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仓上屯村在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解散了农业生产队，把土地按人口平均分到各家各户，车马牛驴、耠犁蓋耙等大农具也作价卖给个人，只有浇地的机井和打麦场、打麦机、苹果树园子还属于集体所有。这种新的生产模式，使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可以大显身手，很快就发家致富了，同时也给劳动力少或劳动能力差的家庭，带来了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我姑父尹克昌和弟弟尹克富两家，在这种形势下也出现了差距。原来尹克富家孩子多劳力少，挣的工分少，在生产队里属于困难户，尹克昌家两口人都劳动，挣的工分多，属于富裕户。生产队解散了，尹克昌夫妇都五十多岁了，除了耕种自己那二亩多地，没有别的事，农闲时只能在家呆着，没处去挣钱，吃穿不成问题，住房只能维持现状，属于温饱型家庭。而尹克富家这时孩子已经大了，农闲时可以打渔摸虾，挣了不少钱，拆了小房盖大房，改善了居住条件，属于发家致富型家庭。由于两家经济状况的变化，打破了尹克昌过继尹家侄子传宗接代的夙愿，割断了兄弟两家血浓于水的关系，也改变了姑父姑母与我们孟家侄子侄女的亲戚关系。
过去，蓟县串亲戚的传统习惯是“小敬大”和“少敬老”，就是在过年（春节）过节（中秋节）时，平辈之间是处于弟弟、妹妹身份的主动去看望哥哥嫂子和姐姐姐夫。处于少一辈的侄子、外甥、孙子等身份的人，要主动去看望长辈人。出嫁的姑娘，父母在世时住娘家的次数是比较多的，带不带礼品也无所谓。父母不在了，过年过节妹子也要给兄嫂送礼品，一般是春节送点心和酒，中秋节送月饼和酒，夏季入伏后送绿豆糕和西瓜“瞧热”。当然，弟弟要主动到出嫁的姐姐姐夫家里去送礼品。不过，年龄大的平辈人之间也可以不亲自出马，由子女代替自己去给舅舅妗子、姑父姑母送礼品。有父母在的，未成家的晚辈人可以不去给长辈亲戚拜年和送礼。而结婚成家并单独立户的晚辈人，即便父母健在，也要去给姥爷姥姥、舅舅妗子、姑姑姑父拜年和送礼品。
以前，我们和姑姑的关系也是普通的亲戚关系，我们孟家在县城里，姑姑住在乡下，来城里赶集或者晚上看戏，姑姑就到娘家来，每年要来五六次或七八次，而我们孟家人，只有过年和中秋节，才派代表带着点心、白酒等礼品到姑姑家去，再有就是农历四月十五是城西五名山庙会，有时也把姑姑接到娘家来“过庙”。
1980年，农村的生产队解散了，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自己耕种，仓上屯的土地是按照人口分的，每人一亩多土地。我姑父尹克昌家两口人，分了九分（0.9亩）可以种麦子的优质地和一亩三分不能种麦子的劣质地。他弟弟尹克富家四口人，分的土地相当于哥哥家的二倍。
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村还没有实现农业机械化，割麦子、掰玉米、割谷子、割豆子全靠手工。耕地、种地需要用牲畜拉犁、拉耠子，大块农田也有的用拖拉机耕地。往村里运庄稼用独轮手推车、双轮小拉车，少数的用四轮拖拉机，只是打麦子已经使用脱粒机了。大秋收割种庄稼的时间比较长，可以不太着急，秋季气候凉爽，土地里的土地中水分蒸发较慢，适合种麦子的时间较长。而夏季就需要抢收抢种，因为夏季气候多变，风雨冰雹随时可以降临，所以麦子熟了，就需要抓紧时间收割小麦。麦子收割后，地里一片空白，在烈日的暴晒下，土地很容易跑墒干固，所以需要抓紧时间耕种夏播作物。
俗话说“麦熟一晌”，意思是地里的小麦上午还不熟，经过一个中午的日光暴晒，下午就全熟了。一个村的小麦，基本上是同时成熟的，所以，各家各户都要抓紧收割自家的麦子。
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五十多岁了，第一年有了自己的麦子，长势很好，估产可收八九百斤，比从生产队分的麦子要多好几倍。因为往年夏季只分三个月的口粮，两口人才分二百多斤小麦。这次自己种地了，产这么多麦子，全年光吃白面也够了。老两口看着即将成熟的小麦非常高兴。可是，麦收季节气候多变，如果遇上一场冰雹，那损失就大了。到麦收时，老两口就着急上火，恐怕收割慢了遭受损失。那时虽然有过继侄子尹春的意图，毕竟还没有成为现实。因为尹克富家的麦地也需要抓紧收割，他怕兄嫂不安，就说：“嫂子你们别着急，先慢慢割，等我们爷仨抽出空来，就帮你们割麦子来。”先收割自家的小麦，抽空帮助别人收割的做法，也是正常的，是无可非议的，姑父姑母也能理解。为了尽快收割小麦，我姑母只好向娘家人求援了。
