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居蓟县城内的西南隅村，我姑母孟淑珍是1929年出生的，16虚岁也就是1944年出嫁到城东仓上屯村，我姑父尹克昌（1928年——2007年）是个农民。姑母结婚后多年也未生育，解放后在县医院检查不孕原因，才知患了卵巢瘤，做了切除手术后，就丧失了生育能力。
我姑父尹克昌弟兄两个，他弟弟尹克富比他小十来岁，也是仓上屯村农民。尹克富只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我称尹克富为表叔，他儿子们称我为表兄。
按照蓟县农村的习俗，尹克富的三个儿子中，应该有一个儿子继承伯父伯母的家产，充当伯父伯母的赡养人。
尹克富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又应征入伍成为军官（1986年后转业到蓟县工商局工作），找个对象是国办教师，属于双职工家庭，国家给他们分了家属房，不需要家里的房产了。二儿子和三儿子中学毕业后参加农业生产，小哥俩正好继承老哥俩的家产。我姑母和姑父有意过继二侄子，我姑姑还领着他到我们城里来，托我们给他找对象，计划在他们家给二侄子娶媳妇，结婚后就和他们老两口住在一层房里，对面屋居住。但也是分家单过，只有到他们年老体衰、生活不能自理时，才合到一起生活。这样他们老两口也等于有了自己的“儿子”，不再是绝户了。这种想法和做法，也是符合蓟县农村的传统习惯的，村干部和邻居们都认可。
由于老哥俩的这种特殊关系，哥哥就要尽力讨好弟弟，弟弟孩子多，困难大，哥哥能帮忙也尽力帮忙。
1980年前，生产队分配粮食是二八开，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工分占百分之二十。因为按人口分配的百分之八十粮食是大人小孩一样多的，孩子多的家庭粮食有富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去卖高价。从生产队分的是低价粮食，卖高价后所获差价就可以弥补因人口多孩子小，挣的工分少，需要向生产队交纳欠缺的粮食款的亏空。生产队则需要把分的粮食多而挣的工分少的人家交来的欠款，分给挣的工分多但分的粮食少的人家作为“分红”的钱。由于有些社员欠生产队的钱不积极偿还，所以，年底结算时，生产队把当时存有的现金按比例分配给需要“分红”的人家外，同时还把个人与集体的三角债，变成个人与个人的私人债务，也就是把债权债务直接落实到各户，这种做法俗称“兑现”。如张三欠集体的粮食款，集体欠李四的“分红”款，就让张三把欠款直接还给李四当“分红”款，因为是个人欠个人的，债务人就会积极还债了。
尹克昌家两口人都挣工分，总分值扣除两口人的粮食款外，多余的部分要“分红”支取现金。尹克富家三个孩子，所挣工分不够五口人的粮食款，需要往生产队交纳欠缺的粮食款。生产队就让他们两家“兑现”，哥哥不好意思向弟弟催要，早给晚给任凭弟弟自觉，有时欠的少了，索性就不要了。
在生产队劳动时，老哥俩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每年春节我去仓上屯给姑父姑母拜年，中午吃饭时，都把我表叔尹克富请过来一起喝酒。每逢过年和中秋节，尹克富都要给哥哥嫂子送来糕点、月饼、白酒等礼品。为了“还情”，姑姑就让我以晚辈的身份，拿着姑姑家的糕点和白酒等礼品，送到表叔尹克富家里去。
假如没有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变化，假如农村还处于集体生产的生产模式，姑父姑母的愿望也许就实现了。
但是，农村经济体制的变革，也改变了尹家老哥俩的关系。
1983年后，两家的关系决裂了。原因是尹克富家里有了钱，就要改善居住条件。这样就使两家因房屋问题出现矛盾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前，尹家老哥俩虽然分家单过，还是共同居住在一个大院内，院内并列着六间茅草房，都是闹日本之前盖的旧房子，东面的三间分给了哥哥，西面的三间分给了弟弟。前院二门外是一块与住宅院子同样大的菜园子，菜园子也是分成东西两块。
1976年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波及了蓟县，尹家弟兄的茅草房也被震出了裂缝，成了危房，需要拆除重建。于是老哥俩协商“换段”，把从南到北的哥东弟西的长条形宅院，调整为南北两个方形宅院，用一道东西走向的墙把哥俩分开了。哥哥尹克昌在后面的院子，从北面的街道上开门，弟弟尹克富在前面的院子，从南面的街道上开门。哥俩要互相串门需要到东面的南北大街上去绕一圈，但有事时也可以隔着墙喊一声，互相说几句话。
