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行
李白 〔唐代〕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
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
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
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
救赵挥金槌，邯郸先震惊。
千秋二壮士，烜赫大梁城。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
一首李太白的著名唐诗吟罢，引出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小人物，更确切的说是一对两个小人物，他们是隐者侯嬴和屠户朱亥。之所以本书开篇第一个要介绍侯嬴和朱亥，主要考虑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这些我们要涉及的人物里面，侯嬴年龄较大，作为第一个出场的人物，有尊老的意思。但是也不仅仅是年龄较大的原因，如果仅仅是因为年龄较大就让他第一个出场，那也就没有什么可值得称颂的了，子曰：“老而不死是为贼。（（出自《论语?宪问》）是专指年龄大又“不学好”、“不上路”、“不合于道”的人，如原壤。“幼而不孝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出自《论语?宪问》）不要误会了孔老夫子。）”在这么大的年龄，还能有此雄心壮志，有此智谋，壮士一出，救赵国破秦兵，天下为之震动。如果年纪轻轻就有凌云之志，能够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固然可钦可敬，然而到了老年，却还老当益壮，人老雄心在，则更加值得称道。在我国历史上不乏其人，如“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出自范晔《后汉书?马援传》）的汉朝伏波将军马援，被称为“初唐四杰”之首的王勃在他千古名篇《滕王阁序》里有“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又如三国时期蜀汉的老将军黄忠，“收川立大功，”（出自罗贯中《三国演义》，全诗为：老将说黄忠，收川立大功。重披金锁甲，双挽铁胎弓。胆气惊河北，威名镇蜀中。临亡头似雪，犹自显英雄。）阵斩魏国名将夏侯渊，奠定了蜀汉攻取汉中胜利的基础。我们总是用“有志不在年高”来赞颂年轻人，其实老而不忘其志更不易，也更可贵！所以，把老隐士侯嬴作为第一个要讲述的人物来讲，有尊重年老者的意思，也更在激励我辈后生，活到老，奋斗到老，还是诸葛武侯说的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自诸葛亮《后出师表》）
第二个原因是，侯嬴和朱亥二位的事迹是一个典型，地位卑微，但是却起到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巨大作用，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典型的小人物书写出了大历史。后面介绍的也有小人物，有起到大的作用的，也有本可以发挥大作用，从而改变历史，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的。就没有发挥大的作用的那些人，可以对比侯嬴和朱亥的事迹，使我们明白他们所缺少的因素。而就和侯嬴和朱亥一样有所成就的小人物而言，也可以对比侯嬴和朱亥的事迹来印证，因为侯嬴和朱亥最为典型，后面通过我们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们的成功具备了历史成就的天时、与地利人和的一切因素，是这些因素的汇集成就了他们的事业。当然，他们的事业也书写了历史。他们的事迹不仅仅是偶然，更有必然的成分在里面。
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二者的事迹所代表的精神。我们此书虽然讲的是小人物成就大事业，但我们更看重的是这些人物身上体现的，或者是在这些事迹里应该具有的精神。一切功名伟业都是过眼烟云，“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出自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唯有精神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寿。“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铮鸣….. 人间一股英雄气在驰骋纵横。”（出自电视剧《三国演义》片尾曲《历史的天空》歌词，王建作词，谷建芬作曲。）我们之所以能够立于宇宙之间而不感到卑微渺小，作为一个人而感到骄傲，不在于我们一代一代是否做到了我们意愿要做的事业，或者是否拥有改变一切的力量，战胜了一切敌人，而在于我们虽然生为有限的人，却敢于去追求无限，生为微小的人，却敢于去追求伟大，虽然面对失败，却敢于去追求成功，跌倒了却要再爬起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出自《孟子?滕文公下》）愿这种精神长存我华夏人人的心中。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里没有给侯嬴和朱亥单独立传，关于他们的事迹，《史记》的描写是附在《魏公子列传》里的，原文如下：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公子执辔（音同“配”）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公子颜色愈和。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从骑皆窃骂侯生。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
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巿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巿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
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公子姊为赵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数遗魏王及公子书，请救于魏。魏王使将军晋鄙将十万众救赵。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赵旦暮且下，而诸侯敢救者，已拔赵，必移兵先击之。”魏王恐，使人止晋鄙，留军壁邺，名为救赵，实持两端以观望。平原君使者冠盖相属于魏，让魏公子曰：“胜所以自附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义，为能急人之困。今邯郸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纵轻胜，弃之降秦，独不怜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数请魏王，及宾客辩士说王万端。魏王畏秦，终不听公子。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
