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布拉格超乎我的意料之外。
去前问过对欧洲非常熟悉的朋友Kenny，最喜欢欧洲哪座城市，他说是布拉格，证据是他居然去过五十几次。当时觉得这也许隐含着某种特殊原因，例如是否有女友在那里。但当我们真的来到了布拉格，即便不认为是欧洲之最，也开始承认Kenny的激赏不无道理。
一个城市竟然建在七座山丘之上，有大河弯弯地通过，河上有十几座形态各异的大桥——这个基本态势已经够绮丽的了，何况它还有那么多古典建筑。
建筑群之间的小巷里密布着手工作坊，炉火熊熊，锤声叮叮，黑铁冷冽，黄铜灿亮，剑戟幽暗，门饰粗厉，全然不是别处工艺品市场上的精致俏丽，却牢牢地勾住了远来旅人们的脚步。
离手工作坊不远，是大大小小的画室、艺廊，桥头有业余剧团在演先锋派戏剧，路边有华丽的男高音在卖艺，从他们的艺术水准看，我真怀疑以前东欧国家的半数高层艺术家都挤到布拉格来了。
什么样的城市都见过，却难得像布拉格那样，天天回荡着节日般的气氛，把远近旅人的身心激荡得那么兴奋，又那么舒坦。巴黎、纽约在开始成为国际文化中心的时候一定也有过这种四方会聚、车马喧腾的热闹吧？我们没有赶上，它们现在已经有了太厚的沉淀，影响了涡旋的力度；一路看来，惟有布拉格，正值音符、色彩、人流和一种重新确认的自由生态一起涡旋，淋漓酣畅。
捷克的经济情况并不太好。进布拉格前我们先已游荡了远近很多城市和农村，景况比较寥落；接触到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也总是懒洋洋的，令人恼火；为什么独独布拉格如此欣欣向荣？由此我更加相信，一座杰出城市可以不被国家的整体环境彻底左右，如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遥想当初四周还寒意潇潇，“布拉格之春”早已惠风和畅。
那个春天被苏联坦克压碎了，而且不仅是苏联，四面八方都压过来，容不得这陋巷美人、颓院芳草。那种包围阵势恰恰反证了它的骄人风采，轧轧的履带声显得那么无聊。此刻我正漫步在当年坦克通过最多的那条大街，中心花道间的长椅上坐着一位老人，他扬手让我坐在他身边，告诉我一种属于本城的哲学：我们地方太小，城市太老，总也打不过人家，那就不打；但布拉格相信，是外力总要离开，是文明总会留下，你看转眼之间，满街的外国坦克全都变成了外国旅客。
我不知道自己十年前听到这种没有脾气的哲学时会有什么反应，但现在听起来却并不反感，特别是在这浓密的花丛间，正当夕阳斜照，而不远处老城广场上的古钟又正鸣响。
这个古钟又是一个话题。每小时鸣响之时，钟下总是人群如堵，因为钟盘上会展现出一系列机械人形，生动有趣，也算是布拉格的一个景观。我每次去都看到有婚礼在古钟下举行，让人遥想这几百年的钟声开启和闭合过多少人生。
古钟建于十五世纪。传说由于这钟精美得举世无双，当时的市政当局怕工艺外泄，居然狠心刺瞎了那位机械工艺师的双眼。人类最原始的保密法则居然用如此野蛮的方式来执行，使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皇帝为了保守陵墓秘密不惜把建陵工人全部屠杀的暴行。可见这钟声尽管可以傲视坦克的轰鸣，它自己也蕴含着太多的血泪。后来到了布拉格蜡像馆，进门是城市历史部分，抬眼就见到那位机械工艺师，用白布包着被刺瞎的双眼，还在机械堆里不懈地摸索。
我从这钟声中来倾听路边老人所讲的哲学，突然怀疑是否也像这钟声，在达观的欢悦中省略了悲苦的故事？
2
古钟位于老城广场西南角，广场中央是胡斯塑像，广场南方，是胡斯主持过的伯利恒教堂。
胡斯是宗教改革的先驱者，布拉格大学校长，一四一五年以“异端”的罪名被火刑烧死，这是我们小时候在历史课本里就读到过的。胡斯烧死时，古钟的机械部分已经造好，钟楼还没有修起来。现在胡斯的塑像正表现他临死时的神情，火焰噬卷着瘦削的身躯，脸部的轮廓和胡须的形态，却比火焰还要飘逸，不知是哪位雕塑家的作品。
