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文明
不久前，记者访问了一直关注着上海文明走向的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我们的谈话从他六年前发表的那篇长文《上海人》开始。
转型期的新课题
“确实，六年前我很想替上海人说话，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上海的历史地位至关重要，上海的文明形态值得重视；因此，当代上海人也应该摆脱不良的生态和心态，巍然自立于世。没想到匆匆六年，上海的变化举世注目，上海人承受了一次以前无法想象的社会大转型，上海文明的走向遇到了一系列更加迫切的大课题。六年前的向往加倍地实现了，六年前的谈论也就显得落后了。”
余教授说，从文化的角度看，可能有一些想法需要与更多的市民沟通——
一、经济建设是一座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基本推动力，现代化需要尽快地创造富裕，但富裕并不等于现代化，更不是健全的文明境界，其间的关键差别在于是否有深厚的文化构建。
二、每座城市在发展现代化经济、改善物质生活方面往往有不少共通的程序和结果，使一座城市与其他城市区别开的最终界线是它的文化生态方式；
三、经济有可能爆发，文化不可能暴发。等到经济发达后文化自然会上去的想法必然会造成恶果；
四、文化不能满足于装饰性的表层热闹，在最深刻的意义上，文化体现为一种群体人格。因此，建设上海新文化，说到底是重塑上海人，提高上海人的整体精神素质；
五、为了重塑上海人，浮泛地称赞或贬斥上海人已远远不够，应该确立一种价值标准来衡量，这种价值标准来自曾经荣耀的历史，更来自当代国际视野，来自下世纪的无声指令；
六、越是社会大转型时期，越有可能出现精神素质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沼泽地，越容易被邪恶和无聊所侵扰，因此也就越应该呼唤和培植一批高尚而坚毅的精神文化的建设者、引渡者和保护人。要不然，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很容易在车水马龙间失落一种强大的精神品性。
世界为上海留出了地位
记者从余教授的谈话中感觉到，他对上海文化前景的设想，更着眼于当代和未来的世界，而不大于“重振三十年代上海雄风”这样一种说法。
“在上海还显得比较窝囊的时候，让大家回忆一下三十年代它在国际上的地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现在上海已经起来，老是这样回忆就很不够了，因为实际上已不可能恢复那时的上海。我希望以更大的气魄来考虑上海文化的前途。前些日子读到张汝伦先生的一篇文章，颇有同感。今天，亚洲已经有了东京、香港、新加坡这样名副其实的国际经贸金融中心，却还没有像巴黎、纽约、法兰克福这样的国际文化中心。这个位置，似乎专门给上海留着，就看上海争气不争气了。”
对于成天沉浸在商业运作中的人们来说，上海能不能成为国际文化中心似乎意义不大。但余教授说：“国际文化中心，这是全人类公认和趋附的文明等级，不可等闲视之。我这些年转悠各地，看到广受赞誉的新加坡领导人因发现市民家里很少有书架而深深痛心，看到台湾各界为‘高消费、低素质’的普遍现象而忧虑重重，看到香港文化人为香港是否已经脱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而激烈争议，深感一座城市的文化形象真正要让自己和别人满意，真不容易。正因为不容易，亚洲长久地留下了一个重大空缺，直到今天，上海还没有失去填补这个空缺的资格。然而稍有懈怠，更大的可能是失去这个资格，引起多少年后的后悔，多少代后的责怪。因此，我们需要静下心来作一点谋划。”
正视上海人的人格障碍
就普遍的上海市民而言，他们对上海文化建设的最大贡献是自身建设。建房先须清理地基，自身建设的起点是清理人格障碍。除了以前曾经缕述过的上海人的一些共通短长之外，余教授认为上海人在这几年急剧的社会变革中虽然进步很大，却又遇到了一些更明显的人格障碍，而其中有一些则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上海大幅度进入消费社会时出现过的，可以说是首尾呼应的百年老病。
障碍之一：满足于小平衡。
上海市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创造“生态小平衡”，一旦创造出来就自慰自享，不愿打破。作为家长，他会把子女学业、亲属关系安排妥贴，然后心安理得；作为厂长，他会把产值利税、职工奖金争取到不低于其他厂家，然后安静度日。这是五方杂处的拥挤生态所长期磨炼出来的机智的生存方式，上海人自诩为“小乐惠”，没有什么“侵犯性”，却缺少突破意识。
障碍之二：好围观爱起哄。
这是鲁迅早就痛切指出过的上海老毛病。在社会转型期各种人事间往往逆转频繁、冲撞不断，上海市民大多会站在旁观者的地位上看热闹，很少凭借着理性精神和逻辑力量而挺身而出、明断曲直，他们觉得“犯勿着”。但他们喜欢起哄，躲在人群里嚷嚷，既不愿询问原始真相也不愿袒示自身形象，只想把事情弄得不大不小，在别人的困境中来感受自己的清白和优越。事实上，即使不发生事端，上海也总壅塞着不少偷窥式的围观和耳语式的起哄，让人活得很累。余教授曾经询问过很多流落外地的上海籍艺术家，为什么决意离开上海，他们总是回答：“上海，闲话太多。”这里所说的“闲话”，就是指对别人进行不负责任的议论的习惯，空穴来风、信谣传谣、绘声绘色，把人才斫伤，把好事弄脏，把污秽扩大，结果对谁也没有好处，实在是腐蚀上海文明的一种惰性存在。
障碍之三：超敏感度的抱怨。
