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陆爽家，小时候我在宋丞家住的也并不短，他家也离我的家不远，自社苍坪向上去到顶也就是了，那里叫宋家台，那山顶，须自周家垭上去，像是陆爽家一样，土路可延伸到他家。
那是一栋贴着光滑白色瓷砖的漂亮平房，房前有一长条形水泥踏场，踏场前是一排茶树丛，生在一陡坎上，陡坎高足两米，坎下是大片园子，用木头围起来，园子外便是土路，除去车轮经过的部分皆长满青草，动物们被排斥在外，以至不可践踏园中玉米芹菜，但在那路上打闹撒尿是无法避免的。
宋丞家屋檐上有许多燕子窝，它们是用黄色泥巴筑起来的，篮球大小，在春天，不知自何处飞来的燕子便把宝宝生在那巢中，进进出出，叽叽喳喳，但绝不留下粪便，也叫人喜欢，便传说：家中来燕子，一家有福赐。人鸟之间互不打扰，倒是和谐，但小孩儿总是好奇的，我和宋丞总是寻来梯子，搭上，趴到那燕子窝便看，里头有小燕子我们便抱去园子里挖土，找蚯蚓来喂它们吃，有时遇到它们母亲回来驱逐，我们就晃晃我们手中的蚯蚓，对那母燕子说：“看，我在喂你的儿！”
喂小燕子并不长久，宋丞的爷爷宋老黑似乎怕我们把燕子赶走，便赶走我们，后来我们只得找个板凳，在下头，抬着脑袋，远远地看。
宋丞家的乐趣远远不止于此，他们家有一个足球，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黑白相间的球体是干嘛的，宋长奎也就是宋丞的爸爸对我说：“这喊足球，是拿脚踹地。”
他们家还有两辆扭扭车，蓝色的，常常用作吃饭时的板凳和比赛器具，我们常常从他家踏场的一头扭到另一头，但多数时，是从他家一头经过堂屋到另一头，我去他家时，常常走有灶台和火坑的一间进去，他们家的火坑也是用洁白瓷砖覆盖的，火坑并不用传统的四条原石围起来，而是一整个大铁锅嵌入水泥地中，堂屋不常打开，故而看着阴暗，过去一间是宋琪姐姐的卧室，我和宋丞常常被派去给她取东西吃并答应分我们一些，而这也就成了我和宋丞比赛的赞助，宋琪姐姐的闺房也是阴暗的，只有面向屋后的两扇和我们家一样嵌有钢筋的窗户，通着些从窗外折来的光，我和宋丞翻找东西时，需要打开灯，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白色的节能灯，我对那发着白光的灯泡充满了好奇。
他们家的教育似乎很是超前，在他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乘法口诀表和拼音字母表，这是我唯独在幼儿园见过的东西，我想：宋丞和宋琪一定很聪明。
聪明之余，他们家的口琴也常常将他们一家显得与众不同，这有趣的小盒子是能够在人的嘴下发出悦耳的声响的，我和宋丞常常坐在踏场边的洗番薯的大石槽上，细细摸索着那卡满格子的小盒子，只是没人能真正演奏出什么曲子来。
他们家并不养狗，但抓鼠的猫无法不养，我是在他们家第一次看到死去的猫的，它被挂在他们屋后蓄水池边竹林里的一株小油茶树上，黄色，枯瘦，苍蝇在那死去的生命上大摆筵席，恶臭之余，它空洞的眼睛，同那竹林小路延伸去的茂密森林一样，带给我无尽的阴冷，但它可爱的小嘴微张，胡须依旧，爪子收敛，无力地瘫在枝杈上，又叫我不禁觉得可怜。
回来时问这独特的葬礼，我的婆婆对我说：“猫生成是从树上来地，死哒也要回树上，那是它地根盘哈……”
虽然并不知道为什么猫自树上来，但我知道，这便是人间对猫最后的温柔。
在赶场回来时才偶尔到宋丞家中做客，而我也常常在他家打开我们方才在龙潭坪买的玩具枪，那时我和宋丞人手一只玩具枪，那是一支帅气的黑色手枪，我和宋丞站在他家踏场边，朝前方园子旁的巨大柚子树射击，看谁打的准些，唯一局限我们的则是打完一颗子弹后所需的“压气”，这往往需要一个力大如牛的成年人帮助完成，宋丞常常找他住在厨房另一头的爷爷宋老黑，说：“宋老黑来帮我压气。”
他爷爷就从那屋里噘着一个光滑的小烟斗走出来，那烟斗是苏联人用的，有着和宋老黑一样圆滚滚的肚子，袒露在外，他常常站在我和宋丞后面，每打完一下，我们便转身叫他压气，压气对于他来说似乎不费吹灰之力，有时他嫌弃我们打不准，压完气后便钻到我们中间，说：“看我来打。”
说完后自个儿眯起一只眼，瞄准起来，他肥胖的身形显得那枪无比瘦小，但“啪”的一声后，黄色的子弹在空中划过一条完美的弧线，错开了那柚子树，我和宋丞一齐笑话起来，宋丞挖苦说：“你也打不准，我来我来！”
宋老黑闪身避开宋丞夺枪的手，边压气边说：“我再来，你看我再来。”
见他爷爷不给，宋丞只好答应，说：“只准你打一枪，不准多！”
“要得，你看我。”
说着，他扣动了扳机，子弹仍旧走出一条黄色的弧线，但这次，恰恰是转了弯，打中了树干的，这叫我和宋丞吃惊不已。
