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28日，我母亲突然病逝。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四周半岁，一个两周半岁，本来是在家中由我母亲看护的。那时蓟县的机关单位还没有实行星期天休假的制度，可是幼儿园休星期天。把孩子送幼儿园，虽然不用自己花管理费（双职工的双方单位各报销百分之五十），可是星期日一天孩子没人管。母亲去世后孩子怎么办，当时我们夫妻很为难。我母亲的葬礼结束后，姑母主动把我们的两个孩子带到她家去看护，一直到六周半岁后上小学才回到城里的家中来。
那时，蓟县城里的农妇为双职工家看婴儿，早晨送到保姆家，晚上接回自己家，每月给保姆工资10元钱。因为把孩子送到保姆家，只影响保姆挣工分，不影响保姆洗衣做饭等家务活。像这种在保姆家吃住的每月应该给十三四元，一人看两个小孩的约给25元保姆费。
姑母给我家看孩子，就不能去生产队挣工分了，必然会减少家庭收入。当我们提出要给姑母保姆费时，姑母说：“我俩现在不缺钱，你们家现在住房狭窄，需要扩建，你们先用着。等我们老了，挣不了工分时，你们的孩子也大了，也有富裕钱了，那时你再给我们点零花钱就行了。”
那时，姑母是要过继尹家二侄子一起在农村生活的，他们老了要由侄子当家，手里就没钱了。我们供他们老两口零花钱，也显得娘家人对姑母的重视，证明他们给我们看孩子没有白看，提高他们在尹家侄子夫妇眼中的地位。明白了姑母的这个长远意图，我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当时也就没有给姑母保姆费，也是为了使她心里踏实，将来老了花零钱有保证。
我的大儿子1979年8月上学，在他姑奶奶家呆了28个月，二儿子1981年8月上学，在他姑奶奶家呆了52个月。两个孩子共在仓上屯呆了80个月，应支付保姆费1000多元。这些钱现在看来不算什么，可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才四五十元，农村用二三千元钱，就可以盖一层四破五的砖瓦房了。
因为姑姑不要保姆费了，我家花钱就显得宽松一些了，也就把姑父姑母当成自家人一样。为让他们吃好喝好，家庭过日子缺什么少什么的，只要我们能够办到的，尽量给买来送去。如生活中需要的火柴、碱面、面起儿（发酵粉）、各种调料、炒菜搭配的杏仁、马蹄（荸荠）、金针、小香菇等罐头，蘑菇、木耳、黄花、腐竹（豆皮）、海带、紫菜、虾皮、虾酱、油丝粉等等，都是我们买了送去。
1984年以前，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粮食、食用油、猪肉、棉布等都是以人定量的，凭票证供应的。
那时天津市供应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半斤食用油，我们每月都把一斤油买了送到姑母家里去。粮本上供应的粮食是百分之五十的白面和百分之五十的粗粮。粗粮主要是玉米面、也有些机米（南方晚季水稻，米质粗糙，属粗粮）。我们给两个孩子送去的都是白面，把供应的粗粮都留在家里。不过我们夫妻俩在家里也没吃那么多粗粮，因为城里的饭店可以用粗粮票买馒头、大饼和油饼。同时，还可以通过关系，从乡下水稻产区的农村里，用粗粮票购买一些好大米。那时，农村干部到县里开会、办事吃饭，要花粗粮票，都是由集体支出的。按照正常渠道，应由村里到国家粮站卖粮食换粮票。那些有水稻的村就碾一些大米，依照国家定价，收取粮票和现金，卖给上级的机关干部，既搞好了上下级关系，集体也无损失。当然，我家买来好大米也要给姑姑家送些去。1980年，仓上屯把土地分到各家各户，麦收后，姑姑家粮食多了，就不让我再从城里给我二儿子去送口粮了，同时还用小麦换面粉，送给我们家。