换段后虽然每家都变成可以盖六间房的宅院了，由于当时还在生产队挣工分，没有多少积蓄。哥哥尹克昌家只老两口，房子盖多了也没用。弟弟尹克富的三个儿子都在上学，家境也不富裕，所以哥两个只是用原来的旧房木料和旧砖石块，又自家打些土坯，另外又买点新砖和水泥瓦，各自盖了三间水泥瓦的瓦房。
我表叔尹克富家是1977年拆了北院的旧房，到南院盖的新房，我姑父尹克昌家是1978年春天拆了旧房盖的新房。虽然还是三间，还是老样式——木板门、纸窗户，可由草房变瓦房，这在当时来说也算“鸟枪换炮”了。那时一家人老少三代住一层房的很多，公公婆婆与儿子儿媳住对面屋，哥哥嫂子与弟弟弟媳住对面屋的现象很普遍。因为按照国家的农村房基地政策，分家单过的弟兄两家应该各有一层房（四间）。两家同住一层房的，允许其中一家申请房基地，到外边去盖新房，把原来的房子归一家。但是，许多收入低的家庭盖不起房，只好两家共住一层房。
1980年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把土地分给个人耕种，同时允许农民外出打工或经商办企业，大多数农民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就要改善住房条件了。许多住半层房家庭都把另外的半层买过来，另一家则是到外边去盖一层新房。
农民的住房面积增加了，姑娘出嫁的条件也提高了，过去有半层房就可以娶媳妇，后来则要求新郎必须有一层房了。而且住茅草房的家庭，根本就没人给说媳妇了。
仓上屯村南就是于桥水库，那时还没搞引滦入津工程，库区周边的农民利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地里优势，开始从事打鱼摸虾的捕捞产业，从中赚了不少钱。尹克富父子三人，就是靠在农闲季节打渔摸虾而发家了。
到1982年时，尹克富家有钱了，就要改善居住条件。他家的房子虽然才盖不几年，但是不理想。一是房子间量小，普通的三间房，每间屋子只有三米多宽，五米来长，不如后来时兴的四破五房子豁亮。四破五型的房子中间的堂屋也是三米多宽，可两侧的卧室都是五米多宽，显的宽敞多了。再有就是地震后盖的新房质量低，房子的墙体是用新砖作外框，外墙体用块石内墙体用土坯夹心的传统方法盖的，这种墙体不能防止老鼠盗洞。因为外墙体的块石之间缝隙大，老鼠可以钻进墙里，内墙体是土坯的，可以被老鼠磕坏，使老鼠进入室内。而全部用砖砌成的墙体，也就是俗称的“浑砖到顶”的房屋则没有这个弊病。还有就是传统式样的木板门和纸窗户的保温、透光性能差，不如新式的玻璃门窗好。所以，后来有钱的农户盖房子，都讲究全部用砖砌墙，玻璃门窗。那时虽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钢筋水泥结构，塑钢或铝合金门窗，可也比老样式的房子漂亮多了。
尹克富家有钱了，就把才盖不几年的小房子拆了，在院内盖了“四破五跨梢间”的六间“浑砖到顶”新式玻璃门窗的大瓦房。东面是里外两间的跨间，外间屋是厨房，里间屋是卧室。计划等儿子结婚后，老两口自己居住。西面的一层四破五大房，中间一间厨房，两侧各一个一间半的卧室，给一个儿子和媳妇居住。也就是说，儿子结婚成家后，公婆与儿子媳妇分开过。
尹克富家住进了新盖的宽大的新房子，可也遇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北院的哥哥尹克昌家还是三间纸窗户木板门的老式房子。不管是二儿子还是三儿子，总要有一个人去北院大伯家娶妻生子，老哥俩的房子大小、门窗的样式新老不一样，小哥俩也跟着有了差别。留在自己家的儿子，可以住一层四破五的大房，过继给大伯家的儿子，却只能住一间半的小房里，这样的结果也不公平啊。两个儿子，让谁到北院大伯家里去，谁也不愿意啊。
俗话说财大气粗，有钱好办事。为了使两个儿子待遇相同，尹克富找到哥哥嫂子商量盖房的问题，他对哥哥嫂子说，为了不让来北院的儿子受委屈，他要把哥哥家的三间房也拆了，在北院也盖起六间大房，布局和南院一样，也是东面跨两间梢间，给哥哥嫂子居住，西面一层四破五，给来这院的儿子居住。这样就无偏无向，不仅小哥俩无话可说，而且给新媳妇预备一层大房，也容易找对象。尹克富知道哥哥嫂子没有力量盖这么大的房子，他表示只要把拆下来的旧房料和院内的几棵树用上就行，其他建房材料由他们家出钱购买，不用哥哥嫂子搭一分钱，老两口只管住新房就行了。
按说这个主意也不错，不把北院的房子改成六间，哪个傻瓜会愿意给大伯当赡养人啊。可是，尹克昌老两口却犹豫了。原因是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到北院来的侄子算不算过继给大伯家啊？如果算过继，侄子就算大伯家的人了，就应该住大伯家的房子，大伯为侄子娶媳妇，现有的三间房也够住了，而且这房子才盖不几年，也没必要拆了重新盖。将来需要增建新屋，也应由大伯家负责出资，怎么还能由外人出钱盖房啊，盖好了房子算谁的啊？