1980年蓟县城里的四个村还有一些土地，可各村土地很少，夏收夏种任务不大。那时我们这辈弟兄中达到20岁以上，成家立户的有五个，其中我二叔（姑母的胞兄）家的大堂弟、二堂弟是东北隅村的农民，有时间有能力去仓上屯姑姑家帮忙收割小麦，所以姑母就请娘家人帮忙。那时二堂弟有一辆四轮拖拉机，平时跑运输挣运费。上午接到姑父的通知，就在下午开着四轮车拉着妻子、哥哥和嫂子，带着镰刀一起去仓屯帮助姑姑割麦子。那时大堂弟三十岁出头，二堂弟二十多岁，和他们的妻子都是生产队的好劳力。他们四人再加上我姑父尹克昌，不到两个小时就把那九分地的麦子割完了，我姑姑只是捡麦穗就行了。割完之后用四轮车运到生产队的打麦场上，不一会儿就用机器打完了，又用四轮车把麦粒运回家里晾晒。不到天黑大家就干完活了，开车回到县城里各自回家，也不在姑姑家吃晚饭。这样一来，没人没手的老绝户，麦子收割的比别人家都快，我姑姑别提多高兴了。
割完麦子还要种晚玉米，那就不太急了，老两口可以自己种。邻居李宝明家有一头毛驴，可以拉车和拉耠子串地（类似犁地），我姑父姑母就和他家合作，由李宝明驾驭毛驴给姑父家串地种地，有一天也就结束了。然后姑父和姑姑再去帮着李宝明家干活。
我和我二叔家的二堂妹都是双职工家庭，家里没有土地，每月还有四天假，可以去仓上屯帮着姑姑干活。那时，因为蓟县的机关干部单职工家庭较多，单位不休星期天，每月四天假可以灵活掌握，每到大秋麦秋农忙的日子，单职工都要休假回家干农活。姑父姑母年纪大了，大秋掰玉米、种麦子也需要帮忙的，就由我和二堂妹利用休假去帮忙。掰玉米由姑母和二堂妹我们仨负责，姑父用拱车子往家里运玉米棒，一天也就完活了。之后姑父用小镐子刨玉米秸，有时我也跟着去帮忙，负责“抱铺”。过几天再去种麦子，种麦子时还是由李宝明驾驭毛驴拉耠子串地、耠沟，我在前边拉墒，就是牵着毛驴的缰绳走。我姑父撒麦种，我姑姑撒化肥，二堂妹在后边平垄沟。之后我再牵着毛驴拉“划拉”，把地里的土坷垃划碎。五个人干一天，不到一亩的麦地也就种完了。我和孟凡珍每次去一天，起早去晚上回来，中午吃顿简单的饭。
后来，大堂弟和二堂弟也搞起了大棚培育蔬菜的产业，培植蒜黄和其他蔬菜，麦秋也没有闲空了。就由我和二堂妹去给姑姑割麦子，我俩起早去，和姑父、姑母我们四个人一起割，上午半天也割完了。傍晌午李宝明驾驶毛驴车，帮着我们把麦个子运到场里去。中午吃点简单的饭，下午先用铡刀铡麦个子，后打麦子，四个人一起忙乎，不到天黑也就完活了。
这样一来，姑父姑母与我们孟家的联系就多了，而与我表叔尹克富家的联系相对减少了。1983年我姑父与尹克富因过继侄子问题闹僵了，两家人见面不说话了，姑父姑母把养老送终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老孟家了，帮着姑父姑母收割种地，就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后来蓟县的机关单位也休星期天了，我姑父就把夏季收割小麦和秋季播种小麦的活安排在星期日进行。秋天种麦子早两天晚两天到无所谓，麦秋割麦子则不同，有时星期日收割还显得早一些，麦穗还有点鲜，也只好提前收割了，因为等到下一个星期日再割麦穗就彻底干了，容易把麦粒掉在地上。所以，割麦子为赶上星期日，都是宁早勿晚的。每年大秋麦秋，我和二堂妹都要去仓上屯帮着干活，除了麦秋割麦子、打麦子，大秋劈棒子（掰玉米）、种麦子之外，星期日去仓上屯，赶上别的农活也跟着一起干，一连干了二十多年。
1995年改为双休日后，我们就连去两天，每天都是起早去，晚上回城里。这样，就由我们孟家的内戚解决了姑父姑母这绝户老两口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2000年前后，麦秋时出现了小型小麦收割机，除了地头地尾需要人用镰刀收割外，大面积的都是机械收割了，有时赶上星期日我们就去地里跟着忙乎，如果不是星期日也就不用我们去了。但是大秋的农活中，只有小型旋耕机可以代替牲畜拉犁耕地和拉耠子串地，还没有出现玉米收割机和小麦播种机，掰玉米、割豆子、种麦子等农活还要靠人的手工劳动，我们还要去仓上屯跟着干活。