教会判他是“异端”，倒并不冤枉。记得中世纪的一个宗教裁判员曾经自炫，他可以根据任何一个作者的任何两行字就判定异端并用火烧死，而胡斯反对教会剥削行径的言论却明确无误，请听他的这段话：
甚至穷老太婆藏在头巾里的最后一个铜板，都被无耻的神父搜刮出来，不是花在忏悔上，就花在弥撒上；不是花在弥撒上，就花在圣徒遗物上；不是花在圣徒遗物上，就花在赦罪上；不是花在赦罪上，就花在祈祷上；不是花在祈祷上，就花在埋葬上……说神父比强盗还狡猾、还凶恶，难道不对吗？
在我们想像中，用这样强烈的语气向民众呼吁的人，一定会受到民众的热烈拥护，因此，当权者是不敢用残酷方式把是非颠倒于大庭广众之前的，如果不经过歪曲和遮掩，当场焚烧像胡斯这样的著名人物，会在民众中引起什么样的逆反心理呢？
但是到了欧洲读到的历史资料却让我毛骨悚然。大量事实证明，民众的良知在获得启蒙之前，他们恰恰是很多无耻暴行的参与者和欢呼者。一般在火刑仪式前夜，全城悬挂彩旗，市民进行庆祝游行，游行队伍中有一批戴着白色风帽，穿着肥大长袍把脸遮住的特殊人物，他们是宗教裁判员和本案告密者。执行火刑当日，看热闹的市民人山人海，其中很多人遵照教士的指示大声辱骂被押解的“犯人”，亲属们则围在他的四周最后一次劝他忏悔。当火点起之后，市民中“德高望重”的人拥上前去，享受添加柴草的权利。
胡斯一案的证人是他原来的同道斯蒂芬·帕莱茨，而他的不少朋友也充当了劝他忏悔的角色。因此，胡斯站在木柴堆中高声责斥的，是伪证人。
那么，统治当局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案件中是否真有伪证和诬陷的可能呢？考虑过。但他们确信，利益高于真实，更高于道义。例如直接过问胡斯一案的西吉斯孟皇帝就曾说，只要符合教皇利益，可以背信弃义。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各国的宗教裁判员都认为，即使伪证致使一位无辜者被烧死，这位无辜者也应该高兴，因为他也是为宗教而牺牲的。至于诬陷致使一位无辜者名誉遭污，这位无辜者更应懂得现世名誉是身外之物，彼岸世界为他准备了桂冠。
总之，怎么诬陷都可以，怎么焚烧都可以。
当然宗教裁判员之上还有裁判员，那就是历史。一位布拉格大学校长被活活烧死，人们理所当然地看成是罗马教廷对于捷克民族的侵犯，于是引发了一场以胡斯名字命名的大起义，为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写下了序篇。
因此，布拉格还是有点脾气的。
3
布拉格从什么时候开始蒸腾起艺术气氛来的，我还没有查证。但是既然这种气氛已成为现在布拉格为世人共知的一种性格，那么这种查证是迟早的事。我今天只采取一个最简便的办法，直接向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大师奔去，从他的高度来俯瞰这座城市。这位大师，就是卡夫卡。
卡夫卡故居在一个紧靠教堂的路口，与从前见过的老照片完全一样。我进门慢慢转了一圈，出来后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很久。这地方今天看起来仍然觉得有点气闷，房子与道路搭配得很不安定，而教堂又与房子很不和谐。我开始揣摩那位清瘦忧郁、深眼高鼻的保险公司职员站在这儿时的目光，谁知一揣摩便胸闷气塞，真奇怪遥远的阅读记忆有如此强烈的功效。何处是小职员变成甲虫后藏匿的房间？何处是明知无罪却逃避不掉的法庭？何处是终生向往而不得进入的城堡？
卡夫卡所在的犹太人群落在当时既受奥匈帝国中排犹情绪的打击，又受捷克民族主义思潮的憎恶，两头受压。在这种气氛中，父亲的紧张和粗暴又近距离地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没有任何逃遁之路的生存困境，而这种生存困境的扩大恰恰是人类的共同处境。
他开始悄悄写作，连最要好的朋友布洛德也被瞒了好几年。四十岁去世时留给布洛德的遗嘱中说：“请将我遗留下来的一切日记、手稿、书信、速写等等毫无保留地统统烧掉。”幸好，布洛德没有忠实地执行这个遗嘱。
