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家：高大上的话题是不适合在私下聊的。我跟阿来有很多私聊的机会，但这本书确实到今天我们都未聊过。我认为冥冥之中在等待一个高大上的机会，今天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我刚才说这是一次危险的写作，除了题材本身的独创性和尖锐性之外，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你是诗人出身，你擅长抒情，擅长虚构，有无限的想象，这为文坛公认。你也以此获得巨大成功，但是创作《瞻对》你选择了从历史出发，从史志县志地方志这种像钢筋水泥一样固定的东西出发，来演绎你的故事，来讲述你的藏汉交融的话题。你不担心别人非议你江郎才尽，说你已经丢失才华，因为要据实描写，必然要丢掉你所擅长的抒情性。
阿来：我原来其实计划写一本虚构小说。我在写前一个长篇的时候，已涉及瞻对。有一个英雄传奇的故事，大概一百多年以后，已变得很生动。大约三四十年前，一个大学教授到当地调查（民族学、社会学），说到这个传奇就像“藏地三国演义”，说这个英雄是关云长式的人物。但后来我真正深入此地才发现人们用典型化的方式，把两百年中七次战争产生的英雄事迹都加到了一人身上。我觉得应该把这个典型化过程做一个解构和还原。我开始研究历史，并发现这段历史有趣到不需要我虚构和加工。
当然麦家刚才提出的这种担心，我自己也有疑虑。因为任何作家对自己在写作风格上的转换，都会有警惕和担心。但这个担心比起另一个担心小得多。第二个担心就是一个普通人处在这个民族主义高涨，民族主义跟仇恨加深的情况下，你所承受的压力，又想寻求答案的担心。在这个压力面前，比因风格变化可能失去一部分读者的压力相较而言要小得多。所以当两个担心相加时，后一个担心大于第一个担心。因为作家毕竟是一个职业，而后一个担心是文化冲突下如何自处，我们如何看待文化冲突。任何一个人，不管什么身份，什么职业，只要身处其间，你就能感受到这种激烈的存在。我们有没有方式化解，如何化解成为问题。而我的书有可能帮助大家寻找到这个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