那时城里的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可以随时到蔬菜门市部去买，要想买好肉，买肥肉也需早去排队。那时人们肚子里油水少，买肉都愿意要肥的。排骨、猪头、猪蹄和上下水（猪内脏），不要肉票，可也不在门市部公开卖，需要到杀猪的地方去走后门购买。农村人口不发肉票，一个公社（乡）每天杀一口猪，家里有事的需要起大早排队去买肉，或者是托熟人走后门去买肉，卖完为止。那时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大部分都是买来送到仓上屯去，让两个孩子和姑爷姑奶奶一起吃。因此，我每隔十天八天，就要骑自行车到姑姑家去一次，给他们送去几斤猪肉，顺便带回来一些姑姑院子里长的蔬菜。因为只是中午饭才吃肉，送去一次肉，大约可以吃两三天，每月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午饭里都有肉吃，这是一般的农民家庭所办不到的，用我姑姑的话说“是沾了孩子的光，比村里人多吃了不少肉”。因为我妻子在城关供销处上班，除了国家发的肉票外，还可以从溵溜、官庄、逯庄子供销社托人买点猪肉吃。因为农村不发肉票，每个乡供销社一天杀一两头猪，大家随便买，卖完为止。农民家买肉一般需要起大早去排队买肉，恐怕去晚了买不到。但也有时买肉的农民少，剩下的肉就给城里的熟人捎回来。
每年春节前，我妻子还要托人从城关、逯庄子、官庄、溵溜的供销社买些肉或猪头、猪蹄、上下水（猪内脏），这些也要送到仓上屯去，让我姑姑收拾干净煮熟了，我们两家吃。
1978年春天，姑姑家要翻盖房，妻子就休几天假，把孩子接回家。那时没有包工队，不需要花工钱雇人工。谁家盖房要生产队长批准，由队长派人来帮工，所谓帮工，就是只管饭不给工钱，生产队也不给记工分。但是需要大家轮流去帮工，不能总派一个人去帮工，耽误挣工分的日子多了，谁也不愿意。一个生产队不能有几家同时盖房，那会影响集体生产的，而是要前后错开安排，每次只能安排一家动工。
请人帮工盖房管饭是需要吃大米白面和猪肉的，米面姑姑家里早就准备好了，猪肉需要现买。为了不因排队买肉耽误工，姑母就让我负责给买肉。那时还是计划供应，城里的非农业人口每人每月二斤肉票，那时我家四口人，每月八斤肉票，为帮我姑姑家盖房管饭，我又和同事串换十几斤肉票，每天上午请半天假，从城里买来六七斤猪肉，骑自行车送到仓上屯。那时蓟县的机关上班不休星期日，个人有事随时请假，好在过去盖房简单，速度快，四五天就盖完了。由于我每天上午去送肉，姑姑家盖房的伙食得到了帮工社员的赞扬。
那时有些廉价的轻工业品供应数量小，如五六十元一块的卫星牌手表，比公开销售的上海牌手表（17钻，全钢120元，半钢100元）、天津东风牌手表（19钻，125元）便宜一半，二角钱一尺的棉布，比公开卖的三角多钱一尺的也便宜的多，可这些便宜货往往都被商业职工内销了，柜台上公开买不到。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洗衣机等许多商品，虽然公开摆着，却都是要凭票证供应的。而且这些奢侈品的票证发放都是暗箱操作，也不知道是按照什么标准发放的，主管商业部门的领导手里都有“票”。我妻子是商业职工，可以和领导找“票”，为亲友买一点紧俏商品。那时就给我姑父买了一块卫星牌手表，给我姑姑家买些低价棉布和不收布票的人造棉、柞丝绸等做衣服的面料，还通过其他关系给姑姑家买些市场上没有的便宜东西。如买日本进口的尼龙化肥袋子、代替棉花做棉衣的蓬胶棉下脚料等。
