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康熙王朝》再一次引发了我们对历史题材影视剧的关注。在此之前有过对《雍正皇帝》的讨论，有过对《宰相刘罗锅》的争议，还有过更前数年时言论几乎一边倒的对《戏说乾隆》的批评。关注是好事。相比起其他文学样式（特别是诗歌）的遭遇冷漠而言，影视作品时不时地会激起些许评议的波澜，应该算经济大潮中的热卖品种了。而历史题材又格外地荣获青睐。大家都愿意而且敢于说点看法。说好说孬都无所顾忌，常常就议得透一些。其结果，是引导或日激发得影视界对历史题材的热情一浪未过又起一浪，经久不衰。观众与评论界大家都有兴致看和议论，这叫市场的需求旺盛，所以生产也就有了动力和保证。历史题材的影视创作总是繁荣，原因盖在于此。
《康熙王朝》的好看是毋庸置疑的。二月河的原著保证了它的底气。朱苏进的改编进一步增添了它的才气，而大腕级的导演和演员们在第三第四度的再创造中，更是以富有冲击力的视觉形象牢牢地勾住了观众手中的频道遥控器。依着影视界人人均知的长沙会议精神——“三性统一”原则，即影视创作应当达到“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均佳的水准，这个有四五十集之长却还不至于让观众厌弃的大剧，可以说是抵达了“观赏性”的上等品位了。
倒也并没有什么人八股式地来一一讨论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历史剧只是以古观今，编导们的历史观社会观人生观都是透过三棱镜折射出来的，说他是谈古其实他是论今，说他是论今他则可称谈古，活得很。在这一点上，愈接近当下生活的影视剧，就愈是很吃亏地要面临着犹如放大镜般的细微的、严格的苛求了，不说太近，就说那部《大宅门》罢，宅内的妻妾成群和吃喝嫖赌，不就闹得不少评议人愤懑不堪吗？可是《康熙王朝》呢？其津津乐道有过之而无不及，却人人都道是皇家气派，何曾有谁发过一个“不”字？这就是历史剧讨的便宜了。至于历史剧的艺术水准要求，似乎也富有机动性，而且与投入钱财基本成正比，服装道具布景诸多硬件与艺术性这个软件之间的界线有点模糊，或者说很有点交融，所以但凡评议如《康熙王朝》这样的大耗资巨片，尽管泱泱文评铺天盖地，却鲜有给它艺术性打分的了。
争来争去，似乎总是一个如何对待“历史真实”的问题。大家一定都记得，只要有一个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出了笼，那就一定有一批史论家等着说它的不是，历数其与典籍记载不符之处，或日从无此人，或日此人非那人，或日那人无此事，或日此事非那事。说得都对都很正确准确，因为遵循的是言必有据、据必为实的历史研究准绳。然后就又有一批艺术家们站出来反对，大多是读过“文学概论”中关于“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这一“典型论”的，说道写历史与写历史剧完全是两码事云云。说得也对，因为他们都不是写史论的教授博导。近日见《康熙王朝》原作者二月河说了一番话，应该是很代表了历史影视剧之始作俑者的想法的。他说：“作为历史小说家，要想着读者是来读小说的，而不是来学历史的，如果读者通过读小说而对历史发生兴趣，引起对社会对人生的思议，写小说的目的就达到了。”
二月河所言极是。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也无须担当起历史教科书的重任。历史教科书有人会写的，不必杞人忧天。常有些读过些历史教科书的孩子的家长手中握着准绳谴责历史影视剧道，你这不是贻误了我的下一代革命接班人了吗？殊不知孩子也正在读或将来必会读历史教科书，他们是会拨乱反正的。在我看来，影视剧毕竟只是影视剧，它虽然负有教化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不但不应限于历史知识的重现传授和理性论述，更不可为历史真实中的细枝末节所囿。作为一门视觉艺术它拥有更大更多的想象空间，提供的是后人与前人、当代与前朝、现实与过去的宽阔的交汇融合机会，其灵魂，当是执笔作噱、反思历史、观照当下、展示自身思考的剧作者。说得再透一点，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只不过是套一件过去人的服装来说出当代人的所思所感罢了。
这是不是说影视剧就可以胡乱篡写历史了呢？相信没有哪一个作者会来领受这一条千夫指的罪状，即便是那些公然张扬起了“戏说”旗帜的。戏说有之，无人敢胡说。除非本来就只是打定了主意为赚钱而丢了廉耻的咸湿片——而它们，不在我们的议题内。
若是依了“观众看的是电视剧”这样宽松而实在的标准，那么，正说也罢，戏说也罢，我们都是应该给它一席之地，无须过于苛求的了——看看那些端坐在电视机前、忍受着大轰大嗡的集束式广告而等待着下一集的观众罢，其实他们都早已接受了这些不胡说的历史剧。他们无论变好变坏，其功其过，恐怕都不应由哪个电视剧来独力承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