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涧水无声绕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
“北山输绿涨横陂，直渐回塘滟滟时。
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
“这是王安石晚年罢相后，闲居江宁时所作的两首诗。隐居在钟山附近的半山园，王安石一得空便会去寻山访寺，偶遇盛景就能够呆坐终日。在山里长大的我，也禁不住会去揣测，爱发呆的他经常会想些什么呢？会因变法而遭遇的挫折心意难平吗？会对国家的未来充满担忧吗？
“在我的反复的琢磨中，我没有看到一个专断跋扈的拗相公，而是看到了一个心怀天下的大相国。他拥有高光伟岸的人格，恢弘豁达的气度，济世匡时的襟抱，精雅脱俗的文思......他果真不愧被梁启超先生称赞为——‘呜呼，皋夔伊周，遐哉邈乎，其详不可得闻，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
“安石是父亲王益为他取的名字，用了东晋谢安的字。‘安石不出，当如苍生何！’可见，父亲对他所给予的厚望。王安石也未曾辜负父亲的期许，凭借着自己孜孜不倦的努力和无欲则刚的德行，终于成为了一个超越谢安的伟大政治家。
“然而，这么一个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千秋以来所获得的褒贬却两极分化。一个私德无瑕、全心为国的政治家，为什么会蒙受千年之垢而不能被彻底洗清呢？
“所有的争论都聚焦在那场变法之上。洞悉王安石初衷的人，都为他的治国安邦的理想所折服，不吝誉美之词来盛赞；而反对变法的人，无不视其为北宋灭国之祸，口诛笔伐亦难解憎恨。在当时众多的变法反对者之中，司马光和苏轼是最有名气的两位。司马光反对变法，认为祖制不可轻易变更，变法是与民争利。苏轼反对变法，所持的观点则是儒法之争，认为变法者主张的法家之术是小人之学，这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看法。三位不世出的天才，都拥有正直无私的人品，为何却有大相径庭的看法呢？
“我们的历史在唐宋之际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或称唐宋之变。进入宋代，国家政治已经逐渐从士族豪强所主导局面逐渐演变成了由知识分子主导的局面。皇帝把优秀的知识份子从全国选拔出来，不分家世地任用在中枢岗位上。这些才俊们通常都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就没有足够力量能动摇皇权统治的核心。不过，皇帝们料想不到的是，这些知识分子虽然无法动摇皇权，却在未来的政治博弈中成为了禁锢皇权的强大力量。没有政治背景的学子们登科入仕后，开始建立各种政治关系（座主、同科、同乡等），形成了各种政治团体，只为了在诡谲的朝局之中能够站稳脚跟。这样的政治团体自然也最容易触发党争，这就是宋明党争出现的温床。这些知识份子总结历史后发现：无论多么优秀的帝王，倘若权力不被制约，那么他们既能够用无上的权力创造辉煌，也能够用无上的权力进行毁灭。秦皇汉武如是，炀帝玄宗亦如是。当这些才智卓尔的知识分子成为执掌帝国社稷的文武百官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制约住至尊无上的皇权，既为了稳定社稷，更为了保全自身。
“《孟子》有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谁是社稷？不正是执掌它的百官们吗！于是，孟子的思想成为了儒士们遏制帝王权力最好的武器。这些对抗皇权的儒生们自觉地形成了一个团体——文官集团，他们成功地利用祖制和圣人对皇帝的行为和职责进行了规范。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孟子》成为了宋代儒学所追捧的经典，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孟子升格运动’。揭开“孟子升格运动”序幕的是韩愈，他把孟子名字提升到孔子之后，并首次提出了儒家的“道统”概念:“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还说:“孔子之徒没，尊圣人者，孟氏而已……孟氏醇乎醇者也。”宋代儒者更是把孟子的浩然之气作为宋代新儒学的理想人格风范，涌现出了大批铭刻史册的忠诚赤子。宋代儒学的代表——理学和心学，也都是由孟子的心性学说而发展起来的身心性命之学。
“当祖制成为了政治运行的参照规则后，自然就会有很多官员竭力去维护，有些人出于利益的考量，也有些人则出于道义的守卫，司马光便是卫道者中最坚定的一员。因为从他的视角看来，祖制能够剥夺皇帝的立法权，使皇帝不能随意变更法度，自然也就不会给社稷带来毁灭性的祸端，而王安石的变法将动摇祖制对于皇权的约束，倘若每位新君都能够随意变更法度动摇国本，那么社稷的稳定运行也就无法保障了。司马光的担心自然非常有道理，这也是他执政后为什么不分良莠尽数废止新法的原因。只是，司马光低估了发展所能带来的能量，而提出‘新故相除’思想的王安石则认为发展是解决一切困难的主要动力。
