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科塞
现代用语中很少有像“知识分子”这样不精确的称呼。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价的争论。许多人认为，它是指很不可靠和令人厌恶的人品，还有些人则认为，它是指令人向往但经常难以企及的优秀品质。对一些人来说，知识分子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给严肃的生活事务带来麻烦，在另一些人看来，他们则是“人类的触角”。这个名称语焉不详，以及对它的评价所存在的分歧，使我必须明确它在本书中的含义。这里的定义，像其他场合一样，远远谈不上不偏不倚，却会带来某些成果。
有些作者倾向于用“知识分子”一词概括一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或用西摩尔·利普塞特（Seymour 520yd.com）的话说，是“一切创造、传播和应用文化的人，这里的文化是指由艺术、科学和宗教组成的人类符号世界”。本书不打算采用这个宽泛的定义，尽管它也许有不少实际优点。因为它模糊了一部分人数虽少但性质十分重要的符号操作者的特点，他们的属性无法在大量从事艺术、科学和宗教的人身上看到。
不是所有学术界的人或所有专业人员都是知识分子，对这个事实有人遗憾，也有人赞许。理智[intellect，“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一词的词根。——译注]有别于艺术和科学所需要的智力（intelligence），其前提是一种摆脱眼前经验的能力，一种走出当前实际事务的欲望，一种献身于超越专业或本职工作的整个价值的精神。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理智是心灵的批判性、创造性和沉思性的一面。智力寻求掌握、运用、排序和调整；理智则从事检验、思考、怀疑、理论化、批判和想像。”马克斯·韦伯对靠政治谋生和为政治而生的人之间所作的著名区分，也适用于我们这里的讨论。知识分子是为理念而生的人，不是靠理念吃饭的人。
大多数人在从事专业时，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一般只为具体的问题寻求具体的答案，知识分子则感到有必要超越眼前的具体工作，深入到意义和价值这类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之中。正如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所说，他们表现得“对神圣事物非常敏感，对他们宇宙的本质和控制他们社会的法则进行不同寻常的深思”。
知识分子在其活动中表现出对社会核心价值的强烈关切，他们是希望提供道德标准和维护有意义的通用符号的人，他们“在一个社会内诱发、引导和塑造表达的倾向”。现代知识分子在执行这些任务时，是坚持神圣传统的教士们的继承人，然而他们同时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受到感召、远离宫廷和犹太会堂的制度化崇拜，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者罪恶行径的狂人的后代。知识分子是从不满足于事物的现状，从不满足于求诸陈规陋习的人。他们以更高层次的普遍真理，对当前的真理提出质问，针对注重实际的要求，他们以“不实际的应然”相抗衡。他们自命为理性、正义和真理这些抽象观念的专门卫士，是往往不被生意场和权力庙堂放在眼里的道德标准的忠实捍卫者。
我们也可以把中世纪的宫廷弄臣，算作知识分子的祖先。弄臣的角色，像拉尔夫·达伦道夫（Ralf Dahrendorf）所说明的，他不承担任何固定角色，享有非常的特权，不必遵守通常的礼仪，因为他处在社会等级制度之外，因而也被剥夺了里边的人所享有的特权。他的力量在于他不受社会等级制所要求的正常举止的约束。他处于地位卑贱者之列，同时他却得到允许，可以批评甚至嘲讽权贵。他可以揭露最令人不快的真相而不必担心报复。倘若他饰以玩笑逗乐的伪装——这是为了否认或减弱其攻击的严肃性——他可以对人人都接受的事实提出疑问。不过，即使他在逗乐，他还是使掌权者感到狼狈。他虽然得到容忍甚至奖赏，但他总是面对那些一本正经的人左右为难的反应，因为他的机智和戏谑几乎掩饰不住他的批判锋芒。
现代知识分子类似于弄臣，不只是因为他为自己要求不受限制的批评自由，还因为他表现出一种态度，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说法，我们姑且称之为“戏谑”（playfulness）。当认真的实干家集中精力于眼前的事务时，知识分子们却醉心于精神娱乐，而且纯粹是为了玩味。约翰·休津加（Johan Huizinga）认为，娱乐是可有可无的、无关利益的和自由的活动。它不属于“寻常”生活，处在直接需求和欲望的日常满足之外，它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在自身中求得满足。知识分子倾向于回避对技术专家来说十分熟悉的智力活动，这种活动需要为达到特定结果严格寻找规范的手段。他喜欢在纯粹的知识活动中得到乐趣。正像艺术家一样，一组公式或一种语式所具有的美感，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比它的实际应用或直接用途更重要。对他而言，理念远远不是只有单纯的工具价值，它们具有终极价值。知识分子的好奇心也许不比别人多，但他们的好奇心，是凡勃伦（Veblen）贴切地称为闲情逸趣的好奇心。
凡勃伦没有把“闲情逸趣”等同于“不重要”或“无意义”，或暗示知识分子们只是些好玩耍的蜻蜓。相反，想必他会认为，他们通常都是有所执守的人，对于他们，理念的冲突事关重大。他们的戏谑，缺乏对身边直接事务的关心，只是他们笃信一种广泛的价值体系的另一种表现。知识分子比其他大多数人更严肃地看待理念，这种严肃的态度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表达不是知识分子的人可能只有模糊意识的各种利益和愿望。用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名言说，他们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他们把使人不安和不满的潜在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了社会的自我认识。
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但是与中世纪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要说明的那样，每个知识分子无疑都多多少少表现出以上描述的这些特征。一些人可能更多地从事戏谑，另一些人则是最真诚的先知。我这里的目的是描绘典型的关切和取向，而不是个别人的混合表现。我清楚自己有可能受到指责，说我有着把自己描绘的群像理想化的倾向。我只能向读者保证，在描述和分析本书中的具体事例时，我力求尽可能忠实地描述这些人物，不做任何粉饰。
知识分子不但让一般公民感到迷惑不解，还使他们心神不安。但是缺了他们，现代文化几乎是不可想像的。如果让他们的远亲，脑力技术人员和专家，抢占了知识分子现有的职位，现代文化很可能会因僵化而消亡。没有知识分子对永恒的往昔形成的陈规陋习和传统发起挑战——甚至当他们维护标准和表达新的要求时——我们的文化不久就会成为一种死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