日本产尼龙化肥袋子是白色的，面料很柔软，适合做单衣，也可以做被褥里子。生产公司把化肥改装纸袋零售，把尼龙袋子在内部销售，价格便宜，但是需要找熟人“走后门”才能买到。尼龙袋子上面有黑色的汉字商标，很难彻底洗掉，做成衣服后，还能隐隐约约看出字迹来。当时有句描写穿这样衣服的顺口溜：县里大干部，穿上抖落裤，前面“大日本”，后面是“尿素”。这也说明能够穿上尼龙化肥袋子改作衣服的人，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蓬胶棉下脚料是服装厂内部出售的便宜货，因为买棉花也要布票，而这些下脚料既可以代替棉花做衣服和被褥，价格也要便宜的多，只是一般老百姓买不到。
我们给姑姑家送去这些只有机关干部才能买到的内销低价商品，姑姑也感到很自豪。
姑父家翻盖房以后，还剩了些钱，就让我妻子找一张自行车票，花170元买了一辆飞鸽自行车。那时，农村老百姓多数都是买二手自行车骑，因为他们没处去找自行车票。那时，自由市场上八成新的飞鸽自行车就可以卖一百七八十元，有的高达二百元。能买到新飞鸽自行车的人，自己骑二年再卖了也不赔钱。我姑父能够骑上新飞鸽车子，也是令村里人羡慕赞叹的，他也感到很自豪。
姑母给我家看孩子不要保姆费，使我家有了积蓄，可以改善居住条件。
我家祖居蓟县城内西南隅林家胡同，1959年县医院扩建时把林家胡同拆迁了。当时的政策是不给划拨房基地的，只能用拆迁费购买旧房子，我家就在西北隅钱家胡同买了半层正房和半个宅院。自1960年以来，我家只有半层四破五旧瓦房，一直与原来的房主老钱家共用一个堂屋，两家一起住了二十多年的对面屋。因为将来孩子大了要分屋，1979年春天，我又花400多元在后院扩建了20平米的一间大屋。
1979年8月，大儿子回到家里上学，二儿子继续留在仓上屯姑奶奶家，我送去的粮食少了一份，猪肉等副食品还是经常送去。
后来我家对门屋老钱家在别的院里盖了新房，要出售那半层旧房。1981年5月，我从信用社贷款1000元，花1700元把老钱家的半层房买了过来，使整个院子都姓孟了。
我去仓上屯时，把买了对面屋半层房的消息告诉姑母时，她很高兴，说好不容易才成独门独院了。当她听我说借了一千元贷款，每月支付6元6角的利息时，就从墙柜底下掏出600元现金来，让我拿去先偿还贷款，以便少花点利息。我说那半层房租出去的房租是每月7元5角，比利息还多，推辞不要。我说：“我们每两个月还一百元贷款，有二年就还清了。我不愿欠个人的帐，连我岳父家有钱都未去借。”
因为那年代欠个人的帐，你就必须省吃俭用尽快还清，如果买点肉和水果吃，别人都会讥笑你。而欠银行的帐，没人催要，每月少还一点钱，多支付些利息就行，吃好的穿好的也没人讥笑你，所以我说不用姑姑家的钱。姑母知道我的顾虑，她说：“这钱你就拿去吧，不是借给你的，也不用你还。家里过日子的东西你们都给买来了，别人买不到的东西，我家也有了，我们就知足了。我留这些钱也没用，就算给你报销买东西的钱了，等你们有富裕钱了，多给我们买点东西就行了。”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不要这笔钱，姑母就会伤心了。我知道姑母是一个争强好胜的脾气，处处都要表现的比别人强。给我看孩子这几年，别看她没有亲生儿女，生活上比那些有儿有女的也不差。可是再过几个月，我的二儿子也要回城里上小学了。两个孩子都不在她家了，按常礼除了过年过节外，我也就不再去她家了。她怕那样太冷清，也怕人家说：“不给人家看孩子了，没人经常给你送肉了吧。指望别人还是不行。”她把钱交给我，一是为让我少支付贷款利息，另外也是暗示我以后还要和孩子在那儿时一样，经常带着东西来看她。姑母暗地里给我钱为的是面子上好看，让左邻右舍都看到娘家的侄子对她多么关心，给我们看孩子没有白看。她的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绝户老人的情感投资，也是放出的人情债，需要我以后慢慢偿还的。如果我拒不接受，她就会认为我以后不愿意和他们多交往了。