行过夷门，见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军状。辞决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从。”公子行数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复引车还，问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还也。”曰：“公子喜士，名闻天下。今有难，无他端而欲赴秦军，譬若以肉投馁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复返也。”公子再拜，因问。侯生乃屏人间语，曰：“嬴闻晋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窃之。嬴闻如姬父为人所杀，如姬资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报其父仇，莫能得。如姬为公子泣，公子使客斩其仇头，敬进如姬。如姬之欲为公子死，无所辞，顾未有路耳。公子诚一开口请如姬，如姬必许诺，则得虎符夺晋鄙军，北救赵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从其计，请如姬。如姬果盗晋鄙兵符与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将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国家。公子即合符，而晋鄙不授公子兵而复请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与俱，此人力士。晋鄙听，大善；不听，可使击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于是公子请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亲数存之，所以不报谢者，以为小礼无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与公子俱。公子过谢侯生。侯生曰：“臣宜从，老不能。请数公子行日，以至晋鄙军之日，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公子遂行。
至邺，矫魏王令代晋鄙。晋鄙合符，疑之，举手视公子曰：“今吾拥十万之众，屯于境上，国之重任，今单车来代之，何如哉？”欲无听。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公子遂将晋鄙军。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赵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负韊矢为公子先引。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当此之时，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与侯生决，至军，侯生果北乡自刭。
太史公曰：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还是鲁迅先生说的好，他对《史记》给与了极高的评价，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读过《史记》的人不会说这是鲁迅先生的夸张，所以，把原文摘录下来，体会一下《史记》的文采。在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和哲学是不分的，司马迁的《史记》既可以当历史来看，也可以当文学和哲学来读，正如司马迁所说他写《史记》的目的是：“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出自司马迁《史记?报任按书》）即使在两千两百年后的今天，读来还是栩栩如生，让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也还能够回味无穷。不像现在的历史书，干巴巴的，貌似客观，在追求真相，实则把本该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弄成了一个个的僵尸，历史只是为了记载过去了的事情，与我们相隔十万八千里。其实，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大的问题，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历史是主观的，带有感情和价值的，还是纯粹客观的记述？哪个才是事情的真相，什么才是历史的真面目？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吗？历史有真相吗？还是她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历史没有真相，或者说我们求不到历史的真相，那么我们讲历史，读历史，研究历史，考证历史，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还有意义吗？岂不是成了空中楼阁，痴人说梦？可以说的津津有味，讲的天花乱坠，到头来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甚至是胡搅蛮缠，自说自画，讲者别人的故事，留着自己的眼泪罢了？还是这种主观也好，客观也罢，本就是自编自演，给自己在无意之间戴上了有色的眼睛，所以看什么就都是有色的？这仅仅是对待历史的问题吗，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又如何呢？唯物唯心哪个说的对呢？那条才是正确的道路呢？
这与我们有关系吗？这与我们没有关系吗？太复杂，不管了，让那些专家们去争论吧，回来，还是将我们的。
文中第一句介绍了侯嬴的大致情况，包括年龄、经济情况、职业，这一句里，司马迁交代的关于侯嬴最重要的身份信息，就是“隐士。”它是这一句的文眼，也为全部侯嬴的事迹做了一个铺垫，埋下了一个伏笔。仅就此句来看，如果没有说明侯嬴是隐士，那么在我们看来侯嬴就仅仅是一个平平常常又老又穷的老头，如此而已，那么侯嬴的出场就毫无光彩而言。仅仅因为有了这一点，马上就有大不同，侯嬴就不是一个平平常常又老又穷的老头了，而是在他的身上有着特别的东西在隐藏着，是什么呢？这种特别的东西吸引着我们，也吸引着魏公子无忌，更吸引着历史的风云来汇集。它暂时隐者，但时机一到，就要彰显出来。其它的描写侯嬴的属性，例如“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这些都不重要，只有这隐藏着的，我们不知道的，既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种东西能否有彰显出来的可能性才是最为重要的。所以司马迁在介绍侯嬴的时候，在一开始就直称“魏有隐士曰侯嬴”，然后才是“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这隐藏着的东西，和已经显示出来的东西，哪个更重要，一目了然，你我不明白，魏公子也不明白，作者司马迁明白，历史后来也会明白的。而且“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就更衬托了侯嬴的隐。就这样，侯嬴出场了，一出场就有重要的东西就吸引了我们。
