部。
半山类型的彩陶，是在马家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马家窑更丰富；她的繁荣昌盛、雍荣华贵的风格是由饱满器型上的旋动结构的纹饰，黑红相间的色彩，线条的粗细变化，及锯齿纹、三角纹的配合，大图案里套小图案形成的。旋转而连续的结构，使几个大圆圈一反一正，互相背靠，互相连结，有前呼后应、鱼贯而行、连绵不断的效果，显示一种融合、缠绵的气势。与器型共同构成一种雄伟宏大的气势。半山期，是我国彩陶文化的高峰阶段，显示博大、成熟和完美的特色。
2．黑陶
黑陶是在焙烧时，前期采用氧化焰，烧窑快结束时用浓烟薰翳（这时火焰是还原焰），经短时间渗透，便呈现黑色。烧成温度在1000℃左右。有的黑陶表面乌黑发亮，胎体薄如蛋壳。
灰陶是在烧窑后期，采用还原焰，使制陶原料中铁的氧化物大部分转化为二价铁，在这种情况下，烧成的陶器呈灰色或灰黑色。灰陶是人们日用陶器中最多的一种，质地较疏松、粗糙。
黑陶有细泥、泥质和夹砂三种，其中以细泥薄壁黑陶工艺水平最高，这种黑陶的陶土经过精细淘洗，轮制，胎壁厚仅0.5—1毫米左右，表面乌黑发亮，故有蛋壳黑陶之称。它的黑色光泽之美是令人陶醉的。那种细腻润泽的质感，透射出高雅的气质，散发着沁人、诱人的黑色魅力。考古学家认为，蛋壳陶杯属于礼器性质，可能是在祭祀等礼仪上使用的特殊酒器，掌握在特殊身份的人手里。上世纪三十年代主持龙山文化发掘的著名考古学家尹达认为：“有些精致的黑陶器薄如蛋皮，形状非常工整。”黑陶酒具趣味独特，可惜的是，黑陶发展最终还是受到了阻碍，究其原因，是青铜礼器的出现，取代了黑陶的地位；黑陶过分追求外观效果，而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实用、坚固的性能，违背了实用、经济、美观相结合的原则，最终衰退了。山东省博物馆藏有一件蛋壳黑陶高柄杯，它那别致典雅的造型使人叹为观止。整件器物上部大敞口，侈沿，深腹，腹底圆缓平坦，下加细长的柄，柄中部凸起一段作鼓腹状，表面布满密密麻麻的竖向细小镂孔，但仍显整齐而匀和。柄下端呈圈足形座。通体磨光，略泛光泽，轮制而成，火候较高，胎骨坚硬，不易渗水，造型灵巧，显得高贵大方。此杯装饰简洁，器壁极薄，厚仅0.2～0.3毫米，可比蛋壳，高达19.5厘米的器物重量却只有40克，还不到一两。由此可知陶艺家在造型方面的修养已不同凡响。这既是实用器皿，又是陶制艺术品，极为罕见.
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曾说：这种陶器最占优势的颜色是黑色，所以就有了“黑陶文化”的称号。两城类型的陶系以黑陶居多数，其中以陶质细腻、表面磨光而呈黝黑光亮尤为突出。其它还有灰陶、褐陶、红陶、白陶、黄陶。两城类型的陶器外表修饰以素雅光洁为其特征，故多为素面，有的经磨光，即使有纹饰者也一般都很熟练。并且陶器制法先进，快轮普遍使用，一般陶器胎薄而轻巧。常见的蛋壳陶高柄杯，陶胎厚度大都在0.5～1毫米之间，尤其在少量器型的盘口部分只有0.3毫米左右，可见以蛋壳比喻其胎之薄并非夸大其词。
黑陶工艺的发展，东起山东半岛，西到河南、陕西地区，北到辽东半岛，南到杭州湾地区。黑陶工艺在生产上利用陶轮制作，封窑技术是黑陶工艺的又一重要的发展，如今在制作、烧制待方面较前人有了发展与创新，在制作上采用轮制与、模制、印坏、灌浆、手塑等方法；在造型上讲究美观、古朴、高雅，形式多样，各具特色，陶面有浮雕、烤彩，并刻有古字画等；融古老制陶工艺与现代美术、工艺于一体；在烧制上，一般采用高温密封窑烟渗碳之法，根据不同要求，可分别掌握达到毛光、乌光、漆光的程度。现在已经形成仿制、复制、创新三大系列，仿古、移植、复制、工艺、观赏、实用。
黑陶是驰名中外的龙山文化的典型代表，由于快轮制陶和封窑技术得到普遍采用，因而具有黑（乌黑如漆的色彩）、薄（器壁很薄）、光（具有平滑的光泽）、纽（造型上具有鼻、耳、盖纽以及流、足、扣手等适于使用的各种饰件和功能件）“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硬如瓷”等特点，在不同光线下能呈现不同色泽，刻花精细，造型优美，有极强的表现力。是中国制陶史上的鼎峰时期。
黑陶在中国历史上的背景及地位
黑陶文化可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渊源流畅的文化长河中，孕育的一颗璀璨明珠。人类历史发展中最辉煌的篇章。被当今社会各界誉为“土与火的艺术，力与美的结晶”的黑陶文化是影响早期中国思想内涵及文化体系形成的伟大因素，起着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黑陶文化是黄河流域文化，是广泛性的文化，具有深远影响，黑陶以历史底蕴深厚和文化内涵丰富等特点，构成中华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黑陶具体出现时间
黑陶文化时期又称龙山文化时期。距今4600年的黑陶文化主要出现在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的华夏文明发祥地中国母亲河——黄河的中游。公元前2600年处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黄帝炎帝部落争霸时期。（彩陶时期）公元前2000年处于奴隶社会初期大禹治水及夏朝创立100年（青铜器时期）黑陶时期就成为了连接彩陶和青铜器的重要历史时期。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制陶工艺达到空前的发展，也先后人展示了制陶实用性转向审美要求的历史过程。
黑陶文化－熏陶篇
历史上，黑陶的出现竟然在彩陶之后，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让学者们一时不得其解。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黑陶制作工艺的繁复先进，让世人惊叹来自古老的文明。几代学者61年不懈的研究发掘，终于在1989年，黑陶的制作工艺被诠释破译。当时，我们的先人已掌握了先进的封窑技术，让弥漫在窑中的浓烟通过科学的熏烟渗碳原理，将烟中的碳粒渗入坯体而呈黑色。黑陶制作工艺让我们体会通过”熏陶”成品、成性的过程。
黑陶文化－继承发扬篇
陕西渭南刘清源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理解，执着于黑陶工艺的继承和发扬。通过多方探索，经历了无数的坎坷与失败，刘清源先生的秦源黑陶实现了古老工艺的民间再现。
秦源黑陶由于通过传统的工艺成品，故黑陶的壮美与崇高让人们感觉到心灵震撼，凝重舒适，宁静而致远。黑陶经历岁月与呵护，其愈黑、愈亮更现黑陶价值空间。
秦源黑陶秉承黑陶工艺黑、薄、光、细四个特点，运用传统工艺手法结合现代审美观点，在艺术制作上保持黑陶”黑如漆、明如镜、声如罄”的尊贵本色而不失创新求索。
秦源黑陶这土与火的艺术诠释着古老文明，演绎着力与美的结晶。
山东龙山文化黑陶是继仰韶文化彩陶之后的优秀品种，是距今4千多年前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一种文化。它以黑色陶器为其特征，所以称之为“黑陶文化”。因1928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的城子崖，所以又称“龙山文化”。
黑陶是陶胎较薄，胎骨紧密，漆黑光亮的黑色陶器。它在龙山文化陶器中制作最为精美。
黑陶工艺主要利用陶轮轮制的方法。它不以装饰取胜，而是以造型见长。黑陶的造型品种除了尖底瓶、罐、盆等外，还出现了鬲（Li）、豆、杯、鼎、等品种。
黑陶在烧制时采用了封窑烟董的渗炭方法，器表呈现出深黑色光泽。它表面磨光，朴素无华，纹饰仅有少数弦纹、划纹或镂孔。黑、薄、光、纽为黑陶的四大特点。其中有一种薄胎黑陶，漆黑乌亮，薄如蛋壳，称蛋壳陶，代表看这一类型陶器的杰出成就。
在我国东南地区：长江下游有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千年左右，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较早的遗址之一。出土的黑陶，火候较低，胎壁较厚，全系手制。造型简单，厚度不匀，显示出当时制陶的原始性。主要器皿有釜、钵、罐、盆、盘等。装饰技法有刻划、捏塑和堆贴。图案有各种几何纹和动植物纹。其中，以较写实的畜兽鱼鸟和花草一类的装饰最具代表性。典型陶器有猪纹方钵、上绘一猪、巨眼长嗓，鬃毛清晰。又有稻穗猪纹陶盆、鱼草纹陶盆、五叶纹方钵等。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的陶器，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多绳纹粗红陶，晚期又有泥质红陶、黑陶和彩陶。这时又出现了几何印纹陶，为商周时期在华南地区广泛流行的先驱。
3．白陶
“白陶”是指器胎的表里都呈白色的一种陶器，器胚多以手工捏成，使用含铁量比陶土低的瓷土或高岭土，烧成温度在1000℃左右。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公元前11世纪）刻纹白陶的创制和使用，是中国制陶工艺发展史上的新成就。白陶的硬度、耐火度和吸水率都较以往的陶器有了大幅度提高，所以我们说白陶是陶器向瓷器的飞跃。
古代的白色陶器，器物表面和胎质都呈白色。我国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以长江流域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约7000年左右)所出的刻文白陶为最早，此外，大溪文化亦有发现，黄河流域在仰韶文化晚期遗址、甘肃仰韶文化半山类型遗址和山东大汉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白陶一般均用瓷土和高岭土作为制陶原料，由于其烧成温度仅为1000℃左右，器物并未烧结，因此不能成为瓷器。白陶胎质含铁量一般在2%以下，部分学者认为，这是呈现白色的关键所在。罗家角白陶的含铁量为1.98%，含镁量高达19%以上，是研究白陶成因的重要资料。
白陶的器形多为生活用品，有壶、卣、簋等。其纹饰主要吸取青铜器的装饰纹样，如兽面纹、饕餮纹、夔纹、云雷纹、曲折纹等。其装饰方法有刻纹和浅浮雕两种。白陶的装饰往往遍布器物全身，构图严谨而富于变化。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据残片复原的商代白陶壶，其主体以浅浮雕雕出相对的双夔，底层按空白地位的大小施以云雷纹，底纹与浅浮雕层次分明，错落有致，而又彼此和谐，使器物显得庄重华贵。
夏代的白陶屡有发现，器物以盂、鬻、斝等酒器为多，纹饰多见弦纹、三角形纹、乳钉纹和锯齿状花边装饰。商代早期以河南西部发现较多，器物除鬻与盂外，出现了爵。纹饰有人字形纹和拍印的绳纹和附加堆纹。商代中期，除黄河中下游地区外，湖北黄陂盘龙城和江西清江筑卫城等地也有出土。器物更增加了豆、罐和钵等。其装饰除少量绳纹外，以素面磨光为多。商代后期是白陶烧制工艺的鼎盛期。河北、河南，山西和山东等均有出土，以河南安阳殷墟所出为最多，最具代表性。器物有簋、罍、觯、卣，壶、盂等，纹饰有刻兽面纹、夔纹、曲折纹和云雷纹等，多仿青铜器制作。
商代白陶
印纹陶在做好的陶坯上，趁未干前用印模将所需花纹在所定部位捺印上去后进行烧制。依其烧制温度的低高，又分为印纹软陶和印纹硬陶。前者又有泥质与细砂质之分，多呈红褐、灰白、灰等色，多流行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以前；后者因烧制时温度较高，故胎质坚硬，呈灰色，系在前者基础上发展起来，其出现年代约在商代以后。印纹陶的器形大多为日常生活用具，主要有瓮、坛、罐、盂、钵、杯、盘、豆、簋、尊、□等器皿。制作方式为手制、模制和轮制。其纹饰是用印模在作好的坯胎上捺印出来，最初只是出于防止器物变形，有加固陶坯的目的，故早期的印纹陶上多留有布纹、席纹和绳纹的痕迹，后随技术的提高和人们审美能力的发展，逐渐使纹样趋于丰富、精美。印纹陶的纹样均为几何形，主要有水波纹、米字纹、回纹、方格纹、编织纹、云雷纹。其纹饰多与器形相协调，如曲折纹、云雷纹、回纹等较粗犷的纹样，多用于瓮、坛及较大的罐等。而小件的盂、钵等多饰以米字纹、方格纹等细密、秀美的纹样，其中尤以商、西周、春秋时期的纹饰线划均匀，结构严谨，且富有韵律感。
商代有两种白陶，一种是普通生活用具，一种是造型庄重、刻划出极为繁密花纹的白陶。第一种白陶商代各个时期均有生产，第二种白陶在殷墟时期出现，以后就消失了。
商代以前的三足印纹陶
印纹陶的装饰工序，寄寓于器物脱坯后的压印过程中，制作较为简单，且一旦制成模具，即使不会刻画的人，也能从事捺印。因此，简单易行，适合大量生产，故它在一定区域内获得极大发展，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一种制陶工艺。它主要流行于浙江、江苏、上海、福建、广东、广西、台湾、江西、安徽等省区，盛行于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暗纹陶、彩绘陶器等的兴起和迅速发展，而走向衰落，至汉代以后逐渐消失。
4、商至前秦时期
1．商周时期
如果说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奠定了中国作为瓷器故乡的基础，那么东汉的青瓷则使延用几千年的原始瓷器一变而达到与现代瓷器标准相去无几的高度，从而树起了一座高大的丰碑。
原始瓷器是在制陶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80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一批原始青瓷片，属距今4000余年前的龙山文化晚期。有大量出土的青釉瓷可断定我国支持在商代中期就已发明了瓷器。当时的青釉瓷生产以长江中下游较为发达，釉色多呈青黄，在氧化焰中烧成。中原地区的青釉瓷，釉色多呈青绿，在还原焰中烧成。这些原始瓷以高岭土作胎，烧制温度高达1100～1200度，表层在高温下烧成与胎体结合很牢的玻璃釉质，胎质坚硬细腻，吸水性很弱，叩之有金属声。因工艺原始，故被称为“原始瓷”或“原始青瓷”。器形有尊、豆、罐、瓮、钵等。
用陶土烧制的器皿叫陶器，用瓷土烧制的器皿叫瓷器。陶瓷则是陶器，炻器和瓷器的总称。凡是用陶土和瓷土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粘土为原料，经过配料，成型，干燥，焙烧等工艺流程制成的器物都可以叫陶瓷。
目前对瓷器的具体定义，还没有取得统一的意见。一般人认为，必须具备以下几条才能称之为瓷器：
第一，瓷器的胎料必须是瓷土的。瓷土的成分主要是高岭土，并含有长石、石英石和莫来石成分；含铁量低。经过高温烧成之后，胎色白，具有透明或半透明性，胎体吸水率不足1%，或不吸水。
第二，瓷器的胎体必须经过1200℃～1300℃的高温焙烧，才具备瓷器的物理性能。各地瓷土不同，烧成温度也有差异，要以烧结为准。
第三，瓷器表面所施的釉，必须是在高温之下和瓷器一道烧成的玻璃质釉。
第四，瓷器烧成之后，胎体必须坚硬结实，组织细密，叩之能发出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商的青釉器物完全具备了构成瓷器的基本要求。第一，已经采用高岭土作胎。第二，在表面施有一层玻璃质的釉。釉的主要成分是瓷土加上石灰石、草木灰，调成悬浮液状涂在瓷坯表面，它在入窑烧焙时熔化，形成玻璃状物质。
第三，烧成温度已经达到1230℃左右。迄今为止，陶器的烧成温度只需要800℃～900℃，极少数达到1000℃，而瓷器烧成温度须在1230℃左右。
