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料当天晚上，我还是从王渝家搬出来了。
不是我作了什么讨厌事叫王渝给轰出来的，也不是他们那里不方便或不热情，只因王渝是名人，住在她家目标很大，别人太容易找到我。我只想在纽约休息几天，随便玩玩，不愿再忙于应酬这想法也是由于一个朋友的来访引起的。
18日侨报对我采访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受谢青启发，我想一个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厦周围去转转。这一带是唐人的势力范围，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块中文，店员多半为炎黄子孙，虽然有些只会说广东话，总比同纯的外国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国呆了一辈子，一句英语没学会，作买作卖，娶妻生子，什么也没耽误，就是因为有这唐人街存在。当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负面，前些年中国在这里办了个展览会，有几位唐人街的老华侨看了后就非常扫兴，因为会上只预备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解说员，没有广东话解说员。这几位两样话都听不懂。至于文字说明，那更没用，能看懂文字说明也就听得懂英语或普通话了。近几年随着从台湾来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话开始普及起来了，虽然满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类，总比听广东话又方便点。我正动身去唐人街，一位编辑小姐急冲冲跑来告诉我说：“邓先生，X女士来找你已经上楼了。”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禁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年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帐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朋友的忙我没帮上，却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朋友愿到海外去发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我以为这是个人有权选择，别人无权也无力干涉的事。到了外边自然要按外边的规则参加竞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国的习惯对在国外的人作种种挑剔。只要不作有损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在事业上又确实混得比国内好，尽可听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经济生活比国内优越，个人心情也舒畅，别人也不必说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烧糊了的家雀，再挣扎也难得到在国内时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却仍然硬撑着在那里当二等公民，对这样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爱莫能助，好自为之”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肯找老朋友谈心，述述苦闷，甚至还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还是不错的了，有人连这点也作不到。我碰到过一位大有名气的歌手，出国后既没找到职业，也没进学校学习，几乎是靠当地华侨接济生活，却向国内刊物投寄他的“国外来信”，报道自己国外成就和计划，似乎活得满浪漫，很惬意；还有的明明一直在当待业移民，见到国内来的熟人，仍招摇吹嘘，自鸣得意，碰到这样的大佬，那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若说就只有引用姜昆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纽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电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一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层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层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层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鸟瞰了纽约，吃了顿标准的美式快餐，参观项目就算完成，剩下点时间便到唐人街闲逛，本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看了一圈，什么也没买成。原因虽多，其根本还在于钱少。而和香港比起来，美国物价又贵，1985年我在旧金山买了一串风铃和一个旅行袋，自以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样的价钱在香港可以买一套大小四个旅行袋和六串风铃。美国似乎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一是金饰物，一是西洋参。金饰物咱暂时还买不起，西洋参国内已能种植，据说质量一点不比西洋产的差，西洋参买来只能当药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货只有自己肚子里有数，既不必在别人面前显摆，那就不要再花外汇了。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