另外，除了这里字面介绍的关于侯嬴的信息，司马迁还隐藏了侯嬴的另一些信息。“年七十，”那七十岁以前呢？侯嬴如何，是贫还是富？地位是高还是低？父亲、祖父、曾祖父以及高祖等等，还有母族之中有什么显赫的人物没有?从皇帝到侯嬴一共传了几代？……等等，这些统统不知道，司马迁没有交代。没有交代，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年代久远，从侯嬴所处的战国后期那个年代到作者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的时代，大约200年，虽不算太长，但也不算短，特别是对于七十岁之前还默默无闻的“隐士”来说，可能没有人对他以前的事情感兴趣。即使是侯嬴后来成名于天下以后，我估计也不会有什么人有兴趣去调查侯嬴以前的情况，虽然侯嬴最终成名了，但这种成名毕竟不是建立了流传久远的功勋，比如说是建立了一个什么王朝，所以也就没有人来为他丰碑立传，考究其身世，往前推演祖宗十八代，说是谁谁谁吞食了什么什么什么蛋而生，或者是谁谁谁之后，谁谁谁之玄孙，就更不会有人讲他的日常起居，把他对谁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记录下来，形成某某起居录，某某实录了。没有交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司马迁故意隐去，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司马迁的时代所能见到的史书里有侯嬴以前事迹的记载，司马迁觉得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的事迹，或者是好事者杜撰的太过离奇，不可信，所以就没有记录；还有一种情况是司马迁觉得侯嬴是一个真隐士，就不应该有以前太多的记录，如果记了，还是隐士吗？还是真的隐士吗？所以就没有记。不记更好！
不知道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第二种情况里，不知道是第一种情况，还是第二种情况，总之，司马迁就是没有记，所以我们就不知道侯嬴年轻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过什么样与众不同的事了。不知道也罢，要做隐士就做真隐士，既然做隐士哪有那么多的事情？倒也干脆。七十年，司马迁就抛出来一句话，“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也就交代完了了，突兀得很！也就因为突兀，才显示出后来的难能可贵！一张白纸，才能画出最美丽的画卷！先否定，后肯定。先损，后益。先抑后扬。先失，后得。先去，后收。笛卡尔不是先怀疑掉一切然后再给你一切吗？
隐士，在中国古代是指这样的一个群体，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或者本身不满意这个社会，不愿意在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出自《史记?货殖列传》）的社会之中施展自己的才能，建立不朽的功勋，实现济世救困的志向，从而躲到世界的一边，藏到一个角落里，过自己的小日子。它是这些人们的一种身份，一种角色，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这在我国的历史上有很多的记载。这些隐士也各个不同，原因不同，真假不同，其中有假的隐士，以此为“终南捷径”的，（出自《新唐书?卢藏用传》）也有真的隐士，“不为五斗米而躬身”的，（出自《晋书?陶潜传》）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真做假时真亦假，假作真时假亦真”（出自曹雪芹《红楼梦》）的隐士。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何尝没有过这隐士之心呢？或一闪而过，或久久不能释怀。就起他们隐居的方式而言也并不相同，甚至有很大的差别，之间还相互矛盾，例如有的隐居于山林之下，有的则隐居于庙堂之上，美其名曰: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看来，即使是隐士，也还是有等级之分的呀！（一笑）。所以，与其说隐士是一种生活方式，更确切，更真实的说法是一种人生观，一种心境。
中国历史上记载最早的隐士可能是许由吧，在庄子的《逍遥游》里记载了尧让天下于许由，而许由不受的故事：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 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一般而言，隐士大都有道家的情怀，或者说，隐士是道家思想的源头。司马迁在介绍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的时候，就明确的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其实就连老子是谁，真实的名字，有无此人，都是不确定的。有时候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还向他请教过礼。有时候则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时候则又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寿命也是不可考的，“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去向也搞不清楚，“莫知其所终。”（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大约是出了函谷关，去了印度，“化胡”了，度了佛陀。（一笑）所以，最后司马迁只能感叹说：“老子，隐君子也。”（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幸亏有老子的言在，要不然我们就真无法知道老子了，那么老子就真正的隐而不现了。老子之隐，可谓深亦！
首先看，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就是孔子还向他请教过礼，而老子的回答则是：“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则是：“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将老子比作龙，无形，按孔子的说法“不器”，所以不能束缚住他，抓住他，控制住他，不能将其视之为一个固定的对象来看待。凡是可以对象化的，就都可视之为是一个器物，就可以按照我们的标准去裁制它，去切割它，去使用它，去处理它，去抻直它，去弯曲它，去迫害它，当然也可以去抬高它，去吹捧它，也就是去摆置它。所以不管神圣与否，有小用还是有大用，甚至是无用，就只能是一器物，处于客体的地位。老庄对此看得非常透彻，老子《道德经》十三章里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就是因为有有形的身体，就有被对象化的可能，这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隐患。所以我们看到我国的神话传说里最有能耐的神仙是你把抓不住他的形体，孙悟空如何，七十二般变化，一个跟斗云十万八千里，但他还有大患，在于其还有身，在大闹天宫之后还是被如来佛祖压制在五指山下。庄子在《山木》篇里记载：“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如果能被作为“材”来对待，就可能会因为是材而被处置而不能做自己，不能终其天年，但是，如果能被作为“不材”来对待，就可能会因为是不材而被处置也不能做自己，不能终其天年。只有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应该是材时就是材，避免被视之为不材而被处理，应该是不材的时候就是不材，避免被视之为材而被处理，或者说，不应该是材的时候是不材，不应该是不材的时候是材，才能做自己，完成自己的天命。对象化，即是固定化，即是死板化，本身即带死相！