第四，陶器有吸水性，瓷器没有吸水性或吸水性极微。商代的原始青瓷的吸水性已经仅为1%，或更低。由于胎体中二氧化硅（SiO2）的含量和唐宋时各名窑瓷器一样，都在70%以上，三氧化二铝（Al2O3）在17%以上，经过1200℃左右的高温焙烧，烧结良好，使吸水性很弱，达到了瓷器的标准。
第五，在物理性能方面，如比重、硬度、莫来石（也叫“富铝红柱石”）结晶的发育程度都和以后瓷器一样。敲击起来也有清脆的金属声。这些都证明中国瓷器在商代已经被发明。
商代至周初，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通常是纯铜与锡的合金，称为锡青铜，与铅的合金，就是铅青铜。加锡或加铅，其意义不仅在于降低熔点，更重要的是对合金的硬度有不同要求。加铅于铜，可以使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锡青铜中含有少量铅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考工记》中记载：“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斤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这就是说，钟鼎一类器物，需要有辉煌的色泽效果；斧斤一类工具需要坚韧，鉴燧一类用品需要光洁，因此其中铜锡的比例均不同。这标志了青铜时代采矿和冶炼金属的广泛应用，反映了青铜铸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从一方面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准。
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造型发生了改变，这是技术促使艺术表现多样化的结果。西周的青铜器以鼎和编钟等礼器、乐器为代表，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由母范翻出不同子范，并采用焊接法，在器具的把手、钮、扉、棱等附件部分，造型手法比商代大有发展，形成了主体凝重、辅件灵动的风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已运用了浑铸、分铸、浑分合铸、铆接、焊接等技术，并充分运用失蜡法熔炉浇铸工艺。在铸钟之前还预先用“三分损益法”进行过钟模的调律。这些技术发展经过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已不仅仅是一个铸造技术问题，而涉及到了复杂的声学、律学知识。
2.春秋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发明了铅釉陶器，陶器制品得到低温彩釉的美化。商代，青铜器的制作成就辉煌，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具仍以陶器为主。商代陶器仍以灰陶为主，当时已有专门烧制泥质灰陶和专门烧制泥质夹砂灰陶的不同作坊。但到后期，白陶和印纹硬陶有很大发展，尤以白陶最为精美，纹饰采用青铜器的艺术特点，装饰华丽，弥足珍贵。同时，还出现了用高岭土作胎施青色釉的原始瓷器。
西周以后，陶器种类繁多，除陶生活器皿之外，还有砖瓦、陶俑和建筑明器等。到战国、秦汉时期，用陶俑、陶兽、陶明器随葬已成习俗。因此，制陶业更加繁荣。近年在西安发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在陕西咸阳，江苏徐州发现的西汉时期兵马俑，其造型之精，阵容之宏伟，为世界所罕有。
汉代，由于社会稳定，农业、手工业发展较快，厚葬风气在民间普遍盛行，制陶业大量烧造陶明器用以随葬。这时，战国时期出现的彩绘陶器得到发展，釉陶也普遍应用，同时在陶明器上用白粉、墨书文字者也大量出现。到东汉晚期至三国，瓷器的烧造技术逐渐成熟，陶器才为瓷器所取代，而退居次要地位。
唐代大批生产的三彩釉陶，反映着大唐盛世的面貌，有很高的艺术性。宋代以后，釉陶器物生产逐渐减少，转而生产琉璃建筑构件。由于瓷器在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陶器生产日益减少但从未间断。瓷器是商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最早的瓷器是青瓷，由于工艺不够成熟，又称为原始青瓷。汉代青瓷烧造逐渐成熟，摆脱原始状态，进入早期瓷器阶段。黑瓷在汉代开始出现，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青瓷广泛发展，形成一个个独具风格的系统。黑瓷工艺大大提高，进入艺术瓷器的领域。北方的商丘、临城、淄博、安阳等地也于北朝时期开始生产青瓷，并发明白瓷。隋唐时期，瓷器生产开始繁荣。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陶瓷业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得到了蓬勃发展，并开始对欧洲及南洋诸国大量输出。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定窑属宋代民窑，窑址分布于今河北曲阳县一带，唐属定州，故名定窑。创烧于唐代，鼎盛时期在北宋，至元代停止。定窑产品繁多，白瓷为主，兼烧酱釉，黑釉和绿釉。其瓷质精良和纹饰秀美，曾被选入宫廷，定窑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瓷窑体系。北宋早、中期为装匣钵仰烧，器底部可见支钉痕迹或砂粒；北宋以后广泛使用覆烧法，口沿不施釉，俗称“芒口”，往往镶一圈金、银或铜为饰。白瓷装饰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等多种手法，图案常见花果禽鸟。印花装饰始于北宋中期，纹饰线条清晰明朗，反映了当时比较高超的刻摸与脱模技术。另外，定窑瓷釉层较薄，釉面光润，也使刻花、印花线条极为清爽悦目，形成它独特的美术风格。
此时定窑白瓷的烧成温度在1320 20度左右，其气孔率较低，说明这一时期定窑的烧结程度较为致密。
钧窑是宋代著名窑址之一，可分为官钧窑和民钧窑。钧窑在今河南禹县一带，宋代称钧州，宋初于此设窑，故名。官钧窑是宋徽宗年间继汝窑之后建立的第二座官窑。钧瓷烧成工艺不同于其它，为二次烧成，其第一次为素烧，然后施加釉彩，再进行第二次窑烧。钧窑瓷釉利用铁、铜呈色不同的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天青、月白等色，具有乳浊不透明的感觉。宋钧窑常见的釉色有玫瑰紫、海棠红、梅子青等等。钧瓷的器形主要有花盆、盘、炉尊、洗、碗等等，金、元时期的河北、山西等地方多有仿烧。钧瓷在宋代也被称为“花瓷”，它的釉面特征是常出现不规则流动状的细线，被称为“蚯蚓走泥纹”，加之钧釉在烧制造过程中变化无常，不为人工所控，所以后人难以仿制，有“钧瓷无双”之说。
明朝统治从1368年开始，直到1644年。这一时期，景德镇的陶瓷制造业在世界上是绝对最好的，在工艺技术和艺术水平上独占突出地位，尤其是青花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外，福建的德化窑、浙江的龙泉窑、河北的磁州窑也都以各自风格迥异的优质陶瓷蜚声于世。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的自杀身亡，公元164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入北京。从吴三桂召满清大军入关到1911年清室覆灭，满清统治垂二百余年。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代被认为是整个清朝统治下陶瓷业最为辉煌的时期，工艺技术较为复杂的产品多有出现，各种颜色釉及釉上彩异常丰富。到清代晚期，政府腐败，国运衰落，人民贫困，中国的陶瓷制造业日趋退化。
明朝未年，流寇四起，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满清之兵入关，至此满清统治开始，长达二百余年。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民国成立以后，各地相继成立了一些陶瓷研究机构，但产品除沿袭前代以外，就是简单照搬一些外国的设计，毫无发展可言。民国初，军阀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曾特制了一批“洪宪”年号款识的瓷器，这批瓷器在技术上不可谓不精，以粉彩为主，风格老旧。由于内战频仍，外国入侵，民不聊生，整个陶瓷工业也全面败落，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前，未出现过让世人注目的产品。
中国陶瓷是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最富民族特色的日用工艺品。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对外经济、文化的交往，陶瓷艺术传播到世界各国，许多国家瓷器工艺的发展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中国陶瓷工艺的影响。陶瓷也与茶叶、丝绸并称为中国三大特产而名扬中外。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青铜时代的早期，范铸技术能满足礼器的基本功能，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的等级、财富意义仍被强化，而仪式、宗教功能却在减弱。礼器的意义发生异化，人们会因过分追求青铜器本身的华丽而形成装饰崇拜。对装饰技术的过度追求是促进失蜡法技术产生的原因之一⑿。失蜡铸造的技术，已能成功地铸造出泥范无法铸出的最精密复杂的器件，它的技术目标首先可能就是审美需要和技术本身的炫耀。1977年在河北平山出土的战国晚期镶嵌金银四鹿四凤四龙青铜方案，有着极高的工艺水平和巧妙的工艺构思。在春秋晚期和战国时代的青铜兵器中，还出现了复合金属熔铸、复合金属嵌铸和铜铁合铸件。
3.秦汉时期
汉代设计艺术中相当注重实用功能和巧思的结合，较为典型的铜器工艺已向日用器皿方向发展，在制作特点上没有象过去那样多饰花纹，而流行素器，或是仅有简炼的弦文或仅饰以铺首。比较华贵的，则施以鎏金或饰以金银。可见技艺制作与国家政策、思想潮流相吻合。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长信宫灯，强调功能与仿生形态的结合，是汉代灯具的代表作。这种仿生型的灯具在汉代十分流行，灯内还有虹吸管，将灯烟吸收送入有水的等座，使之融于水中，最大限度地控制了空气污染⒂。就此一斑可窥见汉代技艺的实用审美观在生活中的深度和广度。它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功能与装饰的统一，也即儒家所提出的“文质彬彬”的思想。
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早、中期的原始瓷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首先是胎、釉原料不同。从少量经过测试的标本中可以看到，西汉原始瓷胳料中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较高，前者达17.23%，后者是2.97%。春秋战国时，萧山茅湾里和绍兴宫盛的原始瓷的氧化铝和氧化铁的含量分别是：茅湾里为13.69%与1.68%，富盛为15.19%与2.12%。坯中氧化铝含量的增加，使陶瓷坯有可能在较高的温度中烧成，生成较多的莫来石晶体，从而提高陶瓷器的机械强度和烧成中减少制品的变形。莫来石又称富铝红柱石，无色，晶体呈柱状或针状，熔融温度约为1910℃，是陶瓷制品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烧成时若窑内温度达不到它所需要的高度时，不仅不能达到增加氧化铝的目的，反而会使坯体疏松，烧结情况很差。氧化铁的引入，就不可避免地给坯体带来颜色，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呈红色，在还原气氛中烧成胳呈灰色，氧化铁含量越高，胎的颜色越深。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大致说来前期比较简朴，一般器物上都只饰简单的弦纹或水波纹，未见有繁复的装饰纹样。到了西汉中期及其以后，装饰手法发生了某些变化：有了简单的刻划花纹，如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尤其喇叭口壶和长颈壶等器物，往往在器物的口缘、颈部、器肩及上腹等部位，于醒目的凸弦纹带的区间内，分别划以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云气纹线条柔和流畅，使人如觉流云浮动，在流云之间往往还配以神兽飞乌，画面十分生动优美，可与同时期的铜、漆器图案相媲美。在浙江义乌发现的一组西汉中期原始瓷器，其装饰图样颇为特殊，如在壶的耳部堆塑鼓睛突目，两角卷曲的龙头；在瓿的腹部划有对称的两个半身人像，其下为佩壁图样，佩带穿壁作迎风飘舞状。瓿的耳面则印出面目狰狞，一手举剑、一手持盾，威武凶猛的武士形象。同时在盖顶堆出躯体蜷曲、毒舌前伸的蟠蛇形钮，刻划精细。这种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为同时期的陶瓷装饰艺术中所罕见。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到西汉中晚期以后，这种既有艺术装饰而又具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制品，不仅在当时的产地浙江和江苏一带广为流行，而且在江西、两湖、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表明它已成为当时人们所乐用的制品，被作为一种畅销的新颖商品的而远销外地。
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的品种和纹饰都有所变化。西汉时期曾一度广泛流行的瓿和钫等器类，此时已不再生产，而罐类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烧造量则在急速增长。
盘口壶是东汉时期所盛行的一种原始瓷制品，它的口颈较高，口内的盘面很小，球腹，平底，显然是由喇叭口壶演变而来。西汉时有的喇叭口壶已在口颈交接处做出一条棱线，到东汉前期棱线更加突出，口颈斜直，初具盘口的样子，中期以后，直变成盘口壶。罐多数作直口平唇，肩安双系，上腹鼓出，下部斜收成平底。盘大都直口斜壁，浅腹大底，而且往往与耳杯相配，可能是一种托盘器具。碗弧壁平底，腹部较深，容量较大。这些饮食器皿和容器的造型表明，当时原始瓷器的制作已转向经济实用。又如此时新出现的品种之一的提盆，束口、鼓腹、平底，盆体宽大而稍扁，口沿安有粗壮的弯曲提手，是一种提携方便的盥洗器。这一时期原始瓷的花纹装饰也较简单，此时最通行的是加工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如在双系罐和盘口壶的腹部，密布规则的宽弦纹，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弦纹罐”和“弦纹壶”。此外在熏炉的腹部镂雕三角形的出烟孔，钟、洗的肩、腹部贴以铺首，五联罐的颈腹部堆塑猴子和爬虫，以及鬼灶上刻划鱼、肉图案等。灶上饰鱼、肉，既点明了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
