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报排版工人
在那个年代，能在部队服役感觉很骄傲，特别有种光荣神圣的使命感。
入军校要求很严格，入学分数达到要求后，体检合格，各项政审也很严格，仔细政审，祖宗三代都能审出来问题来。
不说根正苗红，起码得三代清白才能入军校。
记得和我一起考上并一起体检的一位很可爱小美女，当时她父亲还是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就因为政审查出她爷爷是地主出身。被取消了入校资格，她知道后哭得死去活来也没办法。
1978年是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军队院校首次在地方直接招生，我们这个学校在全省共招了30名初中毕业的女学员，要求年纪在14到16岁（其他学员还是按惯例从部队卫生员战士中挑选，通过考试或保荐进校，年纪比较大）。
在我们地区（一市九县）中共招了8名应届初中生。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名，入校后又进行了一系列的体检和政审（不知为什么我奶奶是地主家出身的小姐居然没查出来！可能只查爷爷！）。
老师常吓唬我们，说如果在复查中出了问题还得退回去！军训中各项成绩不达标，不适应部队生活的也得退回去。
刚到校的几个月，每天都生活在随时被退回去的惶恐中。
每天早晨军号还没吹响就赶紧起床，因为年纪太小，穿衣服叠被子肯定没成年人利索，只能比别人先起床把事情做好，坐在那等起床军号，然后赶紧冲出去，到操场集合训练或跑步。
因为太慌张，有一次居然从楼梯上摔下来，造成脚踝韧带撕裂伤，住了半个多月的军队医院，居然没被退学回家。
入学后的三个月军训期，最害怕的是实弹射击，考试的时候更是让人心惊肉跳，瞄准完靶心，板机一扣，一听那“砰”的一声巨响，就会吓得赶紧把眼睛就闭起来，管它子弹射到哪里。
就这样也稀里糊涂拿到了勉强及格的危险成绩。
三个月的军训很可怕，三天两头搞紧急集合，那恐怖急促的紧急集合哨声简直就是催命哨，有时半夜听到那哨声，一下从床上跳起来，还没打背包，一慌张，会从双层床上掉下来，也顾不上疼，赶紧爬回床上穿好衣服并迅速打好背包。
背包打完还要插上一双解放鞋，脖子上再套上军用水壶，全副武装，赶在几分钟之内跑到楼下操场集合，然后跟着队伍，背着打得乱七八糟的背包跑几公里。
很多人跑回来时解放鞋也丢了，背包也散架了，半夜三更啥也看不见，鞋掉在哪里也不知道。
因为害怕被淘汰赶回老家，那时只要一听晚上有紧急集合的风声，赶紧提前把被子打好，不敢睡，坐在床上等，瞪着眼等着那可怕的哨声，希望能以最快的速度跑到操场。
有时天气很冷，只好穿着军装，在床上坐着，冻一夜也没能听到哨声，第二天还得正常上课，在教室熬不住就呼呼大睡，碰到老师搞突然袭击进行小测试，肯定考不及格，只能进行补考。
每天要辛苦地背熟那些人体的血管，神经，骨头的分布，觉得苦不堪言。更害怕补考。
为想早日加入共青团，平时除了遵守纪律，认真学习，还得表现突出。
每天早早起床抢扫把，然后藏起来，等出完早操回来再把操场扫一遍，把楼梯擦一遍。
经常累得在教室听老师讲课，感觉像听妈妈的催眠曲，在课堂上呼呼大睡，还流一大滩口水在桌上。
真不知老师当初怎么没把我拉起来，站到黑板前面去亮相。
在学校最害怕的是轮流去厨房帮厨喂猪，猪圈在偏僻的半山腰，当时我这个入伍时才14岁，体重78斤的女孩子，推着载有一大桶猪饲料的三轮车去猪圈，不知得多费劲。
有时车被自己不小心推翻倒在路上，人也倒在地上，整桶的泔水倒在身上，整得满身都是臭臭哄哄的泔水，干脆就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哭够了，爬起来还得继续去喂猪。
上生理解剖课最可怕，到实验室看那些泡在福尔马林液体中，人体的心肝脾肺肾。感觉五脏六腑都想吐出来了，老师讲什么，根本听不进去了。