为了慰藉绝户老人的心，我就接受了这600元钱，用这笔钱提前偿还了信用社的贷款。
那时姑母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方针，一方面要过继尹家的侄子，把家产交给他，和他一起生活，由他养老送终。同时也暗中资助娘家的人，让我们为偿还人情债经常来看她，明着给她买东西，在乡亲们面前给她脸上增光。尤其是以后要和侄子尹春和侄媳妇一起生活，更需要娘家人为她撑腰，免得因为是绝户被人看不起。
那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农村发家致富的还不多。在我们孟家几个侄子中，我家是非农业，双职工。按照当时的政策，即便我的两个儿子考不上大学中专，国家也给安排工作，而且两个孩子从感情上和她的亲孙子一样，把钱放在我家她也放心。她也相信我不会昧着良心黑了她的钱，一定会把钱花在她们身上的。这样让晚辈人转着弯的给她花钱买东西，要比她自己直接去买还好看。不仅在村里提高了她的威信，同时也显得我们慷慨和大方，提高了我们孟家子弟的名声。这个一举两得的事，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于是我们就按照姑母的意愿，继续交往下去。
1981年8月，我二儿子回城里上学以后，每过一两个星期，就在星期六下午，买二斤猪肉和香肠等食品，把小哥俩送到汽车站，让他们坐班车去仓上屯姑奶奶家过星期，在那里住一夜，星期日下午再回来。有时姑父骑自行车来城里给我们送蔬菜，顺便把两个孩子载到仓上屯去。有时买的肉多，星期日中午吃不了，还用饭盒把顿好的肉或是炸好的瓤豆角，让两个孩子捎回来。家庭日常需要的生活用品，我们还是从城里买来送到姑姑家去，和孩子在仓上屯时一样惦记着老两口，这就使他们感到很幸福。
1983年以后，姑父姑母与弟弟尹克富家闹矛盾了，也不再过继尹家侄子了，就一门心思放在我们孟家人身上了，尤其是对待我的两个孩子，就像亲孙子一样关心。我们孟家的弟兄姐妹们也把照顾姑父姑母，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我们为安慰他们老两口那孤独的心，就像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对待他们。尤其是我的两个儿子，在姑奶奶家生活了几年，对姑爷、姑奶奶的感情超过了自家的爷爷与后续的奶奶，我们家和姑姑家的经济交往也超过了自家的老人。从小学到高中的九年中，有的星期六和星期天、寒假和暑假，他俩都要去仓上屯姑奶奶家，家里、地里的农活也帮着干，每当他们干活闹累时，姑爷和姑奶奶就说：“好好学习吧，考上大学后就不受这苦大累了。”两个孩子从小就在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从小学生时捡麦穗、捡谷穗、捡豆粒，到中学生时跟着割麦子、掰玉米，抱麦个子搬玉米秸，庄稼地里的体力劳动也对孩子的学习起到了鞭策作用。他俩均已优异成绩考入重点初中和重点高中——蓟县一中，1991年和1993年，先后考取上海复旦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成都）。读大学后，他俩只能在寒假暑假，再去姑奶奶家住些天，遇到农活还要帮着干。从小学到大学，每年春节，他俩还要轮流去仓上屯姑奶奶家里过年，为的是避免两位老人孤单。一直到哥俩陆续结婚后，才不去仓上屯过年了。