兄嫂提出这个问题后，弟弟尹克富说：“哥哥嫂子你们怎么这么老脑筋啊，什么过继不过继的，走不动爬不动了，有人管你就行了呗。咱们两家的房产本来就是一家的，后来分家变成了两家。以后咱们还是一家人啊，我把两个院子统一规划，有你们住的地方不就行了嘛。”弟弟的这个说法也有道理，就只当老哥俩一直没分家，让弟弟当家，拆了旧房盖新房，肯定也有哥哥嫂子住的屋子啊。弟弟有三个儿子，在外边上班的不要家里的房子了，家里的两个儿子每人一层四破五房，老哥俩都住两间房，也是正常的啊。最后，两个儿子分别为父母和伯父伯母养老送终，不也一样吗。
可是，从法律角度看，这种做法就是把收养过继与一家人共同生活混在一起了。尹克昌老两口虽然不懂法律，可也知道这和原来的期望不一样啊。本来想的是把侄子过继到自己家，虽然不与自己一起过，也等于是自已有了儿子，也就不当绝户了。如果是两家并成一家，自己的家产就没有了，等于老哥俩没分家，弟弟是一家之主。虽然宅院是伙的，房子都是弟弟操持起来的，等于自己老两口拉着弟弟的衣襟过日子，老了要靠弟弟家庭供养自己啊。虽然最后也是由侄子养老送终，可那还是和没有儿子一样啊，自己还是绝户啊。可尹克富也说：“也不是我养不起儿子、娶不起儿媳妇，为何要把儿子过继出去啊。什么绝户不绝户啊，有人给你养老送终不就行了嘛。”结果，老哥俩没商量到一块去。
我姑父姑母本想过继侄子来一起生活，将来享受一下祖孙三代共聚一堂的天伦之乐。现在弟弟提出两家合并成一家后老少两代分家单过，合并后三间房变成了六间，却被侄子占据了三分之二的房屋和院子，他们老两口剩下了三分之一，这不明显吃亏了吗。另一方面，自己这院的房子是弟弟出钱盖的，房子就应该算弟弟和侄子的，自己住着也不气硬啊。万一日后与侄子侄媳生气吵架，被人家“轰出去”怎么办啊？所以，他们不同意这个两家并一家的“统一规划”，既不愿丧失家产的自主权，也不愿意落个投靠他人，寄人篱下的名声。
姑父姑母经过反复考虑，并且征求了村里好友的意见，最后决定不用过继的方式解决养老问题了，改为赡养赠与的方式了。他们说既然侄子到北院来也是分家单过，那就等他们七八十岁以后，干不了活了，再把家产交给侄子，由侄子为他们养老送终吧。
可是，二个侄子都该结婚了，当时农村托媒人说媳妇，小伙子没有一层房人家姑娘不嫁你。因为村里都知道小哥俩分别继承老哥俩的家产，他家也没有向村干部申请房基地。一直指望在哥哥这院盖房给儿子说媳妇呢，哥哥嫂嫂突然变卦了，弟弟能不生气吗。于是，他家以不再继承哥哥家的房产为理由，向村里申请房基地。
弟弟尹克富家新的房基地批下来了，是三分地，可以盖一层四破五房。把房子盖好后，两个儿子抓阄，一个在老院，一个去新院。老院的房子是六间，其中两间由父母住到死，父母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服侍，由这院的儿子媳妇负责。但是生活费、医药费三个儿子均摊。
至于哥哥尹克昌的家产，将来爱给谁就给谁吧，他们也不指望要了。当然，哥哥嫂子的养老送终也与弟弟和侄子无关了。两家自此结了怨，走对面互相不搭理。
尹克富家盖了两层房，两个儿子很快都结婚了，订婚和结婚时，都没请尹克昌夫妇去喝喜酒。尹克昌夫妇原来的把侄子过继来家里当“儿子”顶门立户户的夙愿，就这样在新的形势下破灭了。
我姑父尹克昌和弟弟尹克富的关系闹僵了，对尹克富一家来说，也没有太大的损失，只不过是一个儿子新分的宅基地比老宅子较小而已，却还减去了赡养伯父伯母的负担。所以他们决心不再搭理兄嫂和大伯大娘了，走对面也不打招呼。这样一来，我姑父姑母心里可没底了，养老送终的问题怎么办啊？
姑母把这个情况对娘家人说了，他的哥哥、堂弟、侄子、侄女都说：“不要担心，老孟家这么一大家子人，还养不起你们老两口吗。他们老尹家的侄子不管，咱们老孟家的侄子管。”
的确，城里老孟家这边比仓上屯老尹家人多。我爷爷那辈弟兄两个，两家共有四个男孩，只有一个女孩。我老太爷（曾祖父）在世时，一大家人都在一起过，我姑姑和两个胞兄、两个堂弟都像亲的一样。我父辈的老哥四个下面，共有十二个男孩，五个女孩，十七个兄弟姊妹只有这一个姑姑，大家都很尊重她。现在我们这辈兄弟姐妹中有十个居住在在蓟县城里，其余的在北京、天津、三河等地。1983年时，蓟县城里的兄弟姐妹中，有五个已经结婚成家，其余的七个未结婚，正在上学或刚上班。
这些侄子中，不论是职工还是农民，经济条件都不比尹克富的两个儿子差，依靠娘家的侄子养老送终，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样，就使我姑父姑母放心了。那时他们才五十多岁，自己尚有劳动能力，也不急于解决养老问题，关于家产由谁继承，70岁以后再说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