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与佛光山合办敦煌古展，在筹备工作上十分尽心卖力的胡嘉华小姐曾对我说：“大师！您是因为慈悲才到红尘里来的！”对于她的过誉，我愧不敢当，倒是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思绪，使我想起五十多年前，我刚出家不久，合尘法师曾说过一句话，自觉深得吾心，那就是：
“一个人宁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慈悲！”
我觉得，慈悲是做人本来应该具备的条件。
我自幼就极富慈悲心，总是想尽方法补救那些不完美的人事。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讲了一个故事，主角是一个孤苦无依的老公公。我听完以后，竟然难过得躲在桌子下面哭了起来，并且央求家人一定要去救济他，任由大人们劝解哄骗，都没有办法阻止我的百般纠缠。直到深夜，家人拗不过我，只得买了一份礼物，陪着我去送给外公，我才肯罢休。
及至稍长，十岁那年，父亲为了维持生计而远赴他乡，经年累月都不在家，某日突见他返回家门，我想到他日夜辛苦，不禁悲从中来，泪水夺眶而出。此后，我便四出寻找零工，帮忙补贴家用，希望能借此减轻他的忧劳。
后来，母亲长年卧病，我为了让她欢喜，每天都在工作之余，蹲踞在她的病榻之前，为她念七字段的小书解闷。母亲不识字，但我念错时，她会纠正我。家中大小事务，我也自动打点妥当，不让她操心。乡人们都夸赞我是个孝顺的孩子，而我只觉得这是人子应尽的一点心意。
十二岁，割爱辞亲，人寺出家以后，我奉师长如父母，视同窗为兄弟，恭敬礼让，为服其劳；我以教为命，以众为我，牺牲奉献，不为己求。自觉在慈悲上有更深的体验，这才感受到慈悲并不是一个定点，而是情感的不断升华。
记得刚到台湾那年，我巧遇同参性如法师，只见他两眼深陷，气若游丝，交谈之后，才知道他已经是第三期的肺病患者。当时医药还不发达，得了肺病等于宣告绝症，大家都害怕传染，不敢亲近。只有真念法师和我无所畏惧，不时前往照料，每天还仔细地将枇杷叶上的细毛洗净后，熬成药汁，喂他服食。这时适逢道源法师开讲《大乘起信论》，在当年缺乏弘法的台湾，可谓甚难稀有。真念法师有心闻法，但又听不懂国语，我遂自告奋勇，将听讲的手抄，连同自己搜集的许多相关资料，每天整理成上万言的笔记，送来给他参考。我虽然为此忙碌了一整个月，但是看到真念法师满心欢喜，性如法师病体渐愈，我自己也感到高兴极了。
月基老和尚曾经是我就读栖霞律学院时的院长，我为了报答他当年的教导恩惠，不但将自己参与筹建好的高雄佛教堂交由他住持，并且奉养照顾，常常三更半夜送他就医，为他付费疗病，直至终老。他往生以后，道场却立即被他人占有。许多人义愤填膺，纷纷口诛笔伐，吁请我出面收回，我不但不计较，甚至交代依严法师，将老和尚生前积蓄的一千数百万元，全部交还栖霞精舍。
在佛光山开山之初，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候，斯里兰卡的法师在当地筹办大学，希望我伸出援手；一位老法师曾向我借款八十万元，我万般筹措给他，事后他却说：“我只是试试你的诚意。”在新加坡的一位法师建社会福利中心，要我认捐两间房间，我虽阮囊羞涩，但都念其是长老或是同道，设法为其筹款解困。孟加拉、锡金、尼泊尔、拉达克、印度等地的佛教机构，来函表示他们缺乏经费建设教室、兴设图书馆、修复道场精舍……我那时虽然自身困难，也都竭力捐输，以尽佛子微忱。