在老子给孔子的建议里，点出了君子重要的是要把握时机，“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我想这也是孔子的思想，在《论语?述而篇》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在《论语?公冶长篇》里：“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孟子在《尽心章句上》里也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见时机的重要性。孟子也赞颂孔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所谓该隐则隐，该现则现，该出手时就出手，到了“子不出奈天下苍生何”时，则应该出山了；而到了“敌国破”的时候，就该隐了，何况还有西施相伴。（一笑）不出则卧，出则为起。
还有老子的书《道德经》，对后世影响巨大，开创了一个学派，道家。据统计，古今中外，被译成外国文字的世界文化名著发行量上，《圣经》排第一，《道德经》高居第二。甚至经过了将近三千年，到了二十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也十分推崇《道德经》，在他的书房里挂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道德经》第15章的两句话：“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在《思想的根本原则》一文中，海德格尔写道：“此光明不再是发散于一片赤裸裸的光亮中的光明或澄明：‘比一千个太阳还亮'。困难的倒是去保存此黑暗的清澈；也就是说，去防止那不合宜的光亮的混入，并且去找到那只与此黑暗相匹配的光明。《老子》（28章，V?v?斯特劳斯译）讲：‘那理解光明者将自己藏在他的黑暗之中'〔知其白，守其黑〕。这句话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人人都知晓的、但鲜能真正理解的真理：有死之人的思想必须让自身没入深深泉源的黑暗中，以便在白天能看到星星。”前期海德格尔认为真理在于揭蔽，使存在得以显现，这也是西方哲学对真理的理解，不停地去揭露（发现）出世界的真相，就象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说的：“对待自然就要像审讯女巫一样，在实验中用技术发明装置折磨他，严刑拷打她、审讯她，以便发现她的秘密，逼她说出真话。”我们不断地发现大自然的真相，掌握的真理也越来越多，我们人类也越来越强大，甚至研制出了原子炸弹（还有氢弹，激光武器等等）这种超级武器，原子炸弹爆炸所放出的光亮'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但是这也给人类带来了致命的威胁。我们用我们掌握的武器开发大自然，毫无节制的去榨取大自然的能源和资源，这所引起的环境破坏，也是巨大的。所以，只强调一味的去揭蔽就是真理难道真的就是正确的吗？相对于揭蔽，做为遮蔽的隐藏，也是真理。相对于西方线性的真理观念，中国阴阳的思想，“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蕴含的真理值得我们重视。这就是隐的重要性，无有时候比有更重要。所以《老子》开篇第一章就写到：“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一章是全书的纲要，总领全书思想。第四十章里说：“天下万物生于有，生于无。”有与无，一样重要，二者是万物的根本，是万物成其自身的根基。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一章还举了例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有无二者不可偏废，“有无相生”，可见王弼的“本无”的思想有失偏颇了，可能是他所依据的版本有误，通行版本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而考古发现没有第二个“有”。有无同样重要，只是我们平常太注重于有，所以才着重提出无的重要性，但也不要矫枉过正，二者应该是相互包含、相生相成的关系。
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向来是一治一乱，正如《三国演义》一开篇所说：“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侯嬴所处的战国时代就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政治上大分裂，思想上也是大分裂，可谓是一个乱世，在乱世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谓的“士”）有“隐”的处世方式和人生态度。也不知道是没有合适的机会，还是不愿意为乱世所用，或者是没有遇到知己，碰到可以托付的人，不应该是因为个人才能不行才隐的，这可以从后面看得出来，从其所言所行，他都是一个奇异之士，在那个有大养门客风气，鸡鸣狗盗之徒都能有人收留的年代里，去做一个门客对于他而言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是侯嬴没有，他隐了，而且隐的很彻底，一直到年七十了，还是隐士，如果没有后来那些事情的发生，侯嬴极有可能在默默无闻之中过其一生，历史以及后来的我们也就不会知道他了。一隐就隐到七十，我们知道，因为社会经济的不发达，医疗条件的落后，古人的寿命一般是较短的，“人生七十古来稀”。而且由家贫，我们很难想象侯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当时是什么心情，生命都要结束的人了，会不会为此而哀叹命运，或者埋怨于社会，从而造成意志消沉，苟延残喘，坐吃等死。没有，可能别人会，但侯嬴不会，因为侯嬴是隐士，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就是“被褐怀玉”之人。“被褐怀玉”之人，不怨天，不尤人，“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被褐怀玉”之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样都是隐，但不都是隐士，也有被迫无奈，被隐的，在等待机会，得以鲤鱼跃龙门，“不鸣而已，一鸣惊人，不飞而已，一飞冲天”，（出自《史记?滑稽列传》）身在隐，而心却没有隐，以大材而自居，这就不是真的在隐，没有隐士之真心，因为并不愿意去隐，所以就不能称得上是隐士了。这种人在我国历史上很多，代代不乏其人，其中也有成其大功的，因为没有真正的隐士之心，成其大功之后不懂得《老子》第二章所说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的道理，不能及时的“功成身退”，到头来只落得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亡”（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的可悲下场。