不少上海人对自身的点滴失落特别敏感，而对于大得多的获得却总以为是应该的，因此常常处于一种抱怨状态。在上海，很少见到透彻的喜悦和纯净的愤怒，多的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抱怨。日常的抱怨积得多了，心态变异，觉得自己的媳妇是天底下最爱打扮的媳妇，自己的工厂是全中国最不像样的工厂，年轻一点的觉得年龄大的挡了，路年老一点的觉得年轻人太耀眼，总之，整个生活都欠着他们，但要他们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和创造生活又没有勇气。在这几年的社会转型期，这种失落心态更会聚集起来在某些角落发酵，虽然成不了什么大事却会败坏自己和别人的情绪。值得警惕提，上海几起令人注目的恶性事件都是由一种极不自信的失落心态引起的，因失落而失控，终于酿成罪恶。这种由心理障碍而导致的悲剧颇具上海特点，与外地罪犯到上海来打家劫舍很不相同。
障碍之四：“多面人”的尴尬。
余教授说，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刚刚形成不久的上海小市民阶层已经懂得“面子”和“排场”的实利价值，辛苦地扮演着“多面人”的社会角色，衣履挺刮而又清场寡水，毕恭毕敬而又察颜观色，或者倒过来，家境不坏而又频叹拮据，热衷名利而又声言淡泊，长期如此，使上海市民中有不少人在思维方式上渐渐失去了真诚和单纯，在行为方式上常常进退维谷、步履躲闪。另一种更深刻的分裂也是从晚清开始的，当时上海出现了这样两种人：很大一部分上海知识分子在思想文化上持积极革新态度，在生活消费模式的变革方面却显得十分保守和麻木；而更多的普通市民和商界人士正恰相反，大胆引导着生活消费模式的革新却不关心思想文化领域的变更。他们都是处于一定程度分裂状态的“尴尬人”。这种状诚，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也许全国都有，但上海尤其明显。
余教授说，这些人格是形成有许多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不能全然责怪上海人。别的方的人也有各自的人格障碍，总的说来上海人在中国的人文版图上绝不是落后的一群。但既然我们身上存在着社会改革和文明进程的阻力，那就有必要疏理和排解。
调整心态，走向强健
余秋雨教授认为，上海人的种种人格障碍加在一起，是心理设防过于精细。总怕失去什么，固守、窥视、防范、耽心，结果弄得自己和别人都十分劳累。其实，上海本来是对外地和外国都邓开放形态的，上海文明的一大特征就是不设防。不设防的上海文明终于滋生出了处处设防的上海人，这实在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悖论。一般说来，我们中国人的心理设防比外国人严重，而在中国人中间，上海人的心理设防又首屈一指。这种情况，与上海目前迫切需要的开拓奋进精神很不相称。
心理设防就像那种越转越紧的魔圈：你越设防，别人也就越警觉，于是你也就越感到设防的必要性，办法越来越精，心绪越来越坏。这就像过去搞阶级斗争，越投入越觉得敌情严重，循环往复，欲罢不能。余教授说，据他长期的观察，上海人心理设防不仅大量地浪费了个人智能，消磨了一往无前的开拓精神，而且严重地分解了社会的道义合力。最近几年上海经常发生帮助了别人反被冤屈的事件，因为按照心理设防的小市民逻辑，无私地帮助别人是不可想象的，一定另有所图。结果，老人摔倒在路上大家都不愿把他搀扶回家，很多善良的上海市民也有同情心，但转念一想，把他扶回了家如果被误会成是我撞倒的，怎么说得清呢？于是设防，把同情心收了起来。人人设了防，邪恶之徒也就可以“各个击破”，如入无人之境。那次一个妇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凌辱的事件，围观市民数百人无一人出来阻止，便是最典型的例证，真是上海的羞愧。总之，精细的心理设防无助于善而有助于恶，会从根本上错蚀这座城市应有的高贵和强健。
有很多市民已经痛感到这一点，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摆脱这种卑微状态，走向人格上的高贵和强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范大雷教授临终前，他的学生孔祥东为他开告别音乐会，上海很多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参加，希望自己的孩子在这个悲怆的场合懂得什么叫师生之情，什么叫献身精神，什么叫艺术人生；今年春节一大草，又有很多上海市民到社会福利院争取领养一天孤儿的机会，目的是让自己和自己的孩子体验一次同情人、关怀人的崇高感情。余教授说：“我每次在电视、报刊上看到这种事情总是热泪盈眶，上海应该珍惜这种解除互相心理设防后从自己的内心生发出来的高贵情怀。大上海的新文明，会有许多漂亮的现代设施来体现，但最深刻的体现应该是这种情怀和素质在各自心底的默默滋长。”
与此相呼应，上海市民还应该重新学会滋养、保护这座城市的优秀文化层面，包括高雅艺术，也包括流行艺术中广受欢迎的优秀作品和明星，更包括那些不可能一下子具有世俗传播力的杰出科学家、工程师、哲学家、教育家、医生和各类学问家。不要总是窥视和嫉妒他们，等着他们出洋相。他们是上海的精神文化代表，但又常常因高雅而脆弱，因执著而易伤，因栖身明处而常常成为射击游戏者们瞄准的对，象要损害他们十分容易。然而，如果没有他们和他们的继承者，全体市民和下一代就会缺少精神文化上的皈依，上海的文明前景也失去了可让国内国际广泛认可的标志。余教授说，小心翼翼地珍惜和保护这座城市的优秀文化层面，不仅仅是一种行政行为，而应该成为全体市民的一种本能。如能这样，上海就可能出现一种乐观的文明前景。
（载1994年4月13日《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