所以秦汉时期的原始瓷，除一部分烧成温度比较高的产品，胎骨致密，击之有铿锵声，多数胎质粗松，存在着大量的气孔，吸水率高，呈灰色或深灰色，不及战国时期的细腻、致密，严格他说只能称“釉陶”。胎质粗松，从断面中还可看到较多的砂粒，说明原料的粉碎、淘洗和坯泥的揉炼不及战国时期精细，比较随便。
秦汉时期原始瓷的釉层较战国时的厚。但釉色普遍较深，呈青绿或黄褐等色，很可能釉料中氧化铁的含量较战国时的高。而且由战国时的通体施釉变为口、肩和内底等处的局部上釉，上釉的方法由浸釉变成刷釉。说明两种原始瓷，从釉料到上釉工艺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是器物的成型也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线割器底的作风，而普遍地采用器身分制，然后粘接成器的方法。最后是品种和装饰也有明显的差别。
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以仿铜礼器的鼎、盒、壶、钫、钟、瓿等为常见，很少发现战国时盛行的碗、钵、盘、盅等一类的饮食器。装饰的纹样则以弦纹、水波纹、云气纹或堆贴铺首等为主，绝少甚至完全不用战国时经常采用的S纹和栉齿纹等。这些明显的差异，表明秦汉时期的原始瓷与战国以前的原始瓷，乃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历史产物，两者在工艺传统上看不出有直接的继承关系。原因则在于楚灭越的兼并战争中，浙江境内已发达的原始瓷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和破坏而中断。但是原始瓷重又在越国故地复兴，又说明烧制原始瓷的工艺传统和影响并未全然断绝，所以在短期中断以后，又重新烧造。上海市嘉定县外冈墓中出土的原始青瓷瓿，胎骨坚硬，呈灰色，肩部划圆珠和水波纹，外施淡绿釉，具有浓厚的战国楚器的特征。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到西汉中晚期以后，这种既有艺术装饰而又具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制品，不仅在当时的产地浙江和江苏一带广为流行，而且在江西、两湖、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表明它已成为当时人们所乐用的制品，被作为一种畅销的新颖商品的而远销外地。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的品种和纹饰都有所变化。西汉时期曾一度广泛流行的瓿和钫等器类，此时已不再生产，而罐类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烧造量则在急速增长。盘口壶是东汉时期所盛行的一种原始瓷制品，它的口颈较高，口内的盘面很小，球腹，平底，显然是由喇叭口壶演变而来。西汉时有的喇叭口壶已在口颈交接处做出一条棱线，到东汉前期棱线更加突出，口颈斜直，初具盘口的样子，中期以后，直变成盘口壶。罐多数作直口平唇，肩安双系，上腹鼓出，下部斜收成平底。盘大都直口斜壁，浅腹大底，而且往往与耳杯相配，可能是一种托盘器具。碗弧壁平底，腹部较深，容量较大。这些饮食器皿和容器的造型表明，当时原始瓷器的制作已转向经济实用。又如此时新出现的品种之一的提盆，束口、鼓腹、平底，盆体宽大而稍扁，口沿安有粗壮的弯曲提手，是一种提携方便的盥洗器。这一时期原始瓷的花纹装饰也较简单，此时最通行的是加工简单的弦纹和水波纹。如在双系罐和盘口壶的腹部，密布规则的宽弦纹，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弦纹罐”和“弦纹壶”。此外在熏炉的腹部镂雕三角形的出烟孔，钟、洗的肩、腹部贴以铺首，五联罐的颈腹部堆塑猴子和爬虫，以及鬼灶上刻划鱼、肉图案等。灶上饰鱼、肉，既点明了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在东汉中晚期的窑址和墓葬中，又发现有一类胎、釉呈色很深的器物，以前通称为“酱色釉陶”。器型有五联罐、盘口壶、双系罐、碗、洗、盘、囗（钅焦）斗和耳杯等。所谓五联罐，即在罐的口肩部位附加四个壶形小罐，加上器身的罐口构成。周围的四个罐比较矮小，而且与器腹不相贯通，器肩和上腹堆贴猴子与爬虫等。这种五联罐在东吴、西晋时发展成为谷仓。囗（钅焦）斗器身作洗形，腹部装横柄一个，底部安有三足，它常与形状如钵、胳壁较厚，口缘安有对称的半环形双鼻的火盆共存，说明囗（钅焦）斗被搁置火盆之中，盆中加放炭火即可用来温食，应该是当时暖锅的模仿。这类制品因胎料中含有较多量的铁分，在稍低的窑温下也可以使坯体达到较好的烧结状态，所以多数器物的胎骨坚硬而致密，碰击时发声清亮。这类原始瓷器，胎呈暗红、紫或紫褐色，多数通体施釉，釉层比较丰厚且富有光泽，质坚耐用，实用价值较高。而它是一种利用铁分较高的劣质原料做成，是东汉窑业手工业者的一个创新，为东汉晚期黑釉瓷器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在墓葬内也发现部分器物的胳骨较为疏松，容易破损，显然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
综观秦汉时期的原始瓷器，胎土中含铁量比较高。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浙江地区的瓷土，其铁含量均高达1.5～3%左右。所以在还原焰中烧成时，胎即呈现淡灰或灰的色调，在氧化焰中烧成时，胎则呈现砖红或土黄色。
原始瓷器的特征，胎体中存在很多裂纹，胎料中杂质多，釉色不稳定。这是由于当时的生产技术水平低，条件较差，原料的处理比较粗糙，没有经过精细的过滤、陶洗、提炼等过程。以后，随着社会主产力的发展，烧造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因此，把商周青釉器拿到瓷器发展的全部过程来看，它是处在发生发展阶段，放将这一时期称为原始瓷器时期。
4.魏、晋、南北朝时代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从公元200年至581年。公元200年曹丕废了汉献帝自立为王，国号“魏”；第二年刘备在四川建立蜀汉政权；公元229年，孙权在建业（现南京称帝，国号“吴”，史称“三国”。
从公元263年魏灭蜀以后，连年战乱，北方出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西晋灭亡之后。许多门阀士族渡江南下，先后建立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与同时代北方的北朝统称“南北朝”。
三国、两晋时期，江南陶瓷业发展迅速，相继在萧山、上虞、余姚一带出现了越窑、瓯窑、婺窑等著名窑址。所制器物注重品质，加工精细，可与金、银 器相媲美，成为当时名门望族的日用品。 东晋南朝时期，在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的窑址有了很大发展。但江浙一带的瓷窑都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迹象、瓷窑减少、数量降低、装饰简化、烧造略显粗糙。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至唐代前期。
相对而言，我国北方生产瓷器的年代略晚。这一时代的动乱局面使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在这以前，关中、中原地区曾是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中 心。陶瓷业的衰退也就在所难免，制瓷业的出现一直拖至了北朝时期。但这一时期却令人惊喜地出现了一种独特的、而且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这就是白瓷。
在我国，众所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之出现当在东汉时期。它的坯体由高岭土或瓷石等复和材料制成，在1200oC1300oC的高温中烧制而成，胎体要求坚硬、致密、细薄而不吸水，胎体外面罩施一层釉，釉面要光洁、顺滑、不脱落、剥离。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具有丰富的原材料资源，又富有燃料资源，所 以这一地区的制陶业发展很快，出现了众多而且面广的窑址。瓷器的产地俗称“窑口”，是由考古工作者根据古代文献记载或实地发掘所逐步了解的。通过实地调查与发掘，基本上弄清了这一时期的一些主要窑口。比如越窑，又称“越州窑”，从东汉时期开创，至北宋衰落。其基本分部在浙江宁波、余姚、绍兴、萧山一带。其 主要特点是：胎质细密、呈青灰色；釉质莹润，具有玉质感，釉色深绿，色泽纯正，坯釉结合紧密。唐代诗人陆龟蒙写诗赞扬“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瓯窑，在温州一带。其特点是：胎质白中泛灰，釉层较薄，釉色淡青，透明度高，有细小开片，易脱落。再如江西的洪州窑、湖南的岳州窑、江苏宜兴窑等 等。
这一时期的瓷器已取代了一部分陶器、铜器、漆器、，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最主要的生活用具之一，被广泛用于餐饮、陈设、文房用具、丧葬冥器等等。
中国人饮茶习惯当起于东周时的四川一带，东汉时饮茶之风传至长江下游，此风蔓延迅速，至东晋时，已成为王室豪门的时尚。据古籍的记载，当时的茶 饮方式方法与今日大不相同，所以需要一些形制不同的器具，数量上也有很大需求。经研究考证，当时造型独特的鸡头壶就是一种茶具，这种造型延至隋唐以后就不再有了。
瓷质谷仓罐是三国西晋时期出现的，它用于陪葬品，所以也称“魂瓶”或“神亭”，是由东汉的五联罐发展而来。这一时期的谷仓罐制作精细，堆塑繁杂，有人物、飞禽、走兽、亭台，粮食一直被视为人生第一重要之物资，所以从秦汉时代就开始给死者陪葬粮食，以供死者在阴间享用，同时，陪葬品中还含有整套粮食加工 工具和做饭用的炊具，以体现吃饭的重要性。
南北朝时期佛教盛兴，各地都建造了大量寺庙、佛像石窑，僧尼数量猛增，带有佛教色彩、意义的装饰随处可见。如在建筑装饰上带有飞天、莲花等标志性图 案。体现在陶瓷器上，最有代表性的是“莲花尊”。
陶瓷还被大量运用到文具中，如笔筒、水盂、砚等。水盂的功能只是盛磨墨用水的，但造型都很丰富，有蛙形、鸟形、兔形、牛形等样式。陶瓷文具被广泛使用，与这一时期崇尚读书、推崇士儒有关联。
这一时期的装饰特点比较明显，尤其是三国西晋时期的越窑最为突出。器物上常有表现生活场景的纹样，刻画细腻且逼真，真实地反映了那一个时期的社 会面貌，也给今人研究建筑、音东、舞蹈、宗教、蓄牧等方面的课题提供佐证。一些生活用品如虎子、烛台、油灯、水盂上大胆使用夸张变形的动物形象，多方面地体现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意识，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
缥色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色釉，是青瓷系统的代表，与北方地区的白瓷交相辉映。之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这种装饰方法简单易行，适应面广，效果较好，所以被广泛使用。用褐彩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是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其字体形式为书法 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
当今所见的越窑晋瓷，工艺多为上乘，釉色高古，质地醇素，极具品味。由于当时的工艺水平，所生产出的陶瓷在釉色上发生很丰富的变化，青色中有偏绿的、 偏黄或偏灰的，与釉料成份、烧成火焰都有很大关系。尽管现时的技术力量更加强大，但今人的仿制品都往往是千篇一律，死气沉沉，失却了古人的迹象。瓷釉的调制也是重要因素。青瓷釉最初是用瓷石与草木灰混制而成，风化程度差的瓷石一般含有大量助熔剂，常用来做釉，草木灰的作用是引入CaO成份，经过高温烧制与瓷石相互作用形成钙质釉。青瓷自东汉晚期出现以后，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在坯、釉质量上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由于瓷石原料分布地域广泛，原料成份 含量多有不同，所以这一时期的瓷器釉色和质感有较大差异。
由于南方广大地区战乱较少，社会秩序也就比较安全，中原地区大批员纷纷南下，其中也不乏陶瓷业技工。而北方地区处于萧条境地，陶瓷业还不及汉代 发达，对窑炉的使用也极少改进，仍延用圆形馒头窑。在南方，窑炉有了很大发展，龙窑结构被进一步改良。窑床长度达十余米，为解决龙窑窑室内抽力大、火焰速度过快的问题，这一时期发明了起缓解作用的“挡火墙”，可更有效地调节窑内抽力和温度。经测试，这一时期的瓷器都是在弱还原焰中烧成，烧结程度较好，烧成温度可达1300度左右，达到了现代瓷的质量水平，这无疑是与龙窑结构的改进和烧成技术的提高密不可分。
5.隋、唐时代
杨坚先后兼并了北周和南陈，统一中原，方国号隋，至炀帝而亡。时间不长，但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比较发达。这是一个承上（南北朝）启下（唐代）的过渡时期，它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风格的开始。陶瓷器造型基本上继承了南北朝的风格，又有所变化，更加饱满。从已经发掘出的隋墓里，我们可看到大量质量较高的白瓷。
唐代是被公认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定都长安，洛阳为陪都。在这两个地方都出土了大量唐三彩，艺术和技术上都非常高超，引起了世界注目。这与当时这两个地方所处的重要政治、经济地位以及当时的厚葬之风密不可分。洛阳地处中原，自古以来人口稠密、文化发达、经济繁荣。自东汉、魏、晋、北朝五百年来 一直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经济上，它是首都长安连结关东以及东南地区的枢纽。虽然唐代定都长安，但对洛阳地区也极为重视，特别在武则天时，定洛阳为神都，在此地施政达二十年之久。
据史料记载，唐代的河南府是贡白瓷的重要产区，巩县窑、鹤壁集窑、陕县西关窑等窑址都出产白瓷，同时烧造三彩器和彩釉器。发达的手工业是封建社会商品来源的保障，而兴盛的商业又刺激着手工业的发展，陶瓷业在这一时期得到空前发展。
唐三彩器大多出自墓葬。唐王朝在西安、洛阳一带设有庞大的政治统治机构，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王公百官，竞为厚葬，偶人像马，雕饰如生，风俗影响至普通百姓。
