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进入夏季，濑户内海沿岸的阳光就火辣辣的。看到陆虎士满脸的汗水和失望，高桥静子建议到咖啡馆去饮一杯冷饮，凉快一下，休息一会。
咖啡馆也不复是当年的景象，没有“一粒米等于一颗子弹，为圣战而节约”的标语；没有称作“代用食”的豆腐渣，也没有排成长队等着买一份煮白薯来打牙祭的人群。有的是镀镍的饮料车，它加冰水的“白马牌”威士忌，可口可乐，自动售货机，“角子老虎”，都是些当年椿岗人听都没听说，想也不敢想的东西。连麦克风里的歌声也是生疏的，带西方情调的。像五个指头一起按在管风琴发出的既谐和又杂乱的调子。歌星一定是穿着连衣裙，透明裤袜，烫着短发，拿着全自动照相机的姑娘。三味弦和夏威夷吉他伴奏的“荒城之月”呢？“马车之歌”呢？唔，和服背后扎个蝴蝶结的姑娘呢？
“您这样看着我，真叫人不好意思。”
“啊，对不起，太失礼了，我在想别的事。”
静子想转移一下陆的注意力，也想满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她问陆：“听说您十五岁就到这里来做工了，为什么？”
“日本军队抓了我。他们扫荡的时候，我正发疟疾，跑不动了。”
“您那时是八路军？”
“不，老百姓，一边上学一边放羊。放羊就是把羊群赶出去吃草，再把它们赶回来。”
“您有很多羊？”
“我一只也没有。给别人放，这家三只，那家五只，放出去是一群，赶回来各回各的家。”
“您是老百姓为什么要抓您？”
“东条内阁通过一条法令，要从中国征用劳动力。因为日本的青壮年都当兵去了。也许您不相信，那时候把全椿岗的男人集中起来，也没眼前这公园里的人多。”
“糟糕得很哪！我从日中友协印的书上读到过，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了可怕的罪行，真对不起。”
“您用不着道歉，我和日本军队枪对枪刀对刀作过战，杀死过敌人；可我也有日本朋友，患难与共的朋友。您当然是朋友。”
“您的第一个日本朋友是谁？”
第一个朋友叫伊藤贤二。
陆虎子的家乡是抗日根据地。他当儿童团员的时候，常常夜里给部队当向导，送情报。有一天夜里，村长叫他领一支十几个人的武工队到新建的据点魏庄去。虎子的姑妈嫁在魏庄，他闭着眼也能找到。
村长把他领到武工队休息的油房里，把他交待给武工队的赵队长。赵队长常在这村来往，和虎子很熟，就故意对村长说：“叫你找个好的，可靠的向导，你怎么把这小子弄来了”。
这可伤了虎子的自尊心！一跳多高，冲赵队长问：“你说啥哩？我怎么不好？怎么不可靠？”
“你不服从命令听指挥！上次去摸何家寺伪军区分部，叫你打响以前回来，你怎么偷着跟进据点里去了……”
“谁还没个错误！八路不兴抱成见。”
“行了，魏庄有你姑，你不是更有说道了？村长，趁早换人。”
“我今天不进村就得了呗。”
“那也不行。”
“你说咋行？”
“半路上叫你回来你就回来。”
“我服从命令！”
“信不及你。”
“大丈夫一言为定，咱们拉钩！”
在虎子和队长矫情的时候，别的队员都不作声，唯有两个穿紫花布，头上蒙着白羊肚手巾的人一边小声嘀咕一边笑，可虎子没顾上听他们说啥。队长跟他拉完钩，指指那两人眼前一个军用挎包说：“你帮着背上那个。”虎子走过去把挎包拿起来刚要往身上背，其中一个戴眼镜的忽然站起来说：“你小孩的，不要太辛苦，我的顶好！”