我的两个儿子上中学后，学校课程紧了，星期日有时也上学，就由我骑自行车去仓上屯。因为那时蓟县的机关单位也休星期天了，家里没事我就去看望姑父和姑姑，每月至少去两次，有时家里有了新鲜东西，则要去三四次。后来我的两个儿子陆续去外地上大学，我还是每月至少去两次。1995年我有了摩托车，同年的星期天改成双休日了，更有空闲时间了，我每个星期都要到姑姑家去一次。2003年底，我买了夏利车后，还是每个星期去一次，而且不仅自己开车去，有时我妻子和小孙子也跟着去。在我们小孙子的印象中，姑太爷和姑太太是比家里的单独过日子的“老太爷”（曾祖父）和“老太太”（曾祖母）还亲的。
这么多年来，我每次去姑父家，都要买些猪肉和熟食，或是猪肉和点心、水果等。除了吃的以外，我们还给姑父姑母买一些其他生活用品，如遇到物美价廉的衣服、小石英挂钟、手表、电风扇、小煤气灶等。
1984年之前，生活必需品还是计划供应，工资低物价也不高，两个孩子去仓上屯一次，买二三斤猪肉和一些其他食品，有四五元钱就够了，一个月去两三次，一年下来大约花一百多元钱。1981年姑姑让我偿还贷款那六百元钱，可以给他们花五年。
1985年国家进行工资改革，我们的工资成倍增加，除粮食外其他票证都取消了，鱼肉等副食品价格也成倍增加，这时期再去一次姑姑家就需要花十来元钱了，全年大约需要二百多元了。1987年我家拆了旧房盖新房，这年秋后，姑父又送来一千元，让我家在新房里添置家具，我家用这笔钱买了一台洗衣机和一台电冰箱。1988年全国兴起抢购风，物价进一步上涨，在那时的工资和物价状况下，每年为姑姑家买东西要花三百元了，这一千元又可以为姑姑家花三四年。那时姑父在村林业队上班，每年秋后结算分红时，姑父都给我家送来五百元钱，先后送来三次共一千五百元。
1994年国家再次工资改革，工资和物价又成倍增长。1995年后我每星期去一次仓上屯，每次要花十多元，一个月至少去四次，要花五六十元，全年要花六七百元了。1995年，姑父在道班做小工挣点钱，年底给我家送来一千元。1996年底，姑父又把平时做小工挣的钱送来一千元。用我姑父的话来说：“现在我还能挣点钱，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你们惦记着我们，把平时吃的用的都给我们送去了，我们就知足了，用不着花你们的钱。”我姑姑也说：“现在我们能够自食其力，就不用你们资助，帮我们把东西买来就行了，不能让你们搭钱。”他们的这种不想占别人的便宜，维护自己的尊严的想法，我们也能理解，所以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总的看这十五六年中，姑姑家共给我们五千一百元，到2000年也就全给他们买东西花了。但是，姑姑为我们看孩子没收保姆费的人情债，我们牢记在心，继续履行着保证他们老了有零钱花的承诺。到2000年时，工资和物价还是逐步增长，每星期去一次姑姑家，买猪肉、香肠、点心水果等需要十六七元，或者二十多元了，每月大约要花一百元了。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七十多岁，没处去挣钱了，我们就要兑现保证他们老了有零花钱的承诺，每个星期去一次，给他们送去猪肉和水果。
这时姑父姑母已经七十多岁，没处去挣钱了，我们就要兑现保证他们老了有零花钱的承诺，每个星期去一次，给他们送去猪肉和水果。
由于我们每到双休日都要去姑父家，都要从他们家附近的肉铺和副食超市买东西，和白庄子卖肉的马师傅及超市老板夫妇都熟悉了。他们说：“你们一个星期来一趟，花二三十块钱买肉买水果，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啊，亲生的闺女儿子也办不到啊。”我说：“我们是双职工，两个人挣工资，每月有工资十分之一的钱就把老两口哄得欢欢喜喜的。”的确，到2003年时，我的工资也逐渐增加到二千多元了，加上妻子退休金，全年约有三万元的收入，每月花百八十元，一年花一千多元给姑姑家买东西，也的确算不了什么。
