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沉睡了多久，醒来，苏娅心里空空荡荡，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窗外的阳光与树叶被热风翻动着，像谁的心灵：暴露无疑，又不被洞悉。
广州的8月，热得人浑浑噩噩，分体式空调似乎也有点招架不住，发出不正常的微茫的蜂音。市声迢遥，仿佛被暑气的棉被盖住，变成了异国他乡的风俗。
她从宽大的床上，慵倦坐起，瞧着阳台上一只精致的白色花篮里，吊兰的茎须与她深有同感似的缱绻地蜷曲。光着脚丫，披着丝质睡袍，从这一个房间走到那一个房间，又从那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她仿佛要找一份心事，也找一份失落。找来找去，找到厨房，打开冰箱，才想到自己饿极了，正要找什么东西填肚子。
儿子跟保姆到楼下花圃玩去了，客厅地毯上放着她前天从深圳回来，送给他的一条袖珍剑齿龙。在过去做总经理的日子，每次她回家都送给他一件不同类别不同形状的恐龙玩具。关东与大多数孩子一样，也酷爱谁都没有见过，但好像谁都见过的侏罗纪恐龙。苏娅针对儿子的嗜好，便有意花钱请人到处去搜罗高档的恐龙玩具，满足他的奢望，这里不排除她心中有自私的一面：让不在身边的儿子对她产生某种程度上的盼望和期待。她时不时问他：
“想妈妈吗？”
“想。”他认真地说。
“小伙子，你真是妈妈的乖孩子。”她伸手摩娑他柔软的头发，幸福地赞扬儿子。
“我也想恐龙。”他更认真地补充道。
她摇摇头，笑微微又问：“假如妈妈没给你买恐龙，你还会想我吗？”
他考虑了一下，如实回答：“想！”
她大笑，大笑之后，心中不免又有些空空荡荡。
空空荡荡，就像一幢曾经住满人，现在大伙都搬出去，等待被拆毁的房子，问题并不在于拆毁这事实本身，而在于拆毁前难耐的凄凉和孤寂。苏娅不知道一个人怎样在突然迷惘与突然明了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闲来的愁绪，于滚滚红尘中一个成熟的女人，如此真实，又那样虚无缥缈！
室内有暗香浮动。
嗅觉上仔细分辨出空气中的蛛丝马迹，原来是自己身上散发出的女人特有的体香。她无意间走到穿衣镜前，似乎想从镜中找到那氤氲的“体香”，仿佛它真的是一种具象的物质。
吃东西可以填饱肚子，但四肢无力的缱绻反而更无可救药。她无意间又解开睡衣的腰带，对襟敞开，在银色丝绸之间，露出一片黑白分明的地带，其中赫然入目的“爱情最黑的部分”，让她无端地**了一下，腰肢一扭，睡衣从滚圆的双肩滑落下去，赤裸的胴体，哀怨地凸现几何学中最柔情四起的线条。记忆中，在与聂小刚即将结婚的前一天，她也这样对镜审视过自己，并产生了少女的强烈的献身欲望，只是由于他手中的一只该死的脸盆，像一道铁幕，遮断了彼此的青山绿水：铁幕这边是自己与关山海的“冷战”世界；铁幕那边是一道无解的一元二次方程。既然骰子一掷永远战胜不了偶然，你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又遵照了心灵的规律：你是否一直在寻求某种对称，就像你此时的对镜自鉴？白与黑，情与欲，聪明与糊涂，纯洁与瑕疵，骄傲与虚荣……等等等等，从来就不曾泾渭分明。在更为开放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幽闭可能更深。你因此孤芳自赏，充满对自我的怜悯。
“这是你的悲哀，也是一切真女人的悲哀，苏娅。”她想。
她这么想着时，便已释然。
她重新披上睡衣。
然而，一双丰乳在丝绸后面微微震颤，一种咄咄逼人的东西逼迫她拿起了手机，打通丈夫的手机：“山海。我想**。”
“你……你说什么啊？”他问。
“我要你，现在就要！”
“……我正忙着呢。”他好像愣了愣，似乎有点喘不过气来，“你发什么神经？”
“谁啊？”电话里隐约传来女人的嘀咕声，“讨厌。”
“我真的很忙。”关山海掩饰说，“对不起，老婆。我……”
“你忙得好事！”苏娅猜到了他在做什么，没收线，就把手机扔到床上，仿佛它蜇手似的。