“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就是这样的人，也落得了这样可悲的下场。韩信的才能之强，功劳之大，用计之奇，当时无有出其右者，后世称其为“兵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背水之战”，“传檄而定燕”，“十面埋伏杀项羽”，建不世之功。按刘邦的评价就是：“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出自《史记?高祖本纪》）但是，就是为汉朝建立了如此赫赫战功的韩信，也只落得被吕后一妇人斩之于长乐钟室的下场。其实，从韩信的处世心态就可看出。“始为布衣时，…常从人寄食饮，…食时，信往，不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绝去。”（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到别人家里去混吃混喝了数月，别人老婆不高兴了，提前开饭了，还要怒！大可不必啊！人家也只是一个南昌亭长（不是现在南昌市的厅长，（一笑）），估计也不富裕（厅长家也没有余粮啊。（一笑）），竟然去吃了数月，也够可以得了，不给吃了，还要发怒，是否有点太过了？后来发迹了，“及下乡南昌亭长，赐百钱，曰：“公，小人也，为德不卒。”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这就有点看不开了，有点个够不厚道了。孰不知，“穷在闹事无人问，远在深山有远亲”，古今同也，这是大多数人们的人性的一个方面，不必为此而怒嘛。这也更能够激发起人们去奋斗的志气，就象李斯所说的那样。可能是韩信的自尊心是过于强了，自视甚高，胸中自有兵百万，坚信总有一天会青云直上，出人头地的，吃你几天饭又算得了什么，吃你的饭是看得起你啊，待我出头之日，定会百倍千倍的偿还。自尊和自卑常常是联系在一起，那你不让我吃饭，岂不就是瞧不起我吗？后面有事为证，在他发迹之后，还忘不了敲打过去的食主一下，可笑的是，敲打的话是“公，小人也，为德不卒。”我们可以问一下韩信，“公，是大人，为德卒吗？”
看来，认识别人容易，认识自己难，批评别人容易，批评自己难，就像革命一样，革别人的命容易，革自己的命难。一般人是没有反思能力的。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三章里说过：“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也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苏格拉底也说过，未经反思的人生不值得一过。笛卡尔也提出了他那奠定近代哲学思想基础的命题：“我思故我在！”反思，自我意识是人类最为可贵的品质之一。可惜的是，韩信没有这种自我反思的精神，一切都是我的对，其结果给自己找来了杀身之祸，也就不奇怪了。对于漂母的饭韩信数十日之恩，韩信“赐千金”，而对于这位南昌亭长寄食数月，竟然只是“赐百钱”，为什么所得的愈多，所赐则愈少呢？这不合常情啊，但符合韩信的逻辑。韩信从二位食主那里所得到的自我感觉是不一样的。在漂母那里，“有一母见信饥，饭信，竟漂数十日。”（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漂母是主动要饭韩信的，并且在韩信喜，谓漂母曰：“吾必有以重报母”时，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都是怒，一个是韩信怒，一个是漂母怒，同是发怒之事，这两种情况对韩信的心理影响是不一样的，从而造成的后果也是不一样的。在第一种情况之下，韩信怒，是伤害了韩信的自尊心，因此上他会怒。在第一种情况之下，漂母怒，是激发了韩信的自尊心，上进心。所以，在第一种情况之下，韩信会埋怨南昌亭长，你瞧不起我，认为我就是一个无耻之徒，混吃混喝而已，在第二种情况之下，韩信会感激漂母，在最为困难的时候周济了我，还认为我能够有所作为，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我，自尊心得到了呵护。如果说对于南昌亭长和漂母，一个伤害了韩信的自尊心，另一个呵护了韩信的自尊心，那么淮阴屠中少年则是先伤害了韩信的自尊心，紧接着又激起了韩信的自尊心。面对胯下之辱，“于是信孰视之，俛出袴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卑引起的怯懦，那就直接爬过去算了，何用“孰视之”？如果仅仅是因为自尊心带来的勇敢，那就直接杀死他算了，也用不着“孰视之”。此时的韩信在想什么？是杀，还是爬？此时肯定有杀心，敢侮辱我，当杀之。杀又如何，以我命换他命，值吗？但是爬过去，毕竟也是屈辱，思来想后，对于自视甚高的韩信，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想开一点，爬过去不就过了去吗？等我有了名，建立了功业，干出一番大的事业，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先忍了吧。后来，封为楚王，“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为楚中尉。告诸将相曰：“此壮士也。方辱我时，我宁不能杀之邪？杀之无名，故忍而就于此。””（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封官就封官了吧，还要“告诸将相曰，”有这个必要吗？在韩信看来有这个必要。果然当初“孰视之”的时候有受辱时的忍耐，也有忍耐后的发愤图强。如果真有了隐，有了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见识和洒脱，何须用忍。由于这种隐的不彻底性，才有了在刘邦最困难，“旦暮望若来佐我”（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的时候，还要求刘邦封其为齐王，有要挟之意，必然让刘邦大怒，埋下了被杀的祸根。即使是被贬为淮阴后以后，该隐的时候，也不能够隐，其实是连忍都做不到，何况于隐？“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大祸就要降临，还在耍小性子，不知天大的危险就在眼前，刀已经压到脖子上了而不自知，还妄自尊大！直到最终卷入了一场谋反案，被杀为止。司马迁最后给韩信的评价可谓切中要害：“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同辑），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司马迁是尊奉道家的，如果韩信具备道家的智慧，“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在遭到刘邦怀疑，被贬之时，能够“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何至于此呢？没有心底里的醒悟，只靠忍，做得到吗？即使能够做到一时，也做不到一世啊！这种人往往在不得地的时侯容易做到，即使在功成名就之时，也可以做到，最难的就是由得志再到矢志的时候，就不大容易做到了，常会“日夜怨望，居常鞅鞅”。对比韩信，侯嬴是作到了真正的隐士。