经常有人见我一生兴办许多佛教事业，很好奇地问我：“这些是否早就在您年轻的时候，都预先在脑子里计划好了？”其实，说来恐怕有人不信，这些事业当中，有许多是一念的悲心所成就的因缘。例如，由于不忍年事已高的阿随姑独自一人照顾佛堂，我四处筹款。在那里我成立了“佛教文化服务处”，开始着手推动佛教文化事业。
我在一九六七年购买佛光山土地时，也没有想到要建大丛林，只是听说一对越南华侨夫妇急于脱售一片二十甲的麻竹山地，以渡难关，却苦于无人肯买，全家大小坐困愁城，正欲投河一死了之。我见人命关天，心生悲悯，于是将“佛教文化服务处”变卖，以所得款项购买这块山地。当时，许多信徒认为将这么一栋坐落在闹区的房子卖了，换为荒山野地，简直是闻所未闻，因此都来劝说反对。我还是力排众议，买地救人。
探勘地形时，我望着满山的刺竹杂草，想到这么广大的地方，正好可以用来建设规模较大的佛学院，一偿培才兴教的宿愿，于是，一间间校舍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盖了起来，佛光山的教育事业就是在此地扎下深厚的根基。后来，为了因应朝山信众的需要与方便，我又筹款购地，移山填海，规划其他佛殿、讲堂、客房、斋堂等建筑。直到现在，佛光山的硬件工程从未间断，但是我们可以昂首骄傲地说：“所有的设施，都是为了利益众生；一切的建设，都是为了福利社会。”
当学生一个个毕业踏出佛学院以后，我开始在各地建设别分院，让他们得以奉献所学，广播菩提种子。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把寺院道场建得那么多，那么大呢？世界上的苦难这么多，拿这笔建寺基金去济贫不是很好吗？”
这一番话听起来似乎言之有理，然而进一步探究，并非真实，因为布施再多的金银财宝，兴建再多的慈善事业，也只能拯救肉身性命，济人燃眉之急，但是无法消灭贪嗔愚痴，拔除众生根本业障。而佛法的布施，真理的指引，则更能净化心灵，拯救法身慧命，使人断除烦恼，了生脱死，其影响及于生生世世。所以，建造多功能的佛寺，度化万千种众生，才是最彻底的慈悲啊！
建寺度众生本来是一件神圣的使命，可惜的是教界一些人士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只知建造寺宇，不知培养僧才，到头来不但无法发挥度众功能，犹有甚者，落入神棍手中，反而形成变相的敛财工具，诚为悲矣！
因此，慈悲如果运用不当，也会沦为罪恶。纵观社会现象，其他的例子还有：纵容子女，造成社会问题；姑息恶作，导致社会失序；滥施金钱，助长贪婪心态；滥行放生，反而伤生害命……凡此种种都是源于没有正确的知见，缺乏道德的勇气，所以，真正的慈悲必须以智慧为前导，否则弄巧成拙，反失善心美意。真正的慈悲也不一定是和颜悦色的赞美鼓励，有的时候用金刚之力来降魔伏恶，更是难行能行的大慈大悲。
发展事业最为重要的条件，是人；成立事业最花费心力的资源，也是人。二十八年来，在佛光山服务的员工良莠不齐，我也一再劝慰主管们要以慈悲摄受部属。结果，一些原本贡高我慢的员工，在佛法的熏习下，渐有成长；另一些实在与本山道风不能相应者，我也不予留难，总是给他们一条路走。我只是营造一个圆满的结局，才能令双方皆大欢喜。多年来的处世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惟有慈悲，才能化干戈为玉帛，消怨怼于无形；惟有慈悲，才能广结善缘，成就事业。