唐三彩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工艺发展的必然产物，它表明古代陶瓷工匠对各种呈色金属原料特性的认识、化学技术的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带色釉的发现和运用在汉代就已出现，如翠绿、栗黄、茶黄等色釉被广泛使用。到北朝时期，也就是公元世纪初，我国北方就开始有黄釉、褐釉彩色瓷器的烧造。至晚到北齐， 出现了白瓷和彩瓷。
初唐的三彩器以褐赭黄色为主，间以白色或绿色釉，采用蘸釉法，施釉较草率，釉层偏厚，流釉或烛泪状，釉层没有完全烧开，色泽暗淡。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明显进步，在器型品种上，除了器皿以外，出现了大量生动的三彩人俑。这时的三彩釉色润莹，赋彩自然，采用混釉技法，器皿多为内外满釉，色彩有绿、 黄、白、蓝、黑等；装饰手法除了刻花、印花外，还广泛使用堆贴和捏塑；装饰内容丰富多彩，花鸟走兽无所不包。然而中晚唐时期的三彩制品每况愈下，这一有趣的现象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由盛至衰的历史现象。晚唐三彩多为小件，趋于单彩釉，而且釉面单薄，脱落剥蚀现象严重。安史之乱（公元755年──763 年）促使唐朝迅速败落，形成藩镇割据天下大乱的局面。
唐三彩器的烧造一般为两个步骤，即素烧和釉烧。它的胎质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红色陶胎，出现于隋和初唐时期一种挂草绿、酱黄色混合釉的红陶制品中，这一品种还不能被看成是真正意义上的唐三彩。另一类是白色陶胎，为瓷土烧成，被认为是典型的唐三彩。这种坯体的特点一是吸水性强，使粘接部件牢固；二 是可塑性较强；三是素烧后强度较大；四是胎质白，挂釉后釉色鲜艳。唐三彩器的烧成温度在800度──1000度左右，坯釉膨胀系数基本一致，使坯釉结合良好。
这一时期的人俑塑造，风格比较明显。一改魏、晋时期秀骨清相的作风，女俑丰满富态，男俑英武得体，形象生动，体现出生活中的情景。唐代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异常活跃，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加强了对外贸易，海路贸易也日见频繁。出土的大量胡人俑印证了当时有许多外国人在中原一带生活，他们多从事商业 和艺术活动。经常可以见到胡人牵着骆驼，背负着丝绸等货物，形象极其生动。在伊朗、伊拉克、埃及、俄罗斯以及印尼、日本等国家都发现了大量唐三彩器，说明唐代对外出口贸易的发达。
开始于南北朝时期“南青北白”瓷业布局，到唐代形成较为明显而固定的局面。从北朝到唐代这一阶段，我国古代制瓷艺术逐步形成了青釉和白釉两个大的系统，它们在后世分别沿着不同的方面各自发展。白瓷的真正成熟期是在唐代，特别是在唐代中晚期，它已成为一个独立体系，与青瓷分庭抗礼。
当时北方烧造白瓷的区域非常广泛，而河北邢窑最为突出。它与南方越州出产的青瓷交相辉映，形成唐时代陶瓷业的两大主流。唐代陆羽在他的《茶经》中用 “类银”、“类雪”来形容邢窑白瓷的釉色，其胎、其釉的白度相当成熟。邢窑白瓷在烧成技术上也比较高超，从现有实物来看，没有变型、歪塌等缺陷，制作工艺 精细、造型端正，不失为一代名窑对产品要求之严格。邢窑白瓷除以色白见长外，它另一个特点是朴素少饰，匠师的艺术表现多施于造型之中，器型简洁、质朴、端庄而大气。它所构成的器皿容量大、重心稳、使用方便。这一时期最具特点的器皿是执壶，据考证是由前代的鸡头壶演变而来，是一种酒具，唐人称为“注子”。
此外，黄河流域瓷窑都多烧白瓷，河南、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都以烧白瓷为主。
唐邢窑白瓷始于隋，盛于唐，衰于元。根据其胎、釉的化学分析，应属于高铅瓷胎，其釉的化学组成，属于CaO──AL2O3──SiO2系统范围。邢窑的烧成温度一般在1340度左右，个别的高达1370度左右，烧成气氛为还原焰。
唐代手工业产业的空前繁荣，还在于官方的介入，官府设置“将作监”、“少府监”等政府机构，对陶瓷、金工、漆器、染织等进行操控，为统治者服务。这时的越窑青瓷也得到很大发展，引起许多文人骚客的瞩目，纷纷吟诗作赋对其倍加称颂赞美。其中陆羽的评价比较全面而得体，他形容越窑青瓷“类玉”、“类冰”， 认为是当代最完美的瓷器。
由于唐代的饮茶之风盛兴及朝廷对青瓷的需求量增大，促使唐代的越窑青瓷质量不断提高。尤其是在晚唐时期，形成了以浙江余姚为中心的瓷区，产品胎质细腻，釉层匀净，造型规整，品种丰富。在装饰处理上也是以釉色装饰为主流，以素面为主，形成独特风格。刻划花装饰以简洁流畅的线条，廖廖数笔就描绘出当 时人们喜爱的荷花、荷叶、牡丹花等花卉，绝无繁琐多余之笔。
这一时期在窑炉上普遍有所改善。北方均为馒头窑型，一般为直焰馒头窑或者是在窑底上设置台柱，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原始倒焰窑。这几种窑形都由火膛、窑 室、排烟孔、烟囱四部分组成，火焰流向呈现半倒焰式，依靠排烟孔调节燃气的流量；最大的改进是由原来的冷底窑改为热底窑，使窑内温差大大减小，温度分布更加均匀。南方则以龙窑为主，为节省燃料、增加产量，充分利用空气预热，采取了加长窑身和减小窑床倾斜度的办法，在浙江发现的唐初龙窑残长就达40米，宽1.7米，倾斜度10──12度。
唐代已经生产出釉下彩瓷器，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当时的长沙窑又称铜官窑，是我国最早制作釉下彩瓷的地区之一。铜官窑釉下彩装饰以斑点彩饰为主， 在青釉瓷器上以褐彩或蓝绿彩料点绘成花草纹样。褐色彩料是以含铁量高的矿物原料为色料，蓝绿彩料是以含氧化铜的矿物原料作色料。
6.五代十国时期
唐代的繁荣最终被唐未的藩镇割据所打破，五代十国则是这种割据局面的延续，中国又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一时期持续五十三年，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 后汉、后周，史家称为五代。然而此时五代，也并非统一的中国，其间战乱频仍，山河破裂，约有十国之多，吴、南唐、闽、前蜀、南汉、北汉、吴越、楚、南平相继出现。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一时期的陶瓷业却有进步之势，这大概与当时帝王的爱好有很大关系，其中最有影响者为吴越的秘色瓷和后周的柴窑。
对于秘色瓷的“秘色”，陶瓷史学界一直有很大争议，至今尚无定论。常见的解释有三：一是作“秘密”解释，这种解释来于宋人，认为吴越国的越窑青瓷专供朝廷使用，百姓不得占边，二是青瓷釉色之一种；三作“希奇”之意，为“碧色”的误传而来。从目前见到的所谓秘色瓷来看，其胎质呈灰白色，釉质如脂似 玉，清澈碧绿，造型典雅、凝重，可以看出制造者绝对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创造才能。秘色瓷代表了晚唐至五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成就。
6.五代十国
五代越窑的窑址仍在浙江上林湖地区，而且更广泛地延至上虞、勤县、临海等地区。所制器物总体上继承了晚唐风格，其装饰手法趋于多样化，使唐代单纯追求釉面效果向包括刻花、印花、堆塑、釉下彩等多样手法转化。
这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个著名品种为柴窑，相传是五代周世宗（名柴荣）时所烧造，窑址在郑州。但迄今尚未发现窑址，真正的柴窑器为何种相貌也众说不一。后人以“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 ”来描术柴窑器的特征。据明代文献记载，当时宫廷中所收藏的珍贵瓷器，把柴窑器推放首位，可见其艺术价值之高。
7.宋 代
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为宋，后被金人所逼，高宗南渡而逃，建都临安，称为南宋，称以前为北宋。
中国陶瓷工艺发展到宋代，达到了炉火纯青的成熟阶段，艺术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成就。这一时期南北方各窑之间风格迥异，一些以州命名的瓷窑体系特点明显，令后人一目了然。比如有代表性的汝窑、定官窑“汁水莹润如堆脂”，象青玉一般的质地；再如钧窑天兰釉，象天空般湛蓝；再如龙泉青瓷的粉青、梅子青 等品种，都巧夺天工般地引起人们对美的遐想。所以说宋时代是陶瓷美学的一个划时代时期，至此，一个全新的美学时代到来了。此时官窑辈出，私窑蜂起，最为著名的窑址有定、汝、官、哥、钧等，响应者更是不计其数。
（1）宋代六大民窑
民间经营的瓷窑。历代瓷窑绝大多数都属民窑。五代时期出现官办瓷器，宋代有汴京官窑相修内司官窑的命名。明清两代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但民窑仍大量存在。民窑生产的瓷器也称“客货”，造型纹饰不受官府拘束风格与官窑瓷器迎然不同，题材丰富，画笔自由奔放。清康熙时青花、五彩瓷器上的历史故事画大量出现，有伍子胥举鼎、周处斩蛟、空城计、西厢记等。蓝彩、黑彩、金彩的使用，使彩瓷更加辉煌灿烂，五彩品种由此得到新的发展。
民窑即民间瓷窑，相对于宫廷(朝廷)兴办的官窑（御窑）而言，属非官方经营的，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这里的窑也是特指瓷窑，而非瓦窑、砖窑等。时间上也是特指民国以前，其中以明、清两个朝代最为兴盛。民窑的产品称客货，风格与官窑迥异，除去一些限制生产的花纹和器型，可以说民窑瓷器的造型和纹饰题材更丰富自由。明代景德镇拥有为数众多的民窑，是我国陶瓷窑的主体，其制品粗细，并不比官窑逊色多少，可见也有着雄厚的基础。比较著名的有崔公窑、周公窑、壶公窑、小南窑等。
民窑是对官窑而言。广义地讲，凡属非官府经营的，进行商品性生产的瓷窑及其产品，都是民窑。
民窑的历史远比官窑早得多，陶瓷器均产生于民间中，到了唐代，瓷器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远销印度，埃及和波斯等地。据考证，在这些地区都发掘有唐三彩，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等。民窑于此已有较大的发展，并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
唐代以后，各地民窑辈出，竞相媲美，往往有供不应求之势。其中著名的，宋代有钧窑，汝窑，定窑。章生一的哥窑“纹片瓷)以及章生二的弟窑(龙泉青瓷)等。
宋元时，民窑发展较快，仅景德镇的民窑就增加到三百座之多。此时的民窑完全属于商品生产的性质，民窑在产量上所占的比重比官窑大得多，在质量上也有一定的发展。到了清代，民窑占了压倒优势，官窑瓷器也为民窑所出。宋代六大民窑有：
稀世珍宝话建瓷
福建省建阳窑在宋代以盛产黑釉瓷而闻名于世。在古籍中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日本人称之为“天目”。
宋时盛行“斗茶”，由于黑瓷能清楚地观察茶面上白沫的变化情况，所以建盏大受欢迎。黑瓷中又以兔毫斑最受人们钟爱。这和瓷器的釉面颜色绀黑如漆，温润晶莹，釉面上布满密集的筋脉状白褐色纹饰，犹如兔子身上的毫毛一样细，闪闪发光。用兔毫盏沏茶，兔毫花纹在茶水里交相辉映，令人爱不释手。历代都有人对此进行论述。宋徽宋赵佶说：“盏以青绿上为，兔毫为上。”苏东坡在《送南屏谦师》冲云：“道人绕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乎；忽惊午盏兔毫斑，打出春瓮鹅儿酒。”杨万里也有“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之说，对兔毫斑建盏作了形象生动的描绘。
以上介绍的带有“兔毫斑”的建盏是窑变所致，人力强求反不能达，在当时也不可多得，而今成为稀世珍宝。
建窑原是江南地区的民窑，北宋晚期由于“斗茶”的特殊需要，烧制了专供宫廷用的黑盏，部分茶盏底部刻印有“供御”或“进”字样。它的胎体厚实、坚致，色呈浅黑或紫黑，器型以碗、盏为主。
北方青器耀州瓷
耀州窑位于陕西省铜川市黄堡镇，铜川旧称同官，宋时属耀州，故名。它是北方一个巨大的烧造青瓷的窑系，为北方民窑中的佼佼者。
耀州窑早在唐代就已生产瓷器，北宋时期是耀州窑的黄金时代。其间在耀州境内窑场林立。据《同官县志》记载：“南北沿河十里，皆其陶冶之地，所谓十里窑场是也。”耀州窑古址附近，一块元丰七年（1084年）德应侯碑文中说，耀州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铿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这是对当时耀州瓷制作和瓷器质量的生动写照。
北宋耀州青瓷的胎色为灰褐色，釉面光润肥厚，釉色青绿，微显黄色。器底胎釉交接处呈现黄褐色，这是鉴别耀州青瓷的最主人依据。它的装饰技法主要是印花和刻花，也有剔花及划花等。花纹有莲花、缠枝花卉、波浪纹、鱼鸟纹等。刀法熟练，刀锋圆活，犀利有力，主次分明。主花纹的刀锋较深，陪衬部分刀锋则浅，均有一定倾斜度，层次清楚，立体感强，具有浅浮雕的艺术效果。这些都是耀州青瓷鉴定的要领。
耀州青瓷的器型较为丰富，以碗、盘、瓶、罐、盆、炉、壶、钵等日用瓷为主。
朴实粗放磁州窑
河北省磁县的观台镇古属磁州，从唐代起，这儿就有陶瓷生产，名为磁州窑。
磁州窑产品是宋代民间瓷窑的杰出代表。产品大多是日常生活用品，尤以瓷枕造型最为丰富多彩。生产的瓶、坛、壶、盆造型庄重大方，注重功能性与形式美感。装饰以铁锈花、刻划花为主。一种白地黑彩的装饰异常醒目，它把制瓷工艺和书画艺术结合了起来，画面生动活泼，线条流畅，形成了磁州窑的特色。此外，还有白釉划花、白釉剔花、白釉红绿彩、珍珠地划花、白釉褐斑、绿釉黑彩等，品种繁多，这是其它产瓷区无法比拟的。表现题材有人物、动物、花草、虫鱼等，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格调朴实粗放。磁州窑匠师往往将日常生活的感受概括起来，用简洁的笔法画在瓷器上，富有生活情趣和幽默感。
磁州窑瓷器的胎质有两种，一种质地坚硬、细腻，胎呈灰白色；另一种质地粗松，胎呈红褐色，白釉中有的呈奶白色，似有油性，不透明，釉层均匀、无泪痕，还普通使用化妆土。
自然天趣吉州瓷
吉州瓷是我国宋代著名的产品。它始创于唐，因位于江西省吉安永和镇，吉安古称吉州，故得名。
吉州瓷中尤以宋代黑釉瓷最为有名。其胎骨粗松，体质厚重，釉色深者如漆，浅者似酱，纹样有洒釉、木叶、剪纸贴花、彩绘、剔花、玳瑁、素瓷等。这些装饰的构思新颖、别致，在宋代各产瓷区中独树一帜。
剪纸贴花是广大农村在喜庆佳日时用来装饰居室的一种民间艺术，吉州窑工匠把它成功地移植到黑釉瓷上，看来赏心悦目，别具一格，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一大发明。常见纹饰有双龙、双凤和长命富贵、金玉满堂等。一种以黄黑两种颜色仿玳瑁甲壳的釉色，在吉州窑也有生产。玳瑁釉是一种窑变花釉，呈色变化无穷。据冯先铭先生考证，建窑遗址尚未发现“鹧鸪斑”花釉，这种釉面呈现像鹧鸪胸前羽毛般的斑驳灿烂颜色，应为吉州窑制品。玳瑁釉茶盏在宋初就已有生产。
吉州窑瓷器的施釉甚不规则，往往胎脚和圈足露出胎骨，露胎处可见修胎时不工整的刀印痕迹，显示出生硬的棱角。这是鉴别吉州窑的重要特征，而仿品则修胎平整，没有民间自然粗犷的味道。
明澈丽洁影青瓷
