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之后，我决定来温哥华工作、定居，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母亲。
母亲小的时候外公曾经带她来过温哥华出差，当时家里的人出一趟国并不容易，除非有特殊批准，所以母亲对这次出国印象很深，在她二十岁之前，她也没有再去过别的国家。
外公去世之后，温哥华几乎成了母亲的执念，她小时候曾在这里与外公度过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候。她滔滔说着初到这里的时候那片建筑和现在比起来一点儿变化都没有，这栋楼好像是新起的，原来这里长了一颗非常大的枫树，现在变成了人家院子的木墩子。这里的屋前巷尾好像都属于秋天，但又跟之前完全不同。
我们刚来这里搬进来的家是在鹿湖公园附近，这里也是母亲小时候住过的地方，后来楼的主人换了人，也没有再翻新，依旧有四十年前的痕迹。我们在曾在这里住过一段比较长的时间，那附近公园旁边的枫叶林，每至秋季，层林尽染，美不胜收。
母亲说外公经常在下班后，带着她去公园散步，两个人钓鱼或者喂鸭子，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是坐在椅子上静静等待日落。她还在树上刻过自己的名字，只是后来树找不到了，不知道是长大了，印记没了，还是她找错了。后来她也知道原来小时候喂过的鸭子不是鸭子，而是成对的鸳鸯，见过的大鸟也不是鸟，而是野鸭子。
母亲总觉得冥冥之中外公在这里给她留了些什么，后来房子和树都没了，她才觉得是有这段记忆安慰着他，她思念外公，我便陪着她一块儿在这里静悄悄地思念他。
原本的计划里，如果我不回国，老师打算把我和师兄都留在学校，平时做他的助教，其他时间依旧可以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老师他这一届也带过很多优秀的学生，我和师兄两个人风格和性格太过泾渭分明，大概也是他上了心的一个原因，但他这份心意和期望，终究也是被我辜负了。知道我决心来温哥华，他除了有点儿失落别的话倒也不多，只是给我一封推荐信，推荐我来现在的美术院的工作。
现在的院长是老师以前的同窗好友，他在老师那里了解过我的履历，也知道我另外有语言文学的学位，所以当时的推荐信一交给他，连同我的档案关系和其他入职手续一块都由他办理了。我就这么留了下来，成为摄影艺术教学研究组的一员。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沃特先生的，当时他还是我们二级分院的副院长兼职教学研究组的组长，不过两年之后，他出声的工作能力已经使他顺利升职，成为分院最高领导，负责管理学校的艺术中心。而我呢，志不在讲堂，教书育人，两年过去依旧是个小讲师，除了心飞越飞越高，越走越远以外，其他的还是在原地踏步。
我刚到院里那会，据说院长在是把我安排到摄影学院还语言学院左右为难，最后他在两位领导中选了和我年龄最接近的，虽然沃特先生比姜离还要大一岁，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得出我是多么不重要而又不敢随便的人。
依旧是据说，当时我们领导被“委以重任”，院长亲口跟他传达对我的工作要求：“闲散一点也没关系，出去上课也可以尽量少一点，哦，她文学功底也不错，编辑的话可以考虑。能完成工作就不要管其他的自由时间，不过还不一定她能待多久。”据说这些句话后来在我们分院口耳相传，大家都以为是我是哪里来的背靠着大山的降落伞。
我刚到院里那会，还不断有同事问我为什么要来美术院工作，我的那些作品是不是我自己拍，得奖成名是不是背后有人捧我上位。因为他们会觉得我来美术院工作，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如果我是一个自由的有才华而且荣誉加身的独立摄影师。但是不管我跟他们怎么解释来美院的工作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会怀疑我的实力，因为在他们看来，华人摄影师在国际上是被普遍认为没有艺术细胞的，尤其是现代摄影艺术。
我们摄影组是一个多元化团体，组里的人来自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各个不同国家和地区，每个人的教育和文化背景各异，语言也丰富多样。除了我以外，我们组另外有两个加拿大本地的华裔，不过中国籍华人只有我一个。不过很显然，他们对我的兴趣比另外两个多得多，我花了不少时间，才慢慢让他们对我减轻了好奇。
我的工作性质相对自由，这也决定我跟我的同事相处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不过院里的活动和组里的聚会，如果邀请我，我也会参加，我跟同事们交往有我自己一贯的准则，那就是：拒绝歧视，有一说一，只谈工作兴趣，不讨论私生活，绝不高谈文化与政治制度，甚至将问题上升到地区和民族层面。因为我在现代摄影艺术上的成绩，尤其是人文摄影和纪实记录的得奖在我们院是最高的，我们院的人难免会有人对我的水平和作品有质疑，关于这种问题我一律不作答、不回应。起初，在我们有公共应酬的时候，我的同事会集中起来把话题引到我身上，沃特先生也在场，只要他们提出的问题不冒犯不尖锐，他只旁观，让我自己应付。只有偶尔几次，他才会主动帮我解围。
我跟沃特先生并没有什么私交，他对我的好奇大概也不少，不过他跟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有因为身份地位需要保持的矜持和骄傲，还有因家境优渥带来的不俗的底气。因为他本人就是摄影界比较有名的人，面对我这样初出茅庐的摄影界新星，沃特先生也并不像其他同僚那么表现得那么急切在意，或者说他开始对我是不屑一顾的。所以当其他人开始对我轮番试探，我一次次避实击虚之后，他也终于认识到我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对我也刮目相看了几分。
人要适应一个社会团体，不管是在哪行哪业，不管地位职位高低，文化背景优渥普通，都是很难的一个过程。所幸我的同事们渐渐也清楚了我的脾气秉性，也知道我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但论作品成就，他们也跟不上我的脚步。我们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尽管存在文化冲突和社会矛盾，但最终都很融洽地接纳了对方。
沃特先生在某个时期是我除了我们院长之外比较佩服的一个人，他跟踪过的几次社会纪实报道，都非常具有社会反省意义。其中一次关于欧洲难民危机的纪实摄影，就非常令人印象深刻。
我和沃特先生擅长的方向领域不同，摄影风格差异大，很少交流到专业领域的东西，还因为他是我上级的原因，我对跟他的交往一直比较保守，不过也许我们都有艺术家（勉强我算是吧）某种相通的地方吧，两年时间或长或短相处下来，倒也有点不足为外人言的默契。
沃特先生如此挑明了他知道我的病情，我或许有些生气，但是不会责怪他无礼。就像他心里也应该清楚我听到后会是怎样的反应，不会跟他翻脸，不会事后算账，有些他想说该说的话还要说。
“我都不知道你…….很抱歉。”沃特先生很郑重地说。
“跟你没关系，你不需要说抱歉。”
“刚才很唐突，这么问你。说实话我刚听到的时候非常震惊，到现在也是。”他还有些歉意，“不过一点都看不出来…….”