“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王安石已经在千年之前悟道了现代财政管理的门径。他认为国家财政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理财未得其道’，提出‘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来解决国家困穷的窘境。财政的匮乏只能通过积极发展生产来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地摆脱恶性循环的困境。王安石主张的理财就是通过国家的宏观政策来调节社会生产的发展，从而达到‘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目的。
“苏轼一家十分激烈地反对新法，甚至直接称呼变法派为‘小人’，为何苏门学士对于新法的成见如此之深呢？苏轼在《赵高李斯》里言道，‘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孙者也。’又在《荀卿论》里言道，‘今夫小人之为不善，犹必有所顾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纣之残暴，而先王之法度、礼乐、刑政，犹未至于绝灭而不可考者，是桀、纣犹有所存而不敢尽废也。彼李斯者，独能奋而不顾，焚烧夫子之六经，烹灭三代之诸侯，破坏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见其师历诋天下之贤人，自是其愚，以为古先圣王皆无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时之论，而荀卿亦不知其祸之至于此也。?’这些言论表明，苏轼对于法家思想是彻底否定的态度。
“孟子和荀子思想理论之中有着‘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区别。‘法先王’就是崇尧舜之道，这是儒家学者追寻‘大同社会’的理想范本；而‘法后王’则是以后世君王的做法为规范，是荀子针对当时的历史现实所提出来的出路。‘法后王’不是荀子思想的全部内容，也不是唯一内容，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它在荀子思想中的位置:荀子思想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与"统"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荀子强调"法先王"，这实际上是儒家学说的理想层面，是荀子思想的终极目的，表现了荀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第二个层次则是"制度"层次，这是荀子思想最有特色的部分，表现了荀子对孔孟思想的发展，实际上是荀子开辟的走向儒家理想的新通道，是儒学与政治接轨之榫卯，是解决儒学与政治疏阔的有效方法。这个层次使荀子成为了荀子，也为汉代儒学走向独尊奠定了基础。这一层次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性论部分，这是荀子思想注重制度的理论基础与前提，二是制度论部分，"法后王"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提出来的。由此可见，苏轼相对片面地拥孟而抑荀，使得他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
“与苏东坡全盘的崇孟抑荀不同，王安石在对待荀孟学说上保留了自己辩证的判断和认识。王安石视孟子为精神偶像，并作诗盛赞：‘沉魄浮魂不可招，遗编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尽管他在精神上虽然无比推崇孟子，而在学术思想上却并没有进行盲从。同样地，他虽然批驳了荀子的人性论和礼乐学说，但是却继承了荀子思想的核心——于现实社会中建设并发展儒家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说，王安石试图将孟子的王道思想与荀子的事功理论进行融合，以孔子思想的核心将分裂已久的儒家学派进行了理论统一，故其创学说被命名为‘新学’。王安石所著的《淮南杂说》在当时社会影响巨大，时人称之可与《孟子》比肩。
“北宋熙丰年间，儒学复兴达到了高潮，学统四起、学派林立。就影响而言，以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苏轼父子的‘蜀学’和王安石的‘新学’为巨。这几派虽然都属于“尊孟”之列的，但是他们之间的政见却是相左。熙宁四年，王安石顺应科举发展的需要进行了贡举改革：废明经诸科，进士科专考经义和时务策，设明法科。王安石的贡举改革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同，连司马光也认为此举‘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科举考经义虽然是顺应了潮流，但是新的问题却脱颖而出。自汉代尊儒之后，对于经义的诠释便产生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后经过儒学家学化的发展，士族们对于经义的理解则是众说纷纭；到了北宋，林立的学派对于经义的解释亦更是各执一词。科举考经义，那便必然要有官方指定的经学原义为参考，为此，王安石亲自主持编纂了《三经新义》作为教参。这一行为预示着‘新学’即将统一目前的儒林学派，王安石将会成为新儒学的奠基人，未来的新科进士也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他的门生弟子。这正是王安石变法中所捅到的最大‘马蜂窝’。绝大多数官员都认为这正是王安石借助变法谋求一己私利的手段，动用舆论来指责王安石：‘不应以一家私学欲掩先儒’。君子派更是借此来讥讽变法派，称王安石为‘孔子’，吕惠卿为‘颜回’。