影青瓷又称青白瓷，是宋代江西景德镇制瓷匠师的一大创造。其釉色青白淡雅，釉面明澈丽洁，胎质坚致腻白，色泽温润如玉，所以历史上有“假玉器”之称。南宋李清照在《醉花阴》中有“玉枕纱橱”之句，玉枕指的就是青白瓷枕。元代的青白瓷产品有的还印有“玉出昆山”和“玉出昆冈”铭款。
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以湖田窑烧制的为最著名，其次有湘湖、胜梅亭、柳家湾等窑。当时的品种有碗、盘、瓶、罐等日用器皿。北宋前期的青白瓷并无花纹，以器型的规整和玉一般的釉质取胜。中期以后，它的装饰以刻花为主，兼有印花、浅浮雕、镂空、堆塑，色调雅致大方的青白瓷釉里藏花，若明若暗，给人以无穷韵味。
青白瓷曾风靡一时，营销海内外。据宋人《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京都汴梁与临安都有专门出售白瓷的店铺，出售供都城人们日常生活中饮食、饮茶及饮酒的器皿。赵汝适《诸蕃志》记述我国当时陶瓷器对外贸易的情况，其中有在“婆”等地番商用青白瓷器交易的记载。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也有瓷器对外交易的记载，如与“无枝拨”“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瓷器、瓦坛、铁鼎之属”。
宋代景德镇的青白瓷由半透明的釉，发展到半透明的胎，这在我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飞跃。由于青白瓷制作的丰富经验，为以后青花瓷的出现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名噪中外龙泉窑
浙江龙泉青瓷源出北宋早期。宋室南迁后，士大夫云集临安（今杭州），出现了偏安的表面繁荣。为了满足上自达官贵人，下至庶民的需要，龙泉瓷工吸取了历代名窑的优秀传统技艺，烧制出精致优雅的瓷器，把青瓷生产推向一个全盛时期。那时瓯江两岸群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舶往来如梭，单是目前发现的古窑遗址就有200余处。
传说中的龙泉哥、弟窑中的弟窑，即是龙泉青瓷窑，被誉为宋代民窑巨擘。16世纪末期，当龙泉青首次出现在法国市场上时，它的莹体玉质使法兰西人惊叹不已。风趣的巴黎人将青瓷的美色与当时风靡欧洲的名剧《牧羊女》中主角雪拉同的美丽青袍相比拟。称为“雪拉同”，这一亲热美好的称谓一直沿袭至今。此时的青瓷由福建泉州出发，向东南亚的缅甸、印度等地输出。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又把龙泉青瓷散布到南亚、波斯湾、非洲东岸等地。从此，龙泉青瓷就成为闻名世界的珍品了。
龙泉青瓷的瓷胎坚硬细密，以白色胎为主，由于烧成温度的差异，又有深灰和浅灰色的瓷胎。其釉色以梅子青和粉青最佳。南宋以后龙泉釉料属于石灰碱釉，这种釉的高温粘度大，流动性差，施釉较厚，有较强的玉质感。在放大镜下可见大量均匀密布的微小气泡。
北宋早期龙泉瓷的产品风格相似于越窑。烧制的器物胎体粗重，釉色淡青。中期釉色转为青黄，产品以碗、壶、杯、盘等日常用瓷为主。装饰采用刻划花。图案有花卉、水波、游鱼、云纹等。南宋是龙泉青瓷的鼎盛时期。当时器物甚多，除日常用瓷外，还烧制各种瓶、鬲、觚、鼎、炉等。器物造型古朴，器底与圈足制作规整，具稳重感。装饰方面北宋以刻划花为主，南宋前期尚有刻划花，后期已无，而以青玉般釉色取胜。
（2）宋代五大官窑
官窑和汝窑一样，以釉色为美，没有纹饰，立器只有凸起的弦纹或边楞。器型种类较少，除了盘、葵口洗以外，多仿古青铜器的造型，如长颈瓶、贯耳瓶、贯耳尊、兽耳炉等。宋室南迁后，在临安（今杭州）建都。从已出土的大量瓷片看，南宋官窑瓷器的胎子呈深灰、灰褐、灰黄等色。胎有薄厚两种，即胎厚釉薄的和胎薄釉厚的。釉厚的瓷片从断面可看出施釉痕迹，一层一层很清晰。釉子温润似玉，也有比较光亮的。釉色有粉青、天青、灰青等，开比较细碎的纹片。南宋官窑既有裹足支烧的，也有垫烧的，器底大而薄的往往用支烧与垫烧共用的方法来保证质量。
“官窑”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由官府直接营建。有北宋官窑、南宋官窑之分。宋顾文荐《负喧杂录》记“宣政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据此可知，北宋后期在汴京(今河南开封)设官窑，现称“汴京官窑”，亦称“北宋官窑”。具体窑址至今尚未发现。宋高宗南渡后，在临安(今杭州)另立新窑，为南宋官窑。宋叶《坦斋笔衡》载“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宛，号邵局，袭故宫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古所珍。后效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此文表明，南宋初营建的“官窑”有二：一是“修内司官窑”，亦称“内窑”，明高濂《遵生八笺》说，修内司官窑的地点在杭州凤凰山下，但确切的窑址尚未发现；二是“郊坛官窑”，位于杭州市南郊乌龟山一带，亦称“乌龟山官窑”。1930年发现窑址，1956、1985年冬至1986年春先后进行两次考古发掘，发掘出龙窑与作坊遗迹，并获得大量标本。
官窑产品专供宫廷。以宫廷生活用瓷与陈设瓷为主。流传至今的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以瓶为例，有弦纹瓶、直颈瓶、瓜棱瓶、贯耳瓶、胆式瓶、八方瓶、盘口瓶等，造型各有特点。官窑传世品今多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湾故宫博物院，有少数的精美作品，已于早年流失国外。官窑青瓷闻名于世，北宋汴京官窑青瓷继汝窑烧造，其形制、釉色、工艺与汝窑有共同之处。《格古要论》说汴京官窑器“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器多仿古，釉色有淡青、粉青、灰青等多种色调，釉质匀润莹亮，大纹片，胎骨深灰或紫色，满釉裹足支烧，器底有支钉痕。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圆洗中，有洗身近直微外撇，平底，里外满釉裹足支烧，底有支钉痕，造型、釉色与汝窑器相近，装烧工艺亦与汝窑支烧法相同者，应是北宋汴京官窑制品。南宋官窑是北宋汴京官窑的继续，郊坛官窑考古发掘的资料表明，南宋早期的青瓷产品，为薄胎薄釉青瓷，胎薄质细，色黑褐或深灰，釉色以粉青为主，兼有青灰、青黄和炒米黄等色调，釉层薄而润泽，有纹片，满釉支钉装烧，器底有圆形支钉痕，工精质高。青瓷的形制、胎、釉和支烧工艺都与北宋汝、官窑青瓷特点相类，确为“袭故宫遗制”。南宋后期官窑青瓷的烧造追求玉石质感，改变制瓷工艺，创用素烧胎多次上釉二次烧成的厚釉工艺，制出薄胎厚釉青瓷，釉质如玉石般的光亮莹润，釉面上显露横竖交织的蟹爪纹片或层层叠错的冰裂纹片，有说不尽的奥妙。厚釉工艺的具体做法是先低温素烧坯，后施三至四道釉，釉厚如堆脂，再经高温成器，一般釉层厚在2毫米以上。厚釉易粘接支烧工具，造成废品，厚釉工艺的使用导致装烧工艺的改良，变满釉支钉装烧为刮釉垫饼装烧，即将碗、盘、洗、瓶等圈足器的底端釉刮掉露胎，以垫饼垫烧。由于青瓷胎料中含铁量高达3.5～5％，致使制品的口缘釉薄处露灰或灰紫色与圈足底端刮釉露胎处呈黑褐或深灰色，形成“紫口铁足”的特征。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的一件官窑圆洗，口沿部位青釉微泛紫色，通体粉青釉纯正莹澈，满布冰裂纹片，宽圈足垫烧，是南宋郊坛官窑的晚期“紫口铁足”作品。此洗备受清代皇室赏识，器底刻有乾隆御题诗。郊坛官窑烧制的青瓷器物除碗、盘、洗外，又多仿周、汉时期青铜器式样，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官窑弦纹瓶，洗口，长颈，硕圆腹，圈足，颈至腹部凸起弦纹数周，圈足两侧有对称的横孔，古朴端庄，为仿汉铜壶的式样。
宋代五大官窑是：
宋代文化在中国古代社会处于空前绝后的水平。宋瓷是宋代文化的主要构成部分，是两宋文化的一朵绚丽的奇葩。宋瓷在当时的海外贸易中，以成为风靡世界的名牌商品。宋瓷有民窑、官窑之分、有南北地域之分。
所谓官窑，就是国家中央政府办的窑，专门为皇宫，王室生产的用瓷：所谓民窑，就是民间办的窑，生产民间用瓷。官窑瓷器，不计成本，精益求精，窑址的地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工艺精美绝伦，传世瓷器多是稀世珍品。
而民窑，当时生产者看重的是实用、使用价值，生产者要考虑成本，工料就不如官窑那么讲究，但并非没有精美的艺术产品，纵览两宋瓷坛，民窑异彩纷呈，与官窑交相辉映，蔚为奇观。
宋瓷窑场首推五大名窑，即钧、汝、官、定、哥。
钧瓷
北宋著名瓷窑之一。窑址在今河南省禹州市城内的八卦洞。钧窑利用铁、铜呈色的不同特点，烧出蓝中带红、紫斑或纯天青、纯月白等多种釉色，以蛋白石光泽的青色为基调，具有乳浊而不透明的效果。钧瓷的又一特征是釉面上常出现不规则的流动状的细线，称“蚯蚓走泥纹”。钧窑瓷器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窑奇珍，品种繁多，造型独特，以瑰丽异常的钧釉名闻天下。其成就在于釉中加入铜金属，经高温产生窑变，使釉色以青、蓝、白为主，兼有玫瑰紫、海棠红等，色彩斑斓，美如朝晖晚霞，被誉为“国之瑰宝”，在宋代就享有“黄金有价钧无价”、“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的盛誉。
汝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为冠绝古今之中国磁器名窑。窑址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宋时属汝州，故名。汝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记载：“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州为魁。”可见汝窑是继定窑之后为宫廷烧制贡瓷的窑场。其器物多仿青铜器及玉器造型，主要有出戟尊、玉壶春瓶、胆式瓶、樽、洗。胎体细洁如香灰色，多为裹足支烧，器物底部留有细小的支钉痕迹。釉色主要有天青、天蓝、淡粉、粉青、月白等，釉层薄而莹润，釉泡大而稀疏，有“寥若晨星”之称。釉面有细小的纹片，称为“蟹爪纹”。汝窑烧宫廷用瓷的时间仅20年左右，约在北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到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故传世品极少，被人们视为稀世之珍。
官瓷
官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窑有南北之分。据文献记载，北宋末徽宗政和至宣和年间（1111-1125年），在汴京（今河南开封），官府设窑烧造青瓷，称北宋官窑。宋室南迁杭州后，在浙江杭州凤凰山下设窑，名修内司窑，也称“内窑”。后又在今杭州市南郊的乌龟山别立新窑，即郊坛下官窑。以上统称南宋官窑。
官窑以烧制青釉瓷器著称于世。主要器型有瓶、尊、洗、盘、碗，也有仿周、汉时期青铜器的鼎、炉、觚、彝等式样，器物造型往往带有雍容典雅的宫廷风格。其烧瓷原料的选用和釉色的调配也甚为讲究，所用瓷土含铁量极高，故胎骨颜色泛黑紫。器之口沿部位因釉垂流，在薄层釉下露出紫黑色，俗称“紫口”；又底足露胎，故称“铁足”。
宋代官窑瓷器不仅重视质地，且更追求瓷器的釉色之美。其厚釉的素瓷很少施加纹饰，主要以釉色为装饰，常见天青、粉青、米黄、油灰等多种色泽。釉层普遍肥厚，釉面多有开片，这种开片与同期的哥窑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官窑釉厚者开大块冰裂纹，釉较薄者开小片，哥窑则以细碎的鱼子纹最为见长。
定瓷
宋代北方著名瓷窑。窑址在河北曲阳涧磁村。始烧于晚唐、五代，盛烧于北宋，金、元时期逐渐衰落。北宋定窑以烧造白釉瓷器为主，装饰方法有划花、刻花、印花和捏塑等。纹饰以莲花、牡丹、萱草为常见，画面简洁生动。定窑除烧白釉外还兼烧黑釉、绿釉和酱釉。造型以盘、碗最多，其次是梅瓶、枕、盒等。常见在器底刻“奉华”、“聚秀”、“慈福”、“官”等字。盘、碗因覆烧，有芒口及因釉下垂而形成泪痕之特点。
哥瓷
宋代“五大名窑”之一，这里所说的哥窑是指传世的哥窑瓷。其胎色有黑、深灰、浅灰及土黄多种，其釉均为失透的乳浊釉，釉色以灰青为主。常见器物有炉、瓶、碗、盘、洗等，均质地优良，做工精细，全为宫廷用瓷的式样，与民窑瓷器大相径庭。
传世哥窑瓷器不见于宋墓出土，其窑址也未发现，故研究者普遍认为传世哥窑属于宋代官办瓷窑。长期以来，人们主要是根据文献记载和传世实物对其进行研究。南宋人叶寘的《坦斋笔衡》明确指出南宋官办瓷窑有两个：一是郊坛下官窑，其窑址已在杭州乌龟山被发现；另一个是修内司官窑，其窑址至今未发现。有学者根据刊于明洪武二十年的曹昭的《格古要论》中对修内司官窑特征的记载，认为传世哥窑即宋代修内司官窑。
唐代的花釉突破了一件作品一种釉色的传统规律，但这种花釉仅仅局限于黑釉器物，到了宋代，复色釉的技艺得到了很大发展。钧窑瓷器就其瓷釉的基调来说，仍然属于青瓷系统，它的天青、灰蓝、月白诸色只是浓淡不一、色度差异而已。钧窑瓷器上所出现的红紫色相是由于在釉中加入了铜，铜红对窑温和烧成气氛比较敏感，它必须在还原焰1250度以上，才能出现美丽的效果。
汝窑一向被人们列为宋代五大名窑之首，这早在宋代的一些文人笔记中就有论述。汝窑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被认为在河南的临汝县，但半个世纪以来， 都始终没有找到客观存在的遗址。后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在宝丰县清凉寺找到了汝窑遗址，窑以州名。汝窑原为民窑，产品风格近似陕 西铜川耀州窑，北宋晚期开始为宫廷烧造高档瓷器。所以，长期以来，文物部门一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汝窑泛指古汝州所辖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系列产品的统称；另一种说汝瓷是指专门御用的那一部分官窑器物。宋徽宗执政时期，汝窑是其烧造史的全盛时期，其产品胎质细腻，灰中泛黄，俗称“香灰黄”，汝瓷釉面有细微的开 片，釉下有稀疏气泡；汝窑青瓷釉色淡青高雅，造型讲究，不以纹饰为重。据说汝瓷釉中含有玛瑙成份，所以能呈现出纯净的天青色，玛瑙的主要成份是氧化硅，或许此说有些道理。
宋徽宗赵佶信奉道教，道学崇尚自然含蓄，淡泊质朴的审美观。这一时期的汝窑瓷器正是这种审美情趣的反映，反映出道家清逸、无为的思想境界，成为宋时代上流社会的时尚。
哥窑也被列为宋代名窑，但未见有宋人记载，只是后期明代才有文献记录。
传说浙江处州人章生一和其弟章生二都是制瓷好手。他们俩人同在龙泉各设一窑，因生一是兄，所以被称为“哥窑”，生二为弟，当然称为“弟窑”，此二窑皆为著名民窑。哥窑的釉色以青为主，铁足紫口，釉面有碎纹而著名，号日“百圾碎”。
哥窑瓷器的胎色呈灰色或土黄色，釉色为粉青、青黄、月白、油灰等等，其中油灰色为最常见。它的主要特点是釉面“开片”，大小不一，纹路颜色深浅不一，器形不同收缩部位也就不一，所以变化万千而又自然贴切。哥窑瓷器上往往出现较粗的裂纹呈现黑色，较细的裂纹出现黄色，前后层次错落，称为“金丝铁 线”。
哥窑瓷器釉面上的冰裂纹，本来是制造工艺上的缺陷，主要是由于胎体和釉层的膨胀系数不一致所造成的。但这种弊病却形成的一种自然美，成为一种有别于其它品种的独特美。