好不容易熬到毕业，在部队慢慢长大了，谈恋爱还得进行严格的审查。
先不说君美人的事，看看当今部队那些被抓的高官所作所为，在那时听都没听说过。
记得有位军首长，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咽喉炎，那时部队最大的腐败就是每天给他特供几个山东鸭梨。
他到我们部队检查工作时，我每天的任务就是在他工作之余，从冰库领取几个鸭梨，送到招待所给他，顺便给他量血压测体温，做咽喉药物喷雾治疗。
其间和首长的对话大都被质问性的。
首长问，“丫头，父母做啥的，”答：“普通干部。”
首长说，“女兵都是军队内招高干子弟，如果是县里来的大都为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队书记的孩子。”
答：“首长，我是自己考上的。”
首长问，“业余时间都看些啥书？”
答，“《当代》之类刊物。”
首长说，“不要看那些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的刊物，不要听邓丽君那种靡靡之音的歌曲。要多看毛选五集，多唱革命歌曲，我家的孩子穿喇叭裤和连衣裙我都坚决不允许呢！”
我被训得汗都出来了，不知如何回答。
“当代”可是当时非常正规发行的刊物，在那电影电视都匮乏的年代，那是个最好的文学刊物。
还好，我没说我还看《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之类的书否则……
我们可爱的军首长还有两个更可怕的举动。
有个回上海探家后归队的中层干部为了孝敬他，买了两斤上海大白兔奶糖和两袋五香蚕豆（这些东西在当时都是奢侈品）用军用挎包装着，送到首长家。
当时首长不在家，就交给首长家的勤务兵，让转告：“是首长老乡特意从上海带来的（首长是上海人），”
然后没留名就走了。
这下捅马蜂窝了，首长回家后看到东西大发雷霆，说退回去，还要处理送礼的人，可又不知是谁送来的。
过后首长命令属下所有部队进行排查，看谁的军用挎包不在，军用挎包不在了，得说清楚，说不清楚的人就可能是送礼的人，要进行处分。
还好我军用挎包没丢，真庆幸。
也不知后来到底查到那个送礼的人没有。
还有一次部队在看露天电影《大篷车》，在部队的灯光球场，所有家属和官兵都兴冲冲地前来观看，放映机架在球场中间，球场中有个类似首长观看区，离放映机很近。
电影放到最精彩时刻，男女主角嘴唇快碰到一起，即将要亲嘴的一霎那，我们可爱的首长突然一个箭步冲过去，用手捂住放映镜头，大声喊“停！”
放映员吓得立刻停机，只见白色的幕布上只剩下一个大大的手掌黑影。
整个部队和家属们一片哗然！有的家属小孩还发出尖锐的口哨声，其实，他不捂住镜头喊停，那个接吻的镜头也不可能出现，早在审片时被剪掉了。
?我们的君美人要恋爱结婚，问题就出在政审时的外调材料上，而且让人很意外。
可能因为时间太短，也没什么真正的感情基础，君美人这次情绪也没什么太大波动！
有一天我到政治处办事，碰到外调的干事，我对他说，“都怪你们，搞什么外调，拆散了好好的一对，害得君美人回不了北京，可惜了那么好的一个大报记者对象。”
那干事哈哈大笑，“你真是傻丫头，那个男的是个排版工人（其实排版工人也没什么不好，如今当红主持明星孟非当初也是个报社排版工人）。只是他没有对君美人说真话，隐瞒了自己的身份，我们把外调函给君美人看，她还不信，硬说我们搞错了。都不知这些年轻人在搞什么，最后也是她自己来把报告拿回去说不结婚了，你怪我们干啥呢。”
原来她那个未来的妹夫为了自己能尽快结婚，就把没见过几次面的朋友随意介绍给君，只知道他在党报工作，具体做什么工作也不去了解清楚，就理所当然的告诉君，对方是个大记者，才弄出这样的乌龙身份！
知道了对方身份的君美人，又怎么可能和一个工人结婚呢？
天啊，我又一次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