“伟大的思想，通常要经过环境的酝酿和时间的发酵，才能散发出郁郁的香味，使人沉醉不已并自觉地大呼其醇。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王安石把没有经过时间涤滤的‘新学’思想直接奉崇为官学思想，势必会引起全体儒林的抵制。而后的变法之争也就演化成了思想之争（儒法之争、义利之争、君子与小人之争）。反对者大都不是冲着如何解决问题而去的，自然也就没有了解决问题的心态。
“在如此巨大的阻力之下，王安石仍旧坚持变法，不改初心。被人称为‘拗相公’，却自吟‘何妨举世嫌迂阔’来解嘲，这一切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呢？
“朝廷的财政状况和边境的危机形势，说明了一个问题，不变法则国家必亡。在仁宗时期，王安石已经在《上仁宗皇帝万字书》里言明了变法的紧迫。等到神宗皇帝看到这样的上书时，国家局势已经危如累卵，这场变法的推行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关节。即便后来，司马光通过‘元佑更化’废除了新法，哲宗亲政之时仍旧要再度启用新法。而徽宗时期，新党更是被大肆重用，王安石也因此被追封为‘舒王’，配享于孔庙之内。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新法的确能够解决北宋政府最迫在眉睫的问题——财政危机。所以北宋政府施行新法乃是大势所趋，这正是那些政治投机者所看清的形势。尽管这些投机者给新法招来了很多诟病，但最后仍然是王安石一人抗下了所有。所以，即便给王安石重新选择的机会，恐怕他还会再做一次千万人眼中的‘拗相公’。
“汉武帝依靠‘文景之治’所积累的财富北伐匈奴，唐太宗凭借‘开皇之治’所留下的财富北定突厥。历史上那些有大作为的皇帝，无不是先积聚财富，然后才能谋定大事。只是，当朝廷笼聚了财富之后，当政者如何来善用它，就需要有政治抱负、政治眼光，以及政治智慧。徽宗朝的新党们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忧患’终究无可避免地发生了。随着金人铁蹄的南下，北宋被灭国。
“为了化解亡国所带来的政治危机，宋高宗将灭国之祸甩锅给了王安石，指责他‘学术不正，夹杂霸道之学，致令北宋朝政大乱’。这个钦定的政治基调延续了整个南宋时期，一直影响至明清。不但荆公像被撤出了孔庙，王安石更失去了配享神宗庙庭的资格。反对王安石的声音顿时间此起彼伏，说他：“除异己之人，著《三经》之说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大乱。”此后，王安石的‘新学’被视为流毒而废禁，只能余下诗词文章来传世。
“科举考经义需要新的教参，大学者朱子的《四书集注》继而升格为新的官方思想，成为了元明清三代的官家圣学。此后，儒家将化育万民提升成了政治工作的核心，便不再去探讨制度如何更好地服务于民生了。当蒙古铁蹄南下之时，气节能谱写慷慨悲壮的挽歌，却无法阻拦生灵陨灭的惨烈。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从黄州移贬汝州。七、八月间路经江宁时，已经理解了新法的苏轼谒见了归隐的王安石。王安石当时生活非常简约萧散，亲自野服乘驴候谒于舟次。数日里，两人流连燕语，相得甚欢。苏轼在《次荆公韵四绝》里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这两位累世难逢的文学巨臂，其实神交已久。王安石的《登飞来峰》：‘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王安石的《葛溪驿》：‘缺月昏昏漏未央，一灯明来照秋床。病身最觉风露早，归梦不知山水长。坐感岁时歌慷慨，起看天地色凄凉。鸣蝉更乱行人耳，正抱疏桐叶半黄。’苏轼的《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两首王安石的两首作品在浙江时（公元1050年左右）完成的，苏轼的两首作品是在黄州时（公元1083年左右）完成的。心灵境遇上相近才会产生文字上的耦合。送别苏轼后，王安石向别人叹息道：“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
“宋史的《神宗实录》被反复大修不下三次，王安石的真实面目亦被湮没在了史书当中。依赖史书和他人的评价，我们很难看到王安石最真实的样貌。唯有从他的诗词文章中，我们能够慢慢地理解他的情感，明白他的追求，欣赏他的固执，赞叹他的纯粹。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
纵被春风吹作雪，绝胜南陌碾成尘。”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