她萎坐在地毯上。此时，她多么渴望有个男人破窗而入，把她糟蹋，而且他最好是一个肮脏的白痴！当你把一件高贵的瓷器，送给某人，而他不仅不屑一顾，反而去玩弄一些质地粗糙的碗碟时，你愤而想掷碎那精美之物，无论它多么价值不菲。
但女人在室内的冲动，一出门八成就会烟消云散。她换上一身极富性感的衣裙，涂脂抹粉，遍洒巴黎香水，走下楼梯，准备到什么地方去破天荒体验一回做“鸡”的感觉。这时，儿子和保姆回来了。
“妈妈，您要回深圳上班吗？”关东脆脆的童音，让她顿觉无地自容。
苏娅的脸像被烧红的烙铁烫了一下，艰难一笑：“噢，不。孩子。”
“您为什么不去上班？”
“瞧你，小伙子……妈妈不好……”她语无伦次地说，“你为什么希望妈妈去上班呢？”
“因为……”他似乎也有点不好意思，说，“因为妈妈去上班，回来时就会送一个恐龙给我。我爱您，妈妈！”
她赶紧抱起儿子，把自己的面孔掩埋在他弱小的肩膀上，蹭来蹭去，直到她感觉夺眶而出的眼泪，被他的衣襟擦去，才抬头，说：“傻孩子，别老想玩具啦。下个月，你就要上一年级啰，正式成为一名骄傲的小学生！”
没想到关东的入学，竟颇费周折，让她体验到办孩子入学手续的复杂性和困难程度，一点也不比申办出国护照容易。
不声不响，好朋友黎曼就办好了一切手续，万事俱备，只差买一张直飞悉尼的机票了。
投资移民澳大利亚，不日将背井离乡，黎曼不免有些伤感，与苏娅在花园酒店荔湾亭喝下午茶，觉得这个下午格外阒静，也格外漫长。走来走去的侍者手中的托盘、瓷器和玻璃杯一尘不染的悄然的碰撞声，如同两人的思想，怎样会意，又漫不经心？
“你知道，”黎曼说，“父母很爱我。但他们不愿看到我自溺于某种情感，就忍痛割爱，叫前几年就已经去了澳洲的我哥，给我搞掂了这个投资移民。而我自己，也觉得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需要换一种新鲜空气，换一种呼吸的方式。”
“对。”苏娅说，“你不能老是听蟋蟀在弹奏着什么，或把一支老掉牙的歌唱一百零一遍。”
“可是，”黎曼说，“其实我不想走……”
“其实你也不想留。”苏娅补上她的话。品茗一品，既品味黎曼，也品味自己。
“你与关山海的关系，”黎曼停了停，问，“近来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
“就那么回事，就意味着有事。”
“可我都差不多麻木了。”苏娅又想起那天手机里响起的女声：“讨厌！”这是汉语中目前最让她恶心的词儿。
“你这么说，说明你并没有麻木。恰恰相反，你很清醒。一个人太清醒，与一个人太傻一样可怕，尤其当这个人是女人时。”
黎曼的话，使苏娅蓦地想到“太傻”的李修玲，便问：“你去看阿玲了吗？”
“最后一次见到她，已是一个月前的事了。”
“我也是。好像有三个星期，她没给我打电话了。”苏娅说，“不对。自从春节过后，她每个星期都打电话告诉我，她收到了情人寄来的‘勿忘我’是多么幸福，那个奶油蛋是多么爱她，阳光是多么灿烂，雨声是多么动听。她还准备写一部叫‘勿忘我’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献给那个‘天字第一号情人’。莫非她整天忙于闭门造车，把我们都忘了？”
“我正想与她道个别。我们一块去她家看看吧。”黎曼说，“听你这么一讲，我担心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不会吧。”苏娅嘴里说，与黎曼走出酒店，坐上了她在深圳与一个外商做生意时赚得的白色跑车，心里也有点不踏实。
到了文昌北路，泊了车，步入一条小巷，踢踢踏踏上了楼，敲门。
李修玲的丈夫黄爱军个子瘦高，戴一副小眼镜，剃了个小分头，极像在天津张园做寓公时的末代皇帝溥仪。苏娅因与他久不见面，礼节性地叫了声：“黄科长，你好。”
他立即纠正道：“我不是科长，只是个副科长。”
“几年前，你不就做了副科长吗？”黎曼说，“怎么还没扶正？”
他从冰箱里拿出两罐饮料，一个一罐，放到她们面前的茶几上，还一丝不苟地插上吸管，然后打开一把折叠椅，在一边陪坐着，双手放在膝头上，说：“我们机关比我能干的人多的是。”