卡夫卡死在维也纳大学医院，尸体立即被运回布拉格。当时人们还不清楚，运回来的是一位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的划时代作家，布拉格已经拥有了世界级的文化重量。
与卡夫卡同时，布拉格还拥有了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我和伙伴们到那个纪念他的小酒馆畅饮了一个晚上。想想二十世纪前期的布拉格真是丰厚，只怕卡夫卡过于阴郁，随手描出一个胖墩墩、乐呵呵的帅克在边上陪着。
其实卡夫卡和哈谢克是几乎同时出生又同时去世的，他们有一种缺一不可的互补关系：卡夫卡以认真的变形来感受荒谬，哈谢克以佯傻的幽默来搞乱荒谬。这样一个互补结构出现于同一座城市已经够让国际思想界和文化界羡慕的了，但是几十年后居然有人提出，意义还不止于此，这人就是米兰·昆德拉。
昆德拉说，卡夫卡和哈谢克带领我们看到的荒谬，不是来自传统，不是来自理性，也不是来自内心，而是来自身外的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无法控制、无法预测、无法理解、无法逃脱的荒谬，可称之为“终极荒谬”。它不仅属于布拉格，而且也属于全人类。
现在谁都知道，说这番话的米兰·昆德拉，本身也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大师，他连接了卡夫卡和哈谢克之后的文学缆索，使布拉格又一次成为世界文学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标。米兰·昆德拉一言难尽，我曾从中国学者李平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法国人对他小说的一个概括，说是“对存在的诗意的沉思”，觉得比较贴切。昆德拉一直为布拉格的文学地位而骄傲，但在“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后著作被禁，他只好移居法国，骄傲也就转化成悲哀。
4
时至今日，昆德拉对布拉格更应该刮目相看，可惜他年岁已大，不便再度迁移。
布拉格在今天的非同凡响，是让一位作家登上了总统高位。任总统而有点文才的人在国际间比比皆是，而哈维尔总统却是一位真正高水准的作家。当年刚刚选上时真替他捏一把汗，现在十多年过去了，他居然做得平稳、自然，很有威望。更难得的是，他因顶峰体验而加深了有关人类生存意义的思考，成了一个更具哲学重量的作家总统。读着他近几年发表的论著，恍然觉得那位一直念叨着“生存还是死亡”的哈姆莱特，终于继承了王位。
捷克的总统府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本来很想去拜会他，可惜大门口的旗杆空着，表示总统不在，一打听，到联合国开会去了。
我在总统府的院子里绕来绕去，心想这是布拉格从卡夫卡开始的文化传奇的最近一章。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卡夫卡构建了冷酷的寓言，昆德拉提供了斑斓的象征，而哈维尔则投入了政治的实验，三者都达到了旁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布拉格真让人嫉妒。
但相比之下，我读卡夫卡和昆德拉较多，对担任总统后的哈维尔却了解太少，因此以后几天不再出门，只在旅馆里读他的文章。随手记下一些大意，以免遗忘——
他说，病人比健康人更懂得什么是健康，承认人生有许多虚假意义的人，更能寻找人生的信念。传统的乐观主义虚设了很多“意义的岛屿”，引诱人热情澎湃，而转眼又陷入痛苦的深渊。哲人的兴趣不应该仅仅在岛屿，而是要看这些岛屿是否连结着海底山脉。这个“海底山脉”就是在摒弃虚假意义之后的信念，真正的信念并不憧憬胜利，而是相信生活，相信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意义，从而产生责任。责任，是一个人身份的基点。
