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民国成立，以寄禅、太虚大师为首的改革派佛教，虽然有心振兴人间佛教回归佛陀的本怀，却是内忧外患，困难重重。内忧有江浙丛林的传统派，和一些权贵在家居士的把持势力；外患有军阀割据、寺院驻兵、地方恶霸的斗争以及庙产兴学的灾难。
为了有组织地进行佛教改革，并且抵抗外在的灾难，1912年太虚大师与在祗洹精舍的同窗好友仁山法师，在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在金山寺成立筹备大会。由于仁山法师发表言论过于激烈，导致发生“大闹金山”事件，双方发生冲突流血，筹组佛教会的事情也就宣告失败了。
《鉴真和尚传记》绘卷第一卷第一段出家
卷，镰仓永仁六年（1298），莲行，纸本设色，高37.3厘米，日本奈良，唐招提寺藏
同年，浙江天童寺敬安法师（即八指头陀寄禅）联络江浙诸山长老，与北京法源寺道阶法师，在上海静安寺发起组织“中华佛教总会”。1912年在上海留云寺举行成立大会，17省僧侣代表齐集，圆瑛、谛闲、太虚等百余人与会，公推敬安法师为总会会长，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佛教团体。后来更名为“中国佛教会”，也就是现在中国佛教协会的前身，是全国佛教最高组织。各种佛教组织的社团，如佛学社、研究社、医学社相继成立，文化出版、教育办学，慈善济生等各种事业，将佛教带回人间。
随着“中国佛教会”成立的演变过程，也让人想起太虚大师和圆瑛法师一段金兰之交的因缘。然而，由于“中国佛教会”的成立，代表致力改革的太虚大师，和代表江浙丛林传统派的圆瑛法师，因为领导理念不同，加上两边的弟子、学生互相批评，如大醒法师在《口业集》所提，对旧僧严厉地指责，让两人从最早的“以心印心，亲同骨肉”的手足情谊，最后无奈分道扬镳。
那时，太虚大师和蒋介石交情甚笃，每次佛教遇到教难，例如中央大学邰爽秋两次提出的“庙产兴学”，威胁到佛教的生存，传统派便会邀请太虚大师共商对策，佛教界此时也显得格外团结。然而一旦灾难化除，就将太虚大师摈除在外。传统派为了巩固势力、财力，仍然反对太虚大师提出的“教理、教制、教产”的改革，障碍人间佛教的推动，不仅太虚大师新佛教一派的僧信不满的情绪高涨，就是国民政府也难以接受。
因此，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发布一个命令，请太虚大师重新组织“中国佛教会”，成立“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委员有太虚、章嘉、虚云、圆瑛、昌圆、全朗、李子宽等人，并指定太虚、章嘉、李子宽为常务委员。整理委员会成立以后，隔年（1946）要在焦山佛学院办理“中国佛教会会务人员训练班”，由我们的佛学导师芝峰法师负责，我也有幸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