到目前为止，哥窑址还不明确，专家对此众说不一，有说在浙江的，也有说在江西的。关于这一点，只有寄希望于日后的考古发掘，以实物为证。
官窑，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不同的涵意。从广义上讲，它是指有别于民窑而专为官办的瓷窑，产品为宫廷所垄断。而在宋代瓷器中，官窑则是一种专门的指称，专指北宋和南宋时在京城汴梁由宫廷专设窑所烧造的青瓷，汴京在现在的河南省开封一带。由于古老的黄河在历史上多次发生水患而改道，使当地地貌产生巨大变迁，所以这对今天人们的勘察带来很大困难，北宋时期的官窑址也就无从考查。有一种说法认为北宋官窑即是汝窑。
南宋朝廷沿袭北宋旧制，在临安建造了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官窑。官窑器釉色粉青，色调淡雅，不崇尚花纹装饰，以造型和釉色见长。官窑瓷胎中铁分较多，胎色偏紫、褐、黑色，足底不上釉，由于瓷釉的流淌，使口沿处挂釉较薄，显露出带紫色的瓷胎，这就是通常行家所谓“紫口铁足”了，这一点成为鉴定官窑器的重要依据。
在造型设计上，宋代非常重视旧有体制，开拓了在器形上仿古的先声，尤其是官办瓷窑，更是大量烧制仿古铜器的造型，如鼎、炉、瓶等等，典雅而古朴。
耀州窑位于今陕西铜川一带，宋属耀州。始烧于唐代，北宋中期达到鼎盛，金元时期转向衰落。其遗址在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经过两次较大规模的发掘，使我们对耀州窑的产品了解较多，其质量较高，影响广泛，以至河南、广西等地都纷纷效仿，形成一个庞大的耀州窑系。
耀州窑是宋代北方著名青瓷产地，产品品种丰富，造型多变。其胎色灰白而薄，釉色匀净，青中泛绿，有极细密的气泡；由于胎质中含有铁份，在相应的烧成气氛下，使器底呈现一种姜黄斑块，形成了耀州窑所独有的特征。
装饰以刻花为主，线条流畅，北宋中期以后，出现印花装饰；釉面一般有细小开片，透明度较好，釉层较厚；刻花技术冠绝一时，刀法犀利，线条刚劲，刀痕有斜度；图案内容以花卉为主，常见的有缠枝莲、牡丹、菊花等等，也有用鱼纹、水纹的，龙凤纹仅限于宫廷瓷专用。
中文的“磁”字可以作陶瓷解，所以磁州可以理解为“陶瓷”州。该州原属河南，现位于河北磁县，始烧于宋，元代未年以后迁至今日的彭城。历史上的磁州窑以及后来彭城诸窑多生产民间日用陶瓷，故又名“杂器窑”。磁州窑产品装饰以刻、划花或是铁锈花为主，黑白分明、质朴大方，一直沿袭至今。这一时期磁 州窑的陶瓷枕最为有名，多雕塑成活泼可爱的儿童形象，或施以明快清晰的纹饰，具有浓厚的水墨画风格，花鸟鱼虫、山水人物、诗文书法无不挥洒自如，将制瓷技艺与绘画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在中国陶瓷史上独树一帜。此外尚有绿釉釉下黑彩，白釉釉上红绿彩及低温黄、绿、褐彩色釉陶器。其中釉上红绿的制作对明、清时 期景德镇釉上彩发展有一定影响。该窑装饰风格还影响到山西介休、山东淄博、陕西耀州等地，形成了所谓“耀州窑系”。
景德镇的烧造史可以溯至唐代，原名“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间，该地因制瓷名扬天下而改名景德镇。
就青白瓷这个品种而言，景德镇可称天下第一，这是一种独具风格的瓷器。其釉色白中闪青，青中显白，釉色透亮，光照见影，所以又称“影青”或“映 青”，有“假玉“之称。南宋时期的仰烧产品釉色纯正青白，覆烧产品则略偏黄色。从10世纪至14世纪，这种产品广泛流通于海内外，元代后期逐渐衰落，让位于青花及颜色釉等品种。青白瓷器种类繁多，生活用具应有尽有，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印花、镂空、堆塑等，其瓷塑作品多表现佛道人物和文吏武士，具有生活 化、世俗化之特征。
景德镇窑的产品胎体较薄，原料为当地产的优质瓷石，质地细腻；其釉是由“釉果”和“釉灰”调配而成，烧成过程中流动性较大，所以薄处泛白，积釉处呈水绿色。北宋以后，景德镇窑采用匣钵仰烧的方法，一器一匣，既降低烧窑成本，又提高成品率。
此外，景德镇还广泛影响了江西的其他窑场，以及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方，形成一相庞大的“景德镇窑体系”。
建窑，也是宋代著名窑址这一。它位于福建省建阳县永吉镇，从晚唐、五代始烧青瓷，宋代以烧黑瓷为主，兼烧青白瓷。建窑以生产黑釉茶盏为大宗，这 与宋代的“斗茶”风气有关。其胎质为乌泥色，有的釉面呈条状结晶纹，细如兔毛，所以这种特殊产品被称为“兔毫盏”。兔毫有黄、白两色，称金毫、银毫。也有呈油滴状结晶，因酷似某种尽善尽美羽毛，被称为鹧鸪斑。有极少数窑变花釉，会在不规则的油滴周围形成窑变蓝色，尤为珍贵。这种产品在日本被称为“天目 釉”，对日本陶瓷艺术带来了很大影响。相传当时浙江天目山一带佛寺林立，日本僧人多以至此留学为荣，回国时许多人携带寺庙中使用的建窑黑釉盏，一时间这种黑釉盏在日本成为时尚。北宋后期该窑曾为宫廷烧制御用茶盏，元代以后黑釉烧。在古代文献中建窑亦被称为“乌泥建”、“黑建”、“紫建”。
龙泉窑在今浙江省龙泉县一带，主要集中在大窑、金村周围。至南宋晚期，除龙泉当地外，浙江庆元、运和等县以及江西吉安、福建泉州等地都烧造龙泉 风格的青瓷，形成龙泉窑系。龙泉窑是继越窑发展起来的瓷窑，创烧于北宋早期，至南宋前发展，进而形成独特风格，使青釉品种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也是南方地区产量最大的瓷窑。
早期的龙泉窑瓷器受到了越窑和瓯窑等窑场的影响，装饰方面大量使用刻花或辅以划的手法，釉色青中泛黄或泛灰。约在十二世纪晚期，也就是从南宋中 期开始，烧制成熟了著名的粉青釉。稍后至元代前期，胎薄釉厚的梅子青釉烧制成功，使龙泉窑达到鼎盛。从化学成份上看，粉青釉和梅子青釉的瓷胎中AL2O3 含量高于越窑青瓷，大部分在20℅以上，采用精细的淘洗技术，经提高原料中高岭土矿物和绢云母矿物细颗粒部分的含量，从而提高了瓷胎的精细程度。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制品，釉中所含CaO降低，而K2O的含量提高，使烧成温度相应提高，釉的烧成温度范围变宽，使瓷质有了很大进步。
龙泉窑制品的造型十分丰富，除各类日用器皿以外，还有大量文具用品以及仿古铜器造型和仿玉器造型。为适应厚釉的特点，堆花或贴花装饰也逐渐替代 了刻花装饰，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
由于宋代社会经济和商业贸易的发展，造成了陶瓷业空前繁荣的局面。除了各具风格的一批名窑之外，许多产量较少但具有特色的小型窑场也遍布全国。它们不 仅为宫廷生产御用器皿、为广大人民群众生产日常用品，产品还远输国外，其后，西方人称瓷器为China。
8．辽金西夏
辽代瓷器，虽然也受到宋代瓷器的强烈影响，但它仍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
辽瓷以烧造白瓷为主，兼烧白釉黑花瓷和黑釉瓷。其官窑烧造的白瓷胎质细腻而色白如粉，瓷化程度甚高，内外全施釉。其造型丰富多样，分为中原类型和契丹类型。
中原类型的瓷器大都是照中原样式仿造，常见器型有碗、盘、碟、杯、盂、盆、盒、罐、壶、瓮、缸、炉等。由于辽代所掳烧瓷工匠主要来自定州，因而早期的辽白瓷全仿自定窑瓷器。
契丹类型的瓷器，多是仿照契丹民族传统的皮制、木制容器烧造。常见器型有：鸡冠壶、鸡腿瓶、长颈瓶、凤首瓶、鬲式瓶、三角形碟、方碟、海棠花式长盘，以及盘口瓶、壶，葫芦形壶、瓜形壶、鱼形壶、扁把壶等。
辽瓷装饰可分为胎上装饰和釉色装饰。胎上装饰有刻花、印花、贴花三种形式，多是在成坯后挂釉前进行。釉色装饰有施多种色釉和用色描画二法。施多种色釉是指三彩器、两彩器和单色釉加彩。用色描画装饰的是指白釉黑花器（辽代晚期）。
装饰纹样，在刻划、模印器皿上是牡丹、野芍药为主，莲花、菊花次之；边饰多用水波纹、流云纹、卷草纹、葡萄纹、草花纹、游鱼纹、仙鹤纹、圆钱纹等。在贴花器皿上则是人物、兽面、火珠、蟠龙、牡丹、流云、花叶等纹样。釉色装饰纹样是在印花、刻划的花朵、花叶上分别涂以黄、白、绿、红各色釉；三彩器为黄、白、绿三色；用色釉描画除白釉画黑花外，还有表面涂朱画彩、描金的形式。
金代瓷器的地域特色不如辽代瓷器那样鲜明。其造型承袭宋代，以盘、碗、瓶、罐为多，其次为杯、洗、炉、盏托、枕和玩具；高大器物较多，瓶、罐多用系，有双系、三系、四系之分。
金瓷装饰比较简单，题材以各种折枝、缠枝花卉和萱草纹为主，以鱼鸭、水波、婴戏、人物次之。其装饰技法有刻花、划花、印花、剔花、笔绘、塑贴、加彩和绞釉等。
陶瓷一向是中国人的骄傲。金朝的瓷器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中间的瓶子是仿制的，但是相信原品的精致必在其右。右边的碗我超级喜欢，光线的问题取不到近照，但是釉的通透和光芒，以及线条的光滑，灼灼逼人。从上面看下去，碗里面圆润的光弧，折射出颜色的饱满和诱人。据说这只碗是有来历的，也是当时宫廷中精品的代表，可以看出当时的技术和工艺，已臻完美了。
西夏是由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在公元11世纪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国号大夏，因其地域在今日宁夏及内蒙古、甘肃、青海等省部分地区，于北宋之西，故北宋时称之西夏。西夏瓷器即指在其辖区内生产烧造的瓷器。
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
西夏瓷器有粗细之分。粗瓷即胎土未经洗练，胎土中含一定量的砂，胎色泛红，器壁较厚。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土经洗练，胎质细密，胎色浅黄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它釉色瓷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西夏人崇尚白色有关。西夏瓷器种类按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及建筑用材等。常见器形有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棋子、板瓦、滴水、供养人、骆驼、马、鸡、鸭等等。除此以外，还出土有不少骆驼、马的素范，说明此时骆驼、马已能够翻模成批生产。由此可见西夏瓷器已作为商品在其境内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86年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证明。
据考古调查发表资料可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县一带，在甘肃省武威也发现西夏古瓷窑址一处，这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边陲最远的一处古瓷窑址。西夏瓷窑地处西北大漠地区，是由党项人具体经营管理，因此其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将这些民族风格与特点集聚一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征。富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瓷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造型新颖独具特色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独具特色。它们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扁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烧瓷窑口所不见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是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该壶造型设计合理，口小腹大，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将口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带，将带系壶附于马背，出游狩猎时携带安全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圆唇微外侈，束颈斜肩，长圆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将多耳穿带，可以提拎，简单实用。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须品。时与西夏并存的辽国契丹人是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其辖区内曾出土过铜铃、钩等用具。西夏地处西北大漠，这里煤矿资源丰富，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筑用瓷，如瓦当、筒瓦、滴水和各种脊饰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筑构件为素烧，有些板瓦、滴水挂黄釉，脊饰多施黑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制作精巧别致，其胎质细腻，上下基本等宽，厚薄相同，断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挂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泽。白釉板瓦尺寸不尽相同，总体规格相一致。
2．装饰技法
西夏瓷的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妆土、剔釉、剔刻化妆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黄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于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与釉色间的色差，起到装饰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阴干的胎体上用刀刻出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由于胎体较暗烧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鲜明，因此刻花瓷出现数量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妆土为多见。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窑已经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后中原一些窑口也采用此种方法装饰瓷器，但所占比例不大。西夏灵武窑在承袭磁州窑此项工艺时运用得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壶、瓶、罐、钵都以剔花进行装饰，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富有创意，具体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在粗胎上施釉，然后根据创意划好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实面貌。其二，在粗胎上挂好白色化妆土，再划出花纹，然后剔刻掉花纹以外的化妆土，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现白色花纹，朴素美丽。其三，施化妆土和不施化妆土同时并用于一件器物上，有个别褐釉剔刻花经瓶胎体粗，肩部宽斜不挂化妆土，腹部瘦挂化妆土，并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妆土，近足部饰划纹一周。此装饰设计新颖，刻划手法精湛，肩、腹颜色反差理想，花纹层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
