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都市文化
敏锐感应着时代脉搏的著名学者余秋雨教授从撰写了《上海人》一文起，就一直关注着市民的人格塑造和都市文化的命题。去年以来，广州、大连、温州、长沙等全国很多城市的领导部门纷纷邀请他前去作有关当代都市文化构建的演讲，反响十分强烈。
记者来到市郊龙华他的家，开门进屋便直达温馨的书斋，虽是水泥地，但坐拥书城，精神的富足令人怡然自得。
我们的城市将会有怎样的文化范型？
谈起都市和都市人的文化构建，余教授说：“几年前我就感到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城市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桥头堡，但城市不仅是经济的枢纽，它更重要的本质是一种文化心理的密集组合。现在大陆各大城市都在快速前进，但它们将会进入一种什么样的城市范型呢？与以华人为主所建造的海外现代都市比较，我们的城市将会靠近香港、台北还是新加坡？”
余教授在各地演讲中，一般把现代都市的文化构架分解为文化设施、文化活动、文化气氛、文化偶像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由硬件到软件，由物质到生命，由易于操作到难于操作，一起组合成一个城市的文化形象的内涵，每一个部分都有大量问题值研究。他说：“我现在能做的，只不过是把我到过的那些以华人为主的海外现代都市作一点对照，引起大家的一些思考。最使我高兴的是，现在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首先不是文化界，而是各个城市的领导人。”
“小市民”向“大市民”的转变
记者提问道：“最近你的一篇《新年问答》，提到上海文化面临着从小市民人格到大市民人格转移的问题。在近期《开放》杂志上又读到你的《文化是一种人格》一文，你感到上海人在文化心态和文化人格上，这两年有什么得失进退吗？”
余教授爽然答道：“我是个乐观主义者，看到的进步更多一些。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喜欢悲叹经济大潮如何淹没了人格，我看不能一概而论。就以我们以前特别鄙弃的买股票来说吧，对人格也未必全是负面效应。以前小市民风气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斤斤计较、忘恩负义、唇枪舌剑，现在一旦投入股市，就不能不慢慢习惯于承受经济得失的巨大弹性，不得不关心所有发股单位的经营情况，甚至关心国内外经济大局，不得不体会由自己来选择个人财产投资的乐趣和风险。久而久之，心态就会比以前结实、大气一些。当然，经济活动能推动却不能完成人格构建，人格构建是一个更高层面的文化行为。
说到上海的小市民人格，能讲一口纯熟的上海话的余教授笑了，他说：“小市民不见得是坏人，甚至也不是我们厌恶的小人。过去说到小市民往往是一个批判性的帽子，其实，这是一个需要进行科学研究的社会命题。”
“贫困的经济收入、密集的居住状态。弱者的心理防范、失败者的幸灾乐祸、无实证习惯的道听途说、小聪明式的自我陶醉、小圈域内的暂进风光……这一切的组合，便构成典型的小市民的生态和心态。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值得可怜和同情的，因为最终责任并不在他们自身。但在上海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今天，这种生态和心态就成了一种显而易见的阻力。它会因嫉贤妒能而无端伤害各行各业的先进人物，它会因自行聪明而毁坏很多宏大的构建，它会因胡乱起哄而败坏正常的群体气氛，它会因信谣传谣而为少数真正的小人提供可乘之机。造成如此后果的人，往往自己生活得很不好，因此我们要一起来帮助他们。”
他认为帮助他们的最根本办法是不要过多地去注意和回应他们的各种病态表现，应该努力设法帮他们去忙在有意义的事情上，越忙越好。他们越空闲就越麻烦。“至于他们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市民，则不能期望过高。因为我所说的大市民是公民意识、文化素养、经济能力和行为风范的多方组合，是大上海形象的群体代表，从总体而言，需要一个较长的滋长、聚集过程。现在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例证很多，上海的未来和希望就在这里。”
现代化是一个张扬文明的文化行为
从余秋雨先生的很多文章和言论看，更愿意把现代化看成是一个文化行为，特别是群体文化人格的优化行为。但在优化过程中一定会有很多不可避免的争斗和较量。记者追问他：“在这种较量中，难道一定会优胜劣败吗？”
余教授正言道：“这正是最值得思考的严重问题。我不赞成在这一问题上的空泛安慰。在历史上，蒙昧和野蛮战胜文明的事，屡见不鲜，对于人们的辨别能力和选择能力也不能评价太高。为此，文明的力量就需要焕发一种人格道义和牺牲精神，知识分子的高贵之处主要也表现在这里。”
一番长谈后，记者问余教授，他的精力如此大规模地投入到现代都市文化的研究中去，是否还有时间关心艺术？
他苦恼地叹息一声，十分无奈地说，时间确实很不够用。诚然，他愿意真正投入的是那些大的文化制作，他坦率地说：“我的研究重点几年前就已离开戏剧，因此许多兼职盛请对我的生命和业务都有严重散，有时还会遇到匪夷所思的怪事。”“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悄悄地到各地考察，然后静静地写一些读者喜欢的文章。”不过，在如此繁忙的参与和投入中，他也更真切地了解了中国艺术文化在社会转型期遇到的种种问题。就艺术发展来说，他相信现在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必须推进创作机制的整体改革，扶持独立制作人及其制度，否则再热闹的艺术界也总带有太多的装饰性，今后的路会越来越难走，再请多少艺术顾问也没有用。
初春寒夜的龙华一带，行人稀少，记者离开秋雨先生已居住八年的旧屋，他的窗帘紧闭的书斋里，台灯依然明亮，今晚他还要伏案赶写一篇长文。
（载1994年3月25日《上海文化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