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初，一位老人在中国南方发表重要讲话，南方谈话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这里，很多人不知道“特区”意味着什么，他们只顾着眼前烟熏火燎的生活，在一个又一个小圈子里划圈圈，像一个个的车轱辘，带着一家老小，在泥泞的路上颠簸着，或垂头丧气，或乐此不疲。他们知道鲁迅，但很少有人读过先生的《华盖集》，更少有人知道：“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抱歉！
他们的情绪暂时都与先生的这句话无关，他们的情绪正受周围左右着，回望的眼神黯然，前看的眼神空洞；他们更与这句话有关，因为他们自始至终在寻求出路，他们大多是闯关东的后裔，骨子里有一股闯劲儿，他们静待时机，但又对时机有些后知后觉。
作为一名制药厂的工人，同那五千工人兄弟姐妹一样，在工厂这个小社会里兜兜转转，在沾染一身“习气”的同时，把自己当成一条小鲤鱼，整天练习蹦跶，可是却怎么也找不到龙门。同时，要防止水里的鱼钩，隐忍食物的诱惑，还要躲避黑黢黢的鲶鱼，避免沾上它的丑陋。
我在黑大读了三年书，虽然是在哲学系，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尤其是读了一些书籍后，我对这个世界却越来越模糊，我的生活像一桶浆糊，唯一有用的也是浆糊，我常常用浆糊沾上一张张告示，一遍遍的问我是谁？要去哪里？
瑞雪制药厂是一家效益不错的国营企业，主要生产青霉素，前两年还专门成立粉针分厂，一开始分配我在办公室分担工会方面的工作，后来因为某些原因被下放到车间，但我总觉得这原因的背后有阴谋，当时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现在还是那点儿蛛丝马迹。
在培训班下课之后，坐上104路电车回家。
电车开到船舶学院，陆续上来几个人，一个穿梦特娇夹克的青年站在我面前，竟然露出一丝不屑的神情，我心想，这都是毛病，我和你不认不识也没冤没仇的，装什么犊子。自从进入九十年代，社会上的刀枪炮和伪刀枪炮，已经从流行穿军裤和军帽，转移到穿梦特娇和旱獭帽子，无论在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群里，总想表现一种“我很厉害”和“我不好惹”的牛逼形象，尽管他的兜里可能连五块钱都没有。
东北人爱穿，东北人更爱装，但装孙子的很少。
我也有装的毛病，并且还收获过成功的喜悦。记得上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操场单双杠旁，为了抢单杠玩，面对一个比我高半个头的男生，我鼓足一往无前的勇气，瞪眼凶恶的骂了了他几句脏话，他果然被我镇住了，竟然不吭一声的走开了。我当时心里也打鼓，如果真打，是打不过他的。但就是这样，都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后来我偶尔又实践了几次。
都是同道中人，少跟我玩里根儿楞。我对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就这么一直看着他，他果然把眼神转到了别的地方。我心想，你以为我留个郭富城的发型，就被定义成一个软弱的文艺青年，我成长的环境，不知道有多少人进过笆篱子，天天刀枪炮环绕，在太平桥的污泥里，是被我爹的皮鞭抽成了一朵洁白的荷花。
每天要不是遇到两个能装的人，那就不是在哈尔滨。当然，我也因此吃过亏，前年冬天，在一辆两元一位的小巴车里，被人一个肘击把嘴打出血，刚想反击，人家一下站起来三个人，我便老老实实坐下，当一切没有发生过。
太平桥是104路终点站。下车以后，看司机和售票员摆弄着电车的大辫子，一会儿大辫子和空中的线路摩擦出火花，呲愣愣掉在地上，像落地的烟花，一闪即逝。我看着那个青年的背影，向着大合社的方向而去。
来到通和街市场，迎面是这两年新盖的一个商场，玻璃幕墙的反光有些刺眼，但人们都不反感，太平桥终于有了这种闪亮的建筑，是大家认为的现代化体现，似乎给街道增了光，在破旧不堪中像一个灯塔，指引回家的路。
走到卖毛蛋的摊子，周围还挺热闹，毛蛋皮剥了一地，旁边还有人光着膀子喝酒，一看就是身体倍儿棒，要不就是装犊子、装豪气的社会人儿。我挑了四个石蛋，就是那种还没有形成小鸡，但已经有了鸡毛的鸡蛋。而已经形成半个小鸡的毛蛋，我有些不敢吃，尽管很多人说这种大补，我还是感到恶心，好像毛少就不恶心似的。