天下之事不能尽如人意，以慈悲行事也有吃亏的时候。有一些人在我承诺替他清偿债务以后，就忘了他自己的责任所在，像曾经编辑报刊的某人，多年来我每个月得为他偿付五万元的债务。另有些人利用我的慈悲敲诈钱财，如西来寺的工程，延宕多日，原先负责建筑的公司以为佛教人士善良好欺，数度索钱要胁。类似这种事，在我一生当中，不知发生过多少回，但我从来未曾灰心气馁，因为我宁可因慈悲而自己吃亏，也不愿任意·舍弃一个众生。
或许就是因为对于众生有这股与生俱来的深切感情，我从小对于动物，也是爱护有加。凡是家里养的鸡鸭狗畜，我都不准别人鞭打贩卖，或杀煮烹食。记得过去乡人都说狗只能吃一餐，但是我将心比心，不忍其饥，所以常常在吃饭时，借故端着碗，踱到院子里，与狗儿同享饭菜。即使遇上兵祸荒年，我也宁可自己枵腹，而不让狗子饿着。有时被家人发现，难免一顿责备，他们常说：“人都没得吃了，还要给狗吃。”我倒觉得，人不一定要吃，但狗还是要喂的，因为狗子不会说话叫饿啊！因此，我每天还是偷偷喂狗，至今想到狗儿欢喜摇尾的样子，依然觉得乐在其中。
九岁那年，我亲自饲养的小白鸽飞失，好几天都不见它回来。我挂念鸽子乏人照顾，握饿受苦，竟至伤心欲绝，投河自没。不知是自己命不该亡，还是从小泳艺超群，竟然顺着水势，一路浮到彼岸。我悻悻然回到家里，终日忧心如焚，食不下咽，达数天之久。
一九五六年，我在宜兰开设慈爱幼稚园时，为了培养小朋友的爱心，我养了猴子、鸟儿。畜园的老板一再劝我不能给猴子喝水，否则会很快长大，就不好玩了。但是我想到口渴的难过，于心不忍，还是每天喂它喝水。不多久，猴子长得竟然比半个人还要高大。等到养得再大一点的时候，我见它终日关在笼子里，心生悲悯，于是放它回归山林。望着它在树上攀爬跳跃、高兴无比的样子，一股生命的喜悦在心中油然而生，冲淡了原本的依依不舍。
多年前，佛光山曾经养过一只狗，叫作“来发”，徒众见我视动物如己命，自然也对它百般疼惜。有一次，客人送了一盒饼，杨慈满师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个，对着我说：“来发！给你吃！”我即刻伸手过去，说：“来，给我，来发欢喜吃。”在旁的人说：“弟子见了师父，怎么可以叫狗的名字？”惹得大家哈哈大笑。其实我常常也忘了自己是谁，也许正因为拥有这般物我两忘、自他一如的性格，我的心中无时无刻都充满着慈悲的欢喜。
我回想刚来台湾时，过着四处流浪的日子，虽然无钱无缘，但是心中却不以为苦，因为只要我以慈悲待物，爱护珍惜，花草树木会酬我以繁茂青翠，昆虫飞鸟也迎我以悦耳鸣唱；只要我以慈悲应世，不冀回报，荣辱得失都是我的增上因缘，天下众生也成为我的法侣道亲。
所以，惜福是慈悲，结缘是慈悲，尊重是慈悲，包容是慈悲。如果我们能用慈悲的心灵体贴关怀，用慈悲的眼神看待万物，用慈悲的口舌随喜赞叹，用慈悲的双手常做佛事，那么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即使是一无所有，都足以安身立命。
慈悲不仅于己有利，慈悲更是家庭幸福的动力，是社会安和乐利的基石，是国家繁荣进步的要素，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泉源。因此身为一个人，无论处在任何一个时空里，都不能没有慈悲。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暴戾之气甚嚣尘上，就是因为缺乏慈悲，所以我们更应该提倡慈悲的胸襟、慈悲的道德、慈悲的勇气、慈悲的行为。让我们以慈悲的法水抚慰受伤的心灵，以慈悲的良药对治嗔恨愚痴，使我们的国土成为慈悲的国土，使我们的世界成为慈悲的世界。
我们宁可什么都没有，但是不能没有慈悲。
（一九九四年四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