我问他：“是不是跟平时没有什么区别？”
他说：“是看不出来。”
我说：“我自己有医生，而且你现在看到的我确实是正常的。”
沃特先生说，他刚才被我的架势吓了一跳，因为他怕我真的怕我会把果汁淋到他头上，那样的话他发誓他这一辈子都不会被哪个女人这样待过。
沃特先生说：“仔细想，你真的对我很随便的，怎么说我都是你的上级，可是我真的觉得你从来都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不是说你无礼的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挺特别的，个性很帅，老实讲，我挺怕招惹到你。”
我听得出他说怕招惹到我，潜意思是我其实并不好相处，和人隔着距离，一旦突破防线，会被反弹。
我说：“我不是一个很懂人情世故的人，很大部分时间喜欢由着自己的性子来，跟我相处的人会很累，因为他们需要迁就我，为了不连累更多人，我只想让少部分人受我牵累。”
我身边走得近的大部分都是非常了解和包容我的人，他们非常清楚我的信念和固执，我的老师也是知道我的个性没办法改变，所以他想把我留在身边，也是觉得与其现在放鸟高飞，被雨淋日晒，不如再等她成长为可自由搏击长空的鹰，那时候再放她去更自由广阔的天地。
这两年或许老师也渐渐明白了，我不是养在温室中的倦鸟，所以那句在外面飞累了还可以回来的话，他也再没说过了。
这些话原本是不会跟沃特先生说的，但是想到也许这是最后一次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在一起喝酒聊天，不如就更坦白一点吧，我跟自己说。
沃特先生听后，说：“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家的傲气和才情。”
我说：“这当然也是一部分原因。”
他心情十分很豁然，我们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深入交流，抛开彼此的身份差距，我们也算是有点儿默契。
“你和院长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关系？”他突然问我，“他一直都让我花点心思关照你，似乎把你安排在哪个位置都不合适，有时候还会问起你的事，我说多说少都不好。”他还有些懊恼的样子：“不过你不要觉得我这么做在出卖你，你只是我的职员，我对你的了解仅限于工作。”
我了然，三言两语跟他简单说明：“我跟院长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不过我确实是因为他跟我的老师认识我才来的美术院，不过我跟院长并不熟，要说关系，我们应该算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所谓互惠互利，沃特先生一想就会明白。
我们差不多说了整个午休的时间，沃特先生谈及初次见我的印象，除了他在我的简历上看到的那句“哈苏国际摄影奖得主，新秀华人摄影师”，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在某个同事的生日聚会上，有人说在我面前说起院长将我安排在摄影学院，是给沃特先生安排了一个花瓶在办公室里摆设，被我听到后，我直接是这样对她说的，我说：“在我的故乡，我们不会那么无礼用“花瓶”形容一个人，而是会婉约地提醒她不要尸位素餐。我是不是尸位素餐，你日后便知，不过你是不是蝇营狗苟，我自有分晓。”
沃特先生说他问了好几个认识的中国的朋友，才把我的原话翻译出来，为此他还去翻了中华成语词典。那时候他对我第一个印象是不仅心气高傲，而且牙尖嘴利。
我说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倒很好，书香门第出身，行为举止严谨得体，又在一些不引起注意的小细节上透露出一点天真的天性，比如会在拍摄自己满意照片时，很自然的会半闭着另一只眼睛，两条眉毛也会凝蹙在一起。
他大笑，说这个他自己都没注意。
谈话至最后，他祝愿我事业生活更加顺心，也很开心我如今状态已经完全康健，说得感觉好像我们是在告别一样。
不过我很难想象，他在网上看到有关PTSD的案例，有几例极端的因为承受不住这种痛苦的选择了自杀，他是因为这个担心我也会走同样的极端，所以担心了几日。不过现在看到我已经治愈，他感到欣慰很多。
我到最后也没有跟他说起我打算离开美术院的事，这件事我已经考虑很久了，直到安先生回来，我更加确定了。我没有那个时候告诉他，是想再过一段时间再说吧，也许再有一个星期，或者半个月，或者更长，但我不想现在说出来让他多想。
我一直觉得我算是一个对离别或者告别比较看得开的人，当时下定了决心，想到我将要跟美术院的一切告别，也将离开我的这群同事的事实，我也没有觉得难以接受，但是在真正离别倒计时的日子，我突然无法忍受，也一直很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