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门时就听得电话铃响，拿起电话，里边是肥仔懒洋洋的声音。
肥仔是陶这次来后才认识的朋友，但已想不起是怎么认识的以及他是怎么出现的了，好像他一直就和摄制组在一起，相识多年。他们出门他开车，他们上街他领路，他们拍片忙得忘乎所以，等想到人活着还须吃饭时，肥仔会像变魔术似的，捧出一盆热腾腾的煮饺来，尽管在巴黎吃热饺子不比在北京吃“马克西姆”省事。您或许以为肥仔是个影迷，因为对电影感兴趣才对我们热心。不，他对电影一点兴趣都没有，摄制组中有位老弟，是红遍港台的明星，陶问肥仔对他哪部片最感兴趣？肥仔居然一部也没看过。他们拍外景肥仔义务开车，义务帮助清理场地，等演员一上场就见不到肥仔了，他自己上小酒吧吃点什么去了。在巴黎任何角落他都能找到“吃点什么”的地方，而肚子也永远有地方装点什么。
这晚上肥仔在电话里就说：“老兄，咱们去吃点什么好不好？”
陶说：“好好。”
“我现在就去接你。”
肥仔有一辆雪铁龙白色轿车，外表很漂亮，但车里总有一股咸鱼味。陶说：“肥仔，不好清理清理，放上个香瓶么。”肥仔说：“我每天要供应几十家中国餐馆的原料，总会留下点味道的啦，不要白费劲啦。”肥仔说一口香港味的普通话，肥仔的上海话和巴黎话都比他的普通话说得好。
五分钟后，肥仔就到。他仍是那身标准打扮：肥大的上衣，牛仔裤，拖一双后跟磨成月牙形的塑料拖鞋。笑眯眯地问陶吃什么？中餐还是法国菜？去吃鹅肝好不好？然后又自己回答说，还是去吃阿拉伯烧烤店吧，那里衣着随便，我讨厌换衣服。
他们去了一家阿拉伯烧烤店。这家店开在背街上，不过在前边那条街上有家咖啡馆，叫“澳门人”咖啡馆，是当年雨果、大小仲马常来的地方。屋里有两根柱子上雕刻了两个澳门人，这里就成了巴黎一景，来参观此景的人一转身到了背街，正好吃烤肉，所以这烧烤店沾澳门人的光生意很不错。肥仔把陶领进门，把陶让到位子上，就不见了。这是他的习惯，到任何饭店他都要自己下厨去弄菜，似乎巴黎政府也给了他这个特权，不管是中国馆，法国馆，日本料理，阿拉伯烧烤，对他都不设防线。陶没见有一处阻拦他的。不一会儿他就端了一盘他自己配好的冷盘来，他说：“这是他们菜单上没有的，都是好东西，先吃一点。”
他们俩喝了不少酒，喝得两人都有点飘飘然。肥仔并不征求同意，把陶拉到了一家中国夜总会。这家夜总会开在一个商场楼上，生意相当清淡，连他俩算上也不超过十个人。乐队和歌手都有点无精打采，虽然唱的是港台歌，可没有在中国大陆唱这些歌那么走红。侍者拿盘子来请肥仔点歌，肥仔随手掏出两百法郎说：“随便唱什么我都爱听。”可等那位女歌星说完客套话唱起为他唱的歌时，他却趴在桌上睡着了，而且打起了呼。陶推他说：“喂！为你唱歌了。”他说：“我知道，没意思，听了一百遍了，不要听。”陶说：“那为什么要点？”他说：“朋友啦，不好意思啦！”就又睡了过去，陶看看那歌星，她冲陶一笑，倒没有气馁的意思。
陶看着睡熟的肥仔，有点心疼他。肥仔本是到巴黎来上大学的，可他觉得上学太闷气，就做起生意来。他似乎有做生意的天才，不到三两年，他竟然在巴黎华人中成了有名的富人。这几年底子很厚了，光房产有好几处，还开了个专门供应中国料理原料的公司。但不知怎么忽然患起了“懒惰症”，觉得什么也没意思。公司交给经理去经营，买来的房产也在那里空着。他曾在枫丹白露买下一片农田，雇工挖成了湖，说要在那里养中国金鱼，湖挖好几年了，他却不放水。湖底已长出了灌木丛，他还没回中国去买鱼苗。但鬼知道肥仔哪来的好运气，突然间巴黎房地产大涨价，他这湖没动地方就增值了好几倍，这么一来他更懒了。现在他只剩下一件事不懒，就是帮助国内来的同胞。他把一处房子让给中国留学生住，分文不取，还替他们交水电费。每月都去看看房子什么地方要修理。
过一会儿肥仔醒了，陶对他说：“老弟，听我一句话，你得找个老婆。”