“你太谦虚了。”苏娅说，“我们来看看阿玲。她人呢？”
“在睡觉。”他抬头瞧瞧墙上的石英钟，说，“睡了47分钟。”
苏娅与黎曼对视一眼，似乎有点惊奇，又有点感动，为老婆睡觉计时的男人，好像是一个新生事物。前者说：“你对阿玲太好了。你常这样守着她吗？”
“我不守着，谁守？”
“阿玲怎么啦？”黎曼问。
“她还能怎么啦，神经病嘛？”
“她又犯了？”
“唉……我差不多已习惯了她的神经病。说句并不可笑的笑话，当你跟一个神经病配偶生活一定时期后，一旦哪天她不神经病了，你自己就会重蹈她的覆辙，变成神经病。所以，我心甘情愿侍候她，有时甚至暗暗祈愿她永远……永远……”说着说着，他低泣起来。
“你怎么啦，黄爱军？”苏娅和黎曼不约而同站直身子，惴惴不安。
“你们请坐。”他拿下眼镜，抹一把泪花，说，“对不起，我有点激动。”
“你刚才说，你暗暗祈愿她永远……”黎曼问。
“永远疯下去。”他平静地说。
“什么？”黎曼又虎地站起。苏娅拉了拉她的手，说：
“黄爱军。我知道，你太爱阿玲了。”
“是的，我爱她；但她，并不爱我。”他摇摇眼镜，说，“她被一个小白脸弄成了神经病，活该！”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苏娅说。
“你错了。现在，她是一个疯子，我是一个疯子的监护人，面对她，我具有了一种她疯时我从来就不曾有过的优越感。这比我做一个小小的副科长有滋味得多。”
“我不相信。这不是你的肺腑之言！”苏娅说，“你一定是已经忍受不了她的疯狂。你被她的病折磨得绝望了。这个家还像个家吗？孩子被送到了姐姐那里寄养。你是多么希望阿玲能成为正常人啊！你骨子里其实最疼爱她……你是一个好人，黄爱军……”
苏娅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黄爱军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从面巾纸盒里抓出一把纸，递给苏娅。苏娅接过，从那把面巾纸中拎出一张，轻轻揩了揩湿润的眼眶。当她恢复常态，再看黄爱军时，后者捧着脸，指缝间的泪水，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一瓣瓣，砸在尘埃落定的地毯上，浸洇，然后消失。
黎曼又拿起那把面巾纸，塞给他。他紧紧握住它，像紧紧握住她的问候和安慰，却并不使用。两个女人，都从未见过一个男人如此坚强如此安静的哭，如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以至于他们内心由衷赞叹：这个不起眼的前司务长，才是一条真正的男子汉！
黄爱军告诉她们：春节过后，不知为什么，李修玲每星期收到上海方面寄来的“勿忘我”，署的是那个‘奶油蛋’的名，她因此一度精神稳定，面貌一新；一个月前，她终于感到了其中的蹊跷，为什么他只署名而不留地址呢？恰好，一个从前跟她一块搞广告的朋友，从美国回来看她，告诉她在旧金山碰见过那个奶油蛋，并同他吃了一顿饭，后者年前就到美国去混了。显然，那些“勿忘我”不是他寄的。她明白事实真相后，马上又疯了，而且比以前疯得更完全彻底！
苏娅和黎曼目瞪口呆！
“真该死！”苏娅随之捏住饮料罐，使之变形，说，“那些花，正是我叫一个朋友从上海假冒那个混蛋之名寄来的……”
“不，”黎曼仿佛为了承担责任，忙说，“不是苏娅，是我……”
黄爱军苦笑道：“你们心里不必有什么不安。其实，我早已猜到是你们的所作所为。你们是阿玲最好的朋友，一切都是为她好。在此我代表她向你们表示最真挚的谢意！阿玲，作为一个人，只存在一个肉体了，进疯人院是她最后的归宿。我之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把她留在家里折腾，是因为想尽量多争取一点时间同她在一块，尽管这对我来说是多么地痛苦和困难。你们来这里之前，精神病院还打电话催我把她送去。”
说到这里，他再次抬头瞧瞧墙上的石英钟，接着喃喃自语：“她已睡了2时13分钟，她睡得挺安详，她的睡姿很美，不是吗？我想至少等她睡完这一觉，睡完这一觉再说吧……”