另外，采用开光装饰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开光是古代祖先把对光的认识与感情以艺术手法予以表现。此种装饰最早在北宋时期，以白釉绘黑彩的形式用于枕面装饰，黑白强烈反差衬托花纹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壶、瓶、罐、碗、盆、钵无所不用开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窑口无以伦比的，而且开光不拘一格，有菱花形、连弧形等。开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以突出开光内花纹有浅浮雕之感，艺术效果极佳。
西夏瓷器的主要特征
西夏瓷器有粗细之分。粗瓷即胎土未经洗练，胎土中含一定量的砂，胎色泛红，器壁较厚。主要器形有瓮、缸、釜等器。细瓷胎土经洗练，胎质细密，胎色浅黄或灰白，器壁略薄。主要器形为碗、盘、罐、壶、瓶、钩等生活用具及板瓦、滴水等建筑用材。西夏瓷器釉色主要以黑（褐）、白釉为主，也有少量青、紫、茶叶末及姜黄釉色，其中白瓷质量普遍较高，精品明显多于其它釉色瓷器。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能与西夏人崇尚白色有关。西夏瓷器种类按用途可分为生活用器、文房用具、娱乐用品、雕塑艺术品及建筑用材等。常见器形有碗、盘、壶、瓶、罐、盆、灯、帐钩、砚、铃、牛头埙、棋子、板瓦、滴水、供养人、骆驼、马、鸡、鸭等等。除此以外，还出土有不少骆驼、马的素范，说明此时骆驼、马已能够翻模成批生产。由此可见西夏瓷器已作为商品在其境内广为流传。据不完全统计1956年至1986年在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先后出土上百件西夏瓷即是很好的证明。
据考古调查发表资料可知，烧造西夏瓷的窑址主要集中在宁夏银川西郊贺兰山下及灵武县一带，在甘肃省武威也发现西夏古瓷窑址一处，这是目前发现中国西北边陲最远的一处古瓷窑址。西夏瓷窑地处西北大漠地区，是由党项人具体经营管理，因此其产品造型设计、纹饰题材、装饰手法均表现出较强的民族风格与特点，将这些民族风格与特点集聚一起，便形成西夏瓷器特征。富有西夏民族特征的瓷器，突出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造型新颖独具特色
西夏瓷器品种繁多，其中剔刻釉扁壶、四系瓶、帐钩、纺轮、牛头埙独具特色。它们造型设计与党项人的游牧生活密切相关。扁壶从早期到晚期一直生产，产品数量大，制作精美，也是西夏以外其它烧瓷窑口所不见的，是西夏瓷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典型器。扁壶有两种，较大者为圈足扁壶，壶口小、颈短、腹扁圆，是由两个浅腹钵对接粘合而成，其接缝处常以附加堆纹进行弥合，腹侧上下分别置两耳或四耳，腹部中央有圆形圈足。该壶造型设计合理，口小腹大，壶中盛酒、水或奶不易溢出。圈足置腹中央，只要将口塞住，壶可平放，这样重心矮，加之有圈足支撑非常稳妥。腹侧有耳可供穿带，将带系壶附于马背，出游狩猎时携带安全方便。另有一种小型扁壶，其器形与大型扁壶相似，不置圈足，体态轻盈，腹侧置双耳，穿带随身携带简便实用。扁壶无论大小，设计合理制作精美，体现了党项人的聪明才智。
四系瓶（多系瓶），小口圆唇微外侈，束颈斜肩，长圆腹，圈足平底，肩腹交接处置对称四耳（或多耳），其腹大口小，是盛水、奶的理想用具。若将多耳穿带，可以提拎，简单实用。
瓷铃、帐钩是西夏瓷中的特殊产品，也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须品。时与西夏并存的辽国契丹人是中国东北部的游牧民族，其辖区内曾出土过铜铃、钩等用具。西夏地处西北大漠，这里煤矿资源丰富，铜、铁矿产稀少，西夏人因地制宜想出以瓷铃、钩代替金属铃钩应该是个创举，它不仅巧妙解决没有金属制品的困难，同时为制瓷业开创了新思路。
牛头埙是瓷埙的一种，形似牛首故称之牛头埙。其正面有二孔，顶部有一孔，吹之能发出美妙的声音。牛头埙作为一种乐器，深受草原民族的喜爱。它的出土不仅表现出西夏人善于创新的智慧，同时也展现出西北游牧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情感世界。
西夏瓷中有大量建筑用瓷，如瓦当、筒瓦、滴水和各种脊饰瓦件等，其中大部份建筑构件为素烧，有些板瓦、滴水挂黄釉，脊饰多施黑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白釉板瓦，制作精巧别致，其胎质细腻，上下基本等宽，厚薄相同，断面略有弧度，面微凸，施釉前挂有白色化妆土，釉色白中泛青有光泽。白釉板瓦尺寸不尽相同，总体规格相一致。西夏瓷器中大量建筑用材的出土，不仅为研究西夏建筑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表示出西夏党项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
2．装饰技法
西夏瓷的装饰技法，有刻釉、刻花、刻化妆土、剔釉、剔刻化妆土及少量印花及白釉黄褐彩等。其中刻釉多用于黑（褐）色釉器，以刻花部分露出胎色与釉色间的色差，起到装饰作用。刻花即在施釉前在阴干的胎体上用刀刻出花纹，然后施透明釉。由于胎体较暗烧成后呈淡淡青色，胎釉反差不十分鲜明，因此刻花瓷出现数量较少。西夏瓷器中以剔刻釉、剔刻化妆土为多见。剔刻釉技法在北宋初期磁州窑已经使用，如黑剔花枕、罐等。之后中原一些窑口也采用此种方法装饰瓷器，但所占比例不大。西夏灵武窑在承袭磁州窑此项工艺时运用得比较普遍，绝大部分壶、瓶、罐、钵都以剔花进行装饰，而且在表现手法上富有创意，具体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在粗胎上施釉，然后根据创意划好花纹，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胎的真实面貌。其二，在粗胎上挂好白色化妆土，再划出花纹，然后剔刻掉花纹以外的化妆土，施透明釉，入窑烧成后深色的地上呈现白色花纹，朴素美丽。其三，施化妆土和不施化妆土同时并用于一件器物上，有个别褐釉剔刻花经瓶胎体粗，肩部宽斜不挂化妆土，腹部瘦挂化妆土，并剔出大朵牡丹花，地露出化妆土，近足部饰划纹一周。此装饰设计新颖，刻划手法精湛，肩、腹颜色反差理想，花纹层次分明，有意想不到的装饰效果。
另外，采用开光装饰瓷器是西夏瓷器最突出的特征。开光是古代祖先把对光的认识与感情以艺术手法予以表现。此种装饰最早在北宋时期，以白釉绘黑彩的形式用于枕面装饰，黑白强烈反差衬托花纹很醒目。在西夏瓷器中壶、瓶、罐、碗、盆、钵无所不用开光，其比例之大是其它窑口无以伦比的，而且开光不拘一格，有菱花形、连弧形等。开光全部采用剔刻技法，即开光内剔掉花纹以外的地，露出浅色的胎，开光外划满斜道纹或水波纹，以突出开光内花纹有浅浮雕之感，艺术效果极佳。
西夏瓷器的花纹
(一)植物纹饰
1．牡丹纹
牡丹被人们视为富贵的象征。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所以，牡丹花又称富贵花。西夏在经瓶、扁壶、罐、盆、钵、盘和碗等器物上剔刻或模印大量牡丹花。花纹有折枝、缠枝和交枝三种。西夏陵出土的牡丹纹盘，盘内模印三枝交枝牡丹，枝头缀以怒放的花朵，花朵两俯一仰，宛如牡丹池中盛开的牡丹花交织在一起。同时出土的牡丹纹碗，碗内模印两枝牡丹，一俯一仰，两花相对，婀娜俊俏。磁窑堡窑址出土的牡丹花纹瓷器多为剔刻技法，其中折枝牡丹在开光内，以一朵花为最多，也有两朵或三朵的，枝叶舒展，花姿各异；缠枝则无开光界限，布满整个画面，如在扁壶上用一花枝曲折缠绕四个花朵，枝叶相互缠绕，花叶纷披，俯仰有致。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出土的西夏酱釉剔刻花罐，图案上的缠枝牡丹呈宽带状布满罐腹。回民巷窑址内更是出土了不少单模凸印的牡丹花纹碗和外壁阴刻牡丹花纹的碗状印模。
总之，牡丹花纹是西夏瓷器中最常见的纹饰，体现了西夏人民对牡丹花的情有独钟，这也可能与牡丹花雍容华贵，象征着幸福美满有关。
2．莲花纹
我国人民自古即喜爱莲花，同时，莲花又是佛教的象征，所以莲花在西夏瓷器、建筑材料中多有出现。西夏经瓶常见剔刻鹿衔莲花纹。在盆内壁也有剔刻莲花现象，磁窑堡出土白釉盆内壁剔刻串枝莲花水波纹，盛开的莲花茎蔓相连，似在水中飘浮荡漾。建筑材料中多在滴水表面饰莲花。
3．菊花纹
菊花是多子多福的象征，同样也受到西夏人的喜爱。磁窑堡窑出土的经瓶，在开光内剔刻有折枝菊花，花朵硕大，刻工纤细秀丽。西夏陵出土的六格菊花纹盘，六条棱将盘内壁分为六格，每格模印一折枝瘦叶菊花，盘底为四瓣四叶团花纹，其造型、印花、青绿色釉浑然一体，给人一种制作精细工巧、装饰俊秀之感觉。
4．葵花纹
葵花纹饰在中原各窑较少见，磁窑堡和回民巷等西夏窑址并未出土葵花纹瓷器，仅在西夏陵建筑遗址中有少量器物发现。如陵区北端建筑遗址中出土的葵纹盘，盘内壁刻划葵花纹，两葵两叶，两花相对；葵纹碗内壁刻葵花纹，一叶两花。葵纹盘、碗均施青绿色釉，釉质晶莹透明，而纹饰用笔简练，线条明快，显示出西夏工匠较高的技艺。
(二)动物纹饰
1．鱼纹
鱼字因与多余的“余”同音，所以鱼就具有了丰收、富裕的意义，并广泛用于瓷器装饰上。磁窑堡、回民巷、西夏陵等西夏窑址或遗址中都出土有鱼纹盆，可见鱼纹在西夏瓷器纹饰中的重要地位。西夏鱼纹盆内口下刻一带卷草纹，其下，刻划水波鱼纹。水波鱼纹一般刻三条游鱼，相互追逐，鱼纹与水纹巧妙结合，产生了静中有动的艺术效果。
2．鹿纹
同样，鹿字与福禄的“禄”同音，故鹿也成了吉祥的象征。西夏鹿纹有两种，鹿衔牡丹花和鹿衔莲花。如磁窑堡标本褐釉经瓶，主体图案为一只长着长角的鹿奔跑在花丛中，并回首顾盼，嘴衔牡丹花，体态生动。伊金霍洛旗西夏窖藏发现的一件褐釉经瓶，在腹部剔刻牡丹花纹之下又剔刻一只梅花鹿，回首作惊恐状，口吐云雾。鹿纹与表示祥瑞的花草结合在一起，既好看又表达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3．狩猎图
仅见于磁窑堡窑址出土的一件深腹瓶上。瓶腹刻一周送葬狩猎图。图中间刻有一马，鞍上立幡旗，马前有一狗在奔跑，狗左前侧为一猛禽(海东青)在抓一鹅，右前方有一惊慌奔逃的小兔，马后有一高靴，内插长竿前挑一灯，靴后另有一灯。
(三)人物纹饰
人物纹饰仅有婴戏纹一种。婴戏纹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故宋、辽、金、西夏在剔刻花瓷器中多有此题材。磁窑堡窑出土的深腹罐片上剔刻的婴戏纹，婴儿肥头大耳，两眼凸起，炯炯有神，简洁的线条表现了婴儿天真幼稚之态。碗模中的婴儿则头梳“冲天槌”，攀缘在牡丹花丛中，体态活泼，惹人喜爱。
(四)边饰
除上述主要纹饰外，作为边饰还有不少，如卷草纹、几何纹、钱纹、水波纹、卷云纹和山形纹等亦比较常用。
1．卷(花)草纹
在一条连续不断的“S”形波状主茎上，饰以各种花卉、枝叶或其他装饰纹样，构成一个以图案化的藤蔓植物为主的装饰带。卷草纹在西夏瓷器边饰中数量最多，有卷草、卷枝、卷叶和花草等纹样，多饰在盆、碗的内壁近口处。
2．卷云纹
像一朵朵翻卷的白云，多饰于经瓶腹部下边。
3．几何纹
有Z字形、山形和波浪形等，连续不断，呈一带状，在盆的内口和经瓶腹下边亦间有此边饰。
4．钱纹
盆内口部有此装饰，也有用作主体纹饰的。
另外，西夏瓷器纹饰还有剔刻藻井式图案、点彩菱形和梅花纹、刻划弧纹和模印石榴花纹等。
9．元朝
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帝国以其强大的军事武力，灭宋灭金，入主中原，至1279年忽必烈率大军覆灭了汉族在南方的 赵宋政权，进而控制了整个中国的土地。元朝的统治只有九十余年，而且又连年混战，所以从整体上看，元代陶瓷业基本上承袭了前代旧制，除青花、釉里红等品种，没有太多发明。
但仅就江西景德镇而言，情况却大不一样，元朝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一个原因是景德镇地处皖赣边区，受战争 影响不大，社会经济状况较为安定；二是当地原料丰富，开挖使用较为便利，技艺上博采众长，产品制作精致，有“工匠四方来，器成天下走”的美誉；三是因为宫廷重视，在景德镇设立了全国唯一一所管理陶瓷产业的机构──浮梁瓷局；再一个原因就是出口量增大，从另一个角度刺激，促进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使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
元代青花、釉里红的出现，使我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陶瓷装饰艺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一种装饰类型能达到青花瓷那样影响巨大而且流传深远。青花瓷器的真正全盛时期在明代，制造技术传播至近东、日本等到国，最后传到欧洲。
虽然青花瓷器的产生和发展都与景德镇相关，但首先使用氧化钴为着色剂进行彩绘装饰，最早出现在近东。早在九世纪，米索不达米亚地区还生产了一种陶器，先在胎体上罩一层含有氧化锡不透明的白釉，再在釉面上用氧化钴做彩料绘制图案，使画面在入窑焙烧后呈现美丽的蓝色。而景德镇的青花瓷器与其他品种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原料的不同，它所使用的是长石瓷土和长石釉料，经过高温烧制后坯釉结合良好，所描绘的图案体现得淋漓尽致。
据考古发现，早在唐代就已出现过用含有钴的蓝釉彩用来装饰，这到早期青花的出现有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到元代，烧制青花瓷器的窑址有江西景德镇和吉州、云南玉溪、浙江江山等，其中产量和质量都以景德镇为最。景德镇地区是在当地宋代影青和卵白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釉下彩绘的技术上和艺术上受到过磁州窑的影响。
为了发展瓷业，元代统治者实施了多种管理手段，除设立行政机构外，对具有一定技术的工匠也很重视，规定免去工匠的一切差科，对他们的技艺实行“世袭制”，既使生产专门化，又使得特殊技艺后继有人。