“是要找的啦，可是没有时间呀。”
“你忙个鬼，我看闲得要命呢！有坐酒吧的时间就有谈恋爱的时间。”
“你说是在这里找？不！法国姑娘交交朋友，玩玩可以，找老婆可还要回中国去找的。我走不开，我要料理生意，你别看我在这城没多少事，我走开就不行了。老兄，你能不能帮助在国内替我找一个？你看着好，她同意，你就来信，我把她接到巴黎来就完了。”
“气星（这是句广东口头语，神经病的意思）老婆有这样找法的吗？”
“有啦，我的朋友老余就是这么找的，他那个老婆在巴黎华人社会里是出名贤惠能干的啦，法语说得好，车子开得好，绣花绣得好，还会生孩子，从娶了她，老余像变了一个人，资产也增加了好几倍！”
“谁？怎么回事？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我没说过吗？对，是没说过，不过你也没问过我是不是？对，你不认识他当然不会问的啦，现在再讲也不迟不是……”
陶说他无法原样复述肥仔的讲话，因为他上海话，广东话一起说，有时还加一两句法语，连陶也没法全听懂。陶只能说个大概意思。
这位朋友姓余，原籍山东，一九四九年随学校到了台湾。在台湾当教师，二十年前来到了巴黎，仍然当教师，不过他在台湾是教法文，他来到法国就教中文了，他的中文教得蛮好，当上大学副教授，还入了法国籍……
说到这儿，陶问肥仔是什么国籍？肥仔说，反正是中国人啦，不必问什么国籍了，实际上连巴黎的警察也弄不清他是什么国籍，因为如果国籍指的是护照，他已换了四次护照。先是柬埔寨，随后是老挝，再以后是越南，总之是哪种护照受免税优待他就用哪个。因为法国规定给他们前殖民地的难民以优待，而这优待对象又常变，所以他就专拿前法国殖民地的护照，而且常换。有个警察，已认识肥仔十几年，跟他说：“朋友，你的国籍变化比我职务变化可快得多，你为什么不加入法国国籍，那对咱们两人不都方便些吗？”肥仔说：“不着急，等我挣够了钱，不计较免税不免税的时候，我就会申请入籍的。”警察说：“当法国人虽然纳税，可将来会有养老金呀。”肥仔说：“是的，我正在算这笔帐，看在什么时候入籍领养老金比免税合算。”警察说：“很好，你如果入了籍，有希望当财政部长。”
打完这个岔，肥仔继续讲老余的故事：
余办了入籍手续。他在大学有名望，收入多，年纪轻，人很耿直，追他的姑娘自然不少。有一个时期，每个星期六，他胳臂上都换一个妞儿。胳臂上的姑娘多了，钱袋中的法郎就少了，他自己养活自己，挣那么多钱居然不够花费，总向肥仔借钱。人们就劝他，赶快娶个老婆，他却无动于衷。中法建交后不久，也就是大陆上*****刚完事的时候，他忽然找个出差的机会回中国大陆去了。他去了不过半个月，回来就宣布他要在圣诞节前结婚。人们问他：“新娘在哪里？”他说：“不要慌，到时候自然有。”过了一个月，有个来法国上任的中国外交官，当真给他领来个大姑娘。
陶问肥仔：“等等，你说清楚，这姑娘怎么和余认识定亲的？是不是一位北京的大学生或是影星歌星，据我所知，中国和国外的人结婚，多半是这些小姐们。”
肥仔说：“你说的是现在的事，他们是十年前的事呢。”
“那他们是怎么结合的？”
肥仔说，我也不太清楚，我问过那位外交官，他说是国内一个什么机关找他，托他把一位侨眷带到巴黎来。他答应后，有两个山东省的女干部就把姑娘送到北京来了。这姑娘除了余给她办好的护照签证，就提着个红包袱，此外什么也没带。女干部就把她交给外交官时只说了句：这位侨眷没出过远门，希望你一路多关照，就告辞了。
陶问肥仔，一路上外交官就没和这姑娘谈谈？
肥仔就谈了，外交官问她，去巴黎干什么？她说去找她男人。外交官问你到那地方能过惯吗？她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呗！外交官说法国饭可没咱中国饭是味。姑娘说：还能比谷糠拌榆树叶更难吃吗？俺男人是好人，这比吃啥都强。