除了我们每星期一次买些东西去姑姑家之外，我的两个儿子参加工作后，更舍得给姑爷姑奶奶花钱买东西。他们回蓟县探家时，都要带着媳妇孩子去仓上屯看望姑爷姑奶奶，除了带食品之外，有时给二百元，有时给三百元钱。另外还给姑奶奶买了电饭锅、电冰箱、轮椅、单衣服、羊毛衫、保暖服、羽绒服等生活用品。
那时，我们都以为姑父年纪大了，没处挣钱去了，不会再给我家钱了。没想到2006年，仓上屯卖给当地驻军一部分土地，每人分了一万元钱。姑父到城里给每个侄媳妇和侄女伍佰元，我妻子当时未收。因给部队腾地，有几户农家拆迁，要到村东重新建房。正好把我姑姑家那块不能种麦子的二等地划为新的房基地了。过了两个月，村里又给我姑姑家青苗补助款一万三千八百元。这笔钱原来没想到，也可以算一笔意外之财，姑姑又给我了。并且说：“这笔钱就不告诉大伙儿（指孟家的人）了，你拿去吧。这几年给我家买东西花了不少钱，以后还得继续为我们花呢。这钱也不是白给你的，是存在你们那儿，零碎给我们花的。”以每年一千多元估算，这笔钱可以从2001年花到2012年。俗活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那时他们都八十四五岁了，也到“坎儿”了。
姑母是个性格要强的人，一旦自己有能力养活自己，就不愿接受别人的怜悯和资助。这几年我们给他们花钱买东西，一来是要偿还保姆费，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二来是看他们无儿无女，命运可怜而行善做好事。但是，她宁愿别人欠她的情，也不愿她欠别人情。他们要活的体面，活的理直气壮，不愿意接受“嚼来之食”。所以，一旦有钱了，就要给我报销已经为他们开支的费用。由于这笔意外之财，使得我前五年为姑母家买东西花出去的钱得到了补偿，也为后来继续为他们家买东西作了预付。直到2011年9月这段时间里，除了我自己开支的汽车费用之外，每年为姑母家买东西，花的基本还是姑母给的钱，我还是欠着“保姆费”这笔人情债。
总之，姑姑并没有白要我们买去的东西，除了多次给我家钱，报销了给他们买东西的开支。同时，还供着我家食用的大部分蔬菜。姑父家的宅院很大，种了好几种时令蔬菜，春季的菠菜、韭菜、小葱，夏季的黄瓜、豆角、圆白菜，秋天的大白菜等。每次我或者两个孩子去仓上屯时，都要用猪肉换些蔬菜回来。1988年至1994年期间，我家也在前院东面开辟了十多个菜畦，也种了几种时令蔬菜，这几年基本上是吃自己家的蔬菜。1994年我在前院盖起五间东厢房，就没有种菜的地方了，吃的菜大部分是姑父家的。
另外，从我母亲去世后，我们一家人的棉衣服都是姑姑给拆洗重做的。在1995年以前，市场上没有出现保暖内衣，那时人们在冬天都要穿手工缝制的棉袄棉裤。那时的棉袄棉裤都是棉花絮的，棉絮不能用水洗，必须拆开棉衣单洗布料，然后再添加一些棉絮，重新缝好。翻棉被、翻棉袄和絮棉花都是家庭妇女的技术活，许多年轻妇女都不会做。我妻子也做不好棉衣和棉被，所以，每年春天脱了棉衣，把全家大人孩子的棉衣拆洗完毕后，再把衣料、棉花套子和需要增添的新棉花送到姑姑家，由姑姑抽空重新做好。过去的棉被没有被罩，只是绷被口，拆洗被口，棉被也需几年拆洗重做一次，这些活也是姑姑帮我家做的。后来有了整个被罩，才不用拆洗棉被了。1995年后，市场上出现了可以水洗的蓬胶棉的棉衣和保暖内衣、羽绒服等，我们也不穿过去的棉袄棉裤了，这才不用姑姑给做棉衣了。
俗话说：“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古人云“预想取之必先予之”，姑母虽然没有文化，她却明白这个辩证关系和处世之道，这就为她晚年的生活依靠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