这胖老头得意洋洋，说：“你看我打不打的到！”
我们并不鼓掌，宋丞说：“我也打的到！”
这不须经想，是风吹动了子弹的路线，打中只需把枪头朝上风向偏移些许即可，我照做，果真打中，宋丞的则叫风吹到土路草丛中，不知去处，后来他又打了几枪才中，他高兴地跳起来，对他的爷爷说：“我也打到哒！”
他爷爷笑笑，不说什么话。
他的爷爷，我并不了解，只知道他老伴早早地过世，后来三幺和宋幺幺去广东打工，宋丞寄住在我家，宋琪寄住在她幺幺家，他便一人生活。
他同我的爷爷是老友，曾一同游走去了株洲，那时是1967年，我的爷爷才只十四岁，他和宋老黑在当地的一户人家看守橘子园，橘子园的主人家见这两个自湘西来的土帽，以为是土匪窝里人，便不收，后来二人好说歹说，讲是大庸人，不是山中匪徒，也叫土匪抢夺，才得留下，后来宋老黑见守园无趣且不得几个子，便又去了湘江码头，多做多子。
后来那户人家的橘子园叫公家收了去，家底还叫人抄走，主人家的破产直接导致了我爷爷的失业，后来他赶往码头去做宋老黑所做的卸货的差事，后来我爷爷的母亲和茶园坪的一户人家商量好了婚事，便跑去龙潭坪发了电报催我的爷爷回家结婚，但爷爷是不允的，后来我的太婆婆便发去：“您娘中毒哒，要死哒，还不快些回来！”
我的爷爷听了这谎话，这才回家，同宋老黑一起搭上了返回大庸的放排船，过洞庭，上澧水，就这样，在一排排木头间，他们二人便回到了故乡，看望那“中毒将去”的旧时代家长。
但我爷爷那一辈的似乎也善于接受，后来我的爷爷匆匆地和我的婆婆刘长生结了婚，酒席上，我的爷爷问宋老黑：“你晓得那个茶园坪地刘家妹儿长么的样子不？”
宋老黑摇摇头，说：“不晓得，不过等你有儿哒，我也有儿哒，我就把我的姑娘嫁到你屋里。”
后来显然是我的爷爷把女儿嫁给了宋老黑的儿子，而成家立业的他们二人，也没再离开过这片土地，踏实地做起了农民。
爷爷是死了孩子，宋老黑是死了妻子，那一代人的悲伤谁也没少过谁。
相比于爷爷，宋老黑是个孤人，故而相互来往，也都是宋老黑登门为主，二人常常在灶房里的小木桌上举起酒杯，说着往事，打着笑话，而我们则捻了满碗，在外头吃，以腾出足够的空间。
宋老黑一人在家的时光往往在夏日和春节迎来短暂的停歇，加上他叫人一同插秧的那些碎片，勉强加上春天。
他家的田需要像山那头走去，经过邻居的吊脚楼后很快便可以看到宋丞家的梨树，小路串在梯田边，坡上的是矮小的红皮梨，果实圆大，水多甘甜，坡下则是沿坎生的高大青皮梨，田边草丛里还有几棵矮株青皮树，它们大多果小，且多揪把，甜味稍淡，坚硬，不叫人喜欢，所以我独爱此类。
夏日里我和姐姐常来宋丞家吃梨，宋丞和宋琪总高高兴兴地领我们到这里，红皮梨树低矮，伸手可得，故而他们三人常常坐在小路边的青石上，用刮刮把皮削去，一排坐下，看着爬上青皮梨树的我，津津有味的吃起来，我也并不下来，在树上摘而吃之，一连换几棵树加以品尝，最后得出：大树上生的梨揪把多，水少，矮株则反之。
那梨种在山垭处，有一处并没有埋死人的坟坑，其墓碑常常被用作避雨的地方，石碑共有三面，中间最大，两边次之，恰好可容下我们几个孩子，于是我和宋丞便挤在中间，宋琪和姐姐各在左右，实际上这是避不了雨的，夏季的大风常常在这山垭显出十足的威力，常常把泥土和雨水一齐朝我们砸来，以显出其卓绝的力量。
再朝山那头去可见梯田满山，茂密的树林和水田的交接处，满是人家，那些房屋的瓦片间常常在春日的清晨里，缓缓流出缕缕炊烟，有时吹向田间，有时吹向森林，但总归是吹到了云里，不见了踪影。那里的狗子往往大惊小怪，比邀来田间的男人还要精神。
我的爷爷也曾去到其中宋老黑的田地，同一群少有来往、略有耳闻的人们收过谷子，我常常跟在他们后边，也有别人的孩子在那，其中我最为印象深刻的，是住在宋丞家前面土路下的宋辉，宋丞常常借他家的打气筒来拯救他的足球。
那是一个很是壮实的孩子，和我同岁，他常常领我到田中间的堰塘找鱼，后来去和我比爬树，后来雨天，在一颗油茶树上，我摔了下来，差些砸中树下的宋丞，一屁股坐在了那南方硬木的树根，我的尾椎就此产生淤青，疼了一个多月。但也就是这样，在不时地摸索后，我发现，人也是有尾巴的，只是短了些，恰好自屁股上微微凸起，我满怀信心地朝我的爷爷说：“人以前也是有尾巴地。”
爷爷笑笑说：“你以前还浑身长毛地，您妈给你剃了才不长地。”
对于爷爷的玩笑我大为失望，后来我便向我的同学说了这事，他说：“你把屁股跌出尾巴来哒！哈哈哈……”
他捧着肚子弯腰笑着，我在一旁愣着，这是我我第一次感受到，叫一个人由相信一个事实到相信另一个事实有多困难，我便不再说话，直到我看到“进化论”，我才寻得我的知音，而达尔文那老头已是遥不可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