他说，狂热盲目使真理蒙尘，使生活简单，自以为要解救苦难，实际上是增加了苦难，但等到发现往往为时已晚。世间很多政治灾祸，都与此有关。
他说，既然由他来从政，就要从精神层面和道德层面来看待政治，争取人性的回归。一个表面平静的社会很可能以善恶的混淆为背景，一种严格的秩序很可能以精神的麻木为代价。要防止这一切，前提是反抗谎言，因为谎言是一切邪恶的共同基础。政治阴谋不是政治，健康的政治鼓励人们真实地生活，自由地表达生命；成功的政治追求正派、理性、负责、诚恳、宽容。
他说，社会改革的最终成果是人格的变化。不改革，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自我超越，生命必然僵滞；不开放，一个人就不想不断地开拓空间，生命越缩越小，成天胶着于狭窄的人事纠纷。当权者如果停止社会改革，其结果是对群体人格的阉割。
他说，一切不幸的遗产都与我们有关，我们不能超拔历史，因此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我们曾经习惯于口是心非，习惯于互相嫉妒，习惯于自私自利，对于人类的互爱、友谊、怜悯、宽容，我们虽然也曾高喊，却失落了它们本身的深度。但是，我们又应相信，在这些道德病症的背后，又蕴藏着巨大的人性潜能。只要把这些潜能唤醒，我们就能重新获得自尊。
他说，那些国际间的危险力量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那些曾给我们带来过不幸的人也未必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我们自己的恶习：自私、嫉妒、互损、空虚。这一切已侵蚀到我们的大众传媒，它们一味鼓动猜疑和仇恨，支持五花八门的劫掠，政治上的诽谤、诬陷也与此有关。正因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呼唤社会上巨大而又沉睡着的善意。
他说，文化从低层次而言，包括全部日常生活方式，从高层次而言，包括人们的教养和素质，因此，良好的政治理想都与文化有关。一个国家的公民在文化教养和举止习惯上的衰退，比大规模的经济衰退更让人震惊。
他说，知识分子比别人有更广泛的思考背景，由此产生更普遍的责任。这固然不错，但这种情况也可能产生反面效果。有些知识分子自以为参透了世界的奥秘，把握了人间的真理，便企图框范天下，指责万象，结果制造恐怖，甚至谋求独裁，历史上很多丑恶的独裁者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知识分子现在要掌握大权已有困难，但一直在发出迷人的呼叫，或以不断的骚扰企图引起人们注意，我们应该提防他们，拒绝他们。与他们相反，真正值得信任的知识分子总是宽容而虚心，他们承认世界的神秘本质，深感自己的渺小无知，却又秉承人类的良心，关注着社会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他们能使世界更美好……
哈维尔因此也说到自己，他说自己作为总统实在有太多的缺点，只有一个优点，那就是没有权力欲望。正是这一点，使一切有了转机，使全部缺点不会转化为丑恶。
看来，他十年来在具体的权力事务上还是比较超逸的，因此能保持这些思考。但这些思考毕竟与他过去习惯的探讨生命的本质、荒诞的意义等等有很大的不同，他已从那个形而上的层面走向了社会现实，对此他并不后悔。
问了很多捷克朋友，他们对于选择哈维尔，也不后悔。他们说，文化使他具有了象征性，但他居然没有僵持在象征中，让捷克人时时享受来自权力顶峰的美丽思想和美丽语言，又经常可以在大街和咖啡馆看到他和夫人的平凡身影。
问他的缺点，有的捷克朋友说，文人当政，可能太软弱，该强硬的时候不够强硬。但另外一些捷克朋友不同意，说他当政之初曾有不少人建议他厉害一点，甚至具体地提醒他不妨偶尔拍拍桌子，哈维尔回答说：“捷克需要的不是强硬，而是教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