“年七十”，这样的年纪算大吗？以平常的眼光来看，是算大的，以至于我们会有些失望，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能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的大事出来呢？不是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吗？”不是就连孔子也说过：“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吗？（出自《论语?子罕》）当初秦穆公初见百里奚，问：“年几何？”奚对曰：“才七十岁。” 穆公叹曰：“惜乎老矣！”奚曰：“使奚逐飞鸟，搏猛兽，则臣已老；若使臣坐而策国事，臣尚少也。昔吕尚年八十，钓于渭滨，文王载之以归，拜为尚父，卒定周鼎。臣今日遇君，较吕尚不更早十年乎？”穆公壮其言，正容而问，……穆公不觉起立曰：“孤之有井伯，犹齐之得仲父也！”（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25回）这一个“才”字用得好，还以姜太公来自励，胸有大志，何老之有？老将廉颇思复用于赵，赵使者既见廉颇，廉颇为之一饭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马，以示尚可用。因有奸臣郭开陷害，赵使还报王曰:"廉将军虽老，尚善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赵王以为老，遂不召。随便一句话，断送了老将军为国报效，效命沙场的雄心壮志，使后人思之扼腕叹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对有志者而言，年龄只是一种外在的因素，常常会被忘记，不放在心上。《论语?述而》篇记载：“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如果你自己觉得老了，二十岁就已经老了，因为有很多的少年天才20岁之前就已经天下闻名了，什么都来不及了；如果你不觉得自己老，七十岁算得了什么老，历史上有那么多的老年英雄是大器晚成的，多大的年纪开始都来得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出自曹操《龟虽寿》）
“家贫。”贫穷不是制约和决定一个人能否成才、成名、成事的关键因素，这并不是说钱财不重要，有时候还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号称“孝母赛专诸，交友似孟尝，马踏黄河两岸，拳打山东九州六府半边天，神拳太保，双锏大将”的大英雄，也是我国的门神秦琼秦叔宝因为无钱而被“困之在潞州天堂下，为还你的店饭钱，无奈何只能来卖它（黄骠马）”。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钱财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曰：“以秦之彊，诸侯譬如郡县之君，臣但恐诸侯合从，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愍王之所以亡也。愿大王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不过亡三十万金，则诸侯可尽。”秦王从其计。”（出自《史记?项羽本纪》）在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的楚汉战争中，陈平也向刘邦建议：“顾楚有可乱者，彼项王骨鲠之臣亚父、钟离昧、龙且、周殷之属，不过数人耳。大王诚能出捐数万斤金，行反间，间其君臣，以疑其心，项王为人意忌信谗，必内相诛。汉因举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汉王以为然，乃出黄金四万斤，与陈平。”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春秋时期有晋献公假途灭虢的故事：晋献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产之乘、垂棘之璧而假道乎虞也？”虞公弗听，遂受其币，而借之道。献公亡虢。五年，而后举虞。荀息牵马操璧而前曰：“璧则犹是也，而马齿加长矣。”（选自《十三经注疏》本《春秋谷梁传》）追求财富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特别是当下，甚至可以说，成了决定一个人价值的唯一的尺度，这就也有些过了，甚至可以为了钱财不择手段。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篇）子又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出自《论语?述而》）这里的关键是对钱财的态度正确与否，求财和用财是否合乎道义，财在我手，为我所用，如果要用在善的地方，就是善财，而用在恶的地方，就是恶财，就是不义之财。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出自《论语?述而》）财富的多寡也能改变一个人的心性，好多麻烦事 “都是钱烧的”。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出自《论语?学而》）侯嬴是一个被揭怀玉的隐士，家贫不能够堕其志，正如孔子称赞颜回所说的：“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出自《论语?雍也》）孟子也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穷，穷怕什么，穷也要有志气！绝不能马瘦毛长，人穷志短。
“为大梁夷门监者”，是魏国都城大梁东门的看门人，不是官也不是将，这也就点出了侯嬴一个小人物的地位，和后来信陵君魏公子无忌这样大人物的地位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极大的反差反而成就了他们极为生动和光彩的交往，同时也为下面他的奇异表现先垫下了一块起跳板，这块起跳板很低，正说明了要达到那么高的高度的不易，也正说明了侯嬴的非凡之处。如果侯嬴是一个官，或者是一个将军，那么协助魏公子无忌破秦救赵，也可以说明他的智谋之奇，但还是让人认为这本就理所应当，在其位就应该有其能，说明他对自己的职位是胜任的，如此而已。可就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如此之低，以及拥有这样地位和身份本该具有的才能，与后来干出的事情之大之高好像没有关系，如果不去干，或者没有干好，也是正常的，因为本来就不是一个看大门的人应该做的分内之事，竟然做出来了，还那么成功，就不能不令人惊叹了！