这可把他吓坏了，两眼直溜溜地瞪了那人半天，自言自语说：“娘啊！这是个鬼子！”转身要跑。这一下全屋的人都笑了，赵队长拽住他说：“就这么点胆子还要抗日呢，他不是鬼子，他是同志。”
“怎么说话跟来扫荡的鬼子一个腔？”
“他是日本同志。”
“日本还有同志？”
戴眼镜的人拉住虎子的手说：“我们是同志。反战同盟，明白？”
虎子不明白。不过既然赵队长和同志们都跟这个鬼子同志一块行军，一块休息，大概危险是不大的。他不跑了，可是把挎包还给了那个戴眼镜的。就是同志，也还是鬼子，他不愿给鬼子同志背挎包。
这是个月黑头天。东南风吹得青纱帐沙拉沙拉响，像海潮声似的。开始他们走在交通壕里，每过一个交叉口，虎子都向赵队长交代一下回来时辨认方向的标志：这里要背着那两棵杨树走，那里要从破窑边上向左绕，那边是死路，何处是假壕……离据点只有二里路时，看得见碉堡上的探照灯贼眼了。他领他们从高粱地钻出去，又爬过苜蓿地，来到一片坟堆后边。他指着前边说：“南边这条路是去村前的，白天村口有伪军的卡子，晚上他们都钻进炮楼子，拉上吊桥，喝酒抽白面去了。北边这条绕到村后，正从日本军队的铁丝网前经过，因为没人敢走已经叫草蔓上了。可是仔细找，还能认出路径来。”
赵队长夸了他两句，叫他回去，他哼唧了两声，没敢耍赖，就又爬进苜蓿地，爬着爬着，觉出有人拉他衣角。他回头看看，看不见人影，黑地里有两片东西闪着青光，他吓了一跳，后来明白过来，是鬼子同志的眼镜。他悄声问：“什么干活？”
鬼子同志把一个软软的纸包塞在他手里，搂住他的肩说：“我们好朋友的，再见。”转身又爬走了。虎子摸摸纸包，里边有几块硬邦邦的东西，他举到鼻子下闻闻，喷香。就抠出一块来，拿舌头舔舔，嗨，是洋糖。他赶紧放进嘴里，一边啧着，一边爬出苜蓿地，三步两步跨过高粱地，跳进交通壕，他就靠壕根坐下了。他跟队长作的保证是不跟他们进村，没有说不许听听动静。
洋糖又香又甜，东南风吹得浑身发懒，据点那边没有动静，等啊等啊，眼皮越来越重，等他听到枪响，不知道睡了多大工夫了。老套筒，***，吭呀吭的，像敲水桶！捷克式机枪像炒豆。响了一声说声停又全停了。就听有人喊话，话声随风传来，断断续续。可一句也听不懂，唔，是日本话。对了嗡声嗡气，就是那个鬼子同志的嗓声。叽里咕噜，又快又不清楚，真是鬼话！好像翻来复去总说几个字：“什么什么桑，什么什么拿赛！”
枪又响了，叭勾叭勾，叭叭叭叭，是三八大盖和歪把子，不用说是炮楼上打来的，枪声中可还听到“鬼子同志”在喊话。
喊话声中断。变成了日本军队的喊叫声，杂乱的脚步声。虎子感到不大妙，拔腿就往回村的路上走，枪声冷落下来，脚步声却越来越近，听听快到身后了，虎子急忙闪进一个岔沟里，趴在地下隐蔽。
人们到了岔口上了。只听说：
“来，我背一段。”
“慢点，慢点。”
“这样可以吗？”
“谢谢！”
虎子听出是回来的武工队，钻了出来。赵队长一见就好大的火：“这么危险，你还不回家？”可一转身，又叫住了他，和颜悦色地问：“这儿最近的堡垒村是胡楼吧？有多远？”
“四里来地！”
“你认路吗？”
“俺姐姐就住胡楼，是堡垒户咧。”