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特点是形态较大、胎体较厚、份量较重。装饰花纹所使用的青花料，有进口与国产两种。进口料颜色鲜蓝、艳丽，采用影青作面釉，所绘图案构图严谨、笔法工整、描绘细致。这类产品体积都比较大，系当时浮梁瓷局的高档产品，其器型豪放、青料浓重，总体风格气势磅礴。国产青料发灰较淡，一般施以乳浊的卵白釉，所绘图案构图疏朗，笔法淳朴，风格粗犷。这类产品大部分为小件产品，多为普通民窑所生产，目的也 多为日用器皿。装饰纹样主要有松梅竹莲、龙凤鹤鹿、人物花鸟、卷草锦地等，此外，历史故事也风兴一事。
元政府意识到发展瓷业并积极对外贸易，对元朝经济有重要意义，是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元政府建立相应 的港口外销管理机构，鼓励对外贸易，使这一时期在瓷器的外销数量、质量等方面，较宋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和提高。在土耳其和伊朗两国的博物馆里，收藏着一些极为珍贵的元青花瓷器，代表着这一时期青花艺术的风格特点。随着瓷器的大量出口，促进了对外交流的发展，对一些国家的宫廷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文化艺术等 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人们普遍重视对这些元代瓷器的珍藏和陈列，让后人追忆过去的历史。在东非的伊斯兰教地区，景德镇青花瓷和龙泉青瓷被镶嵌于宫殿、寺庙或其他纪念性建丽上，视同珠宝，重视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元代景德镇创烧的另一著名产品为卵白釉器。这种产品亦称“枢府窑器”，相传是为元朝官府枢密院的定烧器，有些器物上有“枢府”字样，但烧制这类卵白釉瓷器的窑场还同时烧造青花瓷和黑釉瓷。卵白釉的特征是釉层较厚，呈失透状，色泽如鹅蛋白，它的出现为明代永乐甜白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6年，在朝鲜新安海底打捞出一艘元代沉船，载有中国瓷器近两万件，包括当时龙泉窑、建窑、吉州窑、磁州窑、官窑、钧窑 以及景德镇等窑场的大量产品，成为考查元代各窑址产品情况的可靠实物佐证。
元代开始出现分室龙窑，这种窑依山而建，倾斜度为12──22度之间，长度近60m，宽2─3m，分窑室 17间，这种分室龙泉窑为以后的阶梯窑打下了基础。这种窑炉的特征是装窑容量大，适合于多种坯釉同时烧成，在窑室的前、中、后部不同的窑温下放置不同的产品；这种窑适合以柴为燃料，升温快，冷却也快，充分利用窑室内的热量。元未明初，在此基础上出现了葫芦型窑，之后演变为蛋形窑，这种窑形延续使用至今。
10．明朝
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趋向没落，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萌芽的时期。从洪武帝创建大明到崇祯帝上吊殉国，明王朝经历了 267年的兴衰。在此期间，手工业、商业及对外贸易都有了很大发展。自唐宋以降，瓷器已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到明代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为前代所不及。当时，以景德镇为中心的官窑日益繁荣，大量生产御用器皿和民用瓷器，以质量高、销路广，代表了明代制瓷水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就有较为详细 地描述。其产品以青花、五彩为主流，在元代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将陶瓷艺术带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地。
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变革始于明。建国伊始，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以巩固政权，安定局面，大力发展农业的同 时，也加强扶植手工业和工商业。洪武年间，太祖下旨仍沿用景德镇窑场为皇家御窑，承担宫廷御器和政府对内对外赐赠和交换的全部官窑器的烧造。洪武二年，建御窑二十座，专制御器，往往是“千里择一”，不计费用多寡，只求精品。《明史·食货志》中记载了朝廷派官督烧的情况，虽说此举劳民伤财，却在重压下着实给后人留下了精美绝伦的艺术精品。
永乐年间以出产“甜白釉”而著名。这种半脱胎瓷器胎壁极薄，釉面莹净。也叫“填白”，是指在白瓷上可填绘彩 饰，以薄胎而有暗花者最为杰出。以后历朝皆有烧制，但都比不上永乐时期的产品，到清代亦有仿制，更非永乐甜白可比。这一时期比较有特点的器形是“压手杯”，敞口折腰，沙足滑底，一般在底部标有“大明永乐年制”或“永乐年制”字样，字体小篆。
到宣德年间，技术上又有所改进，据说御窑厂扩增至五十八座之多。这一时期所生产的青花瓷器，以胎釉精细而闻 名，所用青花料主要从国外进口的“苏麻离青”。由于这种原料中含铁量较高，往往会在青花部分出现黑色斑点，与浓艳的青蓝色相融一体，也使后世极难仿制。此 外，宣德釉黑红在元代基础上有了较大发展，所制釉里红鱼纹高足杯在当时就已盛名天下了。宣德瓷器的另一个特点是落款部位很多，不仅出现于底部，也有书写在口、肩、腰、足等部位的，因此有“宣德年款遍器身”之说。
明中期的成化、弘治、正德时期，为另一个陶瓷史上的辉煌时期，在这短短三代五十六年当中，宫廷和民间艺术匠师 们创造了一大批空前绝后的艺术珍品。《景德镇陶录》中记载着“成化以五彩上”，在以后相距不及百年的隆庆、万历几代，仿制成窑已成风气，地道的成化瓷器商品价值就以“万”计，可见其水平之高。
此一时期的青花用料以国产为主，指浙江、云南一带出产的“土青”，也有称“平等青”的。明五彩的形式有“斗 彩”、“点彩”、“加彩”、“填彩”等等，大同小异，性质一样，都是釉下青花与釉上彩相结合，完善了在素胎上直接施色釉的工艺，创制出素三彩，成为正德朝的著名品种。正德朝后期青花料使用进口“回青”，颜色纯正，价格昂贵，过于黄金。
嘉靖一朝的官窑瓷器，产量巨大，是明朝烧造量最大的一个时期。青花料是用进口料与国产“石子青”配合使用的， 所以呈现出一种蓝中泛红紫的鲜艳色泽。由于铜红釉的烧成难度较大，自嘉靖朝起改用低温铁红，因此，这一时期的矾红制作极为发达。另外，当时的民窑制品已相当精细，出现了以仿宣德、成化窑器而著称的“崔公窑”。
隆庆朝年份较短，所以传世器物很少。延续嘉靖和前代旧制，继续使用“回青”料。器物造型更加丰富。
万历中期以后，进口回青料断绝，改用浙江出产的浙料，色彩沉静。彩瓷以青花五彩为主，图案花纹布满全器，效果华丽浓艳。民间窑更加发达，其产品精细程度可与官窑相比美，并大量远销至欧洲。
天启、崇祯时期，明朝统治急速走向衰落，御器厂的生产几近停止，今天很少见到官窑款的产品。此一时期民窑生产日益发达，以烧造青花瓷为主，装饰纹样丰富多彩，不受官窑式样规格化的束缚，写意山水、动物人物、诗词书法、几何图形等，造型活泼，画法随意。
在景德镇官窑以外，各地民窑也在蓬勃发展，如福建窑、江西横峰窑、广东广窑、浙江处窑、江苏瓯窑等等。其中以江苏所产的紫砂为最有特色。
紫砂这一品种的出现，上溯可能很早，各种说法不能一致。真正以紫砂壶的完整形象出现，是从明代正德朝以后。紫砂壶的原料，产于江苏宜兴，分为紫泥、绿泥和红泥。五百年间，名家辈出，花色品种不断见新，工艺愈加精美，成为海内外著名的陶瓷品种。
紫砂壶的出现，与饮茶习惯的改变有很大关系。明人已不再时兴“斗茶”，改烹茶为沏茶，对茶具的要求相对提高。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紫砂壶泡茶味道仪表隽永醇厚，而且壶体能吸收部分茶汁，使用愈常，泡出的茶味越好。加之陶质的紫砂壶无釉无彩，正适合文人雅士回归自然的审美情趣，从此便风行天下，制壶高手们也应运而生。
明代正德至万历年间，被认为是紫砂早期鼎盛时期，供春（龚春）、时大彬、李仲芬、徐友泉等人为知名高手，他们 的作品在当时已经很珍贵，现存极少。这时的作品在造型上吸收了铜器的造型特点，并与当时的家具风格相一致。外形简洁、线条凝重、体积浑厚、比例协调，泥质颗粒较粗，更显质朴大方。
11．清朝
明朝未年，流寇四起，李自成率农民军杀入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满清之兵入关，至此满清统治开始，长达二百余年。
清代瓷器，仍以景德镇为中心。在明未连年混战当中，景德镇也受到严重损坏，窑场凋零，匠人四散。直到清顺治十一年才恢复生产，景德镇复为御窑厂。这一时期的产品有明显的过渡时期特征。胎体比较厚重，制作略显粗糙，一般底部斜削草率，还粘有砂粒。器物沿口部分施酱黄釉，深浅不一，呈黄褐色，为顺治时期的重要特征。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比前代还略有进步，所以有人认为清代的陶瓷， 应从康熙时期开始计算。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它时期的器物要重些。 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康熙五彩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 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等。康熙四十四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 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 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合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等。
雍正时期被认为是清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 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 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雍正六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 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五十七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六字三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材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 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 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代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等。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不思进取。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 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清朝统治，至十八世纪末叶明显开始走下坡路。道光时期的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型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 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三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咸丰时期，国力衰败之极，连年兵变，百业俱废。咸丰末年，又遭八国联军入侵，国家受到巨大损失，陶瓷业也难逃厄运，所以咸丰时期的传世精品很少。这一时期的产品更加粗糙轻率，胎体厚重且疏松，表面施釉厚薄不一，还常出现桔皮状坑凹。造型笨拙最典型者数玉壶春瓶，腰腹粗大，颈部粗短，咸丰官窑瓷器款识为“大清咸丰年制”六字两行楷书，字体工整，字外无圈栏。
咸丰末年，景德镇官窑厂被损毁，陶瓷业被破坏无余，清代瓷业之败落，莫过于此。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 较繁荣的时期了。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为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 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宣统是清代最后一朝。光绪末年至宣统时期，景德镇按西方体制设立了陶瓷公司并设立分厂，研究新法，技术上有所提高，质量样式方面都有改良，但终因时局混乱、经费不足、支撑不了而归失败。所以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产品数量不多，至今而为稀品。
宣统瓷器量少，但比光绪要规整精细许多。其胎体选料上乘，胎壁轻薄均匀，坯釉结合好，烧结程度较高，叩击声音清脆。从技术角度而言，宣统瓷器的工艺水平较高，具有现代陶瓷工艺的特征。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筹措资金，成立中国陶业学校，内设本科及艺徒二班，有目的有计划较为系统地培养专业陶瓷人材。此外，山东淄博、江苏宜兴、福建建阳、广东佛山、四川成都、河北彭城等地窑厂也都有产品面市，至民国时期继续烧造。
清朝出现了专门论述陶瓷、研究陶瓷的著作，比较有名的如朱琰《陶说》、蓝浦《景德镇陶录》、程哲《窑器说》、唐英《窑器肆考》、寂园《陶雅》、许之衡《饮流斋说瓷》等等。
12. 近代景瓷的生产
花有荣枯，月有圆缺。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后，景德镇瓷业生产就从巅峰走向下坡路，产量、器质、品种、造型等都呈现明显萎缩状态。特别是雅片战争之后，战乱很多、政局动荡、外资入侵、市场缩小，景瓷生产也受到严重推残。延续500多年的御器厂也随着清祚的倾圯而寿终正寝。民国时期，社会仍不安定，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寇侵华期间，景德镇多次遭日寇飞机的轰炸，坯坊窑房大面积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境地，整个瓷业陷入低谷。一直到解放前夕仍无起色。不过，在这不景气的年代里，瓷业生产操作方面却有所进步，技术上有所革新，出现了脚踏辘轳车、手摇碎釉机、石膏模型铸坯、雾吹器施釉等。特别是清末宣统二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宣告成立，这标志着景德镇陶瓷业进入一个企业化时代，而且有不少创新，还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试行机械生产、贴花纸彩瓷，煤代柴烧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