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
年青的朋友：
这算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写几千字的长信，在我是例外之例外；我从来没有写过一千字以上的长信，但此刻提起了笔，我就觉得手下这封信大概要很长，要打破了向来的记录。原因是我今天忽然有了写一封长信的兴趣和时间。
朋友！你大概能够猜想到这封信是在怎样的环境下写起来的罢？是在我的故乡的老屋，更深人静以后，一灯如豆之下！故乡！这是五六万人口的镇，繁华不下于一个中等的县城；这又是一个“历史”的镇，据《镇志》，则宋朝时“汉奸”秦桧的妻王氏是这镇的土著，镇中有某寺乃梁昭明太子萧统偶居读书的地点，镇东某处是清朝那位校刊《知不足斋丛书》的鲍廷博的故居。现在，这老镇颇形衰落了，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沉重地压在这个镇的市廛。
可是现在我不想对你说到老镇的一切，我先写此次旅途的所见。
朋友，我劝你千万莫要死钉住在上海那样的大都市，成天价只把几条理论几张统计表或是一套“政治江湖十八诀”在脑子里倒去颠来。到各处跑跑，看看经济中心或政治中心的大都市以外的人生，也颇有益，而且对于你那样的年青人，或者竟是必要的。我向来喜欢旅行，但近年来因为目疾胃病轮流不断地作怪，离不开几位熟习了的医生，也使我不得不钉住在上海了。所以此次虽然是一些不相干的事，我倒很愿意回故乡走一遭。
朋友，你猜想来我是带了一本什么书在火车中消遣？“金圣叹手批《中国预言七种》”！
这是十九路军退出上海区域前后数日内，上海各马路转角的小报摊所陈列，或是小瘪三们钉在人背后发狂地叫卖的流行品之一！我曾经在小报摊上买了好几种版式的《推背图》和《烧饼歌》，但此部《中国预言七种》却是离开上海的前夕到棋盘街某书局买来，实花大洋八角。朋友，也许你觉得诧异罢？我带了这惟一的书作为整整一天的由火车而小轮船而民船的旅途中的消遣！
我们见过西洋某大预言家对于一九三二年的预言。路透社曾使这个预言传遍了全世界。这个“预言”宣称一九三二年将有大战争爆发，地球上一个强国将要覆灭，一种制度（使得全世界感到不安，有若芒刺在背的一种制度
），将在战争的炮火下被扫除。路透社郑重声明这位预言家曾经“预言”了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战，所以是“权威的”预言家。不妨说就是西洋的刘伯温或袁天罡、李淳风罢？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预言家”毕竟和封建中国的刘伯温等等有点不同。资本主义国家预言家的“使命”是神秘地暗示了帝国主义者将有的动作，而且预先给这将有的动作准备意识，——换言之，就是宣传，就是鼓动。因此，它的作用是积极的。封建中国的“传统的”预言家如刘伯温等等及其《烧饼歌》，《推背图》，却完全是消极作用。取例不远，即在此次上海的战事。二月二十左右，日本援军大至，中国却是“后援不继”，正所谓“胜负之数，无待蓍龟”的当儿，大批的《烧饼歌》和《推背图》就出现于上海各马路上了。《烧饼歌》和《推背图》原是老东西，可是有“新”的注解，为悲愤的民众心理找一个“定命论”的发泄和慰安。闸北的毁于炮火既是“天意”，那就不必归咎于谁何，而且一切既系“天意”，那就更不必深痛于目前的失败，大可安心睡觉，——或者是安心等死了：这是消极的解除了民众的革命精神，和缓了反帝国主义的高潮。这是一种麻醉的艺术品，特种的封建式的麻醉艺术品！
朋友！我发了太多的议论，也许你不耐烦罢？好，我回到我的正文：我在三等客车中翻阅那本《中国预言七种》。突然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叫道：