到2001年10月，蓟县撤乡并镇，仓上屯所在的逯庄子乡撤销，并入城关镇。这年姑父姑母都七十多岁了，干起农活来都感觉吃力了。2004年春，在城关镇长吴景利的建议下，我为姑父姑母请申请了国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当时城关镇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1080元，扣除家庭实际收入，不足部分国家给予补助。从2004年秋后开始，姑父姑母享受国家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款，这才不再耕种土地了，把地让给别的家耕种，他们只要些秸秆当柴烧，粮食归人家。这以后，我和二堂妹才不再去仓上屯干农活了。
我和二堂妹不仅每年大秋麦秋都去跟着干活，平时也经常去仓上屯姑姑家，遇到有农活也要跟着干。这样，我们与姑姑的邻居们也都熟悉了。他们有的对我们说：“看你们对你姑姑多好啊，就跟爹妈和闺女儿子似的。”二堂妹回答说：“爹妈也没用我这样伺候过啊，结婚以后，我娘家和婆家都没用我干过活儿，就是过年过节买点东西去看看。反过来说，我爹我妈也没象我姑姑这样惦记着我呀，这叫两好并一好呗。”
的确，我们城里人吃粮食吃菜都靠买，堂妹的父母除了不用儿女们支付赡养费外，平日里也没有什么产品可以送给分家单过的儿子和女儿们的。而姑父姑母为了表示对侄子侄女们的感谢，给予我们的农产品也超过了亲生父母。
姑父家的二亩多地，每年可产二千多斤各种粮食，当然有富余，但是他们也不到市场上去卖高价，而是送给我们吃购粮证的家庭，以弥补国家供应量的不足。为了表示对城里内戚的感谢，我姑父经常不辞劳苦把自家麦子换的面粉、黄豆、红小豆等粮食等的土特产品送到城里的哥哥、弟弟、内侄和内侄女家。
蓟县农村习俗是，正月十五元宵节前要“摇元宵”（汤圆），端午节前要“包粽子”，中秋节时要用扁豆角和猪肉馅做成的炸“瓤豆角”，春节前要用水磨磨粉饹馇，炸“饹馇盒”，蒸“豆馅包子”等。这些传统的节日食品，城里的年轻人一般嫌麻烦不愿做或者不会做。那时改革开放不久，市场上卖这些传统食品的也不多。我姑母就在各个节日前，特意多做一些节日食品，给城里的哥哥嫂子、弟弟、侄子、侄女等每家送去一些。
1984年国家取消了布票、肉票和其它票证，开放了除粮食以外的其他生活物资市场。这时期的粮食及粮食制品实行了价格双轨制，非农业人口定量供应平价粮，同时国家粮站还销售不要粮票的议价粮，农贸市场上也可以随便购买议价粮。因为有了姑姑家给的面粉、玉米渣、玉米面等，使我们不必去市场上购买议价粮。1993年国家取消了非农业人口的购粮证和粮票，放开了粮食市场，我们吃的粮食也需要到市场去买了，有了姑姑家给我们的粮食，就可以少从市场上买一些粮食了。
农村的院子大，尤其是我姑父家整个院子有一亩地，过去院里没有水井，种的玉米多，蔬菜少。改革开放后，院里挖了一眼土井，就在院子里种了许多季节性的蔬菜，黄瓜、豆角、西红柿、角瓜、大白菜、小白菜、大葱、大蒜等都很多。这些多余的蔬菜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给我和二堂妹两家送去，因为我们两家是双职工家庭，需要买菜吃。蔬菜成熟必须采摘时不一定是星期天，如果是我们上班的日子，姑父就利用中午的时间，乘我们在家午休的时间来给我们送蔬菜。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中午不睡觉，头顶炎炎烈日，骑着自行车往返二十公里，来给我们送来新鲜蔬菜，这个行动也使我们非常感动。见到常给我们送这送那的街坊邻居也都说：“看姑姑姑父对你们多好啊，比爹妈还强呢。”
假如没有农村的分田到户，姑父姑母还在生产队挣工分，也不会大老远到城里来向我们求助，当然也不会给予我们回赠那么多的农产品。假如当年分田到户时，就像现在这样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小麦、玉米、豆类作物的播种和收割都靠机器，他们把多余的粮食和蔬菜到市场上出售，满可以花钱雇用农机具，也没必要让我们去帮他们干农活。正是当时分田到户的经济体制和手工劳动的生产方法，造成了绝户老人需要亲戚帮助干农活，才形成这种内侄内侄女不是儿女酷似儿女，姑父姑母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特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