外交官问她，你上过中学还是大学？她说上过二十天扫盲班。外交官叹了口气说，到那边得学法国话，不会法国话没法生活，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她说，学法国话比空着肚子挖河，太阳底下打坯还难吗？干过那个的人还能让法国话难住吗？外交官觉得和她谈话跟国际谈判很相像，双方很难找到共识，一路没再多说，就把她带来交给老余了。
“以后呢？”
“以后很好啊！十年给老余生了三个儿子。”
“那老余的经济不是更困难了吗？”
“怎么会呢？按法国法律，生三个儿子的母亲是有功的，国家除去给每个孩子补助，母亲也领一份补贴。老余呢，从此在法国境内旅行，一切公共交通都只收他半价。这还不算，这位大嫂还无意中当上了艺术家，现在比老余的名气还大。”
“什么艺术家？烹调？”
“不是。工艺美术，她没事时就在家中做针线。按他们山东的习惯，买来袜子先从底下剪破，然后把一个布做的袜底缝上去，那袜底是要绣上花的。有一次老余穿着这样的袜子，和朋友一块去吃日本料理。吃日本料理是要脱鞋的，老余就脱了鞋盘腿而坐，恰好有一个法国人是做工艺美术生意的，一看老余的袜子吓呆了，说是老天哪，你是皇帝还是什么，怎么把这么高雅的艺术品穿在脚上？这是哪里来的？老余说是他夫人做的，那人马上叫他打电话回家，把夫人请来，当场订合同，包销这种艺术品。不过不要她再缝在袜子上，而是三个一组，五个一组，摆成梅花形，竹叶形，缝在天鹅绒底板上，镶在镀金的镜框里，每个镜框中的图形花样都不一样，价钱当然也不一样。那商人为此专门开了个展览会，一下子在巴黎就打红了。因为是独家制造，每年都供不应求哟！只这一项她就比她先生收入多。”
“她学没学法语呢？”
“她现在法语比我强，在整个巴黎华人中，也数一数二。”
“她进过学校了？”
“没有，老余有自己的教育办法。他们结婚三个月后，碰上暑假，他就开车带她到南方去旅行，在那住了一星期，老余推说有事，一个人回了巴黎，到巴黎后给她打个电话，说是那地方一个中国人没有，正好学法语，你什么时候用法国话给我打电话，我什么时候去接你。用钱不用愁，我已经跟旅馆说好，一切记在帐上，他们会跟我结帐。此后三四个月她一直没来过电话，老余向旅馆打听她的情况，旅馆说她正在努力学法语，老余就不再过问。这天老余下班回家，到停车场怎么也找不到他的车子了，急得团团转。最后认定是被人偷走，决定坐地铁回家拿车证去报案。当他拐进他家那条街的时候，忽然发现那车就停在家门口，他心想八成是自己胡涂，今天上班根本没开车去。谁知到家一看，他的新娘子正在那儿包饺子呢。他问：‘喂，车是你开回来的？’她用法语说：‘我不开它会自己回来吗？’老余听了一愣，忍住笑道：‘开车你不说一声，你知道我多着急？’她说：‘你把我一个人扔在那，像个哑巴似的，我不着急？’老余说：‘不这样你的法语能学得这么快？’她说：‘没听说法语是这样学法的。’老余说：‘我就是这么学的，当初我在台湾教法语，我从哪儿学的法语呢？刚到台湾时没职业，我给天主教法国神甫当小听差。那里一个中国人没有，呆了仁月我就满能对付了。’她说：‘看把你能的，你就不怕你老婆急得寻短见？’他笑着把她搂在怀里亲亲她说：‘难为你了，我是为你好。’她笑笑说：‘怎么难为我，也比在乡下受监督改造容易多了。’”
陶听到这里就问：“什么监督改造？她为什么受监督改造？”肥仔说：“她的爷爷是地主，听说你们*****时候，地主的子女都要被监督改造的。”
说到这里陶心里豁然一亮说：“好了，我知道了，这个人我见过。”就说起下午的事来，刚一说那身打扮，肥仔就说：“就是她就是她，全巴黎没有第二个人穿这样衣服的。我也听说老余今天要回来，我回去打个电话问一问，如果是她要请你，明天我陪你去，大家一起聊聊有趣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