赵队长想起来了。她姐夫在扫荡中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了，从此这女人就成了“抗日青年先锋队”队员。她给赵队长他们跑过交通。泼辣，决断，上伺候公婆，下抚养遗孤，还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从来没见她在人前皱过眉，叫过苦。
“你把我们带到胡楼去。日本同志挂彩了，得找个地方给他包扎好，埋伏下来。”
虎子看看被人背着的那个人影，又摸了摸衣袋中的洋糖，不好意思地说：“那个挎包还是给我背着吧。”
“挎包里是日文传单，已经撒在据点外边了。”赵队长说，“没分量，不用再折腾他了。”
虎子把武工队带到胡楼，把他们交给抗日村长，自己跳墙到了姐姐家，堂屋里住着姐姐的公婆，他没去惊动，径自到西厢房窗下敲窗子，小声说：“姐，我是二虎！”
姐姐醒过来，开门放他进屋，不安地问：“家里出事了？”
“没有！”虎子说，“我是给队伍带路来的，看看你跟小外甥就回去。”
姐姐点上灯，让他上炕上歇着，从草囤子里掏出两个鸡蛋放进水壶给他煮鸡蛋，问他说：“开来的是哪个部队？”
“赵大成的武工队，一个反战同盟挂彩了……”
“啥？啥叫个反战同盟呀？”
“瞧你这落后劲，还是抗日妇女呢！”虎子不屑地撇撇嘴说，“反战同盟都不知道，就是打鬼子的日本同志，日本也有八路军，你懂了不？”
虎子吃完鸡蛋，躺在炕上一觉睡到了半晌午。屋里一个人没有，都在上房里忙活，他一看耽误放羊了，连招呼也没打，急忙就往家里跑。第二天他开始发烧，随即发起疟疾来，一气躺了半月。这天午前，爹妈上地里摘棉花，日本军队突然出现在庄头了。他腿软跑不动，一出胡同口就叫日本兵抓小鸡似地抓住，和六七个抓来的人拴在一条绳上押到火车站，赶上闷罐车一直拉到青岛，在那里他们被剃光头，换上灰色工作服，左胳膊上套了个白袖标，上写：“华北劳工协会，苦力。”五天之后，把他们和矾土页岩矿石一起装进“九洲丸”的货舱，运往扶桑三岛去了。
陆虎士把这段往事简略了又简略地讲给高桥静子，高桥静子听完唏嘘不已，她从事日中友好工作有好几年，也听到过一些友好佳话，像这样直接由当事人讲却是头一次。出于各种原因，许多反战同盟的朋友不大讲自己的经历。在这个社会里各种思潮都存在。当年这场战争，日本军阀是打着“为天皇效忠，为民族争光，为日本生存”的口号发动的。尽管日本民族遭到惨痛的牺牲，许多人对此有过反省，但仍有不少人对当年用生命反对战争，与中国人民结成斗争同盟的日本人，给以歧视和敌视。
高桥静子没有这种偏见，她还想知道得更多。
“您以后再没见过那个戴眼镜的日本同志吗？”
“见过，他又告诉我许多事情，不过，那是我从日本回国以后的事了。”
“也可以告诉我吗？”
“留到火车上去讲吧，我们该去车站了吧。”
他们走出公园，又走到那条小街上。这是一天之内第四次走过这条街了，走到三分之一的地方，虎子的眼睛像被一股强光刺了一下，眯了起来。走了三遍，竟然都没发现在这新楼和彩色招牌的夹缝里，还有一个被时间遗忘了的角落，它太小了，历史的巨轮隆隆滚过时居然把它从轮齿的凹陷处漏了过去。
那是一栋只有五米宽，三四米高的小木板房，木板涂了蓝色油漆。竖在门外街边的三角立柱型看板上，画着一个老人戴着桃形镜片的眼镜。老人的胸部用变形了的美术字写着眼镜字样。
“高桥小姐，我们到这眼镜店里看一下好吗？时间还来得及吗？”
静子看看腕上的表说：“十分钟，只能再停留十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