“魏有隐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贫，为大梁夷门监者”，短短一句话，19个字就把侯嬴的情况交代完了。总起来讲，四个信息，都只点明了一个意思，四个都指向了“无”。“隐士”点明了他以前作为的无，今后也可能是无，“年七十”点明了他有所作为的可能性的无，“家贫”点明了他要想有所作为的资本的无，“为大梁夷门监者”点明了他有所作为的地位的无。四个信息，一个无贯穿其中来统领。司马迁彻底打消了我们的希望，但是又隐隐约约的给了我们一个希望，一颗小小的火星，可能性，这个希望就是“隐士曰侯嬴”，隐士说明有东西隐藏着，下面就看这小小的火星能否点燃熊熊的大火了。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微弱的火星，在侯嬴的周围，有可能把它照亮。这个火星就是“魏”，魏国的魏。魏国在战国初期，刚刚三家分晋的时期，是最先成为强国的。这主要得益于魏文侯，礼贤下士，广招人才。他在位期间又较长，在位49年，活了76岁，在帝王里面算得上是一个长寿的贤明之君。“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文侯受子夏经艺，客段干木，过其闾，未尝不轼也。”（出自《史记?魏世家》）史书上记载着一则魏文侯与虞人期猎守信的故事：魏文侯与虞人期猎。是日，饮酒乐，天雨。文侯将出，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公将焉之?"文侯曰:"吾与虞人（虞人:管理山林的小官员。）期猎，虽乐，岂可不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魏于是乎始强。(选自《魏文侯书?资治通鉴》)可见其为人。魏文侯任用李悝实行变法，吴起、乐羊为将，奠定了霸主的地位。任用吴起的故事，大有曹操唯才是举的意思。文侯问李克曰:"吴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过也。"（出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于是魏文侯以为将，训练魏武卒，与秦国交战，打的秦国兵败失地，几乎就要灭亡。任用乐羊为将灭亡了中山国，则是用人不疑的典范。“魏文侯令乐羊将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返而论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出自《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 “秦尝欲伐魏，或曰:"魏君贤人是礼，国人称仁，上下和合，未可图也。"文侯由此得誉於诸侯。”(出自《史记?魏世家》)可惜的是，文侯去世以后，随着人才的凋零，魏国国力开始衰落，特别是西边的秦国和东边的齐国的崛起，到了魏惠王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二流国家了，还在秦国的压力之下，被迫迁都。魏国最大的问题，不是国内没有了人才，而是有杰出的人才而得不到重用。吴起后来逃到了楚国，卫鞅去了秦国，就连孙膑因为庞涓的迫害也逃到了齐国，还有后来的范雎也是因为遭到迫害，逃到了秦国，魏缭也去了秦国。这些都是当时一等一的人才，设想这些人才如果得到了重用，魏国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战国七雄又会是什么样的格局？就连魏公子无忌也遭到了怀疑，从而成为了魏国灭亡的直接原因。人才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不可不察啊！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对国家和个人都是如此！魏国作为昔日的霸主这时候早已经不是霸主了，也处于隐的状态，还有没有再次崛起，再来一次霸主似的行动？如果时机合适的话，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像侯嬴一样。此时，侯嬴的命运和魏国的命运就可能紧紧的连在一起了，等待一个点火之人，他们将共同爆发。那么谁会是这样的点火人呢？
“公子闻之，往请，欲厚遗之。”点火人来了，就是魏公子，名无忌。讲述侯嬴，就不能不讲魏公子无忌。不知道他的父亲为何给他起名叫“无忌”，无忌无忌，不要嫉妒猜忌，是不嫉妒猜忌他人，还是不遭到他人的嫉妒猜忌？如果是指不嫉妒猜忌他人，那么魏公子做得到，如果是指不遭到他人的嫉妒猜忌，则难办得很，而事实上恰恰是事与愿违，招到了魏王的猜忌，“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出自《史记?信陵君列传》)自己贤能不嫉妒猜忌他人，这个关键的因素是自己，容易做到，自己贤能不招他人嫉妒猜忌，这个就不容易做到了，有时候要看对方的心胸是否够宽广。但是，也是可以做得到，就是要隐，要藏，正如老子所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看来，魏公子这点还做的不够，招致了魏王的嫉妒猜忌，魏公子固然需要检讨自己的言行，但这个责任不应该由魏公子来负。但其结果是不好的，不能受到重用，导致魏国失去重新崛起的机会。如果以公子之贤，又得到魏王的信任，被任之以国政，广招人才，魏国前途不可限量！可惜！“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出自《周易?系辞上》）《诗经?小雅?棠棣》里赞颂了兄弟之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但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清朝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叔嫂之间就是这种关系，二者有过合作，发动了辛酉政变，掌握朝政，励精图治，对内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对外开拓新式外交，兴办洋务，挽救清朝危机，迎来了“同治中兴”。结果因为奕?的傲气十足，志得意满，遭到慈禧太后的猜忌，慈禧太后玩弄手腕，狠狠地打击了一番，废除了议政王名号，保留了军机大臣等职务，奕?在慈禧面前痛哭流涕，再也没有了以前的锋芒，可做事也就畏手畏脚了，清朝也就失去了真正复兴的机会。一是因为慈禧权力欲太强，不允许别人在权利上超过他，不过理应对奕?稍事敲打，稍抑其志也就可以了，还是要委以重任的，二是因为奕?志得意满而不知收敛，其结果造成二者之间有了裂痕，误了自己，也误了国家。我想公子的父亲魏昭王为他起“无忌”的名字用意就是不希望招到他人的嫉妒猜忌，因为他明白公子之贤，不会去嫉妒猜忌他人，却很可能因为自己的贤能招到他人的嫉妒猜忌，而这个嫉妒猜忌他贤能的人，魏昭王也想到了就是魏公子同父异母的兄长，当今魏王，魏安釐王。魏昭王不希望兄弟之间互相不信任，误了儿子们，也误了国家，所以起名无忌。这个名字可能就是为魏安釐王所起的，自己的名字，别人在使用，每次想到无忌时，希望魏安釐王都要克制自己的嫉妒猜忌，因为他确实没有公子的贤能。没有别人的贤能，所居之位又比别人高，嫉妒猜忌是难免的。有两条路，要么心胸开阔，用人不疑，要么嫉贤妒能，让你坐冷板凳，弃之不用，给你个小鞋穿穿，更有甚至是打击报复，置之死地而后快。魏安釐王还算不上心胸太狭隘的人，只是把公子无忌晾到一边而已。不过这也为后来秦国离间兄弟二人的关系，导致魏国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在当时战国时期，因为秦国的强大，为了对付秦国，各个诸侯国的贵族都礼贤下士，广纳宾客，养士之风盛行，而在当时以养士最为著称的有四个人，他们是魏国的信陵君、楚国春申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你，号称“战国四公子”。其中，魏公子无忌，无论就从个人品德，军事能力，还是建立的功绩而言，甚或其影响力而言，都是当之无愧的四公子之首。就连刘邦也羡慕公子的为人，“高祖始微少时，数闻公子贤。及即天子位，每过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从击黥布还，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岁以四时奉祠公子。”