“喂，看见么？‘将军头上一棵草’！真不含糊！”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原来是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商人；单看他那两手捏成拳头，端端正正放在大腿上，挺直了腰板正襟危坐的那种姿势，就可以断定他是北方人。朋友，你知道，我对于“官话”，虽说程度太差，可是还能听得懂，但眼前这位北方人的一句话，我简直没有全懂；“将军——什么？”我心里这样猜度，眼珠翻了一翻，就微微一笑。朋友，我有时很能够——并且很喜欢微笑；我又常常赞美人家的“适逢其会”的微笑。但是那时我的微微一笑大概时机不对，因为那位北方人忽然生气了；他的眉毛一挺，大声说：
“他妈的！将军头上一棵草！真怪！”
我听明白了。我虽不是金圣叹，也立刻悟到所谓“将军头上一棵草”是指的什么，我又忍不住微笑了。我立刻断定这是《推背图》或《烧饼歌》上的一句。我再看手里的《预言》。
“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在我左边，又一个人很热心地说。这是一位南方人了，看去是介于绅而商中间的场面上人；他一面说，一面使劲地摇肩膀。我的眼睛再回到手里的书页上。
忽然一只焦黄而枯瘦的手伸到我面前来了；五个手指上的爪甲足有半寸长，都填满了垢污，乌黑黑地发光；同时，有一条痰喉咙发出的枯燥的声音：
“对勿住。借来看一看。”
我正要抬头来看是什么人，猛又听得一声长咳，呸的一口黄痰落在地板上，随即又看见一只穿了“国货”橡皮套鞋的脚踏在那堆痰上抹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我最怕这种随地吐痰而又用脚抹掉。我赶快抬起头来，恰好我手里的那本《预言七种》也被那只乌黑爪甲的枯黄手“抢”——（容我说是抢罢
）——了去，此时这才看明白原来是坐在我对面的一位老先生，玳瑁边其眼镜而瓜皮其帽。他架起了腿，咿咿唔唔念着书中的词句；曾经抹过那堆黄痰的一只橡皮套鞋微微摆动，鞋底下粘着的黄痰挂长为面条似的东西，很有弹性的跳着。
朋友，我把这些琐屑的情形描写出来，你不觉得讨厌么？也许你是。然而朋友，请你试从这些小事上去理解“高等华人”用怎样特殊的他们自己的方式接受了西洋的“文化”。他们用鞋底的随便一抹就接受了“请勿随地吐痰”的西洋“文化”。这种“中国化”的方法，你在上海电车里也许偶尔看到，但在内地则随时随地可以看到。他们觉得这样“调和”中西的方法很妥当。至于为什么不要随地吐痰的本意，他们无心去过问，也永远不打算花心力去了解。
可是我再回到这位老先生罢。他把那本《预言》翻来翻去看了一会儿，就从那玳瑁边的眼镜框下泛起了眼珠对我说：
“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然而，同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
“哦——”我又微笑，只能用这一个声音来回答。
“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
我右边坐的那位北方人插进来说。
但是那老先生从玳瑁眼镜的框边望了那北方人一眼，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又过一会儿，他方才轻声说：
“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前后左右的旅客都热心地加进来谈论了。他们转述了许许多多某地有“真命天子”出世的传说。他们所述的“未来真命天子”足有一打，都是些七八岁以至十三四岁的孩子，很穷苦的孩子。
朋友，在这里就有了中国的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一治一乱，循环反复，乱极乃有治；然而拨乱反正，却又不是现在的当局，而是草野蹶起的真命天子。《推背图》和《烧饼歌》就根据了此种封建小市民的政治哲学而造作。中国每一次的改朝换代，小市民都不是主角，所以此种“政治哲学”就带了极浓厚的定命论色彩。在现今，他们虽然已经感到了巨大的变动就在目前，然而不了解这变动的经济的原因，他们只知道这变动是无可避免，他们在畏惧，他们又在盼望；为什么盼望？因为乱极了乃有太平可享！
十一点三十分，到了K站，我就下车了。
1932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