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
秋雨老师，如果不是那么变态地祭拜“国学”，那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还是应该抱着一种恭敬的态度来选择、学习、铭记吧？如果能够躲过那些“总裁国学班”和“国学达人”，应该如何进入正常学习呢？
答：
这也是我下决心接受邀请，花整整一年时间来为你们讲这门课的原因。应该如何正常地选择、学习、铭记中国文化精华，我将会按历史顺序凭借实例一一说明。
我下这个决心，还有一个偶然原因，那就是在香港一所大学看到了一本中国文化教材。那本教材从反面深深地刺激了我。
问：
香港一所大学的中国文化教材？
答：
对。好像是他们委托北京的一些大学教师编的，不知道北大有没有参与。那段时间我在香港工作，有一批大学生跑来，态度坚决地向我申诉：“余老师，我们决定，拒绝接受中国文化了！”
我听了很吃惊，连忙问原委，他们就甩出了这么一本中国文化教材。原来，他们说拒绝接受中国文化，是拒绝接受那本教材。
那本教材很厚，像一块耐火砖。由于用道林纸印制，因此又比耐火砖更沉重。我翻看了一下，确实是枯燥无味到难以容忍的地步。几千年来有点名堂的文章，都像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儿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不要说香港学生，连我这样的人，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腥膻味熏晕了。
问：
秋雨老师，不瞒您说，我们平常见到的教材，多数也是这样的。您是不是觉得，香港学生的拒绝有道理？
答：
有道理。我想讲一句俗话了：为什么别人不喜欢你？因为你故意面目狰狞。
问：
面目狰狞也有可能挺好玩，网络游戏上常见这种面目。狰狞往往蕴藏着一种扭曲的生命力，就像古代青铜器上似人似兽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教材却留下了狰狞，丢弃了生命力，结果狰狞得刻板、冰冷、重复、无聊，让我们怎么忍受？我想问，编写这些教材的老师们，真是故意的吗？是不是嫉妒我们的青春，才这样折腾我们？（笑）
答：
不，这些老师没这么坏。但他们中很大一部分，有过年龄上的青春，却从未有过文化上的青春。他们从未在文化上激动过、痴迷过、爱恋过。他们在文化上投入过很多时间和精力，却从未投入生命。因此，在面目狰狞背后的他们很可怜。我年轻时只要听到难听的课，就对老师特别同情，甚至怜悯。
问：
对于那么多面目狰狞的刻板课程，要不要向老师提意见？
答：
提意见没用，他们改不过来。如果是选修课，就不修。如果是必修课，你坐在下面可以作“反向设计”：老师讲得如此难听的原因在哪里？这部分内容今天如果由我来讲，应该改换什么样的逻辑思维？经常这么想，你就有可能获得极佳的反向磨炼，最后成为一个优秀教师。
当然，如果你有幸做了系主任和校长，那就要考虑更换课程和教师了。
问：
现在大学文科教学中也出现了另一个极端。有些老师发现了“耐火砖”和“死鱼干”实在无法吸引学生，就矫枉过正，模仿单口相声，在课堂上把孔子叫“赶路老爹”，把司马迁叫“可怜叔”，把李清照叫“赵姨”，中间又穿插着大量添油加醋的生动情节，整堂课笑声不断。这好吗？
答：
这个趋向，在一些电视文化讲座和流行历史读本上早已出现。我觉得，这种“戏谑文本”是对“枯燥文本”的讥讽和躲闪。由于目前占领统治地位的还是“枯燥文本”，它们的“造反”行动受到了普通民众的广泛欢迎。但是这种做法，在学术上隐藏着一些问题，在传播上也隐藏着一些问题。
问：
请您先说说“戏谑文本”在学术上隐藏的问题。
答：
学术上隐藏着两个问题：一、它们最戏谑的地方，大多出于揣测内心，虚构细节，编造情景，并在词语上作现代化的拼接。这一来，听众和读者虽然笑了，却当作了一种说唱艺术，并不相信。这种不相信，对于学术是致命伤。二、它们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诲导处世谋术，也就是如何制伏他人获得自我生存的计策。这对中国文化的大道，是一种“有魅力的曲解”。对社会精神价值的重建，负面影响不小。这一点，已被很多人指出。
问：
这些讲述者也许认为，牺牲学术是为了传播。那就请您接着说说，他们在传播上所隐藏着的问题。
答：
传播上也有两个问题：一、它们受到欢迎，是因为有“枯燥文本”的对比。当“枯燥文本”在它们的戏谑下逐渐减少，它们也就失去了存在的背景。二、它们的套路，高度重复，极易被模仿，也极易被厌倦。何况，真正具有艺术价值的历史解构文本已经在影视中出现，它们很难长存。
问：
这些正在流行的“戏谑文本”也应该有一些正面意义吧？
答：
有。我认为这些“戏谑文本”的最重要成果，是幽默地进行了一种“解构”，让中国当代话语的官场化、模式化、骈文化趋向受到了冲击。由此，也就启发大家可以把一切枯燥、艰涩的话题讲得轻松一点，有趣一点。
是啊，我们见到很多公务员和发言人的语言方式，实在需要好好改一改了。我敢于大胆说一句：我国内政和外交上的不少困顿，至少有三分之一，被语言方式加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