“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 (出自《史记?信陵君列传》)按照常人的说法魏公子无忌那是出身高贵之人，“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异母弟也，”(出自《史记?信陵君列传》)被魏安釐王封为信陵君，而且公子又贤，“公子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出自《史记?信陵君列传》)又高贵又贤德，在那个时代，其结果必定是“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致食客三千人。”(出自《史记?信陵君列传》)从而造成的影响力是，“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出自《史记?信陵君列传》)就是这样一个出身高贵，又贤德，又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的公子信陵君，“闻之”，听说了侯嬴的情况，听说了什么？不知道，但肯定觉得这个人不寻常，是个隐士，于是“往请”，派人去请，主动去结交，“欲厚遗之”，还带着厚礼去请，去请一个“年七十，家贫”的“大梁夷门监者”，实在是够难能可贵的。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侯嬴“不肯受”，拒绝了魏公子的好意。给出的理由是，“臣脩身洁行数十年，终不以监门困故而受公子财。”说我修养品德，坚持操守也好几十年了，不能因为我家里贫穷就接受公子您的财物。”言外之意，我没有可帮您公子的地方，无功不受禄，仅仅因为我穷了，就接受你的财物，我心不安。到此时，我们能够体会得到侯嬴有些“富贵不能淫”的品德了。仅仅是这一层意思吗？可能还有其它的想法吧？大人物魏公子无忌屈就于小人物侯嬴，这可算是一奇了，小人物侯嬴不受大人物魏公子的财物，这可算是二奇了，与下面的奇相比，这都还算不上什么，魏公子见侯嬴不受，“公子于是乃置酒大会宾客。”你不来，是我做的不够，不够礼贤下士，“于是”用得好，那我就专为您大摆酒宴，大会宾客。上次派人去请，不够，这次我要亲自去请。“坐定，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古代以左为上，为尊，“虚左”，表示尊敬。侯嬴何德何能，屈尊公子大架，亲自去迎？而“侯生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你来迎请我，我也不客气，连旧衣服破帽子我也不换，不是说你公子来了，我受宠若惊，像迎接贵宾一样的，赶快换一身新衣服，戴上新帽子，谦让半天，什么小人位卑，不敢上座，等等，没那回事，整理整理衣帽也就算了，不用客套，直接上车，坐在上座，“欲以观公子”。果然有别的意思，都说你魏公子礼贤下士，只是听说，我没看到，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知道您是真的礼贤下士，还是装装样子，博得个好名而已。所以，我要试探试探，看您是否值得我侯嬴结交。交友要慎，是否能够交到知己，也难啊，在不清楚真相之前，我如何能够轻易结交呢？而“公子执辔愈恭。”侯生又谓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愿枉车骑过之。”公子引车入巿，侯生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一试不成，还要再试。“公子颜色愈和。”一试不够，还要再试。果然是贤公子！“当是时，魏将相宗室宾客满堂，待公子举酒。”这一帮庸庸碌碌之人！等的不耐烦了吧？等什么？等公子来了一起喝酒。“巿人皆观公子执辔。”作何感想？是吃惊，还是奇怪？猜不透吧？“从骑皆窃骂侯生。”这里有三类看客，一类是魏将相宗室宾客，一类是巿人，另一类是从骑。魏将相宗室宾客在等，巿人在看，从骑在骂。只可惜，对于侯嬴和魏公子来说，三者皆是旁观之人。经过一再试探，侯嬴终于知道了公子确是贤德之人，可以结交。于是，“侯生视公子色终不变，乃谢客就车。”“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宾客皆惊。”一般的宾客怎么能够理解？不吃惊才怪，搞了半天，费这么多的事，就请来了这样一个破衣破帽的老头。“酒酣，公子起，为寿侯生前。侯生因谓公子曰：“今日嬴之为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而公子亲枉车骑，自迎嬴于众人广坐之中，不宜有所过，今公子故过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车骑巿中，过客以观公子，公子愈恭。巿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 于是罢酒，侯生遂为上客。”因为值得结交，所以今日要“就公子之名”，他日要“就公子之事”。“侯生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此处从侯嬴口中引出朱亥，尽管未听朱亥一语，也就知道其非常人了。“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公子怪之。”素未相识与朱亥，魏公子也相信了侯嬴的话，相信朱亥非常人。非常人必有非常之举动，“公子往数请之，朱亥故不复谢。”这些个俗套有何用处？魏公子对此没有怨言，只是感到奇怪而已，否则就不会数请之了。《周易?乾》里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只有英雄才能够惜英雄！贤士也才能够惜贤士！只有侯嬴这样的人物，才能结交朱亥这样的人物，也只有朱亥这样的人物，才能结交侯嬴这样的人物，也只有象魏公子这样的人物，才能够结交侯嬴和朱亥这样的人物，也才能够配得上结交侯嬴和朱亥这样的人物吧！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交往，令人称奇的事情在此一再发生。地位高贵的魏公子诚恳的要结交一个地位低下的破老头，破老头一再的不以为然，数次试探，而魏公子毫无冒犯之意，“颜色愈和”，“公子执辔愈恭”。地位颠倒，上者在下，下者在上，在宾客看来，在市人看来，在从骑看来，不可理解，所以会有“宾客皆惊”，“从骑皆窃骂侯生”，“巿人皆以嬴为小人，而以公子为长者能下士也”。就是因为地位颠倒，看似颠倒，二者之心才能相应，相交。如果尊者在尊位，卑者在卑位，二者如何相交。《周易》中的泰卦就是乾坤颠倒，尊卑错位，《象》曰：“天地交，泰。”一交在魏公子的“闻之，往请，欲厚遗之”，侯嬴的“不肯受”；二交在魏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夷门侯生”，侯嬴的“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上坐，不让，欲以观公子”，魏公子的“执辔愈恭”；三交在侯嬴的“下见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与其客语，微察公子”，魏公子的“公子颜色愈和”；四交在魏公子的 “色终不变，”，侯嬴的“乃谢客就车”；五交在魏公子的“引侯生坐上坐，遍赞宾客”以及“为寿侯生前”，侯嬴的“欲就公子之名”；六交在魏公子的“侯生遂为上客”，侯嬴的“谓公子曰：“臣所过屠者朱亥，此子贤者，世莫能知，故隐屠间耳。””七交作为延伸，在魏公子的“往数请之”，朱亥的“故不复谢”，魏公子的“怪之”。至于宾客的惊之，市人的观之，从骑的骂之，尽管都有感应，但都未参与这个“交”，只是局外人，他们是看不懂这里的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