马家沟河水哗哗流淌，闭上眼感到风光旖旎，睁开眼满目疮痍。
走上小桥，绕开几块破烂的木板，一路小跑来到大坝上，看着沟东和沟西成片成片的房屋，已经新盖了很多砖瓦房，但仍然有很多茅草房掩映其中，我家就是这些茅草房中的一个，我妈为此还埋怨我爸：“你看人家都盖了砖房，就咱家还是茅草房，”女人生气的时候谁也没办法，她瞪两眼睛把那些茅草房抹掉，给了我爸无穷压力。他就差卖身了，但他已经卖给了工作，卖给了我妈，卖给了这个家，再卖就是欺诈。
马家沟两岸的住区，外界往往称之为“贫民窟”，与一个省会似乎格格不入。松花江闻名遐迩，马家沟却臭不可闻。在这里长大的孩子，很多都有进笆篱子的经历，我是被我爸的老拳捶大的，为此，还曾经恨过，也离家出去过。但现在却越来越庆幸，那些拳头、皮鞭和棍棒没有白挨。
到了八十年代，我们家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入不敷出，好容易等我工作了，这两年才扭亏为平。当初，眼看着那些没啥文化的邻居们，借过我家粮食的朋友们，通过做买卖，变得光鲜亮丽起来。看到昔日的穷鬼在我父母面前装模作样，我爸的眼睛就红了，一个体育老师开始天天忙着拼缝儿，酒菜钱没少往里搭，我妈没少陪笑脸，可一分钱也没有挣来，现在两个人为此还经常吵架，而这男人依然锲而不舍。
来到永宁四道街的胡同口，看到老张家的小孙子在放风筝，坐在我们小时候曾经放风筝的大石头上，奇怪的是，也不知道这石头是谁家的，这么多年一直都在。老张家以前养马，他家是搞运输的，这几年似乎发了财，新买了一辆卡车，就停在大门前。我看了一眼天上的风筝，在看看傻盯着天空的张晓飞，喊了一声“张飞，”结果，小家伙嚷嚷道：“我不是三国里的，你拉了一个晓，拂晓的晓，”我一边往胡同里走，一边回道：“知道了，小张飞。”
走在胡同里，最大的感受是安全了，不是怕碰到坏人，而是怕碰到“地雷”，邻居们的素质似乎提高了不少，不再让小孩儿跑到胡同里拉屎，否则，再好的心情，再好的饭菜，回到家也失去了胃口。大坝上污水横流，家家户户的泔水都往大坝上倾倒，马家沟河边已经没有一块净土，人不怕太脏，而是怕在习惯中变得麻木。
碰到邻居李德金，我叫了声哥，他点点头走了过去。他妹妹是我初中同学，李德金明显比以前胖了些，脸上的横肉比较明显，这两年似乎有钱了，但我却没一点儿羡慕。高中的时候，邻居们都知道他有去通和街早市的习惯，我还记得他带个狗皮帽子，穿破棉袄的打扮。当时，邻居们私下曾议论，这孩子不走正道，被抓了两次，还敢去掏兜。
来到家门口，看到表姨在扫地，掀起的灰尘在门口飘舞，我捂着鼻子打声招呼，赶紧往屋里跑。她是我妈的表妹，我妈管她叫徐华子或者徐丫球子，我妈习惯把名字的后面带个“子”，把人名弄得跟个小日本似的，我现在都不知道表姨的大名究竟叫什么。自从我的小学同学刘上进搬家后，他们一家就搬了过来，表姨夫杜秋因为做买卖，时常同我爸搅合在一起，家里有两个小闺女，一个叫春梅，一个叫山东儿。
画面上不时闪着雪花，像渗透生活的凉意。1984年买的的东森牌十四寸黑白电视，已经看了八年，现在经常是一边看一边猜。我爹现在对我很热情，他的拳头自从我十八岁后就再没有招呼过，见我面第一句总招呼傻儿子，真担心哪天把我叫傻了；而我妈生气的时候一般咬牙切齿骂我：你个大鬼。
参加唱歌培训班，他们都知道了。同大多数家庭的父母不同，我的父母对我这些诗词歌赋的爱好从小是鼓励的，他们的思想相对开放，但有一件事，却弄得我尴尬不已。记得在十八岁高中快毕业的时候，给同班女生写的情书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没有批评我，对我的情书表示了赞赏，还帮我改了两个错别字，弄得我很崩溃。
崩溃路上雨纷纷。
结果，我偷偷把情书撕了，也没有向朦胧的爱情发出第一份表白。
爸妈问我培训班情况怎样，学到东西没有，女生多不多，漂不漂亮等，被我含糊其辞的应付过去。我问我妹怎么还没回家，埋怨这货还没结婚就天天住在王激光那里算咋回事。
我妈高兴的看着我道：“今天定下了，你妹和王激光定在十一国庆节结婚，”虽然知道这是早晚的事，但我还是愕然表示她才二十二岁，是不是有点儿早啊！虽然平时有点儿看不上自己的欠登儿妹妹，但一听说要嫁人，还真是有些舍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